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侃与中国现代“龙学”的创建

三、中国现代“龙学”的诞生期

  我们从现在已经出版的有关于《文心雕龙》研究的论著索引来看,民国之前,在报刊上发表研究《文心雕龙》之文章的是李详,而李详的文章都是对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的补正,从研究套路来看,没有跳出黄叔琳的思路,从学术理路上说,仍然属于古典“龙学”,而真正开创新思路的是黄侃在北京大学开设《文心雕龙》课时,撰写的讲义稿《文心雕龙札记》。

  (一)黄侃及其《文心雕龙札记》

  1、黄侃其人

  黄侃,字季刚,湖北蕲春青石岭大樟树人。原名乔馨,字梅君,后改名侃,又字季子,号量守居士。1886年4月3日生于成都,1935年10月8日病逝于南京,年仅49岁。黄侃早年留学日本期间加入同盟会,并拜章太炎为师。1910年回国从事反清革命。辛亥革命后,因宋教仁命案的刺激,逐渐远离了政治。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中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山西大学、东北大学、金陵大学、中央大学等高等院校,讲授经学、史学、文学等课程。在北京大学期间,主要开设中国文学概论(初称词章学)、中国文学史、文字学等。所治文字、声韵、训诂之学,多有创见,自成一家。晚年主要从事训诂学之研究。黄侃著作甚丰,其重要著述有《黄季刚诗文抄》《音略》《说文略说》《尔雅略说》《集韵声类表》《文心雕龙札记》《日知录校记》《黄侃论学杂著》等数十种。现中华书局有《黄侃文集》出版面世。黄侃先生算得上一位有很高学术成就的革命家。

  2、《文心雕龙札记》的散篇

  讲义稿《文心雕龙札记》的散篇,从1919年开始发表,其每一篇的名字大都是冠名《文心雕龙札记》ⅩⅩ篇。今将发表的论文题目及刊物名称移录如下:

  (1)李平教授的统计(1):

  《补文心雕龙隐秀篇》,1919年,北京大学《国故》第一期;
  《文心雕龙夸饰篇简评》,1919年,北京《新中国》(2)一卷二号;
  《文心雕龙附会篇简评》,1919年,北京《新中国》一卷三至四号;
  《题词及略例》、《原道》,1925年,《华国》月刊第二期第五册;
  《征圣》、《宗经》、《正纬》,1925年,《华国》月刊第二期第六册;
  《辨骚》、《明诗》,1925年,《华国》月刊第二期第十册;
  《乐府》,1926年,《华国》月刊第三期第一册;
  《诠赋》、《颂赞》,1926年,《华国》月刊第二期第三册。

  (2)笔者本人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民国期刊资料汇编——文心雕龙学》收录黄侃发表的“龙学”文章题目移录如下:

  《文心雕龙札记夸饰篇评》,1919年《大公报》夏历己未年五月三十日(星期五)、六月初一日(星期六)、六月初二日(星期日)、六月初三日(星期一)四天连载。
  《文心雕龙附会篇评》,1919年《大公报》夏历己未年六月二十七日(星期四)、二十八日(星期五)两天连载。
  《补文心雕龙隐秀篇并序》,《华国月刊》(3),1925年第一卷第三期;
  《文心雕龙札记·〈题词及略例〉、〈原道第一〉》,《华国月刊》1925年第二卷第五期;
  《文心雕龙札记·〈征圣第二〉、〈宗经第三〉〈正纬第四〉》,《华国月刊》,1925年第二卷第六期);
  《文心雕龙札记·〈辨骚第五〉、〈明诗第六〉》,《华国月刊》,1925年第二卷第十期;
  《文心雕龙札记·〈乐府第七〉》,《华国月刊》,1926年第三卷第一期;
  《文心雕龙札记·〈诠赋第八〉、〈颂赞第九〉》,《华国月刊》,1926年,第三卷第三期。

  从我与李平教授的统计来看,同一文章有重复刊载现象,这个不足为奇。但是我与李平教授统计的重复部分,特别是在《华国月刊》的文章,李平教授统计的题目不全。据我亲自检索《华国月刊》发表的黄侃“龙学”文章,除了《补文心雕龙隐秀篇》外,其它都是在冠名《文心雕龙札记》下的ⅩⅩ篇,文章名称是同一的。而李平教授:“零星发表的文章名称各异,并非都以‘札记’一名冠之”(4)的说法,我估计不是自己亲自从《华国月刊》上录下来的,可见二手资料下的结论是有风险的。

  《文心雕龙札记》的《题辞及略例》发表于1925年,我们从中看到,黄侃针对的是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本,主要参考的是李详的《黄注补正》和孙怡让的《札迻》。黄侃批评了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其书大抵成于宾客之手,故纰缪弘多,所引书往往为今世所无,辗转取载而不著其出处,此是大病。”对此我曾针对范文澜袭录黄侃此话给予辩驳:

  “今观注本,纰缪弘多,所引书往往为今世所无”,这个问题,责任不在黄叔琳及其参与者,而在后世文献流失所致。至于引书不注出处,这是古人通病,既是民国时期一些旧儒遗老仍然犯此毛病,包括杨明照等人,甚至删句连排,不加删节号。“今观注本,纰缪弘多”,当是可以商榷,因为没有瑕疵的著作几乎难找。但是因此,认为“显系浅人所为”,此话过于盲目,据笔者考证参与者没有一个是浅人,甚至个个是鸿儒,至少是进士或者举人,可说是饱学之士(5)。

  从现代人的著述来看,引书皆注明出处,这是时代的问题。黄侃既然指出黄叔琳的不足,在他的“龙学”著作中,应该自然明确标出引书出处,这些也是我把黄侃的“龙学”著作列为现代“龙学”的条件之一。但是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章句篇》在当时的钱玄同看来水平不高,也或许是俗语所说的“行见行没处藏”罢。1917年1月3日《钱玄同日记》:

  季刚所编《文心雕龙章句篇札记》,余从沈尹默处借观,觉其无甚精采,且立说过于陈旧,不但《马氏文通》分句、读、顿为三之说,彼不谓然,即自来句读之说亦所不取,谓句读一义二名,皆原于“ヽ”字,故不可析而为二。此说已不免胶柱鼓瑟。又谓句读有系于文义与系于音节之异,故如《关睢》首章,论文义止二句,而毛公以为四句,据此以为句读不分之证。吾谓句读之学本非中国古人所知,伪毛亨以《关睢》首章为四句,本不足讥,今仍引此等陈腐之论,以图打消句读有分之说,不亦异乎!(黄君此说,与胡适之之《论文字句读及符号》(6)直不可同年而语。)(7)

  黄侃与钱玄同皆为章门弟子,且早在日本就已经订交。回国后,同任教于北京大学。但是,在学术上,黄侃日趋保守,钱玄同日趋激进,特别是对待白话文的问题上,时常看到他们在课堂上,或在报刊上,隔空对骂,黄侃的言辞更为刻薄。钱玄同认为黄侃《文心雕龙章句篇札记》“立说过于陈旧”,是“陈腐之论”,有“胶柱鼓瑟”之嫌,也不无道理。不过,黄侃说的“句读有系于文义与系于音节之异”应该是事实。但是,黄、钱二人都是我国大师级文字学家,一个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汉语语法问题,一个囿于传统训诂,我们不妨暂且看做学派之争,其他不敢臧否一词。钱玄同的评论,是我们迄今看到的最早对黄侃《札记》单篇作出评论的文字,显得弥足珍贵,不可忽略,因而记录如上。

  3、结集出版的《文心雕龙札记》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散篇讲义稿成书的时候已经是1927年了,而且仅是结集了《神思》以下的二十篇。1935年10月8日黄侃去世,一年后,中央大学《文艺丛刊》出版纪念专号,印行了《原道》以下的十一篇。据金毓黼说:这十一篇《札记》稿,是组织印行二十篇《札记》时,舍弃了的稿子(8)。1947年四川大学学生集资印行了三十一篇线装本。其后,各种版本不断出现,各家多有差别。但是,可归纳为台湾文史哲出版社系统和大陆中华书局系统(9)。对于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结集出版以来,引起轰动,并看成是现代“龙学”诞生的标志,对此我是同意的、赞成的。但是,今天我却在承认黄先生功绩的同时,冒昧提一点不同看法:我同意金毓黼先生说的“非精心结撰”的看法。第一,体例不统一。总体来看,黄侃是:解题、注释(注,包括考据)、校勘、例文、品评五合一。作为一部严肃的学术专著,应该每篇大都遵循以上原则,当然,校勘,根据自己的认识,有则校勘,无则不必强求。但是解题,应该是每篇都有的,然而,三十一篇中,《议对》《书记》《序志》三篇没有题解;注释也应该是每篇都有的,没有注释,学生不是每篇都能看得懂的。然而,三十一篇中,《情采》《熔裁》《章句》《丽辞》《事类》《附会》六篇没有注释。第二,无论作为讲义,还是专著,每篇文字,应该大体整齐。然而,三十一篇中,篇幅有长有短,最短者如《情采》《熔裁》仅六七百字;最长者如《章句》篇,两万二千多字(连同引文在内)。当然《章句》篇内容,在清代以前属于小学,细分可划入训诂学范畴。这训诂学正是黄侃的长项,也许是原因之一,或许可以看成是与新文化派的论战。不管怎样解释,也掩盖不了黄侃的任性、放荡。但是,瑕不掩瑜,我们应该看到:

  黄侃在《札记》各篇的解题式的大论,是古典“龙学”所没有的,在二百余条的注释中虽然与黄叔琳相同,只标出词条,没有像弟子范《注》那样加上序号,但是其注释文字却一改古典式的繁琐而变为简洁明了,并时有评论。其方式虽旧,但内涵却不与清儒相同,在每篇之中附有例文,以为弟子助读,这也应该是创新,说明他不再遵循清儒训诂考据的老路子,而是走出了自己的新路子——解题、校勘、注释、品评、例文五合一的新体例。在理论阐释方面,看出刘勰“自然之道”乃老庄之道,而非儒家之道,不可与传统儒家的“文以载道”说相混淆;他还看出刘勰在方法论上用的是“折中”法,这就从理论上和方法论上把握住了大节,大大地高出了他的前辈,就是纪昀这样的大儒也被黄侃抛在身后。就这来说,谁也不好否认黄侃《札记》是走出传统,迈向新时代的代表性“龙学”成果(10)。

  (二)刘咸炘及其《文心雕龙阐说》

  1、刘咸炘其人

  刘咸炘,字鉴泉、别号宥斋,四川双流人。从其曾祖父起,设馆聚徒讲学,数代办教育,誉满蜀中。其祖父刘沅,融汇儒释道三家,创立槐轩学派。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11月29日,鉴泉先生出生于成都“儒林第”祖宅。五岁能属文,九岁能自学,日览书数十册;稍长就学于家塾,习古文,读四史,得章学诚《文史通义》而细研之,晓然于治学方法与著述体例,遂终身私淑章学诚。从此,每读书必考辨源流,初作札记零条,积久乃综合为单篇论文,然后逐步归类而集成专书。20岁前所读的书,都有札记。自15岁,开始研读《文心雕龙》,凡有心得,随书笔录,或作零星札记(11)。《文心雕龙阐说》就是这样在此基础上形成于1917年的。1918年,从兄刘咸俊创办尚友书塾,鉴泉先生被任为塾师;执教十余年,后又与友人唐迪风、彭云生、蒙文通等创办敬业书院,曾任哲学系主任;继又被成都大学、四川大学聘为教授,乐群善诱,深受学生爱戴,1932年不幸病逝,享年36岁,闻者莫不痛惋。先生著述甚丰,2009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推出《推十书增补全本》,共计20册。

  2、《文心雕龙阐说》

  刘咸炘的《文心雕龙阐说》,成书于1917年,这是刘咸炘自己的交代。他说:“丁巳撰此书时,于文章体宜系别,尚未了了。彼时方知放胆作札记也。庚申七月,因撰《文式》,复读《雕龙》,取旧稿阅之,亦颇有可喜者。”(12)这“丁巳”年是1917年,时年刘咸炘21岁。据刘伯谷 朱炳先《文化巨著〈推十书〉的作者刘咸炘》一文介绍,刘咸炘“15岁时读《文心雕龙》”,“初作札记零条”,“丁巳”年将读《文心雕龙》的“札记零条”整理成《文心雕龙阐说》。“庚申七月”,是1920年7月。此时撰写《文式》,“复读《雕龙》,取旧稿阅之,亦颇有可喜者。”《文心雕龙阐说》写成后,一直未有刊布,直到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出版《推十书》(增补全本)时,才将其收在戊辑中。山东大学戚良德教授发现后,将其与黄淑琳《文心雕龙辑注》、纪评、李详补注一起整理出版,成为黄注、纪评、李详补注、刘咸炘阐说,形成一个新的读本,推向社会,使得“龙学”界为之一震。

  《文心雕龙阐说》规模不大,一万五千字左右,但是,这是对刘勰《文心雕龙》五十篇做出全面阐述和评论的第一部专著(仅有《奏启》篇未有专门评论,但是在相邻的《章表》篇有涉猎)。每篇文字多寡不一,最多者(《神思》《论说》篇)也不足千字,最少者,不足三十字。但是它的意义却非同小可。戚良德教授在他辑校的黄注、纪评、李详补注、刘咸炘阐说《文心雕龙》读本末,附有一篇评论,名曰:《一部尘封百年的 “龙学”开山之作——评近世国学大师刘咸炘的〈文心雕龙阐说〉》,该文后来又发表在《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上。戚教授的评论文章,对刘咸炘的《阐说》做了很好的解读和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戚教授认为,与黄侃《札记》相比,首先,刘咸炘更重视文体论。“对《文心雕龙》文体论进行了空前深入系统的阐释,即在今天,这些阐释仍有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刘咸炘认为,《文心雕龙》的文体论‘端绪秩然’,乃是中国文学文体论的系统之作,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刘咸炘特打抱不平说:“姚(鼐)、曾(国藩)诸人稍稍就所见唐、宋文字分立目录,遂已为士林宝重,矜为特出,亦可慨矣哉!”(13)第二,戚教授认为,刘咸炘《文心雕龙阐说》“对《文心雕龙》创作论体系的把握和理解,不仅精深而独特,发人所未发,而且极为准确地揭示了《文心雕龙》创作论理论体系的内在脉络和意蕴,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14)第三,《文心雕龙阐说》认为《文心雕龙》是一部子书。戚教授认为,“这一认识可谓深得彦和之心!应该说,在近百年来的《文心雕龙》研究中,类似的认识并非绝无仅有,但并没有引起大多数研究者的注意和重视;而刘咸炘如此明确地指出后世把《文心雕龙》列为‘诗文评’一类,实际上并非刘勰之本意,可谓石破天惊之论。”(15)第四,刘咸炘对于“势”的解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刘咸炘在《定势》篇说:“情与气乃势之原,气变成姿,各具无溷,彦和勘合刚柔,不必壮言慷慨,洵为卓论。”戚教授评论说:“短短数语,既抓住了本篇的要害,更是新见迭出。其一,‘情与气乃势之原’,既属探本之论,亦为新见之一。……其二,所谓‘气变成姿’,此乃新见之二,谈‘势’而引出‘姿’,这更是一个顺理成章而容易理解的说法,却不啻是刘氏的发明,道人所未道。……其三,所谓‘勘合刚柔,不必壮言慷慨’云云,乃是《定势》的观点,他赞之‘洵为卓论’,可以说抓住了刘勰讨论定势问题的核心。”(16)第五,刘勰文体论部分,首列《明诗》,刘咸炘在《明诗》篇评论说“论诸文体,而先诗,诗教为宗。”戚教授评论说:刘咸炘认为“刘勰首先论诗的原因,不是出于什么纯文学的感念,而是‘诗教为宗’。我们不能不说,这显然更符合刘勰的基本思想和儒学观念。……刘咸炘论《文心雕龙》没有先入为主之见,特别是没有现代文艺学的观念羁绊,可能从刘勰思想实际出发而抓住根本和要害。”(17)

  戚教授对刘咸炘《阐说》的解读和评论我完全赞成。以我个人的认识,觉得再加上三点:第一,刘咸炘对《原道》篇的阐释,也应该引起重视。他说:“以‘丽天’、‘理地’,明道之文,是以天地为道也。《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即天地也。斯说也,超乎后世之以空虚为道者矣。”刘咸炘对道的解读,较之前人更明朗化,显示了道的可知性。道家对道的描述太玄虚了,甚至陷入了不可知论。刘咸炘还指出《原道》篇的时代烙印。他说:“彼时玄学正盛。老子云:‘道法自然。’彦和之‘原道’,盖标自然为宗也。”“标自然为宗”,虽然纪昀早于刘咸炘指出这一点,但是纪昀较之刘咸炘笼统的多。第二,刘咸炘《阐说》的独立性,没有先入为主之见,这表现在他没有成为纪评的应声虫。如《征圣》篇,纪评:“此篇却是装点门面,推到究极,仍是宗经。”对此,刘咸炘反驳纪评说:“‘征圣’者,以圣言为准也。纪氏以为装点门面,未识《征圣》、《宗经》二篇之异。”又如《史传》篇,纪评曰:“彦和妙解文理,而史事非其当行,此篇文句特烦,而约略依稀,无甚高论,特敷衍以足数耳。”刘咸炘反驳说:“纪氏谓此篇无甚高论,非也。此书论文,专主词章,史、子特其旁及,只可略言大概。其述编年、纪传得失,亦略备矣。其诠《国策》名体,本纪名义,后世多不知之矣。”再如《诏策》篇,纪评曰:“彦和之意,似以魏、晋为盛规,盖习于当时之所尚。观‘自斯以后’二语,其皆可知也。”刘咸炘反驳曰:“以文而论,魏、晋固极润典之美。纪氏谓彦和囿于习尚,非也。”等等。

  再一点就是刘咸炘《文心雕龙阐说》形成的时间,这是一个及其重要的关节点。所谓“关节”点,我是说,刘咸炘的《阐说》与黄侃的《札记》几乎是同时形成,甚至还早于《札记》。刘咸炘15岁时,是1911年,此时黄侃尚未到北大教书,其意义更不寻常。他的不寻常,还显示在,黄侃《札记》形成于人文荟萃的北京大学,而《阐说》诞生在相对封闭的成都。刘咸炘的《阐说》是主动阐释,黄侃是应课程需要,被动解读。黄侃曾留学东洋,刘咸炘一生未有走出四川。这一点戚教授也曾指出,以引起读者注意。黄侃反对新文化运动,而刘咸炘赞成白话文。不同地域,不同人物,对于同一问题,展开研读,彼此认识,大致不凡。这使我想起了东方的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和西方的赫拉克利特(约公元前535年——前475年),他们是同时代的人,分居世界两地,彼此互无来往,但是对事物的运动性,却有着相同的认识,这就是孔子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赫拉克利特的“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之著名论断。这说明世界发展到一定的时候,人们的认识往往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因此,戚良德教授谈到刘咸炘《文心雕龙阐说》的历史地位时把黄侃《札记》与刘咸炘《阐说》,看成是“近现代“龙学”开山之作的双壁。”(18)

  刘咸炘的《文心雕龙阐说》,虽然与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堪称“近现代“龙学”开山之作的双壁”。是双壁,并不等于“无瑕”,黄侃《札记》尚且“非精心结撰”,而刘咸炘《阐说》,在其生前并未刊布,虽然在《程器》篇自称《阐说》“颇有可喜者。但微义少,常谈多;大义少,细论多耳。”这说明刘咸炘颇有自知之明。他的《阐说》毕竟是初次“放胆作札记”,就全书来说,没有体例,没有系统,没有给予统筹全局关照,而是随着读书有感而发,给人以过于零碎之感。

  (二)范文澜及其《文心雕龙讲疏》

  1、范文澜其人

  范文澜小名麒麟,字云台、芸台、仲沄。笔名武波、武陂。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11月15日,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今绍兴市)城内府山北、锦麟桥南侧的黄花弄。绍兴范家为书香门第。范文澜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越年夏季升入北京大学中文门(后改称国文门),1917年夏季毕业,为了生计,经叔父范寿铭介绍,给蔡元培作私人秘书。1918年初,到沈阳高等师范学校教书。暑假后,到河南汲县省立中学任教。1922年夏季,受张伯苓之邀请,到天津南开中学任国文教员,同时,又在大学部兼课,讲授预科及二年级国文(19)。从1924年起任大学部教授,讲授文科二年级国文(必修课)(20)。1927年5月,范文澜因参加革命活动而受到天津警备司令部追捕,遂逃到北京,从下半年开始,任北京大学教授。同时,还在北京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中法大学、辅仁大学等学校兼课。1933年出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1936年到河南大学文学院任教。1940年1月,到延安,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1941年7月,马列学院改名为马列主义研究院,8月,马列研究院改组为中央研究院,范文澜任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1943年,在中央宣传部工作。1946年离开延安,到晋鲁豫边区,任北方大学校长。1948年8月,北方大学与华北联合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任副校长兼研究部主任、中国历史研究室主任。1950年,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划归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三所,范文澜任所长。

  范文澜于1926年在天津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天津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与党失去联系。1939年9月在河南工作期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范文澜为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三届政协全国常委会委员。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九届中央委员。1969年7月29日,在北京逝世。

  范文澜的主要著述有:《文心雕龙讲疏》《诸子略义》《水经注写景文钞》《文心雕龙注》《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群经概论》《范文澜史学论文集》等。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推出十卷本《范文澜全集》。

  2、《文心雕龙讲疏》

  范文澜的《文心雕龙讲疏》出版于1925年10月,由天津新懋印书局出版发行。该书16开平装本,繁体字,竖排版,印刷得比较精致。全书大约25万字。但是,作为一部专著,页码排列很特别。全书总体结构分为上篇和下篇两部分。正文前有《文心雕龙上篇提要》和《文心雕龙下篇提要》,具体仍然按照五篇一卷,其页码的排列,按照每一卷为一个单位,分卷则另行编码。其内容多寡不一,例如第二卷页码是102页,而第八卷仅30页。

  书前卷首有梁启超先生1924年11月写的序,次为作者1923年自己写的序,又次为黄叔琳辑注本原序、《南史》刘勰本传。再次为本书目录。本书为范文澜先生任教于南开大学时,为学生讲《文心雕龙》时的讲义稿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一部专著。本书是在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影响下的第一部“龙学”专著。范文澜较之前辈学者,在形式上,最大的创新:第一,将《文心》原文每篇分段注释,对原文需要注释的词句,加上序号,在分段相应序号下注释。第二,按照刘勰原意,分为上篇和下篇,并各列出一个知识结构图表,这两点是“龙学”史上前无古人的创新,且影响深远,后来的“龙学”家,多有效仿者。范文澜自己在《自序》中说:“读《文心》当知崇自然、贵通变二要义,虽谓全书精神也可。《讲疏》中屡言之者,即以此故。”梁启超在序言里评价范注说:“展卷诵读知其征证详核,考据精审,于训诂义理,皆多所发明,荟萃通人之说,而折中之,使义无不明,句无不达,是非特嘉惠于今世学子,而实大有勋劳于舍人也。”“崇自然”“贵通变”这两点,说明范文澜抓住了《文心雕龙》的根本。范文澜在自序中说:“今观注本,纰缪弘多,所引书往往为今世所无,而不注其出处。”按理说,在指责往昔他人不足之后,自己应该避免。但是,范注却重复前人已经犯过的毛病。

  关于《文心雕龙讲疏》为什么在天津新懋印书局出版的问题,蔡美彪在《旧国学传人 新史学宗师——范文澜与北大》一文中著录:范文澜曾对蔡美彪说:“那时有位姓李的同志,在天津搞印刷厂,掩护党的地下活动。没有东西印,就把我的《文心雕龙讲疏》稿子印了。”此书印数不多,但出版后立即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当时《南开周刊》第一卷第四期(1925年10月17日)刊登了寿昀《介绍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一文,该文指出:

  只要是打算研究中国文学的人,谁不知道看《文心雕龙》,还用着我来介绍——说废话!不过这部书虽然是有价值,然而没有好注本。现在通行的黄注本,我实在不敢恭维:不但疏略,还有错误。我曾上过它好几次的当;想读过它的朋友也许有同感吧!以这样有价值的名著,而得不到好的注本,是多么讨厌的事!本校教授范仲沄先生也许是看到这步,所以费了一年多的功夫‘旁征博引’,仔仔细细地著成一部“讲疏”,他这部书,我曾经读过一遍,虽然不敢过于恭维,认为是‘尽美矣,又尽善矣!’但是敢负责人地说,这部书实在比通行的注本好的多。我们读他这部书,旁的好处都不算,至少也可以减少好些翻书的麻烦,经济了好些时间。所以朋友们,要是你们的意见同纪老先生一样,以为“读文心雕龙者不患不知此……”那我这话又算白说了;如若不然,那就虔诚的请你赶快买读这——《文心雕龙讲疏》(21)。

  寿昀的这篇介绍文章,表面看来,好像一篇广告词,但是,细心读来,却也是一篇大实话。从另一角度看,范著《讲疏》也有它自身的不足。

  当范文澜把自己大著寄给好友李笠指正的时候,李笠于1926年6月在《图书馆学季刊》第1卷第2期发表了评论,李笠指出尚有两大类工作需要完善:一、当增补者:1、应该增加历代公私书目及史志著录情况;2、应该补加刘勰年谱;3、应该交代刘勰其它著述;4、增加旁证;5、注重引书出处(范文澜虽然指责往昔注本没有指出引文出处,而他自己仍然重复这一毛病);6、范注即需要增加,也需要削繁;也就是说,当注的尚有不少没有注出,而已经注出的需要再简明一些;7、校勘不精;8、尚有许多内容需要补充。二、第二方面的问题,主要是排版问题,此类责任主要是出版社的问题,当然,与范文澜手稿要求不明也有关:1、正文与注疏文字没有明显区别;2、注疏自身之区别不明。认为:“注疏之性质,至少可分三类:(1)正注:数典及诠文之属是也;(2)旁注:上述旁证及所引近人论文(如二卷六十页录章炳麟诗……)之属是也;(3)附注:与刘书有关系之文学作品是也。”(22)李笠的评论,未有涉及范注对《文心雕龙》理论理解和阐释,而只是从本书的体例方面直言品评,可谓知音。

  两年后,范文澜在此基础上,推出新版《文心雕龙注》,补充、增订扩大了阵容,成为一部40多万字的巨著,比起《讲疏》来,注释(包括附录)字数增加了一倍多,主要是注释条数和内容的增加。如《史传》《诸子》两篇,《讲疏》各有40多条,而《注》又增至50多条。《神思》篇,《讲疏》注释24条,《注》增至32条。范注除了注释详赡外,另一特点是各篇注释下,附录了不少参考性文字,有的属于彦和原文中提到的作品,与原文对照参看,甚是方便。此一特色,在《讲疏》中已经出现,《文心雕龙注》更加增益。例如《正纬》篇,《讲疏》仅录刘师培《谶纬论》一篇,《注》则增加了徐养原《纬候不起于哀平辨》、刘师培《国学发微》(一节)等6篇。又如《序志》篇,《讲疏》原录应玚等4篇,《注》又增加了曹丕《典论·论文》等5篇。这就是说,在《讲疏》出版后的两年时间里,范文澜一直处在不断的修改、补充中。在体例上《注》不再像《讲疏》那样,分段注释,而是把彦和原文集中在一起,在每篇需要注释的地方加上序号,于1929年9月作为上册,由北平文化书社出版发行,而注释部分则分为中册和下册分别出版。中册注释内容是《原道》至《书记》25篇的注释,于1929年12月由北平文化书社出版发行,下册注释内容是《神思》至《序志》25篇的注释,于1931年2月由北平文化书社出版发行。

  杨明照先生于1937年在《文学年报》第3期,发表了《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举正》的批评文章,对范注诠说不当者举正了37条;对黄淑琳评而误为纪昀评者,指出了14条。杨明照先生说:“上所列者,凡十有四条,皆黄氏叔琳评语,而范注乃以属诸纪氏。又按:养素堂本,仅有黄评。庐涿州刊于粤者,则朱墨区分,(黄评黑字,纪评朱字。)各于其党。坊间通行本,亦各冠其姓氏以示异(文民按:此坊间本,当指1916年10月中原书局出版的李详《文心雕龙补注》),不知范氏何以致误?”

  1936年7月,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线装七卷本。至此,我们说,范文澜的注本,已经代表了现代“龙学”的最高范本。这个范本除了在校勘、考据、注释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之外,最大特点特点还有三:第一,在上篇和下篇中,各列出了一个知识结构图表,尽管这两个图表在每一次出版时,都有修改的痕迹,这些痕迹代表了范文澜对《文心雕龙》全书知识结构认识的不断深化,可以说,范文澜是研究《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第一人。第二,尽管范氏好友李笠先生指出《讲疏》没有列出刘勰年谱是一个遗憾,但在《文心雕龙注·序志》篇的注释中,范文澜引用了刘毓崧《通谊堂集·书文心雕龙后》,在确定了《文心雕龙》成书年代的基础上,对刘勰家世、生平做了考证,这个考证,实际上就是给刘勰做了一个“传”,此时继《梁书》和《南史》之后,范文澜已经是为刘勰作传的第四人了(23),但是,就其家世、生平的全面性来说,刘节、梁绳祎的《评传》没有超过范文澜。刘节对刘勰作的“传”太略,没有突破《梁书》和《南史》。应该称道的是,梁绳祎为刘勰家族画出了一个世系表。第三,范注为了加强读者对原书的理解,或节录、或全录了大量与《文心雕龙》相关的文章,这是前无古人的,在《讲疏》的基础上,其数量上已经增至数百种了。按照我对“文心雕龙学”可分为内涵和外延两大块的理解,而范文澜从《讲疏》到《注》皆关注到了,如此全面者,范君也是现代“龙学”的第一人。同时,我们看到李笠的品评、杨明照的两次评论,在1936年出版的开明书店本《文心雕龙注》中,基本吸纳了他们的批评意见,这从另一个方面说,学术批评是学术进步的重要一环。

  牟世金先生把1914至1949年新中国诞生之前这一段时期,看成是“文心雕龙学”的诞生期 。这个跨度虽然大一点,但是,大体不差。这一时期除了上述所列成果外,尚有朱恕之的《文心雕龙研究》、叶长青的《文心雕龙杂记》、刘永济的《文心雕龙校释》等等其他专著及单篇论文问世,恕不一一。

  综上所述,通过对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的诞生,及其前前后后相关故事的资料的搜集与辨析,可以明确同仁们的一些推理和模糊认识。首先,章太炎在日本给黄侃、朱蓬仙、鲁迅、朱希祖、钱玄同等人讲授《文心雕龙》的具体时间是,公元1909年3月11日至4月8日,每周一次,周四上午授课,每次讲授内容是10篇,共分五次授完。

  中国现代“龙学”的创建,章太炎是播种者,北京大学是温床,又有成都“儒林第”和南开大学两厢辅佐。无论是章太炎,还是刘咸炘家族,皆背负着传扬国学的使命,在诸位国学大师的努力下,可以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文心雕龙学”诞生在民国初期。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刘咸炘《文心雕龙阐说》、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同为现代“龙学”的开山之作。

  经过辨析,可以断定朱蓬仙在北大讲授《文心雕龙》出现低级错误,被傅斯年等人赶下讲坛的时间,大致在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下半年之间。资料证明,黄侃在接替朱蓬仙给傅斯年等人讲授《文心雕龙》之前,就已经在其他年级开设《文心雕龙》课。黄侃在蔡元培主政北大之前,讲授《文心雕龙》,所属学科为词章学,在蔡元培改革北大课程之后,所讲《文心雕龙》,所属学科为文学概论。

本文原刊《中国文论》第六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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