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词辑补的重要收获——评新著《全明词补编》
饶宗颐先生初纂、张璋先生总纂的《全明词》(全六册),2004年1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共242.8万字。该书广收博采,增补辑佚,校勘考辨,费时20余年,共得词家1390余人,词作约20000首。此举工程浩大,网罗有明一代词学文献,嘉惠学林,厥功甚巨。因明代文献散存于海内外图书馆或民间藏书家之手,收集起来不易,待整理校订的仍有不少,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全明词》失收的词人、词作尚有许多,疏失亦不少。该书问世后,即有多位学者着手补辑、校正工作。其中,周明初、叶晔两先生的成绩尤显突出,他们合作完成的《全明词补编》(上下册),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共90.2万字。该书是对《全明词》的辑补,即收录《全明词》未收之词人词作和已收词人之未收词作,共辑录629位词人5021首词作(含存疑词50首,残词或句7则),其中《全明词》未收词人471人之词作3076首,已收词人159人之词作1945首。《全明词补编》的出版,是词学界和古代文学研究界的一大盛事,值得表彰。笔者有幸较早拜读此书,敬佩编者的精神和学识,想谈谈读后感。
《全明词补编》(以下简称《补编》)是“补”《全明词》,首先“补”字上成绩不菲。如有些重要词人的词作,补辑不少佚词,如瞿佑词补118首,陈霆词补40首,张綖词补10首,吴子孝词补83首,谢肇淛词补33首,茅维词补56首,孟称舜词补18首。有些词人的词作,《全明词》收录的极少,《补编》补录大量词作,如梁云构,《全明词》仅录其词2首,《补编》补录多达122首。有了《补编》,我们对这些词人词作才有更全面的认识。有些词人《全明词》失收,如林大同存词48首,陈德文存词47首,黄祖儒存词60首,马邦良存词95首,唐世济存词161首,薛敬孟存词95首,刘节存词89首,女词人黄媛贞存词108首。这些词人词作皆自具特色,明词史上皆应写上一笔,《补编》辑录增补,否则,明词史会留下一些空白。明代有些文学名家存世词作并不多,不少人甚至不知道他们同时也精于填词,有了《补编》,改变了我们的印象,如于谦存词1首,陈献章存词1首,李春芳存词2首,冯惟敏存词1首,王穉登存词1首,顾大典存词2首,梅鼎祚存词3首,沈璟存词4首,陆云龙存词7首。上述诸家皆不以词名于世,存世词虽不多,但从中我们可以认识到他们的另一侧面。另外,明宗室亦多工词者,如宪宗第四子朱祐杬存词10首,永乐帝第三子赵简王高燧五世孙朱厚煜存词5首。这是明词史的原生态。
《补编》对研究明词史提供了更丰富的原始文本资料,如果没有《补编》,明词史是残缺的、片面的。如陈霆是明代为数不多的词论家,著有《渚山堂词话》,他也是重要的词人,存世词作亦夥,《全明词》据嘉业堂校刊本《水南集》卷十收录,《补编》又据《水南集》卷十一至十四辑录40首。张綖亦为重要的词论家,他著有《诗余图谱》,在词史上首次明确提出“婉约”、“豪放”两分法,影响深远。他的词亦自具特色,《全明词》收录张綖词53首,对另外37首未加考证,编入存疑部分。《补编》确认此37首亦为张綖所作,另补辑10首,这样,共得张綖词100首。如此,读者对陈霆和张綖的创作认识更加完整清楚。又如俞彦,《全明词》仅据《明词综》卷五和《古今词汇》收录11首,遗漏甚多,《补编》据《俞少卿集·近体乐府》补辑多达177首,让我们看到词人词作的全貌。俞彦词多效花间体,可看出花间词在明代的传播与接受状况。词中多小序,可知其生平履历,还可考知作者与同时其他词人交游情况。俞彦著有《爰园词话》,亦是词学名家,长期以来,词学界对俞彦其人其词所知甚少,也不知“爰园”为何意,读俞彦词,方知“爰园”是其私家园林,在上元(今江苏南京)。再如周履靖词,《全明词》仅录3首,《补编》辑录多达262首。周履靖是晚明名士,其词表现了其风雅生活的一个侧面,对研究晚明文人生活、文学生态极有参考价值。
《补编》于校勘上精细确当,尤见功力,凡衍、脱、讹处,皆慎加校订,并加“案”语。1、删衍文。如第19页,林大同《清平乐》(润翁初度)“芙容笑捧霞觞倾绿醑”下,“案”语云:“依律此句当为七字,‘芙容’两字疑为衍字。” 2、补脱文。如第150页,朱谏《浪淘沙·石梁》“可是雁山一景”下,原刻本当脱一字,依《词谱》、《词律》补;又如第809页,梁云构《满江红·和方欧余》其四“毕竟”下,原刻脱一字,依前后同调名补,皆以方框标识。3、改讹字。如第67页,杨士奇《清平乐》其十“光被普天之下”句,“天”字原刻误作“大”,《水龙吟·寿建安少傅》“东征北讨”句,“北”字原刻误作“比”,《满江红·归田趣》其一“东风里”句,“风”字原刻误作“夙”,皆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改正。
校勘中注重列举一些有价值的版本异文,如第526页,周履靖《意难忘·歌妓》,《补编》引《唐宋元明酒词》卷上异文多处,给研究者提供方便。《补编》参校不同版本,选一善本为底本,脱缺处以他本校补,加“案”语说明。如第69页,杨士奇《水龙吟·寿黄学士》录自《东里续集》卷六十二,缺词序,《补编》据《黄文简公介庵集》卷十补上序文,词得以全璧。
辑佚并不是将原始资料搬来即可,更重要的是加以甄别,考辨真伪,改正错误。《补编》纠正原刻中的不少错误,如第571页,李培《西江月·印虚上人乞书》两首,原刻作四首,显然有误,《补编》归并作两首。第626页,徐媛《霜天晓角》两首,原抄本作一首,误,《补编》依《词谱》、《词律》分作两首。第364页,吕希周《青玉案》词下“案”语云:“万俟,原刻误作‘万侯’。”又第367页,吕希周《重叠金》起句“粉痕未褪梅妆雪”下,“案”语云:“褪,原刻误作‘腿’。”第371页,吕希周《凤凰阁》起句“向翡翠林中,晓张锦幄”下,“案”语云:“幄,原刻误作‘帐’,依《词谱》、《词律》所收叶清臣同韵词作改”。
《补编》重视词调考辨。1、失调名的补上调名,悉依《词谱》、《词律》校补,加上“案”语。如第275页杨慎的《朝中措·太守呈密斋帐词》,第283页薛蕙的《清平乐·贺州守词》,第396页王烨的《清平乐·代庠友赠戴侯》,原皆失调名,悉依《词谱》、《词律》补。2、原有调名的,不合《词谱》、《词律》,则改称“失调名”。如第84页刘钰的《失调名·游灵岩和徐天全韵》,原调名作《水龙吟》,第85页戴琏的《失调名》(拍岸狂波),原调名作《踏莎行》,第394页曹大同的《失调名·老况》,原调名作《摸鱼儿》,皆与《词谱》、《词律》所列诸体不合,径改。3、原调名有误的,予以改正。如第278页华云的《踏莎行·和东坡荆溪写景》,原调名误作《凤栖梧》,改正;第546页周履靖的《沁园春·和辛弃疾》,原调名误作《沁园好》,依《词谱》、《词律》改。
《补编》注重词作真伪考辨。如第176页文徵明的《满江红》(漠漠轻阴)下,“案”语说明:上海图书馆藏明刻本《甫田集》卷二有作者手钞补录词七首,其中《蓦山溪·宋谦父自述》则为宋人宋自逊词,故剔除不录。
《补编》纠正了《全明词》中的不少失误,如第151页朱谏的《梁州令·谢公岭》上阕,《全明词》沿袭《明词综》之误,分为两阕,误,予以改正。《补编》的校勘,成果形式虽只是一二字的断语,却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体现出作者深厚的学养和功力。
《补编》在词人小传撰写方面亦取得很大成绩。短短一则小传,作者于词人姓名字号、籍贯、生卒年、仕历、交游及著述情况考证,皆下过许多苦功。1、新辑录的《全明词》失收的471人,全部撰写了小传,我们由此认识了许多不甚著名的词人。2、《全明词》中已收词人,已有小传,《补编》增补了一些新材料。如原来无生卒年的增补了生卒年,如丁奉,《补编》考为生于成化十六年(1480),卒于嘉靖二十一年十二月(1543年1月)。杨仪,考为生于弘治元年(1488),卒于嘉靖四十三年(1564)。周履靖,考为生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卒于崇祯五年(1632)。谢肇淛,考为生于隆庆元年(1567),卒于天启四年(1624)。有的词人小传过于简略,《补编》将其增补完整。如游潜,《全明词》小传仅谓:“字用之,号梦蕉。农城人。”《补编》首先纠正其误,“农城”为“丰城”之误,小传增补为:“江西丰城人,弘治十四年(1501)举人。官至宾州知州。有《梦蕉存稿》。”秦瀚,《全明词》误作“秦瀚先”,小传仅谓:“字会洋,无锡人。”《补编》将其增补订正为:“秦瀚,先字会洋,号艾斋,改字叔度,号从川。生于弘治六年(1493),卒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禀生。后以子梁贵,封通政司参议。曾与俞宪等人结成诗社。” 这些成果,书中有许多,这里不一一罗列。3、《补编》纠正了《全明词》中词人小传的不少疏误。如词人生卒年,瞿佑,《全明词》谓生于元至正元年(1341),卒于明宣德二年(1427),《补编》考为生于至正七年(1347),卒于宣德八年(1433)。程敏政,《全明词》谓约生于明正统十一年(1446),约卒于弘治十三年(1500),《补编》考为生于正统十年(1445),卒于弘治十二年(1499)。张綖,《全明词》谓生于成化三年,《补编》考为生于成化二十三年(1487)。赵迪,《全明词》中小传,元末明初赵迪与洪武年间出生之赵迪及赵迪之子壮之事迹相混淆,《补编》考证,词人赵迪实为元末明初人,重为撰写小传。
《补编》纠正了《全明词》小传中词人姓名和里籍错误。如秦瀚,《全明词》误作“秦瀚先”;赵彩姬,字今燕,《全明词》误作“赵燕,字彩姬”;汪膺,《全明词》误作“江膺”,以为与“汪膺”为两人。孟称舜,《全明词》作乌程(今浙江湖州)人,《补编》据《全清词》(顺康卷)定为会稽(今浙江绍兴)人。《补编》纠正了《全明词》小传中词人生卒年公历、农历和帝王年号纪年的对应换算的一些错误,而这些错误往往容易被读者忽视。如朱谏,《全明词》谓生于天顺五年(1462),《补编》确定为生于天顺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1463年1月17日)。唐寅,《全明词》谓卒于嘉靖二年(1522),《补编》确定为卒于嘉靖二年十二月初二日(1524年1月7日)。李梦阳,《全明词》谓生于成化八年(1472),《补编》确定为成化八年十二月十七日(1473年1月15日)。《补编》还纠正了《全明词》中词人履历之误,如戴琏,《全明词》谓正统二年举人,《补编》考证,“二年”实为三年“之误。朱让栩,《全明词》谓生年不详,正德三年(1508)袭封蜀王。《补编》考为生于弘治十四年(1501),正德五年(1510)袭封蜀王。因此,《补编》词人编排顺序更为合理。如苏景元,《全明词》小传仅谓:“名大,以字行。”排于明末。《补编》考证,景元号钝斋,南直隶休宁(今属安徽)人,正统至天顺年间在世。有《雍天集》。改排于明初陈献章后。又如方彦卿(方俊)原排在明末,显然错误,《补编》考证出方彦卿即方俊,实为明初人,排在陈献章、苏景元后。
《补编》编纂体例基本上依《全明词》成例,与《全明词》相较,体例上进一步完善。如《全明词》目次,词人名下列词作,皆不标明共多少首,《补编》皆明确标出,如瞿佑名下标“一一八首”,唐世济名下标“一六一首”,这样很醒目,特别方便研究者使用。又如对“帐词”序文的处理,《全明词·凡例》仅笼统说:“长篇前言,多为颂扬之词,故未收之。”所言不明所指,“长篇前言”表述亦不准确,“长篇前言”怎么就一定“多为颂扬之词”呢?实际上所言指“帐词”,其长篇词序多千篇一律,阿谀颂扬,无文学价值,故割弃不录。如此处理是可以的,但在正文中应作明确说明,方称妥当。《补编·凡例》即表述得十分准确清楚:“本编于帐词类,删去长篇序文,只录词作,但词题中‘帐词’、‘词’之类名称仍予保留,以明词作之本来属性;若词题中本无‘帐词’之类名称,则加案语说明。”如第412页,郭廷序《满庭芳·贺汪宪伯寿五十小词》下“案”语云:“此首为帐词,原有序,已删。”又《补编·凡例》中以“词调”代替《全明词·凡例》中的“词牌”表述,亦更合理。《补编》取舍得当,因是补《全明词》,尽量避免重复,如组词,《全明词》已收录的,《补编》皆一一标出,如第312页,吴子奇的《清平乐》原本四首,《补编》收录其二、其三、其四,其四末“案”语云:“其一(春光初到),《全明词》已收。”这样处理,节省了篇幅,又标识清楚,不破坏组词的完整性。但有些地方有重复收录的必要,有些词存在版本差异,《全明词》虽已收录,但《补编》所录版本不同,文字差异较大,极有校勘价值,为研究所需,故亦重录,这样处理也是妥当的。如第359页,陈束《千秋岁·贺楚王受册词》,录自《皇明文范》卷十四,而《全明词》录自《四明近体乐府》。第374页,许穀《风入松》(薰风吹满旧都城),录自《许太常归田稿》卷十,《全明词》据《明词综》收录。又第626页,徐媛《霜天晓角》二首,录自《络纬吟》卷九,《全明词》据《众香词》收录,以上各处文字皆大异,故重录。
作者治学严谨,字斟句酌,比勘考索,一丝不苟,于细微处见功力。作者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下笔用语非常谨慎,分寸把握得很到位,该存疑的存疑,用“疑”字表述,反对主观臆断。由书后所列引用书目,可知作者博览群书,文献功底扎实。作者付出了艰辛劳动,不畏寒暑,不为外物所动,执着学术,在这燥动的年代,精神尤显可贵。《补编》附有作者索引,分音序索引和笔划索引两种,便于检索,还可再附上词调索引,更方便读者。
总之,本书体例完备,考证精审,后出转精,是一部厚重的学术著作,对明词及整个古代文学研究的突出贡献是不言而喻的。
目前,《全明词》的辑补、订正工作已取得不少成绩,如王兆鹏、朱则杰、张仲谋、陆勇强、余意等先生都发表了研究成果。客观上说,《全明词》目前距离“全”字仍相差较远,称《全明词初编》似更合适些。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全明词》的补辑、订正仍是进行时态,词人词作还会有新的发现,海内外公私所藏明、清典籍,都要设法充分利用,总集、别集、词选、诗选、词话、诗话、笔记、佛道典籍、书画题跋、方志、家乘、石刻文献,尤其是仍隐藏于山水名胜间的词作,皆需进一步访求。这些工作需要学界同仁共同努力,我们期待着真正意义上的《全明词》早日问世。
拜读《补编》,笔者还有些想法提出来向作者和学界同仁讨教。唐圭璋先生编《全宋词》,将《宋人话本小说中人物词》、《宋人依托神仙鬼怪词》、《元明小说话本中依托宋人词》之类作为附录,值得借鉴。可考虑仿《全宋词》体例,把明代神仙鬼怪词,戏曲、小说中的词作收集起来作为《全明词》外编,可编《明人依托神仙鬼怪词》、《明人小说中人物词》、《明人戏曲中人物词》,但《清人小说中依托明人词》、《清人戏曲中依托明人词》可不必列入,这些词作只与清人有关,与明人无关,应收入《全清词》外编为宜。明人对词体的认识有时是模糊的,有争议的诗词、词曲,一时难以分别清楚的,只要明人以为词体的皆应列入“外编”,不必轻易剔除。关于易代之际词人的归属问题,标准不应太随意。通行的皆以作者年龄或政治态度为标准,其合理性一面首先要充分肯定,但这样处理,弹性较大,不易把握。能否考虑以作品为准呢?这是客观标准,即作于元末的即是元词,作于明初的即明词,作于明末的即明词,作于清初的即是清词,可不管词人的政治态度。至于研究者持不同的观念,各持己见,那属研究者的事,作为一代文献汇编,应以求客观为宜。不过,这样处理,又会将词人“割裂”为两个朝代,长期以来,学界皆认为不妥。实际上,文人身处易代之际,生活在新朝,无论是“新生”,还是以“遗民”自居,都是新朝的人,这是客观存在。说得极端一些,如某词人生活在晚清,他在观念上仍不认同清朝统治,仍在做复辟“大明”的梦,能不能还说他是明朝“遗民”,属于明朝人呢?作为网罗一代文献的《全明词》,收录时所依善本或足本,原本多名人序或跋,全删去是否合适?《补编》沿《全明词》体例,统一以词调为正题,以词意标题为副题,统一体例,从编排技术上看,如此处理是可以的,也只能如此。但我们应清楚的是,词发展到明代,已成为“古典文学”,词早已脱离音乐,词调也早已告别“调即题,题即调”的原生态,这时,词调基本上只具形式上的意义,内容上已不如词题重要。词走过了词调为主、词题为辅的时代,有的词人反过来,将词题作为正题,在前,词调作为副题,在后。这是词史演进到明代时的新现象,也是明人的词体新观念。如徐渭词,明代原刻本及后世诸刻本多先词题,后词调,如《镜湖曲·调浣溪沙》、《竹炉汤沸火初红·调鹧鸪天》等,《全明词》皆统一词调在前,词题在后。《徐文长逸稿》卷十二有词《继闻廷对之捷,复制〈贺新郎〉一阕》,《补编》改为《贺新郎·继闻廷对之捷,复制一阕》。又如张岱词,《琅環文集》原刻及后世诸刻本皆是词题在前,词调在后,如《远阁新晴》、《通台夕阳》等十六首,词题皆为正题,副题为《蝶恋花·为祁世培作》,又《丁亥中秋》词题为正题,副题为《念奴娇·寓项里作》。《全明词》皆将词调置于前。按词调统一编排是可以的,但在具体词作下面最好说明清楚,否则,可能会遮蔽明词史的部分真相,导致对明词史的“误读”。
《补编》为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资助项目、浙江省社科规划重点课题、国家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又是浙江大学“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与江南地域文化研究丛书,由浙江大学董氏文史哲基金奖励资助出版。可见,该书的面世,离不开各方面的支持尤其是经费资助,如果没有这些,作为大部头的学术著作,个人是无力出版的。学术研究传承文化薪火,是千秋大业,需要政府和全社会的关心,《补编》的出版,是作者之幸,亦是学术之幸、国家之幸,想及此,笔者亦感到无限欣慰。
(刊于《中国韵文学刊》2008年第2期)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