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定从容的气性朴实厚重的学问——评霍松林主编《中国诗论史》

  皇皇三大册,洋洋百余万字,由霍松林主编,漆绪邦、梅运生、张连第三先生历十余年撰写的《中国诗论史》终于出版了。开卷细读,深感评骘的平情与允妥。其朴厚的体调和从容的意态,更让人想见老辈学人的谨重与端严。

  霍先生,尤其是三位具体的撰者都是个人20年前拜识的学界前辈。说起这20年,古文论研究大抵走的是如下两条发展路径:一是以“述”为主,立足于文本的清理和总结,还原古代文学批评的基本样态;一是以“作”为主,立足于原典背后意义的阐发与建构,以接续传统资源的当下生命。从目前看,走前一条路的人多些,成果也更丰富,通史之外,一些分体通论的不断出现,在在呈示着这一路研究的耕深拓广。如今,又添此新作,阵容与规模更不同凡响了。全书从诗学批评切入,是为分体专论。但因作者用力勤,论列细,所谓绠长而汲深,故所得甚夥。至从先秦说起,一贯直下晚清,眼界阔而视境远,更使全书在格局上拉来了与同类著作的距离,故又可称辙远而遇广。

  具体地说,尽管全书采用的是按朝代分编,依年代为序的通行体例,且立论与判断少有惊听回视之论,但有一分事实,说一分道理,朴实到极处,恰恰体现出一种难得的淡定与自信。更不要说在许多史料的处理和细节究明方面,都有自己的见解。其平易中见奇崛的贴体确当,娓娓叙述中见从容做细活的静气与耐力,足以纠正“老手颓唐”的旧说,而向人垂示一种从心所欲的高上境界。其间尤可肯定者有三:

  一是背景交待不惮烦细,纤悉备至。这一点看似简单,其实最见功夫。盖一般著述介绍某一种文学思潮或观念、命题时,通常也交待背景,但多常识的重复,草草说过,既不能提携起一个特定时段趣尚变化的消息,也鲜少近事切理的针对性。本书这部分内容不仅翔实,且多为作者读书自得,故运用得既精到恰好,又绰有余裕。譬如论及刘勰生平及其与佛学的关系,就能结合南朝特殊的文化氛围,将《梁书》与《南史》本传相对照,点出前者“然勰为文长于佛理”一句用“然”字转折来区分不同阶段刘勰思想的差异,对了解作者生平殊为关键;而后者删去此字,是将论文为文混为一谈,影响所及,一直至于今人对《文心》旨趣的偏误理解。可谓其大无外,其小又无内。如此于细小处见大义,眼光是很老辣的。

  再是缕列分析往复再三,切中肯綮。本书对各家理论都能做到条分缕析,概括无遗。由于材料精熟,解读精细,有时即使一段文字、一个命题,也能分析出几重涵义,从而使歧义、多义与复义之间隐藏着的古人的深在思想,一一得到究明与落实。譬如介绍金代赵秉文的诗论,于《答李天英书》一文,寥寥数句,能厘析出互相关联的三层意思,从而解明其在如何学古方面所持的立场。类似的例子书中还有很多。当然,不看具体的对象,不酌量问题的轻重,全盘一味如此,也不免支离。作者的这种分析,通常与一个时代诗学发展的主干与脉络相挂联,在火候的把握上足称允当。

  最后是立论判断稳妥含蓄,引而待发。记得汪容祖《史学九章》曾对学术研究中“纵任今情笼罩而疏于识古”的现象提出过批评。再往前,乾嘉学派要人于“古人之身处”多下功夫,而对“后人所知,乃反详于古人”也多有否定。本书作者于此可谓恪守分际,没有把握,从不把话说死。如对“诗言志”这个命题,能从春秋赋诗、引诗说起,指出它尽管涉及作诗,但主要指用诗。“诗以言志”既是理性的行为,那么此“志”必然指用诗者的理性之“志”,而非作诗者的抒情之“志”。这就清理了“志”的理解上存在的种种误读,并排除了“情”的搅扰。引申下去,传统诗论在某种意义上多是读诗用诗之论,即旁观者的工具论,儒家的许多诗论学案都围绕“诗以为用”展开,强调诗的工具性、手段性和功利性,这些都与言说者的旁观身分有关。故诗论是可以分为两途的,用诗者、旁观者之论与作诗者、当行者之论正不相同。当然,这类后续引申,作者通常是谨重不言的,只是字里行间,逗而待出。倘读者细加寻绎,自能浚发思考,有所领会。

  若要说本书的不足,在新材料的占有与拓展方面还是稍有欠缺。譬如近年来为学界广为关注的上博简《孔子诗论》等就未被引入,其实类似这样的新资料,正涵养着学术转进的新的生机。此外对诗论中“道”的关注充分,对“技”的层面,具体到写作技巧、表现手法和字法句法等关注太少,其实这恰恰最能体现传统文学走向自觉过程中,自身本位落实的轨迹,它小可以明了古人真实的趣味和期许,大可以开显传统文论的“汉语性”基因,因此是可以做大的拓辟与发明的。至若未能充分关注域外研究,以达成不同文明的“多边互镜”,更广泛存在于当下的古文论研究,岂只本书未能突破。于此,我们或许要特别提出:仓促求新,固然不足取,躁竞求异,更要不得。但一种摆落窠臼的放空自己,一种脱弃常套的探索未知,用他者的眼光和今天的视境,去原古人的立场,明古人的文心,是不是就一定与立论稳健、行文不苟的迂徐大度不能相容?应该也未必吧。

  

Comments are clo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