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两到孝感始末》辨正——与周厚强先生商榷

　　2008年《世纪行》12期发表了周厚强先生的《秦始皇两到孝感始末》一文，笔者以浓厚的兴趣拜读了周先生的大作，感慨良多，对文章刻意立异以及由此造成的历史混乱不敢苟同，愿与周先生商榷，旨在辨正错误，还原历史。

一、地名使用应遵循约定俗成惯例

　　读周先生《秦始皇两到孝感始末》的第一感觉是：周先生有了新发现，秦始皇两次到孝感来了！仔细阅读周文，方知是错觉，原来是写秦始皇两到云梦的事。周先生为什么要把秦始皇“两到云梦”写成“两到孝感”呢？其逻辑是：“秦时孝感地区为安陆县”，秦安陆县的治所是云梦楚王城，而现在云梦县是孝感地区的辖区，因此，就把“云梦”写成“孝感”。

　　本来写文章如何使用地名，历来没有明文规定。但是，这并不等于使用地名可以各随其便。通观学界、媒体浩如烟海的著作，无一例外地遵循着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约定俗成惯例。笔者手头有两篇关于云梦出土文献的目录，一篇是《云梦睡虎地秦墓研究资料简目》，列出了150篇论文和8部专著，其标题、书名都是冠以“云梦”之名，或冠以云梦简牍出土遗址地名，没有一文一书是冠以“孝感”的。另一篇是许学仁先生收录的《龙岗秦简研究文献要目》，列出了19篇论文和两部专著，其标题和书名也是冠以“云梦”之名，或云梦简牍出土遗址地名，没有一例冠以“孝感”。武汉大学徐承泰教授编辑的《云梦考古报告集》，收录了云梦县自50年代以来历次考古发掘简报25篇，其中有14篇的标题冠以“云梦”，有11篇在“云梦”前面叠加“湖北”，没有一篇以“孝感”取代“云梦”的。其实，此前周先生也是遵循这一不成文规定的，例如他参与起草的两次龙岗秦汉墓地发掘简报，都没有用“孝感”取代“云梦”。

　　那么，有没有冠以“孝感”的著作呢？当然有。笔者在案头随手清理了一下就有厚厚的一摞，这些著作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区域性”，有的是以时间为经串连全地区各县（市）的史事，如《中国共产党孝感历史大事记》；有的是以革命斗争故事为主线贯穿各县（市）的史事，如《新四军第五师在孝感》；有的是将各县（市）独立成篇的史料汇集成册，如《孝感烽火》，《孝感地区文物普查资料汇编》；还有的是把综合编写全区的史事与各县（市）独立成篇的史事融为一体，如《孝感水利》，《孝感百事通》，《孝感文化史》等等。唯独没有像周先生那样把一个县（市）发生的事说成全孝感地区的事。

　　从上述事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学界和媒体在使用地名时，都自觉地、严格地遵循着三条原则：一是“事发县（市）原则”。即某县（市）发生的事情就使用某县（市）的地名，这样表达的概念最明确，传递的信息最正确；如果扩大或缩小范围，都会造成概念模糊，信息错误；知名度特高的事发地点例外，如睡虎地。二是“地名叠加原则”。为了强化事发县（市）的地理概念，可在事发县（市）前面叠加涵盖面更广的地名，如“湖北”、“孝感”；“叠加”地名旨在进一步明确事发县（市）地理概念，而不是“取代”事发县（市）的地位，更不是争夺事发县（市）的历史文化资源。三是“涵盖面原则”。凡著作内容涉及多个事发县（市），则应使用能够涵盖这些事发县（市）的地名，如“孝感”、“湖北”等等。

　　举国上下的学人、报人，都自觉地、严格地遵守这一使用地名的不成文规定，这就是约定俗成；古往今来，后人踏着前人的脚印走，代代相传，这就是惯例。在一些无法可依的“法律盲区”，人们就是以惯例替代法律。例如，在国际事务中遇到“法律盲区”，就按国际惯例论事、行事，违背国际惯例就要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制裁、惩罚。所以，撰写历史著作使用地名，还是以遵循约定俗成惯例为是。因此，本文一般不采用 “秦始皇来孝感”的表述。

二、选题立论切忌因果关系断裂

　　周先生的选题是：《秦始皇两到孝感始末》（以下简称《始末》），切入点是秦始皇两次行程的始末截然不同：秦始皇第一次到云梦，是把云梦作为“收冠之站”,第二次到云梦，是“因为从秦始皇第一次到云梦和第二次来云梦的九年期间，发生了修筑长城、开拓南越、整治狱吏、焚书坑儒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另外还出现了一些离奇怪事”，而选择此地祭舜。

　　“始末”一文把始皇第一次到云梦的“云梦”作为“收冠之站”的说法，是不恰当的。什么是“收冠之站”？按字面理解：“冠”是帽子，“收冠”就是收藏帽子，说云梦是“收冠之站”，是说秦始皇在云梦摘下帽子收藏起来。这有何深意值得大做文章！如果说“收冠之站”是“最后一站”，那又词不达意，应该说“收尾”或“收局”，但观其大意又是在说“最后一站”。可是云梦距离咸阳数千里，怎么可能是“最后一站”呢？尽管如此，周先生还是坚持按自己的主观意志对客观历史进行了“四大改造”。

　　第一是过门不入，跳过云梦。秦始皇第一次来云梦，《史记》未录，但云梦秦简《编年记》录了：“廿八年，今过安陆（即云梦）”。但是，《史记》对秦始皇这次的行进路线却记载得非常清楚：从徐州南下西南渡淮河，经衡山（郡名，治所株城，在今湖北黄冈西北）到南郡（《史记》注：“今荆州也”），又从南郡渡江到洞庭湖湘山祠。秦始皇正是从衡山向南郡前进的途中来到云梦的，因为云梦地处衡山与南郡中间。然而周先生在记述秦始皇从衡山向南郡行进时，却刻意不提秦始皇来云梦的事，让秦始皇直达南郡。这就打上了一个大问号：秦始皇是怎样到南郡去的呢？是跳，他跳得过吗？是飞，那时有飞机吗？这是周先生在为虚构“收冠之站”埋伏笔。

　　二是撇开南郡，穿梭云梦。把《史记》和云梦秦简结合起来考察秦始皇此行的路线，是从云梦到南郡，又从南郡渡长江到洞庭湖湘山祠，然后返南郡由武关回咸阳。但在周先生的笔下，却让秦始皇撇开南郡，“由长江入汉水，进入南郡的郧水边的安陆县，今孝感市云梦县楚王城内”。这就使云梦成为“收冠之站”了。殊不知这样却使周先生陷入了“两难”境地：如果秦始皇西进南郡时未经过云梦，那他是怎样到南郡的？如果说秦始皇西进时到过云梦，这次又从湘山折返云梦，岂不是在云梦穿梭？

　　三是模糊概念，移花接木。《史记》所述“南郡”二字后面特别加了注释“今荆州也”，表明是指南郡治所，概念十分明确，但是周先生却说“司马迁并没有具体说清秦始皇到底是从南郡的哪个地方回到咸阳的”。周文故意模糊南郡概念，目的是要把云梦与南郡划等号：“南郡地域”包括孝感，孝感涵盖云梦，因此，“南郡”就是“云梦”，“云梦”就等于“南郡”。在这种逻辑支配下，周先生便将《史记》中“上自南郡由武关归”，改成秦始皇从云梦“收冠”由武关归咸阳。

　　四是张冠李戴，地名搬家。周先生说，秦始皇的返程路线是由云梦经随枣，过南阳，由武关回咸阳的，从而确定了云梦是“收冠之站”。如果说“收冠之站”是“最后一站”的话，那就非武关莫属，因为《史记》写得十分清楚：“上自南郡由武关归”，“由”的字义是“自；从。由此及彼”。“由武关归”就是说从武关直接回归咸阳。但周先生不愿证实事实，在这里他还特地要读者参阅他的《秦代驰道分布图》。可是，该图上既没有标示“收冠之站”的云梦，也未标示随栆、南阳，更没有这一段驰道线，要读者看什么？地图上标示的驰道，只有由南郡直通南阳拐向西北，由武关到咸阳的驰道，对照《中小学教育资源网·秦驰道示意图》（见文后），这条线正是秦始皇从南郡回咸阳的驰道线。周先生叫读者看他的地图，是要证明秦始皇是从云梦回咸阳的，可是，地图上却是从南郡出发到咸阳的路线，而“收冠之站”是一片空白。这不是在糊弄读者吗？

　　《始末》一文而且说，之所以秦始皇第二次以云梦为“始选点”，是因为“发生了修筑长城，开拓南越，整治狱吏，焚书坑儒等一系列重大事件”。果真是这样吗？非也，因为所说这些缺乏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国学大师梁启超论治史时说：“善为史者之驭事实也：横的方面最注意于其背景与其交光，然后甲事实与乙事实之关系明，而整个的不至变为碎件；纵的方面最注意于其来因与去果，然后前事实与后事实之关系明，而成套的不至于断幅”。“始末说”的要害在于没有内在的“来因与去果”，“前事实与后事实之关系”不明，以至于“断幅”。

　　当然周先生不愿就此收场，于是就拉来了“另外还出现了一些离奇怪事”。所谓“另外”，就是“始末说”以外；所谓“离奇怪事”，就是秦始皇沉入长江的玉璧再现，引起他的恐惧忏悔，不得已而到云梦祭舜等等。把这些事扯进“始末说”里坐“正堂”，有喧宾夺主之弊。

三、选材布局须避历史碎片堆积

　　写文章选材应该紧扣主题，这是作文常识。但是周文的主题却被历史碎片所淹没。有四点感想供周先生参考。

　　第一、不应漫无边际，异化主题。周文的主题是“秦始皇两到孝感始末（实际是两到云梦）”，在选材时，就应该阐述秦始皇两到云梦的直接动因和结果，与此无关的事应该忍痛割爱，一概舍弃。然而周文却从秦始皇十三岁写起，一直写到秦始皇死为止，其间的泰山祭天、琅邪观海，徐市求仙，泗水寻鼎，海上射鱼等等，都不惜笔墨，洋洋洒洒。请问：秦始皇是因琅邪观海、徐市求仙才到云梦虞舜的吗？是因云梦祭舜才到海上射鱼的吗？都不是。这些历史故事，与秦始皇云梦祭舜只有时间的先后，没有事理逻辑的内在联系，而周先生却对这些事儿津津乐道，以至主题异化，好象在写《秦始皇小传》一样；按原主题来衡量，这些滔滔不绝的东西，只能是一堆历史碎片。

　　第二、不应长藤结瓜，引蔓挂果。本来“泗水寻鼎”与秦始皇两到云梦毫无关系，然而，周文不仅写了，而且一直追溯到大禹铸鼎镇九州，“传经夏商周三代”，“周天子移九鼎于齐国，一鼎掉入泗水”等等，把传说作信史写在纸上，且然后又来写秦始皇在泗水千人寻鼎的闹剧。写这些东西，能说明秦始皇两到云梦的什么？显然，画蛇添足反类犬，不仅对自己所要说明的问题没有任何帮助，反而冲淡了主题，使读者得不到要领。

　　第三、不应本末倒置，节外生枝。检验史学观点正确与否，出土文物最具权威性。杜预注释《左传·宣公四年》：“江夏安陆县城东南有云梦城”。龙岗秦简上记载有云梦禁苑，证明杜预对《左传》所作的注释是正确的。可是周先生不是用云梦禁苑来证明杜预注释的正确性，而是用杜预的军事才能来证明其注释的正确性。说杜预是“军事家”，“大将军”、“守襄阳，修水利”、“奇袭西陵，三陈平吴”，这些事儿怎能证明杜预的注释正确、可信呢？

　　第四、不应前后矛盾，自我否定。周先生在前面写道：秦始皇“由长江入汉水，进入……云梦县楚王城内”。这是说云梦楚王城是秦时安陆县城。可是在论述云梦禁苑时却写道：“今云梦城区的楚王城，正位于今安陆县城的东南边”。这就是说杜预时的安陆县城是今安陆县城。那么杜预时的安陆县城究竟是否今安陆县城？杜预是魏晋时期人，《三国志，魏书·王基传》载：“安陆左右，陂池沃衍”。这是说在古安陆城左右的湖泊既肥沃又广阔，今安陆城左右哪来肥沃而广阔的湖面呢？我在有些文章中已经论述过，这是三国时东吴孙权的从弟孙奂在云梦楚王城西城中修筑的安陆城，考古工作者称之为“魏晋城”。杜预时东城已经废弃，江夏郡治和安陆县治都设在“魏晋”城，东城的东城垣已被水毁，只有东南面的城垣尚在，所以杜预说“江夏安陆县城东南有云梦城”，这里指的是已经废弃的云梦古城遗址，根本不是今日的安陆城。

四、对文献的解读务必审慎

　　写历史文章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古文献，而对古文献的解读要慎重。读了《始末》，我总觉得在古文献的解读上比较轻率，现提四点建议供参考。

　　一是多求教工具书，不要“想当然”。周先生写秦始皇“南登琅邪山，筑琅邪台，以观沧海。在此留住三月，对周边地区的农业人口流动情况和生产状况进行了寻访，从而对秦朝的农业人丁田亩税收作出了鼓励农业发展的法规调整”。这个写法值得商榷。《史记》的记述是：秦始皇“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复十二岁”四字中，“复”字是难点，是关键，这个字不弄懂，影响对整段内容的正确理解。《辞海》释“复”：免除徭役。这是说秦始皇南登琅邪山，非常高兴，在那里留住了三个月，为了把琅邪建设得更加符合他心意，迁徙了三万户老百姓到琅邪台下。并且，补偿他们迁徙过程中的损失，以及鼓励他们投入田土耕作出发，特免除他们的徭役十二年。什么“寻访”呀，“法规调整”呀，都是“想当然”，与《史记》原文风马牛不相及。

　　周先生说：秦始皇“在泰山举行了盛大的遥祭山川活动”。此言是对《史记》中“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的误解。《史记》的原义是说秦始皇要儒生们议论“封禅”和“望祭”山川两种祭祀活动的仪式，周文却把“封禅”说成了“遥祭”。其实二者至少有四个不同点：其一，对象不同。“封禅”专指皇帝登泰山的祭祀活动，祭祀的对象是天神地祗；而“望祭”，祭祀的对象是某山川之神，且不专指某一山川。其二，距离不同。“封禅”是皇帝御驾亲临泰山祭祀，是零距离；而“遥祭”是在京郊或特意选定的地方，望着某一山川祭祀，是远距离，因此称“遥祭”、“望祭”或“望祀”。其三，程序不同。“封禅”是两次完成的，皇帝先登泰山顶上筑坛祀天，谓之“封”，后到泰山下面东北的梁父山辟基祭地，谓之“禅”；而“遥祭”是一次性地祭祀一座山川之神。其四，内涵不同。“封禅”是向天神地祗报告受命于天，改制应命，报恩鸣功，祷告献诚，乞求江山永固，万世延祚等等；而“遥祭”往往是因某事引发某种心愿而遥祭山川之神，以消灾免祸祈福。把“封禅”说成“遥祭”，显然是误解。

　　二是独立思考，不要盲从。周文称：一人拿着玉壁拦住秦始皇的使者说：“‘为吾遗镐池君’，‘镐池君’指周武王”。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史记》诸版本都是“滈池君”而不是“镐池君”，应当尊重文献原文；第二，“滈池君”是水神名，应是指秦始皇，因为当时人都认为周朝是火德，秦朝是水德，以水克火，所以秦朝取代周朝。尽管周先生的“武王说”有所本，但治史者不应盲从。“滈池君”是水神名，人们很容易把水神与秦始皇联系起来，而不会把水神与以火德治天下的周武王相联系；再者，这时周武王已经死了903年，怎么能将玉璧送达周武王呢？赠璧事件是当时的政治斗争，不是清算陈年旧账。所以说“滈池君”是指秦始皇而不是周武王。

　　三是琢磨事理，不要轻断。周文说，秦始皇在泗水未捞到鼎，怏怏不乐地“离开今山东境内”。这话值得推敲。《史记》的记载是：“始皇还，过彭城（今徐州），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这是说秦始皇从山东南下过彭城以后才到泗水寻鼎，没寻到鼎才南渡淮河。这就清楚地说明泗水地处徐州以南淮河以北。如果在泗水未捞到鼎才“离开今山东境内”，岂不是山东在徐州以南？

　　四是尊重文献，不能窜改。周先生在谈到龙岗六号秦墓的墓主人时说：“墓主生前是一位管理‘云梦禁苑’的官吏，曾‘从始皇而行至舍禁苑’……秦代在‘禁苑’中建有行宫，……又称‘舍禁苑’”。周先生此说，笔者不敢苟同，理由如下：

　　首先，墓主人是庶人，不是管理云梦禁苑的官员。《云梦龙岗秦汉墓地第一次发掘简报》的结语称：“从墓形较小，随葬品较少且以日用陶器来看，这些墓主人身份较低，约相当庶人”。周先生是这个《简报》的执笔者之一，不要自我否定。

　　其二，墓主人曾蒙冤判刑，二审才被赦免为庶人。墓主人随葬的木牍记载，他名叫“辟死”，生前曾被官府错判有期徒刑数年，后经二审才得以平反昭雪，出土木牍就是他的“平反证明书”。刚恢复庶人身份的辟死不可能一步登天成为管理云梦禁苑的官员。

　　其三，棺内骨骸说明辟死不可能担当重任。发掘简报载墓主人是一个没有下肢的人，周先生应该记得辟死棺内“不见其下肢骨痕”。一个严重残废的人，平反昭雪后充其量给他一个闲差小吏，决不会是管理云梦禁苑的官员。

　　其四，《龙岗秦简》没有记载辟死随秦始皇出巡，更不存在所谓“舍禁苑”。《龙岗秦简》的原文是“从皇帝而行及舍禁苑中者皆……”。因竹简杇损严重，这话的句子成分残缺，可能是对跟随皇帝出巡的人和住宿在禁苑中的人作某种安排，而周先生却擅自把句中的“皇帝”改为“始皇”，将连词“及”改成动词“至”，把本义为“住宿”的动词“舍”，曲解为名词“房屋”，从而虚构成所谓“舍禁苑”，又把辟死说成跟随秦始皇外巡并到达“舍禁苑”。必须指出，亲身经历了“图穷匕见”“逢盗兰池”等一系列剌杀事件后的秦始皇，警惕性特别高，防范特别严，像辟死这样身份低下的人是无法接近秦始皇的。

　　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秦始皇死后的遗体是绕道回咸阳的。然而周先生却说秦始皇的“尸体经涵谷关回到咸阳”。《史记》说得很清楚：秦始皇死后，“从井陉抵九原”“从直道至咸阳”。这是说秦始皇死后，从沙丘向北经恒山的井陉到九原，然后从九原向南行直道回咸阳。九原在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南。为什么不直接从函谷关回咸阳呢？秦始皇死后，赵高、胡亥秘而不宣，矫诏赐死太子扶苏、大将蒙恬，阴谋胡亥继位，害怕秦始皇死讯外泄，引发意外，特意绕道九原回咸阳，营造秦始皇还活着的假象，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周先生怎么不知道这段历史呢？

五、史料运用要力求真实言必有据

　　周先生的文章中使用了许多前所未闻的“史料”，其真实性如何，有提出来商榷的必要。

　　周文在叙述秦始皇从南郡渡江到湘山祠去时写道：“君臣一行过江至湘山祠，突遇大风，随行的不少船只被掀翻，始皇的船好不容易脱险靠岸”，“渡江前，他曾举行了祭祀仪式，以求诸神保佑，但湘神却偏偏不领情，掀风作浪，使随行的不少嫔妃、侍从葬身江中，本人也险些丢命”。其实，《史记》叙述这件事只用了七个字：“逢大风，几不得渡”，前面所说那些情节，都是凭空塑造的。还有：秦始皇一怒之下“火烧湘山祠”，“使一直前后陪同始皇的长沙郡守不知所措，只是一个劲地恳求始皇能在长沙郡多停留些时日，好利用这一难得的机会侍候始皇以献忠诚”。《史记》只是说秦始皇砍光湘山树后就返南郡回咸阳去了，根本没有说“火烧湘山祠”，更没有到长沙郡去，而周先生却把长沙郡守的神情和心理活动写得那样生动传神，为何只称其官职而不言其姓名呢？足见所谓“长沙郡守”是个凭空捏造的人物。

　　关于《龙岗秦简》中的“云梦禁苑”，周先生写了这样一段话：记述始皇三十七年来云梦，“用的不是‘安陆’，而是‘禁苑’。这与司马迁的两次记述特点似乎不约而同……一个只用‘云梦’，一个只用‘禁苑’，两者合璧为‘云梦禁苑’”。是这样吗？非也。《龙岗秦简》第278简载：“……两云梦节以及有到云梦禁中者…”。仅此一简就既见“云梦”，又见“云梦禁中”；“禁中”就是“禁苑”。所谓“两者合璧为‘云梦禁苑’”，纯属子虚乌有。“云梦”也好，“禁苑”也好，都出自《龙岗秦简》，根本不需要去与《史记》“合璧”。必须指出，《史记》中记述秦始皇来云梦本来就只一次：“十一月，行至云梦，望祀虞舜於九疑山”。秦始皇另一次来云梦是云梦秦简《编年记》记载的：“廿八年，今过安陆”。周先生写秦始皇两到云梦的文章，对秦始皇两到云梦的出处都没有弄清楚，对《龙岗秦简》记载了“云梦”、“云梦禁苑”也不知道，这说明了什么？ 

六、精益求精莫让低级错误频见

　　阅读周先生的文章，不断有低级错误跳入眼帘，初步检索，全篇文章约5000字，差错凡五类37见。平均毎135字出一错。

　　1、《秦代驰道分布图》时空错乱，残缺不全，凡4见。

　　周先生在文中所插《秦代驰道分布图》上，赫然标示着燕、魏、韩、赵、齐、楚、秦等七国的国名，使大一统的秦朝倒退到了战国七雄时代。谁都知道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果断结束分封制，全面彻底推行郡县制的皇帝，在他修建驰道以后，怎么还有七雄割据呢？

　　果真是那样，他怎么能在全国范围内修筑四通八达的驰道呢？又怎么能五次到全国各地巡游呢？《秦代驰道分布图》残缺不全。首先，从彭城至泗水经衡山、过云梦至南郡的这条驰道线被抹掉了，没有这条驰道秦始皇是怎么到云梦的？其次，从沙丘经恒山至九原的驰道线也被抹去了，没有这条驰道秦始皇的遗体是怎么回咸阳的？

　　在这幅地图上最让人莫名其妙的是孝感的位置，孝感在自己的位置上既无图标，也无“孝感”的字样，而在南郡的位置上却标示着加框的“孝感”字样，与南郡重叠；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地图上竟然在上郡的位置上也标示着一个“孝感”，与上郡重叠。秦朝时的上郡治所在今陕西省北部的榆林市，其辖区北抵内蒙古，是秦帝国的北部边疆，上郡与孝感遥隔数千里，居然两个地名标在一个小圆点旁边，同南郡的“孝感”，遥相对应，还有原本的孝感未标出，加起来岂不是有三个孝感？

　　2、历史常识错误，凡4见。

　　周先生说：“在秦东郡，位于今山东东平县与河南濮阳一带，落下一个陨石”。此言违反常识。今山东东平与河南濮阳地跨两省，中间有梁山、台前、范县、鄄城、郓城、阳谷等县市，这一带纵横数百公里，谁见过能够覆盖数百公里的陨石？

　　周文称：“于始皇三十七年十月离开咸阳，由武关直行南下楚境驰道”。此言不符合历史的真实。这里所谓“楚境”，实际是指以荆州为中心的秦南郡辖区。南郡这时已设置了68年，秦始皇已统一全国11年，还哪来“楚境”？由咸阳到南郡的驰道在南阳拐弯了一个大弯，怎么能说“直行南下”呢？

　　“秦始皇‘望祀’湘神后，由孝感改行水道（见图），顺江汉而下直达吴地”。此说不能成立。须知，秦时云梦孝感以南直抵长江的广大地区是云梦泽，既不能行车马，也不通大舟，秦始皇不可能从这里下长江行水道，应是从云梦行驰道东进衡山郡治所株城（今黄岗西北）下长江到吴地。

“秦始皇第一次来孝感是在秦统一后的第二年,即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这话不准确。秦始皇第一次来云梦是公元前219年，而秦统一全国是公元前221年，屈指可数，应该是秦统一后的第三年。

　　3、历史地理常识错误，凡4见。

　　“函谷关”错为“涵谷关”，2见；“涢水”错为“郧水”；“长江”错为“湘江”。

　　4、词语误用，凡3见。

　　“震怒”错为“振怒”：“此事上报朝廷，振怒了秦始皇”。

　　“截然”错为“绝缘”：“秦始皇两到孝感,有趣的是其行程的始末绝缘不同”。

　　“连弩”错为“连驽”：“使用连驽等候大鱼射杀”。

　　5、错别漏字，凡22见。

　　错“璧”为“壁”8见。璧：古玉器名。古代贵族朝聘、祭祀、丧葬时所用的礼器，也作装饰品。壁：墙壁。

　　“侯”错为“候”11见。侯：古爵位名。候：气候、时候、等候、问候。两字外形相似，内构不同，字义更不同。

　　漏“择”：“伦侯武信侯冯毋择”漏为“伦候武信候冯毋…”。

　　漏“东”：“今山东东平县”漏为“今山东…平县”。

　　“郊”错为“效”：“1976年在云梦城关西效睡虎地发掘出编为十一号的秦墓”。

　　最后将史学大家梁启超先生的一段论史箴言赠送给周厚强先生，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夫史之性质，与其他学术有异；欲为纯客观的历史，是否事实上所能办到，吾犹未敢言。虽然，吾侪有志史学者，终不可不以此自勉；务持鉴空衡平之态度，极忠实以搜集史料，极忠实以叙论之，使恰如其本来。……故吾以为今后作史者，宜于可能的范围内，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以史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夫然后有信史，有信史然后有良史也。

——摘自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