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故事：朱熹负气审严蕊
唐仲友也确有其人其事。唐仲友（1136—1188），字与正，号悦斋，浙江婺州（金华）人。唐氏一门是婺州有名望的官宦之家。唐仲友父辈有兄弟四人：唐尧咨、唐尧封、唐尧举、唐尧卿。其中唐尧封生了三个儿子：唐仲友、唐仲温、唐仲义，皆是进士。
唐仲友，绍兴二十一年（1151）进士，又中博学宏辞科；唐仲温，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唐仲义，绍兴三十年（1160）进士。一门兄弟三人皆中进士，这不仅在当时，就是在整个科举时代，也是很罕见的。兄弟三人中，唐仲温官饶州（景德镇）府学教授；唐仲义官江西乐平县主簿，唯有唐仲友官阶最高，曾判建康府，后为台州太守。金华地方志称他识治体、有干才：“登绍兴辛未（1151年）进士。上书累万言，言时政甚切。兴利除弊，政声赫然。”“仲友邃于经学，通性命之理，下至天文地理、兵农、礼乐刑政、阴阳度数、郊社学校、井地封野，探索考订，体赅本末，可见诸用”（《金华耆旧补》卷十九）。佚名的《林下偶谈》卷三《晦翁按唐与正》：“唐知台州，大修学，又修贡院，建中津桥，政颇有声”。在学术上，以“鼓倡经制之学而同金华学、永嘉学、永康学喧腾并起于浙东”，在中国儒学史上具有一定历史地位。清代学者全祖望将唐仲友所为经制之学与吕祖谦兄弟的性命之学、陈亮的事功之学相提并论，称：“乾、淳之际，婺学最盛。”黄宗羲甚至认为唐仲友的学问，已超过当时著名的事功学派代表人物叶适：“仲友之书虽不尽传，就其所传者窥之，当在艮斋、止斋之下（分别为当时事功学派代表人物薛季宣、陈傅良的号），较之水心（叶适号），则稍醇，其浅深盖如此”（《宋儒学案》）。
严蕊也是确有其人、其事。关于这个台州营妓被捕受杖之事，唯一的第一手史料，就是《朱文正公（朱熹谥号文正）全集》中收录的朱熹弹劾唐与正（字仲友）的六个折子中提到的她的事，以及奏折中摘引的她在台州和绍兴两地司理院受审时的口供。她确实是唐最宠爱的官妓，两人的关系确实逾越了制度的规定。宋代制度规定：官妓可以佐酒、伴唱，却不可以近身（即发生两性关系）。但严蕊经常出入唐的内宅，还和别的官妓一起侍侯唐与正洗澡，并供认不止一次和唐发生性关系（供状上作“逾滥”）。唐还打算收她作妾，所以用太守的职权准许她脱籍。叫她到外地去住。但也正是唐仲友害了她：因为唐此时正要升任江西提刑使，怕严蕊真的脱了乐籍不跟他去江西，所以并不给她在妓乐司衙门正式办脱籍手续，因此身份还是“官妓”，所以朱熹参唐的不法之事之一就是“滥用职权，私放官妓”。而严蕊以台州官奴的身份到黄岩去居住，就是“逃亡”。如按“逃亡律”治罪就要判徒刑。就算事出有因，最轻也要按“浮浪律”判“杖八十”。所以严蕊从黄岩捉回台州，不必审问，至少就是杖罪。这完全是唐唐仲友害的。朱熹在台州调查唐案时，唐与正虽已停职，势力还很大，一直刮翻案风。司理院衙门要对严蕊杖责，是欲借此打击唐党的气焰。唐仲友听说严蕊要受杖，竟派手下的打手到司理院去抢人。没抢到严蕊，却更使严蕊非捱打不可了。这就是严蕊第一次受杖。当时唐案涉及人犯很多，朱熹要进一步查唐的问题，认为在台州受唐党的干扰，所以把一干人犯都送到绍兴司理院再审。并不只是严蕊解去绍兴，单是妓女就有沈芳、王静、张婵等好几个。在绍兴严蕊又供了恃宠干涉公事，替人说情收人财物等事。但在绍兴再审出的事加在一起也没有告到唐与正，倒是严蕊这样的涉案人员，到结案时少不得还要因为犯了“不应律”等罪名，又受一次杖刑。而且至少是“杖四十”。这就是严蕊在二月之间一连受到两次杖刑。
朱熹与唐仲友都是南宋初年著名学者，宋孝宗淳熙年间，二人同时在浙东为官。朱熹为何要冲破层层阻力，不惜得罪举荐他的宰相，连续六次上书，甚至宁可辞职回乡也要扳倒唐仲友？此案当时在官场震动很大，学术界也闹得纷纷扬扬。从一些文人笔记来看，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传闻：
一是说唐仲友与吕祖谦因学术上不合而结下怨仇，袒护吕祖谦的朱熹借机奏劾唐仲友。也是浙江丽水人的南宋俞文豹在《吹剑录·四录》中说：东莱（吕祖谦世称东莱先生，亦是金华人）与与唐仲友同去应试博学宏词科，考前曾向唐请教：路鼓（古时祭享宗庙所用的四面鼓）是是放在宗庙寝门的里面还是外面？“唐曰：在门里”。结果唐仲友考中，吕祖谦落选应试后回来查资料，才知为唐仲友所骗。于是吕祖谦对唐仲友说：“只缘一个路鼓，被君掇在门里。”宋人周密《齐东野语》也有类似记载，但不是因应试博学宏词科，而是在金华书会中就不和：“朱晦庵按唐仲友事，或云吕伯恭（吕祖谦字）尝与仲友同书会，有隙，朱主吕，故抑唐。”这种说法的前提是吕祖谦和朱熹确为好友，两人都提倡“格物致知”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吕祖谦为了调和朱熹和陆九渊主观唯心主义理学之间的争执，于南宋淳熙二年（1175）在信州（今江西上饶）鹅湖寺举行的一次著名的哲学辩论会。双方争议了三天，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盛会。
二是说唐仲友“恃才轻晦庵”。朱熹有个好友叫陈亮，婺州永康人，也是位著名的词人和爱国志士，此人也是唐仲友的朋友，但唐嘲笑陈亮学问粗疏，加以唐、陈二人争夺色妓，情场败北的陈亮遂向朱熹进谗言。此事在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硬勘案大儒争闲气 甘受刑侠女著芳名》曾大加渲染，作为朱、陈矛盾的主因。但最早见于文史笔记的则是南宋周密的《齐东野语》卷十七《朱唐交奏始末》：唐仲友“平时恃才轻晦庵”，而陈亮却为朱熹所誉扬，认为其学问与唐仲友不相上下。有次陈亮到台州游玩，看上了一位营妓，想让太守唐仲友为其脱籍。唐仲友又玩起对待吕祖谦那一套，表面上答应，暗中却使坏：再一次宴会上，他对正在佐酒的这位营妓说：“你真的愿意嫁给陈官人吗？”。营妓说愿意并对唐太守让其脱离营籍表示感谢。谁知唐又接上一句：陈亮身无分文，流浪四方，“汝须能忍受冻乃可。”这位营妓一听这话，脸上马上变了色。陈亮再次“至妓家，无复前之奉承矣。陈知为唐所卖，亟往见朱。朱熹听说他从台州来，便向他打听唐仲友：“近日小唐云何？”陈亮便对朱熹说：陈亮说你不识字，怎么能做茶盐常平提举？于是，朱熹恨唐仲友。等到他奉旨巡按江南西路来到台州时，正好唐仲友又迎候迟了，于是朱熹更对陈亮说的信以为真。于是立即收缴唐的官印，并上章弹劾唐仲友。
这种说法也不能说没有丝毫根据。朱熹和唐仲友的学术思想存在巨大分歧。从地方志对他的评价“体赅本末，可见诸用”来看，他受浙东事功风气的熏染，同金华学、永嘉学、永康学一样重视物质，强调实用。而朱熹则讲究“穷天理、窒人欲”，强调心性的明达。“格物”的目的也是为了“致知”。因此唐轻视程朱学派，以为是“空谈性命”。朱熹自然对为学驳杂而又重实用、讲实利的唐仲友很反感。例如唐在台州太守任上，他修路建桥，大兴文教，虽未必做到了“兴利除弊，政声赫然”，却也确实取得了些政绩。但其为政举措颇有违于朱熹所认同的儒学基本原则，如其集资建中津桥本不失为一善举，但该桥既成，他设卡收税，专门拦截过往船只，三日一放，故朱熹在《按唐仲友第三状》中指责其“百端阻节搜检，生出公事不可胜计”。
尽管上述种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朱熹严参唐仲友，也确有如唐在辩解中所说的“疾恶太严，所谓偏隘也”之处，但朱熹与唐仲友的根本分歧，以至朱熹愈挫愈坚，决心冲破一切障碍，连续六章弹劾唐仲友，乃是因为朱熹为人嫉恶如仇，关心民瘼，尤其见不得唐仲友这类伪君子在浙东大旱，百姓辗转于沟壑之际不顾荒年民困的事实，为完成朝廷和户部下达的限时上交税收任务而委派酷吏四出坐镇各县刻急催督，更添新税残民，致使怨声载道，民不聊生。朱熹在赴浙西提举任上目睹台州灾民扶老携幼逃荒的惨景，遂在未入台州界便先写出了劾唐仲友的第一状，其中斥道：“知台州唐仲友催督税租，委是刻急……急于星火，民不聊生。”更加上好声色，又贪污受贿。上述的地方志在称颂他在台州政绩的同时，也认为他好声色，纵容儿子贪污受贿：“逾度于官妓，其子又颇通贿赂”（《金华耆旧补》卷十九）这样才抓住唐仲友以公款刻书及与营妓有染这样一些于节行有亏之事大做文章。其事的大体经过是这样的：
朱熹的青少年时代，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入仕之后，长期奉祠乡居，生活清贫，因此比较关注民间疾苦。清禇人获《坚瓠集》三集《葱汤麦饭》条载：有次朱熹去看其女婿蔡沈。女婿家很清苦，只能用葱汤泡麦饭招待他。女儿心中很不过意，朱熹却很坦然，并写诗一首安慰女儿：“葱汤麦饭两相宜，葱补丹田麦疗饥。莫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时”。也正因为如此，朱熹特别痛恨贪官污吏，特别不满官府的横征暴敛。在《题米仓壁》中，他甚至借用老庄的话进行抨击：“度量无私本至公，寸心贪得意何穷！若教老子庄周见，剖斗除衡付一空”。正因为如此，不仅他自己作地方官时，敢于抑制豪强，打击贪官污吏，而且也以此勉励朋友。在《送彦集之官浏阳》中说：“君行岂不劳？民瘼亦已深。催科处处急，椎凿年年侵。君行宽彼甿，足以慰我心。”这是一位正直的士大夫对民瘼、对腐败的一以贯之的常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