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要籍介绍

24、《旧唐书》

  五代后晋时官修的《旧唐书》,是现存最早的系统记录唐代历史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五代后晋开运二年(945年)由司空、平章事刘昫负责编纂。原名《唐书》,宋代欧阳修、宋祁等编写的《新唐书》问世后,才改称《旧唐书》。共二百卷,包括本纪二十卷,志三十卷,列传一百五十卷。

  《旧唐书》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保存了丰富的史料。唐朝历代修有实录。自唐初以来吴兢、韦述、于休烈、令狐峘等人便相继在实录基础上撰写国史,其中以吴兢的《唐书》和韦述的《国史》最为有名。此后柳芳等人又有续作。后梁、后唐两代都曾下令广泛征集唐史资料;后晋时,贾纬以所搜集的遗文和故旧传说等,编为《唐年补录》,刘昫监修的《旧唐书》就是在上述丰富资料基础上,加上当时所收集的晚唐史料加以缀补而成。所以清代学者赵翼说:“《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二十四史剳记》)张昭远、贾纬、赵熙、王伸、吕琦这批编写者去唐不远,有条件接触到大量的唐代史料,所以能在短短的四年多时间里修成这样一部二百卷的大书。例如唐穆宗以后的本纪,虽然内容芜杂,但也记载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如在《懿宗本纪》、《僖宗本纪》里较详细地记载了宠勋起义、黄巢起义的情况。昭宗、哀帝本纪则较详细地记载了唐朝末年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情况。《旧唐书》记述唐代少数民族以及外国的情况,也超过以前各史,保存了大量唐代民族政策与对外关系的史料。

  由于资料丰富,《旧唐书》记事比较详细,便于读者了解历史事件的过程和具体情况,因而受到重视。比如对唐顺宗朝王叔文集团当政时期的政治改革措施记载比较具体。因为《旧唐书》记事详细明确,所以司马光着《资治通鉴》的《唐纪》部分,多采自《旧唐书》。《旧唐书》还保存了不少很有价值的文章。如《吕才传》、《卢藏用传》分别登载了两人反迷信的重要文章;《贾耽传》登载了他进奏所编地理图志的表奏。这些都是中国思想史和地理学史的重要文献。当然,《旧唐书》保存了大量原始资料,这与编撰者的指导思想有关。他们所遵循的指导原则是纂修须按于旧章,即忠实于唐代遗留下来的原始资料,对历史事实的记载完全按照当时人的思想认识,这样就真实地反映唐代不同时期的思想认识和时代风貌。

  《旧唐书》修成后的第二年,即946年,北方契丹即对后晋大举进攻,造成了开封及河南州县数百里内杳无人烟的惨状,史籍遭劫自也难免。因此修成的《旧唐书》,因此在保存史料方面,《旧唐书》有很大功劳。

  由资料丰富和纪事详尽也带来个缺点,就是记事过于繁杂。另外褒贬或从于时尚,以五代时期的思想认识来看待藩镇、忠义、叛逆等问题,这是宋代儒家所不能接受的。宋代著名学者宋祁、欧阳修对《旧唐书》贬责颇多,明末顾炎武也认为《旧唐书》“颇步繁芜”。 所以在仁宗庆历年间,北宋朝廷认为《旧唐书》芜杂不精,另命宋祁和欧阳修编撰唐书。这部新唐书在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写成,开始“布书于天下”。 《新唐书》行世后,《旧唐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被人们废弃。直至明朝嘉靖十七年(1538年)才得以重新刊行。后人为区别这两种唐书,把后晋刘昫所著称为《旧唐书》,而将宋祁等后修的唐书命名为《新唐书》。

  尽管《旧唐书》存在着上述缺陷,但同时也具备上述的不可抹杀的价值。

  刘昫(887—946年),字耀远,涿州归义(今属河北雄县)人,五代史学家,后晋政治家。后唐庄宗时任太常博士、翰林学士。后晋时,官至司空、平章事。后晋出帝开运二年(945年)受命监修国史、负责编纂《旧唐书》。

25、《新唐书》

  记载唐代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书。共二百二十五卷,包括本纪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列传一百五十卷。由北宋宋祁、欧阳修等撰,宋仁宗庆历年间开始,嘉祐五年(1060)全书完成,由曾公亮进呈。前后经过17个年头,前10年宋祁主持编修,后7年欧、宋共同“刊修”

  已有《旧唐书》仍要重新修撰《新唐书》的原因,乃是因为宋人认为《旧唐书》记事过于繁杂。另外褒贬或从于时尚,以五代时期的思想认识来看待藩镇、忠义、叛逆等问题,这是宋代儒家所不能接受的。为了吸取唐代兴衰治乱的经验教训。也是为了通过修史,进行忠奸善恶的褒贬,宋仁宗在庆历年间下诏重修唐书。
《新唐书》比起《旧唐书》来,确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和优点:

  一是体例、剪裁《新唐书》都超过《旧唐书》。《新唐书》编写者严厉批评《旧唐书》“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曾公亮进新唐书表》),自己对这方面当然特别注意。《新唐书》在体例上第一次写出了《兵志》、《选举志》,系统论述唐代府兵等军事制度和科举制度。这是我国正史体裁史书的一大开创,为以后《宋史》等所沿袭,保存了我国军事制度和用人制度的许多宝贵史料。《新唐书》的宰相、方镇诸表,也给读者认识唐朝宰相族系(世家大族)的升降和藩镇势力的消长,提供了一条线索。著名史论家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新书最佳者志、表”。这是公允的评价。自司马迁创纪、表、志、传体史书后,魏晋至五代,修史者志、表缺略,至《新唐书》始又恢复了这种体例的完整性。以后各朝史书,多循此制。这也是《新唐书》在我国史学史上的一大功劳。

  二是史料方面《新唐书》比起《旧唐书》丰富。如《食货志》增加为5卷,不仅比《旧唐书》份量大而且比较有系统、有条理地保存了大量社会经济史如唐朝屯田、和籴、矿冶等方面资料;《地理志》着重叙述唐朝地理沿革,记载军府设置、物产分布、水利兴废等情况,补充了不少《旧唐书·地理志》所没有的资料。其中记载各地河渠陂堰的灌溉情况和各州的土特产,也都是他书所少见;新增了《旧唐书》所没有的《仪卫志》、《选举志》和《兵志》;《天文志》和《历志》在篇幅上超过《旧唐书》3倍以上。特别是保存了历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大衍历》的《历议》,反映了唐代历法理论的水平和发展高度;《艺文志》比《旧唐书·经籍志》增加了很多,特别是唐玄宗开元以后的著作补充了不少。如李白、柳宗元的著作,就有一些是《旧唐书》所没有收录的。欧阳修还是当时有数的金石大家,他对古代金石学颇有研究,这些都使《新唐书》在某些史实考证方面略胜《旧唐书》一筹。宋祁为唐后期人物立传,采用了不少小说、笔记、传状、碑志、家谱、野史等资料。同时,还增加了不少唐代晚期人物的列传。关于少数民族的种族、部落的记载,新唐书比旧唐书多而且详。另外《新唐书》增加的《李绩传》记载李绩在立武后之争时的态度,记房玄龄论守成之难易,都是《旧唐书》所不及的。

  三是在文采、编纂者的治学态度,《新唐书》都超过《旧唐书》。《新唐书》的主要作者宋祁、欧阳修是北宋一代文宗,著名文学家。宋祁及其兄宋庠,在当时有“二宋”之称。宋祁“博学能文,天资蕴籍”;欧阳修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散文为其特长。参加编撰《新唐书》的其它作者,也都为北宋时期名家高手。范镇曾为翰林学士,文笔流畅;宋敏求为北宋一代掌故大家,富于藏书,曾编《唐大诏令集》和《长安志》,对唐史十分熟悉。刘羲叟是著名天文学家,后来曾助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新唐书》用这些人主笔,自然文采粲然,体例严谨。另一方面,宋、欧等人在修《新唐书》时,态度也很认真。欧阳修负责本纪、志、表部分,撰稿六、七年。宋祁的列传部分时间更长,前后长达十余年。他曾一度为亳州太守,“出入内外”把这部稿子随身携带。在任成都知府时,每天晚宴过后,开门垂帘燃烛,几乎都要著作到深夜。这种认真谨严的态度,使《新唐书》在不少方面的确胜过《旧唐书》。《旧唐书》因撰稿时间仓促,有些转抄自唐实录、国史的痕迹都没能抹掉,存在许多“大唐”、“本朝”、“今上”字样。宋祁等在新修时,把这些不伦不类的话都删削了。使《新唐书》在体例和笔法、风格上显得比《旧唐书》完整严谨得多。另外,《新唐书》在列传的标名上也作了归纳整理,如把少数民族仕唐将领合并到“诸夷蕃将传”中;把割据的藩镇也归到一起来写等等。这样,就使得眉目更为清楚。这些都是在文笔、编裁方面,新书胜过旧书之处。

  《新唐书》也有明显的缺点。《新唐书》虽然在史料上作了一些补充,特别是志、表以及唐后期的列传部分。但是《新唐书》意在克服《旧唐书》记事繁杂的缺点,对《旧唐书》中保存的大量文章,进行了删削、改写,据清代史评家王鸣盛统计,《新唐书》本纪较旧书几乎减去十分之六七。有人统计,《旧唐书·本纪》部分近三十万字,到《新唐书》仅剩下九万字,而《哀帝本纪》旧书约一万三千字,新书只剩千字左右(《十七史商榷》)甚至作了毫无道理的砍削。这种过简的写法,使《新唐书》不仅失去了许多重要史料,改变了历史文献的本来面目,也使读者无法了解具体情况。又由于苛求文字精炼,宋祁、欧阳修等不惜删去许多重要情节,如《旧唐书》里写得十分生动、极为悲壮的《封常清传》、《高仙芝传》,到新书删削得索然无味。另外出于排佛的偏见,《新唐书》将玄奘、一行等事迹一概不写,致使这两位伟大翻译家和科学家,在《新唐书》中竟无反映。

  欧阳修(1007-1073),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汉族,吉安永丰(今属江西)人,自称庐陵(今永丰县沙溪人)。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北宋卓越的文学家、史学家与韩愈、柳宗元、宋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 仁宗时,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英宗,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神宗朝,迁兵部尚书,以太子少师致仕。卒谥文忠。其于政治和文学方面都主张革新,既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支持者,也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又喜奖掖后进,苏轼兄弟及曾巩、王安石皆出其门下。欧阳修一生著述繁富,成绩斐然。诗、词、散文均为一时之冠,有《欧阳文忠公文集》。除文学外,经学研究《诗》、《易》、《春秋》,能不拘守前人之说,有独到见解;金石学为开辟之功,编辑和整理了周代至隋唐的金石器物、铭文碑刻上千,并撰有《集古录》,是今存最早的金石学著作;史学成就尤伟,除了参加修定《新唐书》250卷外,又自撰《新五代史》。

  宋祁(998~1061),字子京, 北宋安州安陆(今湖北安陆)人,后徙居开封雍丘(今河南杞县)。天圣二年(1024)与兄郊(后更名庠)同登进士第,奏名第一。章献太后以为弟不可先兄,乃擢郊为第一,置祁第十,时号“大小宋”。 历任大理寺丞、国子监直讲、史馆修撰。与欧阳修同修《唐书》,书成,进工部尚书,拜翰林学士承旨。嘉祐六年卒,年六十四,谥景文。著作除《新唐书》列传部分外,有《宋景文公集》。近人赵万里辑有其词《宋景文公长短句》1卷,唐圭璋据以收入《全宋词》时又稍有增补。

26、《旧五代史》

  原名《五代史》,也称《梁唐晋汉周书》,后人为区别于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便习称《旧五代史》。从公元907年朱温代唐称帝到公元960年北宋王朝建立的五十三年间,中原地区相继出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五代王朝,中原以外存在过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南平、北汉等十个小国,周边地区还有契丹、吐蕃、渤海、党项、南诏、于阗、东丹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习惯上称之为“五代十国”。《旧五代史》就是由宋太祖诏令编纂官修的这段历史。由于五代各朝均有实录。可参考的史料相当齐备,又有范质的《五代通录》作底本,再加上编书者对史料比较熟悉,宋太祖又十分重视,组织的撰修班子规格高、阵容强,由薛居正监修,卢多逊、扈蒙、张澹、刘兼、李穆、李九龄等同修。因此成书时间很快,始于宋太祖开宝六年(公元973年)四月,至次年闰十月甲子日完竣呈上,前后只用了一年半左右时间。原书已佚,现行本是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时的辑本。共一百五十卷,纪六十一,志十二传七十七。

  《旧五代史》分为梁书、唐书、晋书、汉书、周书。各代的《书》皆是是断代史,《志》则是五代典章制度的通史,《杂传》则记述包括十国在内的各割据政权的情况。这种编写体例使全书以中原王朝的兴亡为主线,以十国的兴亡和周边民族的起伏为副线,叙述条理清晰,较好地展现了这段历史的面貌。对于南方和北汉十国以及周围少数民族政权如契丹、吐蕃等,则以《世袭列传》、《僭伪列传》、《外国列传》来概括。因此这部书虽名为五代史,实为当时整个五代十国时期各民族的一部断代史。

  从史料角度说,《旧五代史》为后人保存了大量原始资料,尤其经过长期南北分裂混乱,许多五代时期的“实录”和其它第一手材料大部散佚,因而这部近乎“实录”压缩本的史书,价值就更高了。《旧五代史》的作者卢多逊、扈蒙、张澹、李昉等,他们是当时的学者名流,大部分又在五代时期生活过一段,对那段历史比较了解。此书修于北宋太祖开宝六年,此时南方诸国尚存,许多编者对南方史事更为熟悉,因而更多地编进了有关十国的第一手资料,因 此《旧五代史》材料较为丰富。尤其是保存了许多后来已经散失的当时的诏令公文和当时人写的“行状”、墓志铭等,这都是人物传纪的第一手的资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说:“其时秉笔之臣,尚多逮事五代,见闻较近,纪、传皆首尾完具,可以征信。”因此,宋初《旧五代史》编成后,受到历代文人和史家的重视: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以及后来胡三省撰《通鉴注》,皆从中取材甚多;北宋文坛名家沈括、洪迈等人的著作也多加援引。直到明清之际,史家吴任臣撰《十国春秋》时,还向当时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借过《旧五代史》。

  旧五代史》也有不少缺点。其中最主要的是因为成书太快,因而来不及对史料加以慎重的鉴别,有的照抄五代时期的实录,以至把当时人明显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歪曲史实和溢美人物的不实之辞录入书中。如对后唐的权臣张全义,传中就大肆赞美他的治洛(阳)的功勋,而讳言其大量丑行。而这些丑闻在后来宋人王禹偁写的《五代史阙文》中揭露甚多。正由于这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对《旧五代史》指责很多,专门写了“薛史书法回护处”和“薛史失检处”两个专题,举了好些例证说明薛史的不实。

  薛居正(912~981)北宋大臣、史学家。字子平,开封浚仪(今河南开封)人。父薛仁谦是後周太子宾客。薛居正自幼好学,后唐清泰初进士。历官后周谏议大夫、刑部郎中、宋初户部侍郎、兵部侍郎、参知政事、门下侍郎、平章事、左仆射、昭文馆大学士、司空。宋太祖开宝五年(972),兼判门下侍郎,监修国史,监修《五代史》。开宝六年(973),拜门下侍郎、平章事。太平兴国初,加左仆射、昭文馆大学士。随宋太宗平晋阳还京师,进位司空。六年(981),因服丹砂中毒而卒,年七十。赠太尉、中书令,谥文惠。其养子薛惟吉将他生前的作品收集成册,帝赐名《文惠集》,今佚。《全宋文》其文3篇。事迹见《隆平集》、《东都事略》及《宋史》本传。

27、《新五代史》

  原名《五代史记》,宋欧阳修撰,后世为区别于薛居正等官修的五代史,称为《新五代史》。书中记载了自后梁开平元年(公元九○七年)至后周显德七年(公元九六○年)共五十三年的历史。全书共74卷。其中本纪12卷、列传45卷、考3卷、世家及年谱11卷、四夷附录3卷。欧阳修约在景祐三年(1036年)之前,就着手编写,到皇祐五年(1053年)基本完成法。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八月,在欧阳修去世一个月后,下诏命他的家人奏上。然后藏进国家图书馆。到金章宗时候,这本新的五代史才逐渐代替了《旧五代史》。

  《新五代史》是唐代设馆修史以后唯一的私修正史。撰者欧阳修在已有了薛居正等主编的五代史以后,欧阳修为什么独出心裁,重又编出一部体例和写法不一样的新的五代史呢?在欧阳修看来:五代之世“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乱已极矣!”写这段历史就应该抨击这些现象,以“垂劝戒,示后世”。在他看来,旧五代史“繁猥失实”,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所以他要作新五代史,将孔子编撰春秋的“义例”,作为自己立论的原则,用“春秋笔法”对五代历史进行褒贬,从而达到孔子所说的“《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的目的。

  他采取了和编写新唐书不同的做法。在新唐书中,他重视典章制度,不厌其详地加以记载,而在新五代史中,由于他认为五代时期“天理几乎其灭”,是一个“乱极矣”的时代,根本没有什么礼乐制度可谈,因而他说:“五代礼乐文章,吾无取焉,其后世有必欲知之者,不可以遗也。”因此,他除写了司天考、职方考以外,其他的典章制度一概没有写。

  在编撰体例方面,新五代史改变了旧五代史的编排方法。旧五代史分梁书、唐书等书,一朝一史,各成体系;新五代史则打破了朝代的界限,把五朝的本纪、列传综合在一起,依时间的先后进行编排。旧五代史不分类编排列传;新五代史则把列传分为各朝家人传、死节传、死事传、一行传、杂臣传,等等。

  由于欧阳修编写新五代史后于旧五代史,看到了旧五代史编撰者所没有看到的一些资料,他往往采用小说、笔记之类的记载,补充了旧五代史中所没有的一些史实。如王景仁、郭崇韬、安重诲、李茂贞、孔谦、王彦章、段凝、赵在礼、范延光、卢文纪、马胤孙、姚顗、崔税、吕琦、杨渥等传都或多或少地补充了若干事实,有些则插入比较生动的情节,以小见大,使读者加深对五代时期的人物和事件的了解。《新五代史》新增史料最多的是《十国世家》。对于少数民族的记述,也有新的增加,如根据胡峤《陷虏记》,记述了在契丹的亲身见闻。在《于阗录中记述了高如晦出使于阗时所见到的沿途各国的山川、风土情况。在《司天考》中,欧阳修将后周天文学家王朴的《钦天历经》4篇的主要内容记录下来,因为《旧五代史》这部分内容已经不全,所以欧阳修的记录在我国天文学史上是有重要贡献的。此外,欧阳修对所采用的史料进行了细致的考辨,订正了《旧五代史》和其他史籍的不少错误。由于《旧五代史》已非原帙,残缺不全,《新五代史》特有的价值就更不应低估。

  欧阳修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大家,古文运动的领导人和集大成者。《新五代史》的文笔之出色,的确在二十四史中是罕见的。《新五代史》通篇浑然一体,结构严谨,选材讲究;思想上也不像旧史那样大肆渲染“天命”而注重人事。再加上文笔简洁,叙事生动,当时人就认为它的笔力与《史记》不相上下。创《职方考》用表的形式,将290余州郡的废置更易情况明白地显示出来。独树一帜,提纲挈领,眉清目秀,颇受称道,这都是它的长处。

  但就整体而论,《新五代史》的史料价值比《旧五代史》要略逊一筹,这是欧阳修在删繁就简时,将不少具体资料也一同削去所造成的。至于他对旧“志”部分的大事砍削,人为造成史料空白,更是不足为训。现存《旧五代史》全书是《新五代史》的两倍多,旧史列传人物460余人,新史只有256人;旧史有志10篇,新史只有2篇。新五代史》仿《春秋》笔法,用不同的字句表现微言大义,个人好恶往往影响了史实的记述,终于招致了后人的批评。
总之,两部五代史互有短长,这两部史著都是研究五代十国历史的重要材料。就历史资料方面而言,新五代史和旧五代史是可以互为补充的。

  针对两部《五代史》缺门,清人补作计有四种:周嘉猷《五代史纪年表》,陈恕的《五代地理考》1卷,顾檈三与宋祖骏各作的《补五代史艺文志》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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