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故事：“奉旨填词”柳三变
其实，在历史长河中，一个士大夫要对抗整个体制，非要有屈原那种烈士精神，非要有那种“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着情怀。否则，虽一时冲出传统的轨道，但终究还是要回归。历代的士大夫如柳宗元、如白居易，乃至如胡适，如傅斯年，皆是如此。心性浮浪的柳永更缺少这种坚韧和坚持。柳永最终没有能脱离他所隶属的阶层，他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柳宜、叔叔柳宣、哥哥三接、三复、乃至自己的儿子柳涚、侄子刘淇都是进士即使在他叛逆精神最强的时刻，骨子里还是忘不了功名，出于一种矛盾的心态之中：一方面说：“浮名利，拟拚休。是非莫挂心头”；另一方面却又自我安慰：“富贵岂由人，时会高志须酬”（《如鱼水》）。其实他游历之中就有寻找出路的因素。如上面提到的那首赞美杭州富庶繁华的《望海潮·东南形胜》，就是献给两浙转运使孙何的。而孙何这是他叔叔柳宣进士榜上的同年。词中最后五句称颂孙何治理杭州的功绩，尤其是“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称颂孙何要高升到中央枢要中书省，这与那个嘲弄“蝇头利禄，蜗角功名，毕竟成何事”、“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柳三变，已经有一定的距离了。而且随着年岁的加添，长期飘泊江湖的踽踽独行，使他终于反问自己：“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他开始思念家乡了：“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想念妻子了：“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准备改悔了：“争知我，倚栏杆处，正恁凝愁”于是，他最终选择回归，回到他叛逆过、主动脱离过的主流社会。于是改名为“柳永”，重新参加科举考试。仁宗景祐元年（1034）进士及第，此时的柳永已经五十一岁。
但是，你想回归，仅仅是你想，不代表主流社会就会接纳；你打算合群，也不意味着上层士大夫就会认可。整个社会机制和上层社会历来如此。胡适开始尊孔读经，傅斯年成为台湾大学校长，但上层士大夫尤其是晚清遗老一直没有忘记胡适要“打倒孔家店”，一直没有忘记傅斯年在北大学生中第一个扛起大旗冲向天安门，去火烧赵家楼。柳永中举后，先是授睦州团练推官，后转为昌国州（今浙江定海）晓峰盐场监官，再改为泗州判官。一直身为下层官吏，长期得不到升迁。宋代对官员的考通升迁有两种制度，分别是“磨勘”与“历纸”所谓“磨勘”在唐代对官员的考课、复验中已经使用，宋朝定为制度。宋朝规定，文官三年一磨勘，武官五年一磨勘，视考核成绩决定升降。实际上只要挨够年资，不出过错，到时便可升迁。实际上像柳永这样的文官，只要挨够三年，又无过失，就可凭资历升官。所谓“历纸”，是要求官员在工作中随时自记功过上交长官，同时上级长官也随时记录下属的得失以定优劣。这种做法按今日的说法就是根据本人平日的表现来提拔。但柳永从睦州团练推官到泗州判官，整整八年没有升迁，早已过了“磨勘”时间。况且，柳永在睦州团练推官任上就深受太守吕蔚的赏识，有“历纸”上奏朝廷要求对柳永破格提拔，也为朝中侍御史知杂事郭某阻止（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6）。到了庆历三年（1043），晏殊、范仲淹当政。这年五月朝廷下旨：要各州府推荐“幕职，州县官员充京朝官”。柳永作了八年州县官员，早已符合“磨勘”，当年又有“历纸”举荐，但“吏部（仍）不放改官”。于是柳永不能忍受了，跑到京城，质问同样以写婉约词闻名、现在已在执政的晏殊。晏殊问他：“你不是喜欢写词曲吗？”柳永反唇相讥：“就同你喜欢写曲子词一样”。晏殊冷冷的一句：“我虽然作曲子，但没有写过‘针线慵拈伴伊坐’”。柳永知道当朝执政仍在算老账，只好默然而退。晏殊说的“针线慵拈伴伊坐“是柳永著名词作《定风波》中的一句。全词是： “自春来、惨红愁绿，芳心是事可可。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犹压香衾卧。暖酥消，腻云亸，终日厌厌倦梳裹。 无那，恨薄情一去，锦书无个。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词用代拟体。用一个歌女的口吻写她与情人之间的温柔缠绵以及别后的相思。其中“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犹压香衾卧。暖酥消，腻云亸，终日厌厌倦梳裹”等句确实很香艳，且带有色情的暗示。但晏殊不举这几句偏偏举“针线闲拈伴伊坐”这个两人相偎“教吟课”的场景，说明晏殊在意的并非是香艳色情，因为正如柳永反唇相讥的那样，晏殊的词也写得很香艳，如“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销魂。酒筵歌席莫辞频”（《浣溪沙》）；“凭栏总是销魂处。 日高深院静无人,时时海燕双飞去”（《踏莎行》），其中都是描绘双栖双宿后的孤单，其中不乏艳情暗示。至于那首著名的《山亭柳》题下就自注“赠歌者”。词中写道：“数年来往咸京道，残杯冷炙谩消魂。衷肠事、托何人。若有知音见采，不辞遍唱阳春。一曲当筵落泪，重掩罗巾”与柳永的赠妓词并无多少差别，只是高雅一些而已。更何况，“词乃艳科”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与歌女青楼、倚红偎翠搅合在一起。一部《花间集》就是明证。所以晏殊举此句，说明上层士大夫仍在嫉恨那个自称“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声称“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传统仕途经济的叛逆者。据魏泰《东轩笔录》记载，后来晏殊的儿子也是著名的婉约词代表作家晏几道曾为其父的艳词辩解说：“先公平日，小词虽多，（然）未尝作夫人语也。”也就是说，他没有写过像柳永《定风波》那种代拟体，没有像柳永词中借歌女之口说出：“只与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针线闲拈伴伊坐”，那种类似“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浪子情怀和叛逆精神。这也就是贾政要将贾宝玉活活打死的原因所在。当然，晏殊斥退柳永，也有执政者在执行仁宗的文艺政策这个内在因素。宋人吴曾在《能改斋词话》在记载这个故事的开头就是：“仁宗留意儒雅，务本理道，深斥浮艳虚薄之文”。
直到仁宗皇祐中（1051），六十八岁的柳永才升迁回京陆续担任著作郎、太常博士、屯田员外郎等闲职，两年后即在旅居的润州（今镇江市）去世，因身后萧索，“殡于润州僧寺”（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这才产生冯梦龙《喻世明言》中“众妓家凑财帛，制买衣衾棺椁将柳七殡殓”这样的情节。直到二十多年后，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之润州，“求其后不得，乃出钱葬之”。明《万历镇江府志》卷三十六中说柳永墓在丹徒山（北固山）下，并记载有柳永侄子所作的墓志铭残文：“叔父讳永，博学，善属父，尤精于音律。为泗州判官，改著作郎。既至阕下，召见仁庙，宠进于庭，授西京灵台令，为太常博士。……归殡不复有日矣，叔父之卒，殆二十馀年”。与王安礼殡葬柳永的说法相近。这也是柳永晚年经历的第一手资料。
左：武夷山市柳永纪念堂 右：镇江北固山下东麓柳永墓2003年为纪念柳永逝世950周年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