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鞋”上去了

  请读者不要望“鞋”生义,本文讨论的只是教授名声问题。

  中国人是讲究名声的,教授更不例外。但这名声好坏也有个价值向度问题。文革电影中,一条“马尾巴”的“功能”经葛存壮老爷子那么一演绎,几乎作为典故流行开来,给教授黑臭名声又添一生动脚注。但那其实只是政治上的名声,教授毕竟还居“臭老九”之首,在“臭味”相投一群中,教授显然不是真臭的。改革开放了,知识的春天来临了,“臭老九”也变香了。但直到20世纪末,教授的政治地位虽绝对上升了,其经济地位却相对下降了。“卖茶蛋胜过造原子弹的”确曾是实事,“教授卖馅饼”的新闻也曾全国“联播”,“穷的像教授”几乎使“教授”成为贫穷一族的代名词。而在穷的程度上,社科院教授又为甚,于是这样的“谜”谚竟见诸报刊:“远看像逃难的,近观像要饭的,仔细一问,是XX社科院的”。但这也只是经济上的名声,君子固穷,贫贱不易,这才显出教授本色,教授这才能编出如此自嘲的名句!

  记得六、七年前曾流行过“以猪肉论教授”的笑谈。有人认真考证了教授在历史上的身价,算出上世纪30年代中国教授工资一般可以买到五千斤猪肉。我按此等价物,查询了发达国家及港台教授的薪水,发现三、五千斤猪肉也是他们的“身价”。而当时,我的工资刚能买到一百斤猪肉。同好此论的一位资深教授,见面总嘲笑我:“你这还是带脂肪的肚皮肉,我可是百斤后肘精肉。同是猪肉,位置不同,这就是你我教授的区别!”每逢此公将这一结论当众宣布,诸学人总畅怀大笑。这种大笑,也并未损坏教授的名声——教授的学术价值,毕竟是不能用任何等价物衡量的。

  几乎就在转瞬间,中国教授的穷帽子便基本摘掉了,尽管身价还不能与国外攀比,但月值“精肉千斤”的已不鲜见,而且大都拥有一套市价不菲的居室。“教授”的含金量剧增了,但教授赖以为教授的学术名声却骤降了:明星教授抄袭作弊的丑闻,不断被曝光,令人扼腕不已;泡沫教授泡制的泡沫学术,动辄“砖著”数百万欺世盗名,令人瞠目结舌;一些不学无术或独擅权术者也堂而皇之成为教授,其“草包”水平,令人惨不忍睹;更有些著名教授的文章竟也文理不通逻辑混乱,令人大跌眼镜。学界教育界有识之士,对此无不忧心忡忡。平心而论,仅仅少数教授抄袭案,尚不足以威胁教授的名声,因为抄袭是缺德问题,可归咎于人品缺陷。真正给教授名声造成致命伤害的是教授水准的普遍下降,从草包教授、泡沫教授到著名教授低劣水平文章看多了,教授这个学术称号留给人们的尊崇便也一点点消失了。大学教授正在变成一种社会职业,与小学教师、幼儿园阿姨相提并列了。

  这当然不是教授们所愿意看到的实事。因此,当一位教授在文章中批评我关于“教授名声扫地”说法时,我确是甘愿被批倒的。谁知,他却这样驳论:“如果真是现在教授名声都已经扫地了,那么,为何还有越来越多的人力争在教授问题上榜上有名呢?”这真是令我语塞。名声好坏,本是一个价值评价范畴。如果能以追逐人数多寡论断,那贩私嗜赌人员便都没什么坏名声了,因为虽经严打,此类案件还在逐年上升呢!所谓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名利而来往。在教授政治经济地位大幅提高有名有利的今天,只要有可能,谁不想争抢一把呢!这怎么能成为教授名声依然尊贵的理由呢?其实,好的社会名声只能存在于正向价值差距中,当多数人可望而不可及时才能形成。设若人人趋之若鹜去抢去争且大都能挣抢到手的话,即便是好名声也很快就要贬值的。因此,某教授所持之论,恰恰是今天教授名声扫地的重要原因。

  “教授”作为科研高教序列学术职称的最高阶级,无论是“学科带头人”,还是“具有学界公认成就”,它都只能是少数人靠学术实力竞争而不是靠年功积累获取的。“教授”只有体现出这种价值示差性,才能起到激励后学进取、优化学术资源的功能。因此,“教授”台阶或门槛应是学界多数人终生向往但却难以企及的。但今日现状是,凡从事高教科研人员,如果年过五旬名片上还没有教授头衔,那同仁便如同看到大龄青年未婚一样吃惊,也一样同情:你们单位怎么还没给你解决“问题”!终于,“问题”逐年被排队解决了,而教授的名声连带学术名声也自然成了问题。这使我总想起宋丹丹春节晚会上演的一个小品。她扮演一个老太向黄宏扮演的老头夸耀自己当年的拳脚功夫:“过去我前脚一蹬、到这里,后脚一踢、到这里”——说着她脱下一只鞋举过头顶前后示意——“现如今,不行啦,这鞋上去了,脚上不去了”。观众轰笑。笑归笑,毕竟“她”当年那功夫了得!而如今一些教授,只是“鞋”上去了,这“脚”就从没上去过。对于他们个人,这或许是讽刺喜剧;但对于整个学术、教育界来说,却是体制性的悲剧:这没“脚上功夫”的人,怎能让他们举着“鞋”就混出场呢?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2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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