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举办“戴逸与清史研究”学术座谈会

      9月10日，适逢第31个教师节和戴逸教授90寿辰，中国人民大学举办“戴逸与清史研究”学术座谈会，探讨戴逸先生在史学界特别是对清史学科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共商推动清史学科在中国人民大学乃至全国的发展之计。

     九十高龄的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清史编委会主任戴逸与史学界的专家学者欢聚一堂，共度节日、共话史学。

      教育部副部长郝平，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靳诺，教育部社科司副司长徐青森，中国史学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海鹏，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方克立，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张椿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前总编辑、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前所长王俊义，清史编委会常务副主任、国家清史办主任卜键，国家清史编委会副主任马大正，国家清史编委会副主任朱诚如，国家清史编委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前所长成崇德，国家清史办副主任杨伟光，山西大学副校长行龙，《学术界》杂志社副社长、副总编翁飞，北京市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刘仲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先达、王汝丰、郭成康、陈桦、黄爱平、黄兴涛、夏明方、杨念群，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赵世瑜以及来自国家清史办的人士等相关专家学者出席座谈会。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洪大用主持座谈会。

      靳诺书记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对各位来宾表示欢迎，对戴逸先生为国家清史编修工作和清史学科的发展，以及为中国人民大学发展建设作出的重大贡献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并恭祝先生寿诞快乐、学术之树常青。

      靳诺书记表示，戴逸先生是中国人民大学命名组建后的首批教师之一，是人民大学历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全程见证了中国人民大学的风雨历程。他和人民大学的一大批老教授、老专家一道，致力于探索具有人大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为人民大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付出了艰辛努力，作出了卓越贡献，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史学人才。70年代始，戴先生把自己的主要研究精力转向清史研究，为新时期清史学科的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可谓著作等身、桃李天下，成为国家清史研究领域的一面旗帜。

      靳诺书记表示，进入新世纪，戴逸先生在耄耋之年毅然接受了国家重托，承担起清史编修工程任务并已取得丰硕成果。从一定程度上说，戴先生等老一批史学家研究清史的历程，就是清史学科的发展历程。系统总结以戴逸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史学家的清史研究成绩，不仅可以进一步深化和提升清史研究水平，而且有助于人民大学清史学科在新时期进一步明确发展方向，找准定位，取得更大的发展。

      靳诺书记指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拥有中国史、世界史和考古学三个一级学科。其中，中国史学科的发展位于全国前列，世界史和考古学近年来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学校深知人文基础学科对于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意义，在综合改革方案中特别关注人文学科的振兴，提出了人文讲席教授等计划，努力提升学科水平，更好地传承戴老先生等史学前辈开创的史学事业。

      郝平副部长代表教育部向戴逸先生寿辰表示了祝贺和祝福，向中国人民大学全体教师表示节日的问候，向戴逸先生和他的团队为国家清史撰修工程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郝平副部长表示，在第31个教师节又逢戴逸先生90寿辰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举办这样一次座谈会，意义非凡。戴逸先生是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作为新中国清史研究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之人，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今天我们研究戴先生的学术经历和治学理念，必将为推动中国清史研究，为历史学科的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这也是我们向戴先生表达敬意的最好方式。

      郝平副部长表示，作为国家清史工程首席专家，戴逸先生十余年来呕心沥血，辛勤工作，清史纂修工程取得了累累硕果，体现了一种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执着的追求精神。作为一位德高望重的知名学者，戴逸先生体现出来的优良传统、宝贵的品格和学者风范，值得我们学习和弘扬：一是学贯古今，二是家国情怀，三是心怀世界，四是执着奉献，这些都会激励我们把戴先生的人生经验和治学经验薪火相传。

      郝平副部长指出，历史是我们走向未来的基石，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历史和史学研究。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他强调要牢记历史经验，牢记历史教训，牢记历史警示，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

      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海鹏回忆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和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发展历程，回忆了自己和戴先生在学习、工作、生活中的点滴往事，并且高度评价了戴逸教授在担任中国史学会会长期间，为推动中国史学走向国际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张海鹏会长表示，在戴先生等史学前辈的指引下，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已于今年8月份在济南成功举办。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发贺信，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这是对史学界的一个巨大肯定和鼓舞，也激励着史学界的同仁们更加奋勇向前。

      戴逸先生表达了对中国人民大学在这个特殊的日子举办此次座谈会的感谢以及对出席座谈会各位来宾的感谢。他动情地表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巨大成就，举世无双，非常有幸自己能在90岁看到国家9.3阅兵威武雄壮的场面，看到国家的日益强大和富裕。

      戴逸先生追忆了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工作的经历，并表示中国人民大学就是自己的家，是人大培养了自己、成就了自己。从抗日战争烽火中走来的中国人民大学，一路风雨历程，发展至今实属不易。他祝福国家兴旺、教育兴旺、学校事业兴旺。

      与会的戴逸先生的学生、专家学者共同向先生祝福寿辰和教师节快乐，并分享了与先生之间的往事、先生带给自己的影响，表达了对老先生为人为学之道的尊敬。

      卜键主任表示，戴逸先生历经沧桑却心地高洁，为人善良真诚，可亲可敬，具有宏阔深邃的学术视野，始终坚持开创史学研究的新领域，始终关爱弟子。以他为旗帜，团结带领了全国一大批史学界的优秀人才，对清史编修工程倾注了极大热情和心血，作出了巨大贡献，令人动容。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方克立教授表示，戴逸先生德高望重，是一流学术大家。先生在工作和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彰显了他宽厚、大度、包容的心胸，我们不仅要学习先生的学术成就，更要学习先生的为人之道。

      刚刚获评“最美教师”的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陈先达特意为戴逸老先生祝贺寿辰。85岁的陈先达教授表示，自己一家和戴逸一家有着多年交往，戴逸先生的学识、品性都令人叹服。特别是先生在如此年纪还能担当国家清史编修的重任，非常钦佩，他认为戴逸先生是承担清史编修重任的不二人选。

      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张椿年教授表示，戴逸先生是史学界的骄傲，他的贡献不仅限于清史，也开拓了史学界新的领域，为中国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先生也显示出了在史学界卓越的组织领导能力，为把中国史学推向世界尽了最大努力。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汝丰表示，从1953年到人民大学读研究生师从戴逸先生，1956年留校至今，近60年时间一直跟随先生在史学界学习、工作，先生传道授业解惑，言传身教，对自己影响巨大，难以言表。老先生博览群书、学识过人，对中国近代史、清史的学科建设发展呕心沥血，作出了卓越贡献，堪称一代师表。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前总编辑王俊义表示，自己1956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本科师从戴逸先生，并在先生指引和扶持下进入清史学界至今。作为清史研究的奠基者，开拓者，先生在史学界树立起了一座丰碑。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郭成康教授表示，作为戴逸先生的弟子，自己心目中的恩师爱才如命、嗜书如命、视清史如命，对自己影响巨大，希望自己不辱使命，协助先生圆满完成清史编修重任。

      北京大学历史系赵世瑜教授表示，自己从小和戴逸先生住在一个大院，先生的学术、思想、为人方面的大家风范都给自己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深深影响着自己的育人生涯。

      山西大学副校长行龙教授表示，自己以能成为先生弟子为荣，先生自然的天性，自由的学术思想，平易近人的待人风格，让人如沐春风，自己一定会和史学界的各位同仁共同努力传承先生的学术思想和为人之道，发扬光大中国史学。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黄兴涛教授代表全院师生，表达了对戴逸先生崇高的敬意和美好的祝福。

      座谈会后，学生代表为戴逸先生敬献了鲜花，到会的戴逸先生的历届学生也将金帝画院院长汪永祥专门题写的诗词敬献给先生。

附：戴逸教授简介

      戴逸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首批荣誉教授、首批一级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现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长。曾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历史组召集人、第四届、第五届中国史学会会长，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

      1951年写成并出版了小说《中国抗战史演义》，1954年撰写《中国近代史稿》，1955年评为副教授，兼任吴玉章老校长的学术秘书，后又担任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编委。1958年，《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得到范文澜、翦伯赞、尚钺、吴晗等史学前辈的赏识与好评。

      戴逸教授一生致力于清史纂修工作。20世纪50年代，董必武等中央领导同志提出纂修清史。1965年，中宣部决定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组建清史研究所，39岁的戴逸名列7名委员之一。1972年，为落实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经北京市委批准，成立清史研究小组。1978年，经教育部批准，在此基础上正式成立清史研究所，戴逸教授负责实际工作。2002年，清史纂修方案获国家批准，戴逸教授出任编委会主任。

      戴逸教授在清史研究方面，开辟了许多新的领域，完成了大量学术成果，共撰写或主编书籍30余种，发表文章600余篇。他主编的《简明清史》第一、第二册分别于1980年和1984年出版。该书是我国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鸦片战争以前的清代历史专著。列入国家社科基金“六五”计划项目的《清代人物传稿》（下）十卷，受到出版界和史学界的好评。在他主持下完成的《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上）和《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清史部分，均为上百万字的巨著，填补了清史研究领域的空白。1987年至1999年，他先后出版了论文集《履霜集》（1987年）、著作《步入近代的历程》（1992年）、《乾隆帝及其时代》（1992年）、《甲午战争与东亚政治》（1994年）、《繁露集》（1997年）、论文集《语冰集》（1999年），主编了《二十六史大辞典》、《近代文史名著选译》39册和《中国近代史通鉴》10册，完成了“211工程”清史子项目《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清通鉴》等。

      由于戴逸教授在科研教育事业上的突出贡献，1959年曾参加全国群英会，1960年在越南综合大学授课，被越南政府授予胡志明勋章；1961年被推举为高教战线先进工作者，1985年获吴玉章科研奖，1986年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人民教师，1994年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1995年获香港“柏立基孺子牛金球奖”和北京市社科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