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故事：“奉旨填词”柳三变

　　本来，柳永的新词不但在市井名声很大，在宫廷也颇受欢迎。据叶梦得《避暑录话》：为庆贺仁宗圣诞，柳永曾谱写过《永遇乐·熏风解愠》、《迎新春·嶰管变靑律》、《倾乐杯·禁漏花深》等祝寿词。其中《倾乐杯·禁漏花深》的“‘乐府两籍神仙，梨园四部管弦’等句传入禁中，多称之”，以至仁宗皇帝只要宴饮，就要侍从们反复吟唱这只曲：“每对酒，必使侍从歌之再三”（《旧题陈师道《后山诗话》》。陈师道，北宋人；叶梦得，南宋初人，皆距柳永生活的时代不远，所录相必有据。但是据同为北宋人王辟之的《渑水燕谈录》：仁宗皇祐年间，天上出现“老人星”。在中国传统星相学中，老人星又称寿星。于是侍臣要新科进士柳永作新曲为仁宗皇帝献寿。柳永于是写了首《醉蓬莱》：“渐亭皋叶下，陇首云飞，素秋新霁。华阙中天，锁葱葱佳气。嫩菊黄深，柜霜红浅近，宝阶香砌。玉宇无尘，金茎有露，碧天如水。正值升平，万机多暇，夜色澄鲜，漏声迢递。南极星中，有老人呈瑞。此际宸游，凤辇何处。度管弦声脆。太液波翻，披香帘卷，月明风细”。谁知这首祝寿词却触怒了仁宗。开头一个“渐”字就惹仁宗不满。因“亭皋叶下”是种萧索气氛，不适合为祝寿语。“陇首云飞”更容易与悲哀苦寒的北朝乐府《陇头歌》联系起来。等看到“此际宸游，凤辇何处”更是怒不可遏，因为这是刚刚去世的真宗皇帝的悼词。再接下去又是“太液波翻”。仁宗皇帝说：“为什么不用“太液波澄”而非要“翻”呢？于是将进呈的歌词扔到地上，“自此不复擢用”。这则文人笔记被词论家多次引用，如明代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彭孙贻《茗斋诗馀》，清代沈雄《古今词话》。但可信度却不高。因为据《宋史·天文志》和徐松的《宋会要辑稿·瑞异》，老人星在仁宗年间多次出现，唯独皇祐年间没有出现过。况且，即使是皇祐元年，柳永已65岁，四年后即去世。而且晚年由华阴令逐次升迁为著作郎、太常博士、屯田员外郎，世称“柳屯田”即得名于此，不存在“自此不复擢用”。有的学者根据老人星出现的时间将这个故事放在天圣（1024）二年八月或天圣四年七月，似乎又是胶柱鼓瑟。我倒是以为这个故事是仿照唐代诗人孟浩然见唐玄宗的故事编造的。据五代王定保的《唐摭言》和宋人魏泰的《临汉隐居诗话》等史籍记载：唐玄宗久闻襄阳诗人孟浩然大名，特地召见。孟浩然当场赋诗一首：“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你要求官，诗中却说要归隐：“南山归敝庐”；玄宗赏识特意召见，你却说“不才明主弃”。岂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所以“明皇曰，‘我未尝弃卿，卿自不求仕，何诬之甚也’。因命放归襄阳”。这与柳永相祝寿诗却犯了忌讳相近。而民间之所以流传这些故事，皆是对有才华但性情憨直、不知忌讳的才俊之士的惋惜和同情。

　　其实，真正导致柳永不遇于时、沉沦下僚的是他不愿循规蹈矩走传统的士大夫修身齐家、读书做官的叛逆精神，喜欢创制“淫冶讴歌之曲”（吴曾《能改斋漫录》），更加上“纵游娼馆酒楼间，吴复检约”（严有翼《艺苑雌黄》）的浪子作风，遭至士大夫的普遍不满并逐渐传到宫禁之中，仁宗皇帝的耳朵之中。特别是哪首公开向科举制度挑战又影响极大的《鹤冲天》：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这首词把这位才华横溢的青楼浪子落榜后的沮丧和人生自负，内在的傲骨和叛逆精神表露无遗。这首词的写作时间，大概是初到汴京落第后不久。一个出生于仕宦家庭，从小就饱读诗书又才华横溢的年青士子，本来以为一到京华，就“定然魁甲登高第”(《长寿乐》)，取功名如拾芥的，想不到初战就遭到铩羽，落第了，那心情的不好受，自然是不在话下。然而他是个具有叛逆性格的人，仕途受困的打击，在他的身上产生了反拨力，使他的思想一下子摆到了一个相反的方向一一敝屣功名，留连坊曲，在花柳丛中寻找生活的方向。一曲《鹤冲天》，便是他这种内心历程的忠实记录。他看不起那些通过科举走上成功之路的达官显贵，认为自己也是“卿相”，只不过是另类的卿相：“才子词人”中的“白衣卿相”。 然后向当权者抗争：我的“偎红翠，风流事”，都是你们逼的，都是迫不得已，因为“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接下去更是把封建时代的成功标准和道德观念来个彻底的颠覆：“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对功名表现出冷淡的、狂傲的态度，其挑战精神和反抗意识在倚红偎翠、“浅斟低唱”后面是相当强烈的、激愤的。当然也深深刺痛了当权者。据宋人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这首《鹤冲天》一时被“都下盛传，至达宸听”，一直传到仁宗皇帝耳朵里，“闻之艴然”。第二年，柳永再次参加考试，高中了。在金殿宣布进士名单时，点到柳永时，仁宗发话了：“这人不是要‘浅斟低唱’，不要浮名吗？干嘛要中进士？让他填词去”！皇帝发话了，谁敢让他中举？于是柳永再次落第，但也再次显露出他的叛逆性格和反抗精神。你皇帝老儿不是要我去填词吗？那好，我是“奉旨填词”。于是他做了个招牌，上书“奉旨填词柳三变”七个大字，举着它出入秦楼楚馆、漂泊江湖。在随后的词作中，柳永不止一次表白和强调着这种人生选择和对功名富贵的蔑视，如《凤归云·向深秋》： “驱驱行役，冉冉光阴，蝇头利禄，蜗角功名，毕竟成何事，漫相高”； 《喜迁莺·花不尽》：“朱弦悄，知音少。天若有情应老。劝君看取名利场，今古梦茫茫。”；《酒泉子·三月暖风》：“长安多少利名身，若有一杯香桂酒，莫辞花下醉芳茵，且留春。”《夏云峰·宴堂深》中的“醉乡归处，须尽兴、满酌高吟。向此免、名缰利锁，虚费光阴”； 《慢卷睴·闲窗烛暗》：“红茵翠被。当时事、一一堪垂泪。似恁偎香倚暖，抱着日高犹睡”； 《菊花新·欲掩香帷论缱绻》：“须臾放了残针线。脱罗裳、恣情无限。留取帐前灯，时时待、看伊娇面”等等。此时柳永词中出现过的歌妓，除了后来与他相伴终生的谢玉英和始终相随陈师师外，有名字的就有心娘、佳娘、虫娘、酥娘、秀香、英英、瑶卿等；那些没有标名的，更是不计其数。宋人罗烨记载：“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醉翁谈录》丙集卷二)可见他和妓女们的交游，是十分广泛的。柳永的这种叛逆行径和人生选择，在宋元时代尤其有着特殊的时代意义。宋元时代，随着城市繁荣和物质生活的提高，精神生活的需要也日趋多样化。北宋的汴京，南宋的临安，和元代的大都，都是瓦舍林立，众伎纷呈的。演唱、说书、杂剧等群众艺术，亟需一些有文化素养的文人参加，才能使艺术水平不断提高，满足欣赏者的要求。因此，文人和民间艺人的结合，就成为促进世俗民间文艺发展的一条崭新的道路。柳永是走在这条道路上的较早的一位著名文人。就是他，第一个拔高了书会才人的社会地位：“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第一次把倚红偎翠、享受生活看得玉堂金马、仕途经济更为重要：“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如此直率地、赤裸裸地鼓吹士大夫脱离传统的价值轨道。走向民间、走向下层，与娼优站到一起。对后来的“书会才人”，走上叛逆道路，无疑起到号召和旗帜作用，他们循着柳永的道路，学着柳永的口吻，以“风流浪子”自夸、自傲，如金代的书会才人董解元：“秦楼楚馆鸳鸯幄。风流稍是有声价”；元代的戏剧领袖关汉卿更是“面傅粉墨，躬践排场，偶倡优而不辞”而且公开宣称：“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哪，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此外，像元代的倪瓒，明代的李贽、杨慎，清代的八大山人、郑板桥，都在不同的层面，承续和发扬了这种鄙弃官场、接近下层民众的叛逆精神。

　　离开京城后，柳永开始了他的壮游生活。他沿汴河南下，在淮河岸边，吴头楚尾的少年行经之处徜徉，写下许多怀旧咏叹的词章，如用《永遇乐·天阁英游》、《双声子·晚天萧索》、《木兰花慢·古繁华茂苑》、《瑞鹧鸪·吴会风流》等咏歌他多次盘桓的江南名城苏州；到过“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的杭州，写了著名的长调《望海潮·东南形胜》；到了会稽，写下“分得天一角，织成山四围”的名句。漫游中也回过故乡，流露出“旬月经游殊不厌，欲归回首更迟回”的留恋之句。在这段游历岁月中，他还到过湖南的九嶷，湖北的鄂城、四川的成都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