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王仲殊先生逝世 享年九十岁

王仲殊先生生平

　　王仲殊1925年10月15日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父亲是宁波的一位中学语文老师，兼任报社的文艺副刊编辑，并长期受聘为著名的天一阁文献委员会委员。王从少年时代开始，便受父亲的培育、熏陶，在古典文学和历史文献方面打下良好的基础。抗日战争期间，王离开宁波，辗转于嵊县、新昌、宁海各地，历尽艰辛，完成了初中和高中的学业。1946年夏秋之际，他先后考取厦门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等国内第一流大学，却就近选择最后考取的浙江大学，攻读历史学。1949年新中国成立，浙江大学院系调整，王仲殊听从浙大教授谭其骧劝导，转学到北京大学。

　　1950年7月，他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当时正值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即将成立，需要增添新的研究人员。经北大教授张政烺推荐，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梁思永欣然接纳王仲殊于同年8月初入所，并多加指导、勉励，热忱至高。这样，王仲殊就成为考古研究所成立后第一位从大学毕业分配来的青年研究人员。因而可以说，王仲殊是考古研究所成长、发展的重要实践者和见证人之一。

　　1950年9月，夏鼐到考古研究所就任副所长之职。夏鼐来考古所前一度在浙江大学执教时闻知，王仲殊的历史文献基础较好又通日文，见到王仲殊便劝导他在学术研究上专攻应将田野考古与历史文献记载充分结合的汉唐时代考古学，又因汉唐时代中国与日本交往密切，而古代日本在制度、文化上多受中国影响，可进而兼攻日本考古学和古代史。于是，夏鼐便担任王仲殊的导师。在夏鼐的殷切关怀和直接指导下，王仲殊在工作上迅速成长，研究上成绩显著。1957年至1965年，他被委任为考古研究所的学术秘书，又曾任汉唐考古研究组副组长(组长由夏鼐副所长、所长兼任)。1978年至1982年，他升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进一步成为夏鼐的得力助手。1982年至1988年，王仲殊继夏鼐之后，被委任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兼任考古所学术委员会主任，《考古学报》和《考古学集刊》主编。在个人学术职称方面，由于“文革”期间的延误，王仲殊于1979年被破格由助理研究员直接提升为研究员。1981年他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并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直接评定为博士生导师。从1991年开始，他享受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做出突出贡献的政府特殊津贴。1992年至1998年，他重新担任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1999年以来，又改任学位委员会委员之职。2006年，王仲殊被授予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称号。

　　此外，1979年至1988年王仲殊曾任中国考古学会第一、二屇理事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2008年被推选为名誉理事。1980年至1985年曾任《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兼秦汉考古分支主编，1996年至1999年任《辞海》编辑委员会委员兼考古学分科主编，2002年以来又任《大辞海》考古学分科主编。1988年至1998年，王仲殊连任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王仲殊在学术研究上的成果亦为国际学术界所称道。早在1973年，他被聘为秘鲁国立库斯科大学的名誉教授。1988年，德国考古学研究院授予他通讯院士称号。1990年，亚洲史学会推举王仲殊为评议员(相当于常务理事)。1995年，日本冲绳学研究所又聘请其为客座研究员。1996年，继巴金、费孝通之后，王仲殊被日本方面授以“福冈亚洲文化奖”大奖，这更是十分难得的荣誉。

　　这里，应该特别提到的是，在1966年以后的所谓“文革”期间，我国许多学术研究机构，包括中国科学院所属人文•社会科学的各研究所在内，几乎皆被迫停业，唯独考古研究所因受周恩来总理关爱，得以继续开展业务。当时，王仲殊受命主持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他在郭沫若院长的关怀和支持下，尽力保护遭受迫害的老一辈学者，尤其是将下放在外省农村劳动的夏鼐调回北京，恢复其在考古研究所的职务。1971年夏，王仲殊还与夏鼐一同为郭沫若院长起草致周恩来总理的请示报告，恳请《考古》、《考古学报》等复刊以应国内外需要，蒙周总理立即批准，乃使考古研究所的学术研究得以进一步开展，为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考古事业的新的光辉历程打下极为重要的基础。

　　学问与人品往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在王仲殊身上显得格外清楚。众所周知，王仲殊是夏鼐的学生和接班人。与夏鼐一样，王为人正派、诚实，襟怀坦白，表里如一。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更不曲意逢迎，取悦于别人。针对一些不良的倾向，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无所畏惧。王仲殊学风严谨，立论扎实、可靠。在他的学术论著中，从不轻易发表没有把握的见解，更不仅凭主观臆测而大事渲染。实事求是，严以律己，理之所在，决不退让，这是王仲殊的治学之道。

　　早在1950年10月初，王仲殊便跟随夏鼐到河南省辉县，参加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发掘工作。正是遵照上述夏鼐为他规定的专业方向，王仲殊在辉县琉璃阁发掘的对象几乎全是汉代墓葬。由于夏的言传身教，严格要求，开始奠定了他在田野考古学上的技术基础。1951年4月至7月，夏鼐还带领王仲殊到河南省从郑州到渑池的中西部地区进行对各个时代遗址的调查发掘，决定以汉唐时代考古学为专业的王仲殊也参加了几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由于新石器时代遗址与汉代墓葬在发掘工作的操作上各有特点，互为补充，从而使他进一步增长了关于田野考古学的理论、方法等各方面的知识。

　　此后，就较为重要的项目而言，王仲殊先后参加了湖南省长沙的汉代墓葬、陕西省西安的汉长安城遗址、河北省满城的汉代陵墓、吉林省敦化的渤海墓葬、黑龙江省宁安的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等的发掘工作。其中，1956年至1962年汉长安城遗址的发掘由他主持，使他成为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的第一任队长，所获成果为以后该都城遗址的长期发掘打下坚实的基础。1964年春秋两季，他主持敦化六顶山渤海墓葬和宁安渤海镇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的发掘，规模大，效率高，收获丰富，为中国汉唐时代边疆考古学的开展做出积极的贡献。题为《六顶山与渤海镇——唐代渤海国的贵族墓地与都城遗址》的发掘报告书由王仲殊任主编，内容充实，叙述清楚，出版后多受好评，并荣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和“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等重要奖项。

　　在长年的考古学研究的实践中，王仲殊勤奋好学，孜孜以求，逐渐形成了具有本人自身特色的知识结构和治学方式。50多年来，单就中国考古学范围之内而言，他的论著相当丰富。在前已述及的田野工作方面，有与其他人合著的《辉县发掘报告》、《长沙发掘报告》和上述《六顶山与渤海镇》三部发掘报告书，又有个人独著的《洛阳烧沟附近的战国墓葬》、《汉长安城考古工作的初步收获》和《汉长安城考古工作收获续记——宣平城门的发掘》等单篇的发掘报告和简报。在综合研究和专题研究方面，则有个人独著的《汉代文明》(英文)、《汉代考古学概说》(中文，有朝鲜文译本)等专书，又有《沂南石刻画像中的七盘舞》、《略论杯盘舞及其时代》、《汉潼亭弘农杨氏冢茔考略》、《中国古代墓葬概说》、《中国古代都城概说》、《论吴晋时期的佛像夔凤镜》、《吴县、山阴和武昌——从铭文看三国时代吴的铜镜产地》、《“青羊”为吴郡镜工考——再论东汉、三国、西晋时期吴郡所产的铜镜》、《“黄初”、“黄武”、“黄龙”纪年镜铭辞综释》、《“建安”纪年铭神兽镜综论》、《黄龙元年镜与嘉兴元年镜铭辞考释》、《关于好太王碑文辛卯年条的释读》、《再论好太王碑文辛卯年条的释读》等个人独著的论文共约数十篇，其中不少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获得好评。

　　作为中国考古学界的重大事项之一，《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于1986年8月正式出版。王仲殊不仅作为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协助主任夏鼐负责全书的设计、规划和编辑事务，而且亲自承担《中国古代墓葬制度》、《秦汉考古》、《秦汉墓葬》、《汉长安城遗址》、《汉魏洛阳城遗址》、《铜镜》、《汉代铁器》、《汉代铜器》、《汉代漆器》、《汉代陶瓷器》等20多个条目的撰写，字数近20万。特别是卷首开头最重要的《考古学》序目为夏鼐、王仲殊共同合作撰写，高屋建瓴、深入浅出地论述了考古学的定义，研究的范围、目标和方法，学科的分支及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等，并有条不紊地叙明世界考古学的发展史，内容详细、充实，论据确切可靠，至今仍是中国考古学界广为遵循的纲领性大著作。

　　如前所述，按照夏鼐为王仲殊设定的治学方针，他在研究以汉唐时代为中心的中国考古学的同时，也注重对日本考古学和古代史的钻研。早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王仲殊大量阅读日本的古代文献及近代、现代的考古学和古代史书刊，以求充实自身的基本知识，并把握对方的学术动态。考古研究所图书馆收藏甚丰，除中国本国的书籍、刊物以外，也有不少外国的书刊，尤以日本的为多。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和中国国家图书馆(前称北京图书馆)皆兼藏日本文科方面的大量书籍、刊物，应有尽有，自可充分借阅，而王个人收集日本书籍、杂志、报刊颇多，更可随手检阅，十分便利。从1981年开始，王应邀访问日本，至今已达28次之多，每次都在日本参加考古学•古代史讨论会，作公开的学术讲演，顺便赴各地考察古迹，参观博物馆等，又为他对日本考古学和古代史的研 究开创新的必要的条件。

　　经过长期的努力，王仲殊在日本考古学和古代史的研究上取得了很大成绩。他的研究成果充分表现于各种专著和许多论文，它们多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有些论文则是由王本人直接用日文写作的。在专著方面，计有共著或独著的《探索中日古代文化的交接点》(共著)、《奈良•平安之都与长安》(共著)、《三角缘神兽镜之谜》(共著)、《古代日本的国际化》(共著)、《三角缘神兽镜》(独著)、《从中国看古代日本》(独著)、《三角缘神兽镜与邪马台国》(共著)等书，而王独著的各种论文则已多达数十篇。其中，对平城京、平安京等日本古代都城研究和对称为“三角缘神兽镜”的日本古代铜镜研究的二大系列用力尤多。

　　古代日本在各方面的文化、制度上广泛受到来自中国的影响，而都城制度则是其中最为重要、最为明显的一个方面。王仲殊研究中国古代都城，功底深厚，对古代中日两国都城制度的比较研究自亦得心应手，多有创见。

　　王在这一重大研究领域上发表的许多论著，应当首推《考古》1983年第4期所载《关于日本古代都城制度的源流》一文。该论文就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对日本的深厚影响作全面、系统、深入的阐述，明确主张7世纪末至8世纪的日本都城藤原京和平城京在形制、布局上仿效7世纪初期以来中国唐王朝的都城长安和洛阳，而不是仿效5世纪末至6世纪前期的北魏王朝的都城洛阳，从而否定了当时在日本历史学界占主导地位的岸俊男对这个问题所持的观点，在整个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日本学者迅速将王仲殊此文译成日文，转载于日本的《考古学杂志》上，加之此前新闻媒体所作的许多报道，使得王的论点广泛传播，一时成为历史、考古学界乃至社会上的热门话题。从此以后，除个别例外，一般的研究者多沿用王仲殊之所说，没有大的异论。性情温和、态度谦虚的岸俊男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对自身的学说不无保留，却承认王仲殊论文具有说服力，从而不作争论和反驳。岸俊男的宽厚、大方的风度，使王仲殊深受感动。

　　经过16年的长期间隔，王仲殊从1999年开始，才继续就中日两国都城、宫殿的比较研究执笔为文，到2004．年为止，共完成《论日本古代都城宫内大极殿龙尾道》、《论洛阳在古代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地位》、《试论唐长安城大明宫麟德殿对日本平城京、平安京宫殿设计的影响》、《关于中日两国古代都城、宫殿研究中的若干基本问题》、《试论唐长安城与日本平城京及平安京何故皆以东半城(左京)为更繁荣》、《中国古代宫内正殿太极殿的建置及其与东亚诸国的关系》、《唐长安城、洛阳城与东亚的都城》、《论唐长安城圆丘对日本交野圆丘的影响》等8篇论文。各篇论文的题材、内容各有不同，正体现了王对中日两国古代都城、宫殿制度所作比较研究的全面、系统和无所不包的深入程度。这里，因限于篇幅，只就最具特色和最有创见的《论日本古代都城宫内大极殿龙尾道》和《论唐长安城圆丘对日本交野圆丘的影响》两篇论文作简单的介绍。前者刊登于《考古》1999年第3期，后者刊登于《考古》2004年第10期，是上述8篇论文中的首篇和末篇，一前一后，为王仲殊对于中日两国都城、宫殿的比较研究作重新的开始和最后的终结。

　　据20世纪70年代日本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的全面发掘，8世纪前期日本平城京宫内第一次大极殿建立于高为2．2米的、可以称为“龙尾坛”的大坛之上，这显然是出于对唐大明宫含元殿的模仿。龙尾坛在其前面左右两侧边缘处各设一条斜坡道以供升登，而坛的前面中央部分则无台阶之类的设施。1981年7月，岸俊男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提出个人见解，认为龙尾坛前面中央处应有一条木造的阶梯，以便升登殿上，只因年久枯朽，不留痕迹，故未曾发现。于是，许多学者按此见解，绘描大极殿龙尾坛的复原图，突出坛前木造的大阶梯，公开发表，竟成定论。     另一方面，早在1959~1960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马得志负责发掘唐长安城大明宫含元殿遗址，在发掘报告中明确认定龙尾道的位置在殿前的正中央处，建筑学者据以作成复原图，国内外学者皆信以为真，毫无异议。但是，1995年至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以安家瑶为队长的西安唐城工作队的大规模发掘证明，含元殿前面正中央处根本不存在任何阶道，从而在考古研究所内部引发了关于龙尾道问题的激烈争论。

　　在这种情况下，王仲殊撰作题为《论日本古代都城宫内大极殿龙尾道》的论文，主要是参照《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日本文德天皇实录》等史书记载，尤其是根据13、14世纪日本“九条家图”、“近卫家图”等古图所绘8世纪末、9世纪以降的平安京宫内大极殿龙尾坛(史书中称龙尾道)的二条台阶分别设在坛的左右两侧近边缘处的实况，确证平城京宫内第一次大极殿龙尾坛的前面中央处不可能设有所谓木造的阶梯。日本学者读此论文，多加认同，而马得志亦承认当初发掘含元殿时因限于各种条件，对龙尾道遗迹的探测失误，从而使中日两国考古学界两全其美，各自维护了含元殿龙尾道和大极殿龙尾坛(史书中称龙尾道)的真相。其实，就中国方面而言，据《两京新记》、《剧谈录》、《西京记》、《长安志》、《南部新书》、《唐语林》等唐宋时代书籍记述，唐大明宫含元殿前的龙尾道正是分为左右二股，各沿“翔鸾”、“栖凤”两阁盘曲而升登于殿上的，是属毋庸置疑。

　　关于中日两国古代都城制度的比较研究，从来都局限于都城内部的宫殿、里坊、街路、市场、寺庙等项，而不及于都城的郊外。学者们认为，自古以来，中国都城郊外多设各种礼制建筑物，而日本都城郊外则无类似的设施。无待于言，这是两国古代都城制度的重要差异之一。

　　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在唐长安外郭城南面正门明德门外发掘了唐代圆丘的遗址，引起各方面的重视。王仲殊以此为契机，撰作题为《论唐长安城圆丘对日本交野圆丘的影响》的论文，打破了历来关于中日两国古代都城制度的比较研究局限于都城内部而不及于郊外的旧例，可谓别开生面。

　　王在论文中根据《续日本纪》、《日本文德天皇实录》等日本史书的记载，确认日本桓武天皇和文德天皇分别于8世纪后期的长冈京和9世纪中叶的平安京南郊交野郡柏原之地(在今大阪府枚方市片鉾町附近)设圆丘以祀天神的事实，又参照《大唐开元礼》、《大唐郊祀录》等中国唐代的文献、典籍，证明当时日本天皇于十一月冬至之日在圆丘祀天神的制度仿自中国唐王朝，乃至礼仪的程序、祭祀的配享以及祭文的文章、字句等几乎全都与中国相同。就史书记载而言，日本冬至祭天的郊祀制度虽仅限于桓武天皇、文德天皇二代，却亦足以否定所谓日本古代都城郊外完全没有礼制建筑物的笼统之说。

　　在王仲殊对于日本考古学的研究中，日本出土的称为“三角缘神兽镜”的铜镜是最大的课题。自1981年以来，王在中国的《考古》等刊物上先后发表《关于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问题》、《关于日本的三角缘佛兽镜》、《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综论》、《景初三年镜和正始元年镜的铭文考释》、《景初三年镜和正始元年镜铭文补释》、《论日本出土的景初四年铭三角缘盘龙镜》、《从日本出土的铜镜看三世纪倭与中国江南地方的交往》、《论日本出土的吴镜》、《论日本“仿制三角缘神兽镜”与所谓“舶载三角缘神兽镜”的关系》等专题论文，加上前述发表在《考古》杂志上的《论吴晋时期的佛像夔凤镜》、《吴县、山阳和武昌》、《“青羊”为吴郡镜工考》、《“黄初”、“黄武”、“黄龙”纪年镜铭辞综释》、《“建安”纪年铭神兽镜综论》、《黄龙元年镜与嘉兴元年镜铭辞考释》等可作参证的关于中国铜镜研究的论文，共计约有20篇。这许多论文大都已由尾形勇、杉本宪司等日本学者译成日文，在日本著名学者西岛定生监修下编集成一本以《三角缘神兽镜》为题的专书，1992年在日本东京出版，1998年再版。

　　从20世纪20年代之初开始，日本学者富冈谦藏早已主张日本出±的三角缘神兽镜是3世纪中国三国时代的魏镜，包含在《三国志•魏书•东夷传》所记魏朝皇帝于景初三年、正始元年(239～240年)通过来访的使者赐给日本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的“铜镜百枚”之内，这便是所谓三角缘神兽镜的“魏镜说”。1953年以小林行雄为首的日本学者发掘京都府椿井大冢山古坟，出土三角缘神兽镜计30余枚之多，引起轰动，乃使对三角缘神兽镜的研究出现新的高潮，而小林行雄则成为研究此类铜镜的权威，大量联系古代政治历史，提出所谓“同范镜”理论，为日本学术界所信奉。

　　王仲殊自1981年访问日本以来，在日本各处得见大量三角缘神兽镜的实物，仔细观察，增强认识。经过广泛收集相关的资料，进行周详、深入的比较，王就三角缘神兽镜问题的研究创作论文近20篇之多，已如前述。归纳他的观点、论旨，主要有以下各项：

　　(1)通过近年对奈良县天理市黑冢古坟等古坟的发掘，三角缘神兽镜在日本出土的总数至今已多达500余枚，而此种铜镜在中国全境却依然一无所见，故可断言它们是在日本而不是在中国所制作。

　　(2)与中国同时期的铜镜相比，三角缘神兽镜在形制、图纹上有独特之点，不可笼统地与中国所产铜镜混为一谈。

　　(3)尽管如此，由于三角缘神兽镜大体上与中国铜镜多有相似之处，加之铭辞中有“陈氏作竟(镜)”、“张氏作竟”、“王氏作竟”等明确之语，可证其为东渡的中国工匠在日本所制作，而日本当地工匠作为助手，不起主要作用。

　　(4)三角缘神兽镜的外区形制、纹饰与中国画像镜相似，内区的图像则与中国神兽镜类同，而画像镜、神兽镜盛行在中国江南的吴地，罕见于黄河流域的魏的境域，故三角缘神兽镜应为吴的工匠而非魏的工匠在日本所制作。

　　(5)许多三角缘神兽镜都有详细的铭文，其辞句、款式、内容与一般中国铜镜的铭文相似，丝毫没有言及皇帝赐镜等情，足证所谓“特铸说”乃无稽之谈。

　　(6)日本学者主张三角缘神兽镜为中国魏朝皇帝所赐之镜，最为重要的依据在于镜铭中有“景初三年”、“正始元年”的纪年。但是，在“景初”、“正始”纪年镜的铭辞中，工匠陈是(氏)自述经历而称“本是京师，绝地亡出”，“本自州师，杜地命出”，可证陈是(氏)其人本为中国吴地扬州京城(今江苏省镇江，吴时称其地为“京”，东晋称“京口”)的镜师，因故亡命于日本，在日本作镜。

　　王仲殊认为，由于景初三年、正始元年是倭使首次访魏之年，值得纪念，其年号为在日本作镜的中国工匠纪入铭辞，无足为奇。应该特别指出，1986年10月在日本京都府福知山市发掘广峰十五号古坟，出土了有“景初四年”纪年铭的盘龙镜，铭文的书体和字句可证制作此镜的工匠陈是(氏)与制作“景初三年”、“正始元年”铭三角缘神兽镜的工匠陈是(氏)属同一人。据《三国志•魏书》记载，魏明帝于景初三年正月病亡，继位的少帝改次年为“正始元年”，根本不存在所谓“景初四年”。正是因为陈是(氏)等人在日本作镜，与中国本土相隔远海，消息欠通，不知魏朝改元之事，乃继“景初三年”之后，在镜铭中使用“景初四年”的纪年。以后发觉“景初四年”纪年有误，乃改用“正始元年”的纪年，以做纠正，实属通情达理之事。

　　王仲殊的论证坚强有力，得到日本有关学者、专家以及广大古代史、考古学爱好者的认同和支持。

　　2004年5月，由樋口隆康任馆长的泉屋博古馆通过荧光X射线分析，以三角缘神兽镜的青铜成分与中国铜镜的成分相似为由，又一次为“魏镜说”鼓劲。对此，王仲殊指出，经分析，日本铜铎所含之铅产自中国而不产于日本，却不能据此否定铜铎的制作地在日本，又指出三角缘神兽镜铭辞中有“用青铜，至海东”之语，正说明此类铜镜的青铜材料来自中国，又何足为怪。王还指明日本九州出土的玻璃勾玉(勾形珠)和玻璃管玉(管状珠)无疑是在日本本地制作的，但所用铅钡玻璃的材料却自中国输入，可为旁证。最近，日本有关学者从金属工学的立场出发，指出泉屋博古馆的解析方法存在严重错误，更足以发人深省，明辨是非。

　　除一般的考古学之外，王仲殊还注重对以文献资料为依据的古代学的研究。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论著是关于好太王碑文的释读和对于有关所谓倭面土国的各种史书记载的考证。前者有《关于好太王碑文辛卯年条的释读》和《再论好太王碑文辛卯年条的释读》两篇论文，皆发表在《考古》杂志上；后者则有《论所谓倭面土国之是否存在》的一篇论文刊登于《北京大学学报》，又有《从中日两国的文献资料看古代倭的国名及其他有关问题》的一篇论文译成日文，刊登在名为《东亚细亚的古代文化》的日本刊物上。

　　作为考古学者的王仲殊，还爱好文学，造诣不浅。在访问日本时，王见景生情，曾撰作有关裴世清、朱舜水的七言律诗，当众朗诵。特别是1986年10月应福冈县前原市市长要求，亲笔书写所作题为《伊都怀古》之诗，刻石成碑，树立在伊都历史资料馆门庭之前，受到许多专家和广大参观者的赞赏。王亦擅长于创作日本的和歌、俳句，在各种场合披露，并被记录于有关书刊中，深受日本学者乃至各界人士的好评。

　　自1956年迄今，王仲殊出国访问37次，其中28次是访问日本，却也曾先后往访埃及、叙利亚、前苏联、越南、阿尔巴尼亚、秘鲁、墨西哥、伊朗、美国、韩国等许多国家。在王写作的有关外国的学术著述中，除关于日本考古学、古代史的许多论文和专书以外，也曾有《苏联考古学访问记》(共著)、《阿尔巴尼亚访问记》(共著)、《墨西哥古代文化简述》、《秘鲁、墨西哥考古学访问记》等篇目，它们皆属介绍性文章，却可从中看出王对外国考古学概况的了解。

　　应该说明，在韩国考古学、古代史方面，王仲殊在《从中国看古代日本》（日文）的专书中有《友好的百济》、《新罗的强盛》等连带性的叙述之节。2002年冬，他用日文写成以《唐长安城、洛阳城与东亚的都城》为题的讲演稿，在日本京都举行的盛大讲演会上就韩国庆州都城的形制、布局作论述，表明了本人自身的独特见解。特别是1995年发表题为《试论鄂城五里墩西晋墓出土的波斯萨珊朝玻璃碗为吴时由海路传人》的论文，对古代中国与波斯的交往途径提出与众不同的新论点，水平甚高。此外，1998年所作题为《论汉唐时代铜钱在边境及国外的流传》的论文虽以日本冲绳各遗址出土的开元通宝铜钱为主要论述对象，其取材却广泛包含中国从新疆到黑龙江乃至台湾、澎湖、南沙群岛等各处的发现，在国外则普遍采用东非、西亚、中亚、俄罗斯(西伯利亚)、蒙古、朝鲜、韩国、日本等许多地区的资料，足见其放眼世界，在学术研究上注重中国与外国的交流关系，这便是王仲殊所说的“中外交流考古学”。

　　撰写者：

　　王巍(195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德国考古研究院通讯院士，美洲考古学研究院终身外籍院士，《考古》杂志社主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