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天才·大师

　　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中唯有王国维，并非师从名门，却是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者、新学术开创者，得到了“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的赞誉。

　　王国维的研究范围横跨文、史、哲，涉及哲学、历史、考古、文学、戏曲、古文字等学科；贯通古今，著述达62种，批校古籍逾200种。

　　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

　　首次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并确立了较系统的近代标准和方法；

　　这位留着小辫子的国学大师是不世出的学术天才，更是一位勤奋的笔耕者。他生逢乱世，潜心学术，持续精耕细作，才获得如此众多的学术成果。

文学：西学中用，另辟蹊径

　　在文学方面，王国最突出的成就莫过于开启了借用西方哲学、美学的观点，借鉴科学的研究方法，分析、研究和评论中国的古典文学的先河。《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和《宋元戏曲史》是王国维在文学领域最重要的研究成果。

　　《红楼梦评论》：王国维早期研究代表作，运用叔本华的悲观哲学对《红楼梦》进行分析，是一部系统全面研究《红楼梦》的重要理论著作。

　　《人间词话》：1906年出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的王国维，撰写出《人间词话》。王国维运用西方哲学和美学的方式评析中国旧词，创造性地以“境界”为中心建立一个崭新的文艺理论体系，极大地推动中国词论在近代完成转型这一过程。《人间词话》被誉为中国古典诗学理论的经典著作，中国古代意境理论的集大成之作。以断章取义的方式撷取词作，引申出著名的人生三大境界之说，即出自这部《人间词话》。

　　人生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宋元戏曲史》：中国古代戏曲史研究的开山之作，被视为是中国古代戏曲史的研究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标志。王国维采用西方学术研究的科学方法，对中国古代戏曲从萌芽到成熟的发展过程进行了认真的考证，并评价了其认识和艺术价值。

用甲骨重塑上古史

　　王国维与甲骨文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是在日本。1911年，为避“辛亥革命之祸”，王国维跟随罗振玉携全家避居日本。罗振玉将自己收藏的甲骨、青铜器、字画、古籍等交给王国维，让他帮忙整理。第二年，王国维将自己的经历转向文字学、器物考释研究，专攻经史小学。

　　在整理甲骨、彝器和拓本的过程中，王国维将甲骨文和简牍文字与传统经史小学相结合，用以考证历史，深感“颇有创获”，同时意识到这些新出土的文字将成为学术史上的“不朽之盛业”。

　　在协助罗振玉研究殷墟书契的过程中，王国维用甲骨卜辞中的内容补正了文献记载的错误，并著《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重新考订了对殷商王朝的世系。由此，他的研究由古文字学延伸至历史文化制度的研究，开启了甲骨文科学考证上古历史的进程。

独特的治学方法：二重证据法

　　民国初年由于新史料的发现和中西学术交融的推进,出现了史学近代化的新局面,王国维即为这一学术演进大潮中最出色的代表人物指一。

　　随着在甲骨文和简牍文字整理、考释和印证古史研究的深入，王国维对运用考古出土实物考证历史问题方面有了更多的实践和探索。1917年王国维提出了“二重证据法”。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顺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唯在今日始得为之。

　　简而言之，就是将考古得到的地下实物与古书材料相结合，将古文字研究与古史材料相结合。它要求“既不唯古书是从，亦不怀疑一切史书”，是一种科学的比较研究方法。它将考古学方法引入了史学研究领域，扩大了史学研究范围，也加速了史学研究的科学化进程。可以说，提出“二重证据法”的王国维是具有世界学术眼光的。

　　令人惋惜的是，这样一位博学之士只在清华园中停留了两年。那“个子不高，面孔瘦而微须，常穿藏青长袍外罩黑缎马褂，瓜皮帽下的一根发辫”的身影永远留在了昆明湖底，国学天才终成绝唱。

　　陈寅恪先生为清华大学撰写的纪念王国维的纪念碑铭文，或许是王国维学术生涯最好的总结：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 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火，共三光而永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