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故事:“奉旨填词”柳三变

  本来,柳永的新词不但在市井名声很大,在宫廷也颇受欢迎。据叶梦得《避暑录话》:为庆贺仁宗圣诞,柳永曾谱写过《永遇乐·熏风解愠》、《迎新春·嶰管变靑律》、《倾乐杯·禁漏花深》等祝寿词。其中《倾乐杯·禁漏花深》的“‘乐府两籍神仙,梨园四部管弦’等句传入禁中,多称之”,以至仁宗皇帝只要宴饮,就要侍从们反复吟唱这只曲:“每对酒,必使侍从歌之再三”(《旧题陈师道《后山诗话》》。陈师道,北宋人;叶梦得,南宋初人,皆距柳永生活的时代不远,所录相必有据。但是据同为北宋人王辟之的《渑水燕谈录》:仁宗皇祐年间,天上出现“老人星”。在中国传统星相学中,老人星又称寿星。于是侍臣要新科进士柳永作新曲为仁宗皇帝献寿。柳永于是写了首《醉蓬莱》:“渐亭皋叶下,陇首云飞,素秋新霁。华阙中天,锁葱葱佳气。嫩菊黄深,柜霜红浅近,宝阶香砌。玉宇无尘,金茎有露,碧天如水。正值升平,万机多暇,夜色澄鲜,漏声迢递。南极星中,有老人呈瑞。此际宸游,凤辇何处。度管弦声脆。太液波翻,披香帘卷,月明风细”。谁知这首祝寿词却触怒了仁宗。开头一个“渐”字就惹仁宗不满。因“亭皋叶下”是种萧索气氛,不适合为祝寿语。“陇首云飞”更容易与悲哀苦寒的北朝乐府《陇头歌》联系起来。等看到“此际宸游,凤辇何处”更是怒不可遏,因为这是刚刚去世的真宗皇帝的悼词。再接下去又是“太液波翻”。仁宗皇帝说:“为什么不用“太液波澄”而非要“翻”呢?于是将进呈的歌词扔到地上,“自此不复擢用”。这则文人笔记被词论家多次引用,如明代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彭孙贻《茗斋诗馀》,清代沈雄《古今词话》。但可信度却不高。因为据《宋史·天文志》和徐松的《宋会要辑稿·瑞异》,老人星在仁宗年间多次出现,唯独皇祐年间没有出现过。况且,即使是皇祐元年,柳永已65岁,四年后即去世。而且晚年由华阴令逐次升迁为著作郎、太常博士、屯田员外郎,世称“柳屯田”即得名于此,不存在“自此不复擢用”。有的学者根据老人星出现的时间将这个故事放在天圣(1024)二年八月或天圣四年七月,似乎又是胶柱鼓瑟。我倒是以为这个故事是仿照唐代诗人孟浩然见唐玄宗的故事编造的。据五代王定保的《唐摭言》和宋人魏泰的《临汉隐居诗话》等史籍记载:唐玄宗久闻襄阳诗人孟浩然大名,特地召见。孟浩然当场赋诗一首:“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你要求官,诗中却说要归隐:“南山归敝庐”;玄宗赏识特意召见,你却说“不才明主弃”。岂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所以“明皇曰,‘我未尝弃卿,卿自不求仕,何诬之甚也’。因命放归襄阳”。这与柳永相祝寿诗却犯了忌讳相近。而民间之所以流传这些故事,皆是对有才华但性情憨直、不知忌讳的才俊之士的惋惜和同情。

  其实,真正导致柳永不遇于时、沉沦下僚的是他不愿循规蹈矩走传统的士大夫修身齐家、读书做官的叛逆精神,喜欢创制“淫冶讴歌之曲”(吴曾《能改斋漫录》),更加上“纵游娼馆酒楼间,吴复检约”(严有翼《艺苑雌黄》)的浪子作风,遭至士大夫的普遍不满并逐渐传到宫禁之中,仁宗皇帝的耳朵之中。特别是哪首公开向科举制度挑战又影响极大的《鹤冲天》: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这首词把这位才华横溢的青楼浪子落榜后的沮丧和人生自负,内在的傲骨和叛逆精神表露无遗。这首词的写作时间,大概是初到汴京落第后不久。一个出生于仕宦家庭,从小就饱读诗书又才华横溢的年青士子,本来以为一到京华,就“定然魁甲登高第”(《长寿乐》),取功名如拾芥的,想不到初战就遭到铩羽,落第了,那心情的不好受,自然是不在话下。然而他是个具有叛逆性格的人,仕途受困的打击,在他的身上产生了反拨力,使他的思想一下子摆到了一个相反的方向一一敝屣功名,留连坊曲,在花柳丛中寻找生活的方向。一曲《鹤冲天》,便是他这种内心历程的忠实记录。他看不起那些通过科举走上成功之路的达官显贵,认为自己也是“卿相”,只不过是另类的卿相:“才子词人”中的“白衣卿相”。 然后向当权者抗争:我的“偎红翠,风流事”,都是你们逼的,都是迫不得已,因为“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接下去更是把封建时代的成功标准和道德观念来个彻底的颠覆:“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对功名表现出冷淡的、狂傲的态度,其挑战精神和反抗意识在倚红偎翠、“浅斟低唱”后面是相当强烈的、激愤的。当然也深深刺痛了当权者。据宋人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这首《鹤冲天》一时被“都下盛传,至达宸听”,一直传到仁宗皇帝耳朵里,“闻之艴然”。第二年,柳永再次参加考试,高中了。在金殿宣布进士名单时,点到柳永时,仁宗发话了:“这人不是要‘浅斟低唱’,不要浮名吗?干嘛要中进士?让他填词去”!皇帝发话了,谁敢让他中举?于是柳永再次落第,但也再次显露出他的叛逆性格和反抗精神。你皇帝老儿不是要我去填词吗?那好,我是“奉旨填词”。于是他做了个招牌,上书“奉旨填词柳三变”七个大字,举着它出入秦楼楚馆、漂泊江湖。在随后的词作中,柳永不止一次表白和强调着这种人生选择和对功名富贵的蔑视,如《凤归云·向深秋》: “驱驱行役,冉冉光阴,蝇头利禄,蜗角功名,毕竟成何事,漫相高”; 《喜迁莺·花不尽》:“朱弦悄,知音少。天若有情应老。劝君看取名利场,今古梦茫茫。”;《酒泉子·三月暖风》:“长安多少利名身,若有一杯香桂酒,莫辞花下醉芳茵,且留春。”《夏云峰·宴堂深》中的“醉乡归处,须尽兴、满酌高吟。向此免、名缰利锁,虚费光阴”; 《慢卷睴·闲窗烛暗》:“红茵翠被。当时事、一一堪垂泪。似恁偎香倚暖,抱着日高犹睡”; 《菊花新·欲掩香帷论缱绻》:“须臾放了残针线。脱罗裳、恣情无限。留取帐前灯,时时待、看伊娇面”等等。此时柳永词中出现过的歌妓,除了后来与他相伴终生的谢玉英和始终相随陈师师外,有名字的就有心娘、佳娘、虫娘、酥娘、秀香、英英、瑶卿等;那些没有标名的,更是不计其数。宋人罗烨记载:“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醉翁谈录》丙集卷二)可见他和妓女们的交游,是十分广泛的。柳永的这种叛逆行径和人生选择,在宋元时代尤其有着特殊的时代意义。宋元时代,随着城市繁荣和物质生活的提高,精神生活的需要也日趋多样化。北宋的汴京,南宋的临安,和元代的大都,都是瓦舍林立,众伎纷呈的。演唱、说书、杂剧等群众艺术,亟需一些有文化素养的文人参加,才能使艺术水平不断提高,满足欣赏者的要求。因此,文人和民间艺人的结合,就成为促进世俗民间文艺发展的一条崭新的道路。柳永是走在这条道路上的较早的一位著名文人。就是他,第一个拔高了书会才人的社会地位:“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第一次把倚红偎翠、享受生活看得玉堂金马、仕途经济更为重要:“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如此直率地、赤裸裸地鼓吹士大夫脱离传统的价值轨道。走向民间、走向下层,与娼优站到一起。对后来的“书会才人”,走上叛逆道路,无疑起到号召和旗帜作用,他们循着柳永的道路,学着柳永的口吻,以“风流浪子”自夸、自傲,如金代的书会才人董解元:“秦楼楚馆鸳鸯幄。风流稍是有声价”;元代的戏剧领袖关汉卿更是“面傅粉墨,躬践排场,偶倡优而不辞”而且公开宣称:“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哪,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此外,像元代的倪瓒,明代的李贽、杨慎,清代的八大山人、郑板桥,都在不同的层面,承续和发扬了这种鄙弃官场、接近下层民众的叛逆精神。

  离开京城后,柳永开始了他的壮游生活。他沿汴河南下,在淮河岸边,吴头楚尾的少年行经之处徜徉,写下许多怀旧咏叹的词章,如用《永遇乐·天阁英游》、《双声子·晚天萧索》、《木兰花慢·古繁华茂苑》、《瑞鹧鸪·吴会风流》等咏歌他多次盘桓的江南名城苏州;到过“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的杭州,写了著名的长调《望海潮·东南形胜》;到了会稽,写下“分得天一角,织成山四围”的名句。漫游中也回过故乡,流露出“旬月经游殊不厌,欲归回首更迟回”的留恋之句。在这段游历岁月中,他还到过湖南的九嶷,湖北的鄂城、四川的成都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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