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之书名、框架和性质今辨
作者简介：万奇（1964— ），男，内蒙古满洲里市人，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研究所所长。
如果从黄侃一九一四年编撰《文心雕龙札记》算起，现代“龙学”已走过九十四年的历程。这期间海内外学者在文本校勘、原文注译和理论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龙学”逐渐成为“显学”。然而，《文心雕龙》研究中的一些重要疑点仍有待“破解”。笔者仅就其中的三个问题——“文心雕龙”的涵义、《文心雕龙》的框架和《文心雕龙》的性质谈一点粗浅的认识，以求教于“龙学”大家。
书名辨：文心＋雕龙，雕龙文心，文心雕龙？
刘彦和名书曰“文心雕龙”，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主要有三个问题：
一是“文心”一词的来源。龙学界大体有两种观点：一种看法认为本于陆机的《文赋》：“陆机《文赋》开端云：‘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文心雕龙·序志》篇亦云：‘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显然是取自士衡之语以命名。”[1]一种看法认为源于佛教典籍：“《文心雕龙》书名中的‘文心’二字，也包含着‘弃迹求心’的意义。这个词语的渊源是佛典，而不是儒经。《法华玄义释签·序释签》说：‘盖序王者，叙经玄意。玄意述于文心，文心莫过迹本。’”[2]
就“心”字而言，未必最早见于佛典。据彦和所述，涓子着有《琴心》，王孙子着有《巧心》，“心”字在战国时已用于篇名。彦和的“文心”或许与佛典的“文心”有相通之处，然用精通佛学的饶宗颐先生的话说，是“与《阿毗昙心》之名偶合”，[3]缺乏充分、有力的论据支撑。更何况彦和博通经论，长于佛理，如果借鉴佛典的“文心”，为什么不明言？要知道他最善于“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而第一种观点则更令人信服。尽管彦和不满意陆机的《文赋》，认为“陆赋”的观点和结构“碎乱”，可刘、陆关注的问题是一致的：陆机研究“才士之所作”，是为得其“用心”，彦和以“文心”为名，是研讨“为文之用心”，两个“用心”的内涵是相同的，都是指作文的用心。因此，杨明照在“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一句注曰：“按文赋：‘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4]表明彦和“文心”与陆机的“用心”是一脉相承的。清人章学诚则明确指出：“古人论文，惟论文辞而已。自刘勰氏出，本陆机之说，而昌论‘文心’。”[5]章氏的“断语”，明确指出陆、刘之间的传承关系，是不刊之论。
二是“雕龙”与“岂、”“雕缛”的关系。龙学界对“雕龙”的解读，分歧最大，其争论的重点是“岂取邹奭之群言雕龙也”——尤其是对“岂”字的理解：或把它译为表示否定的“难道”，或把它译为表示肯定的“难道不是”，或把它译为表示推测的“大概”、“也许”、“庶几乎（差不多）”。
对“岂”字的解读，不能局限于“岂取……雕龙也”一句，应该放到与之相关的“语境”中来考察：
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邹奭之群言雕龙也。
不难看出，问题的关键不是“岂取……雕龙也”，也不是“岂”字，而是“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这是一个肯定性陈述句。“雕”，是雕饰的意思；“缛”，是指文采繁盛。彦和认为，从古至今的文章，都是靠雕饰文采组成的，难道仅仅采用了邹奭之群言的“雕龙”吗？显然，彦和之所以名书为“雕龙”，是因为文章本身就是“雕缛”的，与“雕龙奭”的事典没有太大的联系。即因“雕缛”而“雕龙”，非“雕龙奭”而“雕龙”。正如陆侃如、牟世金所说：“刘勰用‘雕龙’二字做书名，主要因为文章的写作从来都注重文采，不一定用邹奭的典故。”[6]可谓“知言”。
有的学者注意到“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可在翻译时，却把此句与“岂取……雕龙也”视为“因果关系”：“自古以来的文章，都是以雕饰丰富的文采而构成的（按：意为很像“邹奭修衍之文，饰若雕镂龙文”），因此，书名差不多是采用了邹奭之群言的‘雕龙’的‘雕龙’二字。”[7]这种译法未免有些牵强附会：为什么“自古以来的文章，都是以雕饰丰富的文采而构成的”，书名就必须“采用邹奭之群言的‘雕龙’的‘雕龙’二字”？这两句话没有必然的联系，译者在逻辑推理上出现了“真空”，将以立论，未见其论立也。另外，“因此”二字是译者所加，改变了彦和的反问句式。
三是“文心”与“雕龙”的关系。龙学界主要有三种看法：一曰“文心＋雕龙”：“‘文心’是讲作文的用心，这是一；‘雕龙’指雕刻龙文，比作文的要讲文采，但不要光讲文采，这是二。”[8]二曰“雕龙文心”：“‘文心’是书名的主干，‘雕龙’则是如何去探讨‘为文之之心’的说明和规定。刘勰强调自己的书是用‘雕龙’那样的功夫去揭示‘文心’的，或者说像雕刻龙文那样精细地探讨和揭示为文之用心。这‘精细’自然也包括文字本身的讲究。”[9]三曰“文心雕龙”：“其实‘雕龙’二字并不是用来修饰‘文心’的，而是用来说明‘用心之所在，与心之如何用’，《文心雕龙》的书名含义当是‘写文章用心在于要把文章写得像精雕细刻的龙文一样美’（以下简称‘要把文章写得美’）。”[10]
第一种观点把“文心”和“雕龙”看作并列关系，似难以成立。“文心”是指作文的用心，“雕龙”是描述写作行为和结果，在逻辑上构不成并列关系。从语言形式看，“文心”是偏正组合，“雕龙”是动宾组合，两种不同的组合形式如何能并列？
第二种观点把“文心”和“雕龙”看作主从关系，也难以自圆其说。重“文心”轻“雕龙”，有违彦和“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的圆通之识。把“雕龙”解读为彦和要“精细地探讨和揭示”文心，有些“引申过度”：“雕龙”是比文章写作，不是喻“研究”文章写作，“雕龙文心”不等于“文心雕龙”。
第三种观点对“文心”和“雕龙”关系的理解是正确的。但在翻译上把“雕龙”理解为“雕龙奭”的“雕龙”，片面强调“要把文章写得美”，忽视了彦和对“饰羽尚画，文绣鞶帨”这种刻意雕琢做法的批评，也难得彦和用心之“全”。
在笔者看来，书名争议的焦点是“雕龙”，而不是“文心”。要想搞清书名的涵义，必须从“雕龙”入手。值得注意的是，“雕龙”的表述方式不同于“文心”：“文心”是直陈式的，而“雕龙”则是暗示性的。暗示性的陈述包括“说出来的”和“没有说出来的”两个部分：“它们之所以被用来命书名，实际上与这些具体的东西无关，而只是利用它们所暗示的东西，也就是没有说出来的东西。”[11]“雕龙”是“说出来的”，其“所指”（雕刻龙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暗示的、“没有说出来的”是什么。笔者认为，如果联系“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邹奭之群言雕龙也”，就可以看出，彦和以“雕龙”为喻，是暗示作文要精雕细刻，以达到“刻画而自然”的审美境界。即文章讲究修饰、润色，写得有文采，但又不像邹奭那样“过度雕饰”，有十分明显的“斧凿”痕迹。因此，黄侃在释“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时精辟指出：“此与后章文绣鞶帨离本弥甚之说，似有差违，实则彦和之意，以为文章本贵修饰，特去泰去甚耳。全书皆此旨。”[12]周汝昌也认为：“夫雕龙者，正喻‘人工’之可夺‘天巧’。通常所谓文如‘天成’、‘行云流水’，那实际是功力纯熟深厚所臻之境地而已，那种貌似‘自然’，无非是大匠之能泯其‘斧凿痕’罢了。”[13]黄、周之说，深得彦和的用心，可视为“雕龙”的绝妙注解。合而观之，所谓“文心雕龙”，是指作文的用心在于精雕细刻，以企及“刻画而自然”的至境。
框架辨：文原论＋文体论＋文术论＋文评论？
对于《文心雕龙》的框架，亦有诸多说法。归纳起来，主要涉及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通行本《文心雕龙》的篇次是否有误。龙学界有两种观点：一种看法认为篇次有误。争议较大的是《练字》、《养气》、《物色》、《总术》和《时序》等篇的次序：范文澜认为，《练字》的位置是《章句》之后，《丽辞》之前；《物色》则在《附会》之后，《总术》之前。刘永济认为，《物色》宜在《练字》之后。杨明照认为，《物色》应为第四十一，《总术》则是第四十五，《时序》应为第四十六。周振甫认为，《物色》应置于《情采》之下，《镕裁》之上；《总术》应为第四十五篇，是创作论的总序。而对篇次调整比较大的是郭晋稀，他置《养气》、《附会》于《通变》之前，置《事类》于《通变》之后，置《练字》于《章句》之前，置《物色》于《夸饰》之后。[14]一种看法认为不能更改通行本的篇次。一些学者指出，在没有确凿的资料和可靠的版本依据之前，不宜改动通行本。否则会造成不同程度的混乱。
笔者认为，第一观点难以成立。这些学者对通行本篇次的调整固然有一定的道理，可那只是研究者的各自之理，不代表彦和的想法；更何况他们的认识也不完全一致，反而越调越乱，不仅没有还原书的本来面目，而且南辕北辙，相去甚远。唐写本（残卷）清晰地标示“征圣第二”、“宗经第三”、“正纬第四”、“辨骚第五”、“明诗第六”、“乐府第七”、“诠赋第八”、“颂赞第九”……，与通行本所标的篇次一致，印证了后者的可靠性。因为唐写本（残卷）是《文心雕龙》今存最早的、权威性的版本。从版本学角度看，“写本”的“精确度比印本高”。[15]因为“人以藏书为贵，人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学者以传录之艰，故其诵读亦精详”。[16]而《文心雕龙》现存最早的刻本元至正本的篇次进一步证明了通行本是可靠的（见表一）。
表一 唐写本（残卷）、元至正本、通行本之篇次
| 唐写本（残卷） | 元至正本 | 通行本 |
|
征圣第二 （下缺） |
卷一 原道第一 征圣第二 宗经第三 正纬第四 辨骚第五 卷二 明诗第六 乐府第七 诠赋第八 颂赞第九 祝盟第十 卷三 铭箴第十一 诔碑第十二 哀悼第十三 杂文第十四 谐讔第十五 卷四 史传第十六 诸子第十七 论说第十八 诏策第十九 檄移第二十 卷五 封禅第二十一 章表第二十二 奏启第二十三 议对第二十四 书记第二十五 卷六 神思第二十六 体性第二十七 风骨第二十八 通变第二十九 定势第三十 卷七 情采第三十一 镕裁第三十二 声律第三十三 章句第三十四 丽辞第三十五 卷八 比兴第三十六 夸饰第三十七 事类第三十八 练字第三十九 隐秀第四十 卷九 指瑕第四十一 养气第四十二 附会第四十三 总术第四十四 时序第四十五 卷十 物色第四十六 才略第四十七 知音第四十八 程器第四十九 序志第五十 |
原道第一 征圣第二 宗经第三 正纬第四 辨骚第五 明诗第六 铭箴第十一 史传第十六 封禅第二十一 神思第二十六 情采第三十一 比兴第三十六 指瑕第四十一 物色第四十六 |
总之，现有的版本数据都有力地支持了通行本的篇次，看不出什么“错乱”；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尊重通行本，在没有充分的证据时，研究者不能以个人的主观臆测，更改《文心雕龙》的篇次。
至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文心雕龙》十卷分法质疑为“盖后人所分”，也缺乏有力的证据。其理由是“据《序志》篇称上篇以上、下篇以下，本止二卷。”不错，彦和在《序志》篇的确是这样说的。但与“十卷说”并不矛盾：“上、下两篇说”着眼于《文心雕龙》的内容脉络（按照范文澜的说法，上篇“剖析文体”，下篇“商榷文术”），“十卷说”立足于《文心雕龙》的形式编排（五篇一卷）。从目前已掌握的唐写本、元至正本等版本资料来看，并不能证明“十卷”就是后人所分，因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说法只是一种推测，而非不易之论。
二是《文心雕龙》是由几个部分组成的。龙学界主要有四种说法：一是“两分法”，即“文体＋文术”；二是“三分法”，即“总论（文之枢纽）＋文体论（论文叙笔）＋创作论（剖情析采）”；三是“四分法”，即“总论（文质论）＋文体论（文类论）＋创作论（文术论）＋批评论（文评论）”；四是“五分法”，即“文之枢纽＋论文叙笔＋剖情析采＋论时序、才略、知音、程器＋长怀序志”。此外还有“六分法”（在五分法的基础上增加“文学史观”一类）和“七分法”（在六分法的基础上增加“修辞学”一类）两种说法。
从研究者角度看，这些分法各有一定的合理性，可就《文心雕龙》本身而言，并不十分确切。因为研究者只是按照自己的“理论先见”来切分《文心雕龙》，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对其“内在文脉”的探寻。这些做法的不足，正如吴调公所言：
研究者们常常喜欢用自己的理论武器把《文心雕龙》这个有机整体肢解得七零八落，搞成几大“块”几大“条”，实际是刘勰所从未梦想到的各种专论，甚至于离开了原著篇章的次序重新组合，以求吻合自己的理论结构安排。而这种种做法，都是远离了《文心雕龙》的根柢。[17]
此言切中要害。上述诸家的“分法”只是他们对《文心雕龙》框架的“解读”，并不等于《文心雕龙》是按照他们的“理论设想”来建构的。
据《序志》篇所述和《文心雕龙》呈现的“文本样态”，可以看出，彦和把《文心雕龙》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是文之“纲领”，包括“文之枢纽”五篇（从《原道》至《辨骚》）和“论文叙笔”二十篇；下篇是文之“毛目”，包括“剖情析采”二十四篇（从《神思》至《程器》）和“长怀《序志》”一篇。这是《文心雕龙》的原初框架。其中“文之枢纽”探讨文章的本原、师承、“酌变”根本问题，相当于今天的“文原论”（“本质论”）；“论文叙笔”研讨各体文章的源流、含义、代表作和写作规格要求，相当于今天的“文类论”（“文体论”）；“剖情析采”研究文章写作的“情”（从《神思》至《定势》）与“采”（从《镕裁》至《总术》）以及与“情采”（《情采》篇是由“情”到“采”的一个“过渡”，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有关的问题（从《时序》至《程器》），相当于今天的“文术论”（“创作论”）。《序志》介绍该书的写作动因、写作原则、主要内容和结构框架等问题。
从《文心雕龙》的“文脉”看，其“内在理路”是：道—→圣—→文（经）—→体—→术。彦和认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就是说，原道也好，征圣也罢，其枢纽是宗经（圣人之文）——也只有宗经，才能把道、圣落实，改变当时“去圣久远”的不良倾向，因此第一个关键词是“宗经”；而“去圣久远”的直接后果是“文体解散”，从根本上背离了“群言之祖”经书的写作体制，所以第二个关键词是“正体”；又因当时的作者追求浮华的文风，练辞而疏术，故第三个关键词是“执术”。《文心雕龙》正是沿着这三个词（或者说“经——体——术”）有序展开的（见表二）。
表二 《文心雕龙》之内在理路
| 彦和的文章观 | 文坛状况 | 解决办法 | 关键词 |
| 征之周孔 | 去圣久远 竞今疏古 |
还宗经诰 | 宗经 |
| 禀经以制式 | 文体解散 离本弥甚 |
正末归本 | 正体 |
| 文丽而不淫 | 多欲练辞 莫肯研术 |
必资晓术 | 执术a |
有的学者把《时序》至《程器》称为“批评论”（文评论）是不妥当的。这五篇讲的是与情采（文术）有关的问题——文章与时代、文章与自然、历代作家的才华、文章阅读和士人的品行、才能，其中固然涉及批评，但决不是“批评论”（文评论）所能范围的，还是以“执术”为中心的。如果把《神思》至《总术》视为“剖情析采”（文术论）的“内篇”，那么这五篇可看作是“剖情析采”（文术论）的“外篇”。
综上所述，《文心雕龙》的理论框架是（见表三）：
表三 《文心雕龙》之理论框架
| 体例 | 内容 | 篇次 | 文脉 |
| 上篇：纲领 | 文之枢纽 论文叙笔 |
《原道》至《辨骚》 《明诗》至《书记》 |
经 体 |
| 下篇：毛目 | 剖情析采 长怀序志 |
《神思》至《程器》 《序志》 |
术 |
性质辨：文学理论著作，文章作法，亦或其它论著？
《文心雕龙》是一部什么书？也有不同的说法。或曰“文体论”，或曰“文学理论著作”，或曰“文学批评论（文学评论）”，或曰“美学著作（艺术哲学著作）”，或曰“阅读学著作”，或曰“修辞学著作”，或曰“文章学”，或曰“写作指导、文章作法”，或曰“文学理论著作、文章学著作和分体文学史”，或曰“文学理论、文章学、各类文体的发展史和古典美学著作”，或曰“子书”等。
这些说法着眼点不同，各有可取之处，可都难以圆通。笔者认为，要弄清《文心雕龙》的性质，有必要区分与之相关的三个问题：
一是彦和想把《文心雕龙》写成什么书。从《序志》篇来看，彦和与许多魏晋六朝士人一样，有强烈的生命意识和忧患意识——“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进而希冀通过“制作”来达到“腾声飞实”的目的。这里的“制作”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著书撰文，而是指“成一家之言”，只有“著书立言”，才能实现“个人不朽”的终极目标。他梦见孔子，继而想到“注经”；放弃“注经”转向论文，是因为仅仅“注经”，难以成一家之言：“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这段话的重点在“未足立家”四字。彦和看重的、焦虑的不是“注经”本身，而是在所选择领域中能不能像“诸子”一样自成一家。他在《诸子》篇中说：“君子处世，疾名德之不章。唯英才特达，则炳曜垂文，腾其姓氏，悬诸日月焉。”又称赞诸子：“嗟夫！身与时舛，志共道申。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金石靡矣，声其销乎！”这些文字和《序志》篇中的“腾声飞实”的思想遥相呼应。显然，就彦和写作的深层动因来看，他想把《文心雕龙》写成一部“子书”。故刘永济明确指出：“历代目录学家皆将其书列入诗文评类。但彦和《序志》，则其自许将羽翼经典，于经注家外，别立一帜，专论文章，其意义殆已超出诗文评之上而成为一家之言，与诸子著书之意相同矣。”[18]
不可否认，彦和也想纠正当时的浮诡文风，不满意“近代之论文者”，这些只是他写《文心雕龙》的表层动因。
二是《文心雕龙》写成后实际是一部什么书。《文心雕龙》完成后是一部“子书”吗？如果仅仅根据彦和的写作动机推断《文心雕龙》是“子书”，似乎有些武断。文章、著作固然体现作者的某种写作意图，但不等于说作者想写什么就是什么。因为文章也好，著作也罢，一旦面世，就具有了相对的独立性，其本身所呈现的要远远大于作者的最初构想。从《文心雕龙》的内容看，不论是“宗经”，还是“正体”、“执术”，都是围绕着“怎样写好文章”，有别于“博明万事”的“子书”，说它是“子书”似有笼统之嫌；可它又不同于《典论·论文》、《文赋》等一般的文论专著“就文论文”，每每有“超文”的卓识独见，具备了“子书”的思想深度，章学诚肯定它“体大而虑周”、“笼罩群言”证明了这一点。钱穆在谈到《文心雕龙》的价值时也特别强调其“超文性”：
他讲文学，便讲到文学的本原。学问中为什么要有文学？文学对整个学术上应该有什么样的贡献？他能从大处会通处着眼。他是从经学讲到文学的，这就见他能见其本原、能见其大，大本原他已把握住。……因他注意到学问之大全，他能讨论到学术的本原。文学的最后境界在哪里。……而刘勰讲文学，他能对于学术之大全与其本原处、会通处，都照顾到。因此刘勰不得仅算是一个文人，当然是一个文人，只不但专而又通。”[19]
钱穆的看法很“到位”，他敏锐地抓住了《文心雕龙》不同于一般文论著作的地方——把“文”置于宏阔的学术平台上来考察。这种“论文而不囿于文，超文而又不离文”是《文心雕龙》实际存在的“样态”。因此，台湾龙学家王更生说它是“文评中的子书”[20]是相当准确的。如果用“现代话语”来表述，《文心雕龙》是一部研讨文章写作（文评）的思想论著（子书）。这里用“文章”而不说“文学”，是因为《文心雕龙》的研究对象是古代的文章，不是古代的文学（古代“文学”一词的含义虽每有变化，但主要内涵是一贯的——文化学术。对此，北京大学卢永璘教授曾撰专文《从刘勰〈文心雕龙〉慎用“文学”说起》详论之，[21]恕此处从略），也不是今天的文学。“文学理论著作”和“文学批评论（文学评论）”两种影响较大的观点都无法成立；把它“定位”在“思想论著”，是着眼于《文心雕龙》的深刻性和广博性，以区别于“写作指导、文章作法”的观点——“指导、作法说”虽然较之“文学理论著作说”和“文学批评论（文学评论）”更具合理性，可却无视《文心雕龙》论“文章写作之道”的“形而上”品质，仅仅看作是“形而下”的写作入门之“技”，削弱了它的“体大思精”。
而彦和能写成这样一部与众不同的“写作思想论著”，得益于“方法的自觉”。即“弥纶群言”、“振叶寻根”（“观澜索源”）和“唯务折衷”。“弥纶群言”是指综论历代诗文，构成《文心雕龙》的横向“理论维度”。“论文叙笔”部分讲究“敷理以举统”正是运用这种方法的结果。“振叶寻根”（“观澜索源”）是指从根本上来认识、把握文章，形成《文心雕龙》的纵向“历史维度”。“道沿圣以垂文”、“原始以表末”等是该方法的具体体现，钱穆所谓彦和能从“大处”、“会通处”和“本原处”看问题正是指这一点。“唯务折中”是指对问题的认识力求公允、恰当，这种方法使《文心雕龙》达到了“笼罩群言”的学术高度。书中谈到的“圆通”、“圆照”、“圆览”均为“折衷”法的表现。
三是今人把《文心雕龙》看作什么书。正由于《文心雕龙》具有广博、渊深的学术品格，客观上造成了今人对其认识的歧义（前面已谈，此处从略）。《文心雕龙》博大精深，包含了许多现代人文学科的因子，可以为文学理论、文章学、写作学、修辞学、美学、阅读学、文体论、文学史学、文学批评学等多学科所鉴用，但切不可因此就把《文心雕龙》归入其中某一学科门下，因为它不是按照今天的学科体系来建构的。倘若真是那样的话，《文心雕龙》也不可能“体大而虑周”。今天的学者完全可以从自己的学科角度研究它，只要不把它“据为己有”，加以垄断。
总之，就《文心雕龙》性质而言，它是一部文章写作思想论著。
注释：
[1][3]饶宗颐《文心与阿毗昙心》，张少康编《文心雕龙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65页，第170页。
[2][6][14]周振甫主编《文心雕龙辞典》，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41页，第542页，第543-547。
[4]杨明照《增订文心雕龙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613页。
[5]章学诚《文史通义·文德》，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86页。
[7][10]周绍恒《〈文心雕龙〉书名与“文之枢纽”的关系初探》，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编《文心雕龙研究》第七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0页，第222页。
[8]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42页。
[9]石家宜《文心雕龙系统观》，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73-274页。
[11]季羡林《禅和文化与文学》，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66页。
[12]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18页。
[13]周汝昌着周伦玲编《神州自有连城璧——中华美学特色论丛八目》，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143页。
[15]奚椿年《中国书源流》，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30页。
[16]宋人叶梦得语。引自叶得辉《书林清话书林余话》，岳麓始社2000年版，第21页。
[17]吴调公《文心雕龙系统观·序》，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18]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前言》，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页。
[19]钱穆《中国史学名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31—132页。
[20]见牟世金《台湾文心雕龙研究鸟瞰》，山东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80页。
[21]见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编《论刘勰及其〈文心雕龙〉》，学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8—210页。
参考文献：
1.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编辑《〈文心雕龙〉资料丛书》（上、下），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
2.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上、下），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