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著名家教选介(十七):羊祜、颜延之、刘义隆

  【译文】
 
  你刚刚成年就能够担任要职。天下的事是很艰难的,家国的事是极其重要的,虽然只是保守祖业,但也不是很容易的,兴隆或衰亡、安全或危险,完全在于我们兄弟们啊!哪能不有所感触而思量帝王之业,有所警觉而意识到责任重大呢?现在你我或天各一方,相见无期,再也不可能动辄便去规劝教诲你。你应该亥自己去磨砺自己,凡事思考了才行动。对人开诚布公,推心置腹,居心公平允当亲近礼重国中才能最优秀的人物,友好地接纳贤能的人们,善于识别愚人与贤人,洞察邪恶与刚正。然后能使君子为你尽心智,使小人为你出体力。

  你神情意态俊爽聪悟,每天都有发展变化。但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扩大功业建树,却未见有可称道之处,这就是我不能停止责备教训你的原因所在。你性格急躁,气量狭小。你的母亲袁太妃也是这样认为。一个人如果胸怀不宽广而有所偏狭凝滞,就会一意孤行,就不会尊重客观实际,改弦更张,这是施政最大的弊端。你应当下定决心,改掉性情褊急的毛病。岂有大丈夫想为国家出力成就勋业而不能改掉自己坏毛病者?我今日草草写下十多条告诫,分别后你可好好对照反省。那些大事也不是我能一一道尽的,至于细碎小事更是难以说完。

  礼贤下士,这是古代圣贤对我们的垂训;骄奢习气和矜夸之风,也是前代哲人抛弃的。

  汉高祖具有豁达大度的美德,而魏武帝曹操却性格急躁,气量狭小,喜欢猜忌。《汉书》上说:“大将军卫青对待士大夫礼遇,就是对小人也施以恩德。西门豹、董安于知道自己性格上的弊端,时时注意矫正,结果成为美谈;关羽、张飞性格都褊急爆躁,却不知改悔,结果皆受其害。你对自身行为和办事,要以所举的上述几人作为借鉴。

  你就任后,对王府的进出、止宿,府内的园池厅堂宫观,只需稍微改造一下,不要大规模的翻造,司徒也是这样认为的。假如为了住行的方便,需要做一些小小的调整改动,则只允许改动一处,不要过于麻烦,每天追求新异的样式。

  大凡处理事务都要谨慎机密,不要事先告诉左右亲随。如果有人诚恳地来报告事件,他所陈述的事,决不要泄漏出去,以免辜负这位诚信人这的心意。古人说:君主处理事务如不能谨慎机密,就会失去大臣;大臣处理事务如不能谨慎机密,就会丢掉性命。有的时候臣子之间互进进谗陷害,对这些话不要轻易相信。每当有这类事的时候,就善于考察真伪。

  对国家授给的官职爵位要珍惜慎重使用,不可轻率地将自己手中的权力假手与别人。对赏给亲信、近臣爵位,更要加以控制、好好考虑。我对左右亲随很少施恩,如果外人这样说我,我也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之处。以富贵强加于物并不能使物压服,以威势加于人,人不会服气。这是很浅显的道理。

  声色之乐,游玩嬉戏,不要过度;掷色子、钓鱼、打猎,全都不要去干。供给使用的、维持生活的都要有节制;用来供奉生活起居的物品,都要有节制。奇装异服,奇特的器皿,此风不可长。你已经有了数位嫔妃随侍左右,从今以后,不可再急急忙忙接纳嫔妃。

  【作者简介】

  宋文帝刘义隆(407年-453年3月16日),小字车儿,南北朝时期宋武帝刘裕第三子。宋武帝刘裕驾崩后,太子刘义符继位(即宋少帝),因他游戏无度,被辅政的司空徐羡之、中书令傅亮、领军将军谢晦于景平二年(424年)五月废黜(后被杀),迎立当时任荆州刺史的刘义隆为帝,改元元嘉。

  刘义隆在位30年其统治期间,采取抑制豪强的政策,努力推行繁荣经济政策,实行劝学、兴农、招贤等一系列措施,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社会生产有所发展,经济文化日趋繁荣,有元嘉之治之称。军事上,刘义隆继承刘裕北伐的政策,于430年、450年和452年三度出师北伐,但因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皆无功而返,特别是450年的北伐失败导致北魏长驱直入长江岸的瓜步,威胁建康,造成刘宋国力的损耗。所以辛弃疾批评说:“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

  元嘉二十八年(451),北魏大军南下,隔江威胁建康,刘义隆怕掌握军权的弟弟刘义康在后方趁机作乱,遂下令将其诛杀。南朝王室的自相残杀由此始。453年,刘义隆被太子刘劭弑杀。不久后他的第三子刘骏起兵推翻刘劭而继位,是为宋孝武帝。

  刘义隆十七岁即位,在位三十年,诛杀权臣,修明政治。他压抑豪强兼并,清理户籍,减免税赋,劝课农桑,奖掖儒学。”元嘉文学”更是中国文学史上大书特书的时代,有谢灵运、刘义庆、鲍照、陶渊明等群星照耀;武将赫赫,如檀道济、沈庆之、宗悫等辈,横槊跃马,四击不辍。在位期间宋国境内政治、经济、文化均得到较大的发展,是东晋南北朝国力最为强盛的历史时期,史称”元嘉之治”。但同时,刘义隆好大喜功,行事不切实际,几次北伐均已惨败告终,同时,刘义隆好猜忌,视兄弟如豺狼,视大臣如仇敌。登基之后,对拥护他的大臣徐羡之、傅亮、谢晦等毫无情义,皆杀之。后来又杀名将檀道济、彭城王刘义康等,大失人心。所以历代史家对他皆褒贬参半,如虞世南:“夫立人之道,曰仁曰义,仁有爱育之功,义有断割之用,宽猛相济,然后为善。文帝沈吟於废立之际,沦溺於嬖宠之间,当断不断,自贻其祸。孽由自作,岂命也哉。”司马光:‘文帝勤于为治,子惠庶民,足为承平之良主;而不量其力,横挑强胡,使师徒歼于河南,戎马饮于江津。及其末路,狐疑不决,卒成子祸,岂非文有余而武不足耶?”

  王夫之:“文帝诛权奸,修内治,息民六年而用之,不可谓无其具”,“深沉有谋略,但体弱多病,好猜忌。生人之气为之坐痿;故举世无可用之才,以保国而不足,况欲与猾虏争生死于中原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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