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传统启蒙读物”题需放开眼界

  2月18日,人民日报刊文《传统启蒙读物:今天如何面对》再次聚焦传统经典读物对儿童成长的影响。站在今人立场,就“传统启蒙读物”本身来说,正反方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要破解这一难题,还须从“传统启蒙读物”之外着手。

  首先,我们要明确“传统启蒙读物”的意义。一方面,它是一种启蒙的媒介,要让一个人从幼稚变得成熟的催化剂;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它又有着鲜明的价值导向,必将要对远离传统的现代人进行一种传统常识的普及和启蒙。因此,“传统启蒙读物”问题是几年来日益风靡的“国学热”的产物,要解决这一问题,同样离不开“国学热”的大背景。

  何谓国学?在中国历史上,这一名词早已有之。但我们所说的“国学热”意义上的“国学”则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尤其是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文明侵略和挑战我中华文明的产物。因此,国学就是中国本土文化,近代“国学”一词的提出具有民族文化觉醒的意义。现在我们提倡诵读经典、重温传统,既是用传统启蒙我们,更是要完成对传统的启蒙,即发挥传统文化在塑造民族新人、时代新人的作用。站在这样一个历史的视角来审视“传统启蒙读物”的问题,我们就会发现,“传统启蒙读物”不能仅限于《三字经》、《弟子规》等,因为国学不等于儒学,更不等于《三字经》、《弟子规》等几本简单的体现儒家思想的启蒙读物。

  诚然,有人批评《三字经》等儒家启蒙读物包含了“盲从、逆来顺受、‘三从四德’、愚忠愚孝等古代封建思想,不宜过早地让孩子接触”,很有道理。但是从“大国学”的视角来看,这种瑕疵不过是一家之言。且不用说老子、庄子等非儒家的言论就可以让我们警醒,即便单就儒家而论,也并非所有的信徒都倡导“愚忠愚孝”和“三从四德”。其实,这就是一个普及传统(也就是启蒙现代人)的问题。如果我们只注意到“传统启蒙读物”启蒙孩子的一面,而忽略了更为重要的“启蒙现代人”的另一面,“普及传统”的使命就难以完成,而最终“启蒙孩子”问题也将大打折扣。我们必须明白,真正意义上的中华文化复兴,不是儒家文化的复兴,而是包括儒家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新生。实现这一目标,离不开道家、佛家以及其他各流派的参与,它们也需要有启蒙读本,也要参与到“普及传统”当中来。

  此外,作为应对“西学”的产物,国学的产生及蜕变更新也需要积极吸纳西方文化。在此,让我们重新回到并检讨“传统启蒙读物”的问题。在启蒙孩子的时候,我们不妨为他们再准备一个新的文化坐标系,让他们从小就学习西方人是怎么思考问题和看待世界的,让他们在东西方两种思维方式的借鉴、比较中成长和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还需要一个西方文明的启蒙读本。这个读本将用来校正“本土”传统启蒙读本的不足和瑕疵。

  这是一个开放的时代,也是一个文化融合的时代。对待过去,任何历史文献都是历史的载体,对此我们要有最起码的敬畏和谦卑,不应随意篡改和肆意删减;对待未来,我们则要有充分的自信和勇气去创造一种崭新的文化。这需要开明、豁达,也需要坚毅和勇敢。中华文化的前途必是博采众长、中西结合。这个工作,当下不妨从“普及传统”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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