元人小令鉴赏之三十七

双调·折桂令　赠胡存善　王举之

　　问蛤蜊风致何如？秀出乾坤，功在诗书。云叶轻灵，灵华纤腻，人物清癯。采燕赵天然丽语，拾姚卢肘后明珠，绝妙功夫。家住西湖，名播东都。

　　【题解】

　　见前

　　【作者介绍】

　　王举之，生平不详，只知道他是元代散曲的后期作家，活动于杭州一带，与散曲作家贯云石、胡存善、钱惟善等是诗友。今存散曲中，有赠胡存善〔折桂令〕一首。而胡存善是胡正臣之子(见《录鬼簿》)。卒于明代洪武初年的钱惟善，在《江月松风集》卷九中，有《送王举之入京就柬樵谷》诗一首，其诗云:“短衣匹马佩吴钩，欲写关河万里愁。射雁秋风高紫塞，听莺春色满皇州。黄尘驿路三千里，白玉京城十二楼。无酒送君怀抱恶，过江为觅故人舟”。可见，王举之曾北上大都(今北京)，似乎欲有所作为，成就一番事业。明·朱权《太和正音谱》将其列于”词林英杰”一百五十人之中。约元文宗至顺中前后在世。今存小令三十二首，见隋树森《全元散曲》。

　　【简析】

　　此曲的题目“赠”。这位胡存善是胡正臣之子。据钟嗣成《录鬼簿》载，正臣善唱词曲，“其子存善能继其志”，“董解元《西厢记》自‘吾皇德化’至于终篇，悉能歌之。至于古之乐府、慢词，李霜崖赚令，无所不知”。而且是位很有成就的“选家”，选编了不少元人散曲作品。根据现存的资料，元人编选元人散曲的只有杨朝英和胡存善两家。其中胡存善编的选集没有流传下来，也有人以为《类聚名贤乐府群玉》即是胡存善编选的。

　　王举之的这首曲，不仅赞扬了胡存善的选编技巧和声名远播的成就，肯定他对蒐集整理编印元人乐府的历史功绩，而且还对具有 “蛤蜊风致的”散曲，做出 “秀出乾坤，功在诗书”，毫不亚于正统文人的诗文创作的高度评价。

　　这首小令以问句开头：“问蛤蜊风致何如” ？蛤蜊又叫马珂，是一种生活在浅海泥沙中的一种贝壳，壳呈圆卵形、三角形，肉味鲜美。蛤蜊之典故最早见于《南史·王弘传》：沈昭略在王僧佑家遇王融。昭略问王僧佑：这位年轻人是谁？王融把自己比作光照天下的太阳，为昭略居然不认识自己而愤愤不平。昭略不再理睬他，说：“不知许事，且食蛤蜊”。意思是说，我才不管你是谁，我且吃美味。元代从事杂剧、散曲创作的文人，把自己的爱好比喻为别有风味的蛤蜊，以别于从事正统诗文创作的文人。曲论家钟嗣成在为元曲家作传《录鬼簿》中引用了这个典故，表白自己的兴趣爱好与传统文人、道学之士不一样：“若夫高尚之士，性理之学，余有得罪于圣门者。吾党且啖蛤蜊，别与知味者道”。王举之这首小令的开头“问蛤蜊风致何如” ？虽以设问开头，但无需回答，只是意在表明自己虽是个“选家”，但与曲作家的兴趣爱好是相同的。

　　“秀出乾坤，功在诗书”是对胡存善的人品、学问做一总体评价：上句说他人才出众。“秀”，指相貌或才能优秀出众。《楚辞·大招》：“容则秀雅，稚朱颜只”；下句说他下苦功研读诗书，赞美他学识渊博。诗书，指的是儒家经典。言下之意，胡存善也是饱学之士，他擅曲，只是他喜食蛤蜊而已。接下来的三句：“云叶轻灵，灵华纤腻，人物清癯”是进一步突出胡存善给人的深刻印象：“云叶轻灵，灵华纤腻”是说胡存善像天上漂浮的彩云、飘摇的落叶那样轻盈，像朝花那样艳丽、纤柔，这两句是形象描绘他的举止；“人物清癯”则是进一步描绘他的相貌，突出其儒家睿智。

　　上面是泛论胡存善的学识人品和容貌，下面则集中咏歌胡存善在蒐集整理元人散曲上的功勋和影响。“采燕赵天然丽语，拾姚卢肘后明珠，绝妙功夫”。有人以为这三句诗赞美胡存善承前继后杰出的创作才华，进而把这首小令的主题定为的文学才华和散曲创作。我以为并非如此。因为细体词意，是在强调他采集甄选的独到眼光。说到前辈散曲大家姚遂、卢挚，也是意在掇拾、编选其“明珠”即名篇。这种解释也有几个史料依据：据钟嗣成编辑的元人散曲家钟嗣成《录鬼簿》中关于胡正臣的记载，提到他的儿子胡存善时说：“其子存善，能继其志···裒集诸公所作，编次有伦”。并未提到胡存善自己的散曲创作。今存的元人散曲集《阳春白雪》、《太平乐府》、《乐府新声》和《乐府群玉》，包括今人蒐集较为完备的隋树森的《全元散曲》，也都没有胡存善的作品。而且他的父亲胡正臣也是个音乐家而非散曲作家。因此钟嗣成说的“其子存善，能继其志”至多也就是包括父辈的音乐创作。因此根据《录鬼簿》，胡存善是个热衷于散曲编选、出版的“选家”，“采燕赵天然丽语”是称赞他蒐集全面，无遗珠之憾。当然也是称赞他眼光精当，水平高超。燕赵指代北方，元曲的发源地和中心就在大都（今北京市）。“这个裒集诸公所作”，自然包括前辈散曲大家姚遂、卢挚的名篇名作——“拾姚卢肘后明珠”，等“绝妙功夫”。最后两句“家住西湖，名播东都”是点明他的籍贯和“选本”的影响。两句之中，一虚一实，前者为陪衬，后者才是目的所在。这样一西一东，方构成呼应。东都原指洛阳，这里则和“燕赵”一样，泛指北方，元曲盛行之地。至于为何偏提东都，也是要与“家住西湖”构成呼应，使文句更为精美而已。

　　最后想说的是：王举之出了这首《折桂令·赠胡存善》外，还有一曲《中吕·红绣鞋·吊贯酸斋（贯云石）》，连同大食惟寅的《燕引雏·奉寄小山先辈》等，皆是通过赞扬上述散曲家的创作成就来总结元人散曲的特征、要素和创作要求。这说明，到元末，散曲创作已到了最成熟的阶段：一方面产生了大量的优秀作家，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需要总结，另一方面，一些散曲作家尤其是王举之这类“选家”，也在文学创作的同时，也放大了眼光，品评其散曲的选集和编选者，承担了文学批评的任务。这就使这首散曲不仅本身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而且在在元人散曲史上也有较高的史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