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天骥教授从教六十周年庆贺文集》出版暨师德师风建设座谈会举办

6个从教年代的学生代表献花（左起：10年代郭东璇、00年代孙笛庐、90年代黎国韬、80年代戚世隽、70年代欧阳光、60年代刘斯奋）

 与会嘉宾合影留念

　　2016年9月10日下午，细雨空濛的秋日午后，众人咸集中文堂301会议室，参加《黄天骥教授从教六十周年庆贺文集》（下称“文集”）出版暨师德师风建设座谈会。校党委书记、《黄天骥教授从教六十周年庆贺文集》序作者陈春声，校党委副书记李萍，副校长马骏、中山大学出版社社长徐劲，中文系党委书记范元办，文集作者、责任编辑、黄教授师门弟子50余人出席，会议由中文系系主任李炜主持。罗俊校长也特地在会前赶来对座谈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并向黄天骥教授表达了诚挚的祝福与问候。

　　首先与会者一齐观赏《黄天骥教授影像集PPT》，内容囊括了黄老师从1952年入校求学到任教至今各个人生阶段的点滴，不仅呈现了他作为诗人学者的勤勉与才情、对学生的关切和体贴、与家人的和睦与守望，更在图片与文字的交融中透露出他对中大的眷恋之情。其中一张图片的配文引用黄老师的话——这一辈子我只是努力去当一座桥梁，这是我的使命。会议上关于“师德师风”的讨论由此生发开去。

　　随后，文集序作者陈春声书记率先致辞，他从人文学科的特点说起：“人文学科的产生、延续主要是因为人性的需要，在本质上没有太多功利的作用”、“人文学科更加注重思想的发现，而不是知识的创造。”他主张人文学科“学有所本”，而其核心在于师门承袭。此外，书记还提到，我们对待老师的态度，不仅在于学习，更在于在耳闻目染中接受教育。最后，书记以文集序言的一段话作结：“黄天骥老师那一代学者经历过战争年代的烽火、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火红岁月和改革开放的巨大变革，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有着后来者不易理解的关怀和情怀。他在接受校报访问时曾真情地说到：‘我们那代人经历过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和新中国的成立，经历过那一段被外国人指着鼻子说是东亚病夫的日子，因此对民族的复兴无比渴望。我对中大同学最大的希望，就是要爱国。’” 我们在庆贺这位卓越学者从教60周年的时候，一定要牢记他的教诲和嘱托，这也是这所由伟大革命先行者手创的大学的文化传统重要组成部分。”在最后，书记引了序言中的一段文字作结：“我们都知道，大学负有文化传承创新的责任，而在现代大学的制度中，这个责任更多地是通过其杰出人文学者的学术和社会活动体现出来的。大学也常常会以各种形式，表彰或纪念各个学科的著名学者，以他们的学术经历和精神生活作为刚刚步入学术之门的青年学子的榜样，而我们也注意到，其中最多被提到的，还是人文学科的学者，人们在提到这些学者时，常常有着某种特别的情怀。其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些学者身上，寄托了社会对民族文化精神传承的希望。黄天骥教授无疑就是这样的卓越人文学者。”

　　接着，徐劲社长致辞。他认为文集编纂的第一层意义，“既是源于对黄老师道德文章的敬重与推崇，更是具有延续文化传承和传承学术命脉的意义”；第二层意义是“希望在当下、在未来，有更多的人能够通过读到这本书，能够获得教益。因为不是所有读者都能有机会亲耳聆听黄老师的教诲、亲眼目睹黄老师治学的风采，希望通过出版，能够让更多的读者获益。当然，今天出版的这本书本身也体现了尊师重教的涵义，希望我们的精神和传统能通过这种形式得到进一步的彰显。”

　　范元办书记代表中文系致辞。他以一个故事起头：8月28日下午，中山大学举行开学典礼，黄天骥老师在广州校区南校园为新生讲授了一堂动人的“大学第一课”，获得大量学生的“点赞”。然而，黄天骥老师在讲“大学第一课”时，他的夫人却正在医院ICU抢救。不少老师本想和黄老师商量是否请其他老师帮忙讲课的事，他却说：“这是学校早已安排好的事，本来我已一再推辞，但后来校长还亲自发来了邀请函，还有这么多的学生在等着我。作为一位中大的老教师，再难我也一定要完成，不能改，不能辜负同学们”。黄老师这种正道而行、朴实真诚、善待学生、集体利益大过天的品格令人肃然起敬。对于黄天骥老师在学术上的坚持，范书记说：“一个甲子的从教岁月，至今仍然保持着学术的青春，仍然坚守在教学的讲台，这是需要多大的毅力与恒心，这是一种怎样的奉献和担当啊。也正如罗俊校长所讲到的，一辈子只做好一件事情就很可贵。”范书记同时表示，黄天骥老师那种”为人、为师、为学”的风范，那种“爱国、爱校、爱学生”的情怀，是师德师风的代表和典范，为我们很好地诠释了教师这一职业的光辉内涵。黄天骥老师等一辈辈学问和人品俱佳的良师，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文人，中文系的优良传统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随后，与会嘉宾热烈交流。中山大学董上德教授讲述了黄老师与其讨论公选课的事情，黄老师亲自去文科楼踩点，令人动容。“黄老师还在给本科生上课，这是中大最经典的故事”，而黄老师本人也必为“师德师风”建设的楷模。康保成则提到黄老师在“三爱”——爱中国、爱广州、爱中大之外，更有一爱，即爱学生。黄老师在言传身教中感染着大家，后来者也希冀将这种传统延续下去。此后发言的嘉宾有欧阳光、黄仕忠、陈大海、刘斯奋、薛瑞兆、刘晓明、黄卓坚、丘国新等，内容大概围绕两点展开：一是黄老师对个人学术和人生选择的影响，二是黄老师对于中大戏曲团队的贡献。前者如欧阳光的回忆，他与黄老师“结缘”于1973年的一次唐诗学习。“那时候学生与老师的关系，远比现在密切，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时一起学唐诗。黄老师拿着冯浩的那个本子，一首一首地讲解；这是只有我们这一代人才能有的待遇。后来在黄老师的指导下，我写出了一片关于李商隐咏史诗的文章，发表在中大学报上，后来被香港《文汇》全文转载。当时我的水平不高，也没想过走学术道路，这篇文章给了我极大的信心，可以说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至于戏曲团队的建设，王季思先生去世后，黄老师带着团队度过了难关，而且至今与时俱进，蓬勃发展。通过创办学术刊物、出版学术著作，参与教材编写等方式，积极开展社会活动，所得的经费用于大力扶持青年学者，黄老师自己没有动用过一分钱。从选题，到审稿，到与出版社谈合同细节，黄老师全部亲力亲为，不厌其烦地沟通和讨论。这对团队的建设，青年学者的成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嘉宾交流后，刘斯奋、欧阳光、戚世隽、黎国韬、孙笛庐、郭东璇等六位分别作为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20世纪00年代、10年代的代表向老师献花，合影留念。

　　李萍书记表示自己在中大工作深受黄老师教育，对此尤为感激。谈到黄老师在学术上的毅力，她说：“他现在已经81岁了，每天骑单车来到办公室，一坐就是从早到晚。在整理几百万字的戏曲材料时，他到最后都要亲自校对、过目。他在言语表达上虽然很轻松，不会让人感到高深莫测，但他的学术其实有着深厚的功力。我觉得所谓‘师德’，这是最重要的。他的行为会自然而然影响到学生，让人知道做学问该有的样子。”发言结束，李萍副书记和校友总会李汉荣秘书长还代表未到场校友向黄天骥老师赠送了一幅由饶宗颐先生题写的“福”字。

　　最后，黄天骥教授动容感言。黄老师在对中山大学及学校领导和在校师生表达了自己无限的感恩之心后，回忆起自己的中大时光。60年代，黄老师留校任教不久被评为重点教师，某天在路上散步竟被副校长问及读书近况，可见当时领导对年轻老师的关切。在历史的风烟中，黄老师多次受到学校领导的爱护：“多次看着要沉下去了，结果一捞又把我捞起来。”老师认为，正是出于对学校的感恩，也出于对这个平台的报答，他常常不愿辞却学校的正确、合理的请求。谈及中山大学戏曲研究在国内外的影响力，黄老师认为这是大家团队努力的结果。对于后辈，老师难掩谢意：“一个人的能力有限，我自己有很多毛病、缺点。但是，同学们对我真好”、“老师、学生对我一番心意，我能不爱他们吗？学生怎么对你，你就应该怎么对学生。”遥想自己求学的经历，黄老师言及王季思老和董每戡两位恩师，往事历历在目——王老师如何让他校对《西厢记》，董老师又如何引领他走上戏曲研究的道路。学术的传承，可见一斑。黄老师打趣地总结自己的从教经历：“其实就是混了六十年，混来混去混成现在这个样子。”接近尾声，老师不忘感激陪伴自己六十多载的老伴：“平常两个人冲冲撞撞、吵吵闹闹的日子是有的，但有一点，算是她对我的教育吧！我不容易被人管住，但有一点被她管住了，她老是提醒我——你不是什么东西，你一定要谦虚谨慎，别以为自己了不起。如果有一点成绩便沾沾自喜，那你是没用的。”黄老师治学、为人的低调、谦逊之风，大概也与此分不开。正如老师自己所言，这一辈子，只当一座桥。

　　会后众人于中文堂门前合影，细雨已经停歇，大家满载收获与感动，向康园深处走去。

　　（供稿：卢新杰、赵燮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