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先秦时期我国地名学的特点
【内容提要】:先秦时期,是中国传统地名学孕育萌芽对期,各种文献和出土文物当中包含了大量的地名学信息。其特点是:表示自然地理实体的通名多,人文地理实体的通名少,但就在较少的人文地理通名中,诞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通名——郡和县;专名由单名向双名、多名过渡;方位地名发达,然地名渊源解释零散。
【关键词】:先秦;地名学;通名;专名;地名渊源
我国传统地名学源远流长,主要涉及地名渊源、地名通名、地名命名更名规律、地名定位、地名用字、地名读音等领域。包含了地名五大要素音、形、义、位、类的全部范围[1],其中以地名渊源解释为主流。我国的地名学发展大致经历了个体地名研究、群体地名研究和地名整体研究三个阶段。先秦时期,地名学尚处于孕育的萌芽状态。
“地名学”一词虽迟至本世纪20年代才传人我国,但“地名”一词先秦时业已诞生。成书于战国年间的《周礼》卷三十三“夏官司马第四”载:“邍师,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坟、衍、邍、隰之名。”先秦时期虽然没有专门的地名学著作,专门释地的典籍《八索》、《九丘》[2]也早已亡佚了,但各种文献和出土文物当中包含了大量的地名学信息。综括而言,当时的地名学有以下七个方面的特点:
(一)表示自然地理实体的通名多,表示人文地理实体的通名少
地名包括通名和专名两大部分。甲骨文中的地名有近一千处[3],表示自然地理实体的通名有:
1.山,《甲骨文合集》(以下简称《合集》)19293:“往三山”,《合集》30173:“拜雨于山”。
2.丘,《邺中片:羽》初集33.9:“王其田戣,至于丘北”。
3.麓,见《合集》30268、《殷墟文字甲编》(简称《甲》)357、《殷契粹编》(《粹》)664等。
4.水,见《合集》33356、《英国所藏甲骨集》(《英藏》)2403。
5.川,《卜辞通纂》726:“先侯受由贞川”。
6.泉,《合集》10156:“今载泉来水次”。
7.岸,《殷契拾掇》385·3(2):“王其又于滴,在右岸燎,有雨?”
8.卤,《合集》26756:“王迭卤,雨。”
9.土,见《合集》9741、《英藏》1170。
表示人文地理实体的通名有:
1.邑,见《英藏》1109。
2.京,见《合集》8079、《殷契佚存》936。
3.郭,《合集》13514:“基方乍郭”。
4.单,《粹》73:“岳于南单。”《竹书纪年》:“武王十二年,禽帝受于南单之台”,“帝受”即殷纣王,南单之台即鹿台。
5.田,《英藏》2547:“王田梌,往来亡灾?”
6.方,殷商通称其邻国为“方”,比如《合集》20451:“王令御方”,《甲》556:“王出伐方”,等等。
我国早期地名“近取诸身,远取诸物”[4],甲骨地名通名的来历与草莱初辟的自然环境有关。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记载了我国早期地名的丰富资料,其自然地理实体通名有:
1.原,周人所说的“原”包括黄土塬和河流冲积阶地,《大雅·公刘》“于胥斯原”、“复降在原”的“原”即指今陕西旬邑县一带的黄土塬,是周的先祖公刘迁都之处。《大雅·绵》:“周原膴膴”,周原是指今陕西岐山县岐山以南、渭河以北的黄土塬,是古公室父迁都所在。
2.山,《小雅·南山有台》:“南山有台,北山有莱”;《鲁颂·阍宫》:“泰山岩岩,鲁邦所瞻。”
3.阜,指大的土山。《小雅·天保》:“如山如阜”;《小雅·吉日》:“升陂大阜”。
4.陵,指大的阜。《小雅·天保》:“如冈如陵”。
5.巘,《大雅·公刘》:“陟则在巘”,朱熹注:“巘,山顶也。”
6.冈,指小山。《小雅·正月》:“谓山盖卑,戈同为陵”。
7.丘,指隆起的地形。《陈风·宛丘》:“子之汤兮,宛丘之上”;《鄘风·载驰》:“陟彼阿丘,言采其蝱。”
8.浒或干.指河边。《王风·葛藟》:“绵绵葛藟,在河之浒”;《大雅·江汉》:“江汉之浒”;《魏风·伐檀》:“坎坎优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朱熹注:“干,厓也。”
9.洲.《丙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朱熹注:“河,北方河水之通名;洲,水中可居之地也。”
10.沼,指小水池。《召南·采蘩》:“于以采蘩,于沼于址。”
11.泽.指聚水的洼地。《陈风·泽陂》:“彼泽之陂。”
12.涧,指山间溪流。《召南·采藏》:“于以采赖,南涧之滨。”
13.汜,指河流的支流。《召南·江有汜》:“江有汜,之子归。”
14.水,《卫风·竹竿》:“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大雅·文王有声》:“丰水东注,维禹之绩。”
《诗经》时代,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人们只能靠有限的工具仰仗大自然度日,所以对自然地理实体的认识最为充分,归纳了一系列的山、水地名通名;相形之下,它对于人文地理通名的记述就少之又少了,仅有“京师”(《大雅·公刘》)等少数几处而已。
《禹贡》是《尚书》中的一篇,记载的10个地名通名州、水、山、泽、夷、原、口、海、丘、汭,当中,除州、夷之外的8个通名都是表示自然地理实体的。
1986年出土于甘肃天水放马滩的战国秦的7幅木板地图上[5],共注记地名61处,除去重复,实得50个地名,其中谷名、溪名均为9个,山名、关隘名分别为1个,聚落地名至少2个。仅聚落名杨里、真(贞)里的“里”,才表示人文地理通名,余则均是自然地理通名。
(二)通名可以省略
与今天地名一样,先秦地名通名有时可以省略,只留专名。如,甲骨文中恒有商、亳、宋、洹、河、沁、洛、汝、淮、潢等地名。胡厚宣《甲骨续存》下153有“洹不”之辞,“洹”为单音节专名;而在《甲》903中又有“其燎于洹水泉”的记载,“洹”又被写作“洹水”。《殷墟文字乙编》(《乙》)700之“唐邑”,在《甲》1132、《乙》570、《续》1.7.6中又被省作“唐”。
《诗经》地名通名的省略,如《秦·终南》;“终南何有?有条有梅;”《鲁颂·阀宫》:“徂徕之松,新甫之柏。”终南、徂徕均是山名的省略。《谷风》:“泾以渭浊,”《卫风·淇澳》:“瞻彼淇澳,绿竹猗猗。”泾、渭、淇则是水名的省略。
《禹贡》通名的省略很普遍,梁、岐、岳、岱、蒙、羽、荆、华、岷、终南、三危、积石等34个山名都不带“山”字,济、雍、汉、伊、洛等27条河流没有“水、川、江、河”之类的通名,大陆、雷夏、大野、彭蠡、云梦等则省略了“泽”名。
放马滩地图上50个地名当中,只有22个注出通名,其余28个地名只有根据图中内容才能判断其性质。
不少人以为我国早期地名只有专名而无通名,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本文的不完全举例,即已有三、四十个通名,有的还沿用至今。实际上,秦汉以前的地名,都附有通名,几乎任何一个单名的地名专名,都对应着一个表示类别的通名用字,只是契刻书写时通名往往被省略而已。这是上古汉语书面语的特点.而非地名本身的特点。另外,地名合成也易引起误解。金祖同《殷契遗珠》1182:“甾告曰[邛方]戈剘、夹、方、罘四邑。”这四邑都是专名、通名齐备的地名。作为地名专名的“夹”字又见《合集》6063、24239中,夹邑即今河南郏县,“夹”、“邑”二字合在一起就成了“郏”字,《左传》昭公元年(前541年):“楚公子围,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犨、栎、郏”,即此。“郏”字仍是一个完整的地名。也容易让人误以为上古地名无通名。
(三)划时代意义的通名——郡、县
如上所述,先秦时表示自然地理实体的通名较多,表示人文地理实体的通名较少,但就在这较少的人文地理通名中,诞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区地名通名——郡和县。
县的出现,比郡要早[6]。清赵翼(1727—1814年)说:“置县本自周始,盖系王畿千里内之制。”[7]关于周天子王畿内的具体建县,史料记载很少。公元前635年.因晋文公勤王有功,天子赐与原、温等县,于是文公任命赵衰为原大夫、狐漆为温大夫[8]。
不仅周天子在王畿置县.秦、楚、晋、齐、吴等国也在自己的领地内设县。
诸侯国中最先设县的是秦国[9]。《史记·秦本纪》:“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初县杜、郑。”武公十年为公元前688年。秦国不仅在新夺取的土地上设县,而且还合并原来的乡聚为县,商鞅变法时一次性用这种办法设了三、四十个县[10]。
楚国设县也比较早[11]。到公元前6世纪初楚庄王当政时,楚县业已很多。战国时,楚县已相当广泛和密集。
晋国设县较多。如上所述,早在公元前635年,晋从周天子那里就得到了原、温等县。《左传》记载的晋县,计有先茅之县、瓜衍之县、绛县、州县、温县、原县等,昭公二十八年(前514年)晋分祁氏之田为7县、羊舌氏之田为3县。三家分晋以后,韩、赵、魏续有增置,如魏设邺县、赵置上原县等。
当然,设县最多的要数齐国。齐桓公赐予管仲17个县,齐灵公一次性赏给叔夷300个县[12]。一次赏赐这么多县,县的规模当然不会很大,因为即使今天山东全省的县级政区,总共也只有101个。
南方的吴国,也有1县见于记载。《史记·吴太伯世家》:“王余祭三年(前545年),齐相庆封有罪,自齐来奔吴。吴予庆封朱方之县,以为奉邑。”秦改朱方之县为丹徒,故治在今江苏镇江市东。
郡的设置,始于春秋后期,最早见于《国语·晋语二》记载:“公子夷吾出见使者日:‘……君实有郡县。’”此事发生在公子夷吾即位(为晋惠公)的第一年,即公元前650年。晋定公十九年(前493年).赵简子(鞅)率师伐郑.在其誓词中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说明当时县的地位比郡高。春秋后期虽有置郡之说,但具体设了什么郡却不见于史籍,直到战国时期,郡名才有了明确的记载。
战国时期,除齐国设五都以外,各国都在边地设郡。但战国早期郡还很少,中、后期郡的建置显著增多,尤以秦在统一六国过程中设置的郡最多。秦国一方面承袭了赵国上党、雁门、云中、代郡4郡,魏国河西(西河)、上郡2郡,燕国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5郡,韩国三川1郡,楚国汉中、黔中2郡;另一方面在新攻取的列国故地又新置了巴、蜀、会稽、琅琊等23郡,到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统一之初。共有36郡。
(四)地名渊源解释零散
以上三个方面都是关于地名通名的,下面总结两点关于专名的特征。
大家知道,《汉书·地理志》是我国地名学史上第一部具有地名学研究内容的著作[13],它对60处地名渊源的解释成为后世地名学的典范。但是,《汉书·地理志》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早在先秦时期,地名渊源解释已有之,例如:
《公羊传》桓公九年(前703年):“京师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意思是说,被周天子选为都城的地方必须以“众多”、“弘大”之类的词语来形容才行,也表示首都规模的恢廓广大和人口众多,所以才叫“京师”。这就开了地名渊源解释的先河。
生活时代比屈原稍晚的唐勒,著有《奏土论》一书。该书虽早已佚失,仅存的一条佚文却是解释地名渊源的。楚国方城又名万城,他说:“我是楚也,世霸南土,自越以至叶,垂弘境万里,故号曰万城也。”[14]
上蔡县本系蔡国,周武王克殷,封其弟叔度于蔡。据成书于战国末年的《世本》载:“上蔡也.九江有下蔡,故称上。”[15]
战国七雄之一的齐国是怎么得名的?《史记·封禅书》云:“齐所以为齐,以天齐(渊)也,”指出了齐国得名的由来;又据司马迁记载,赵襄子(前475——前425年)即位之初,派兵击杀代王并吞其土,又派人迎还其姐代王夫人,代王夫人行至鸡鸣山,哭道:“代国已亡,代王已死.我还能到哪儿去啊?”结果,她摩笄(金属头饰)于山石而自杀。代人很怜悯她,遂把此山称作“摩笄之山。”[16]
晋、秦以大河(黄河)为界,蒲是两国来往的重要渡口,故地在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镇。晋文公时,为了报答秦的恩德,把蒲地送给了秦国;到了战国。晋早已分成韩、赵、魏三国,秦国将蒲还给了魏,魏国的人很高兴,争相告曰:“蒲反矣,”(古“反”、“返”同)此地遂名“蒲反”。后来,秦置为蒲反县,属河东郡[17]。
这些地名渊源解释,既有说明字义的,也有解释对称的,还有诠释因历史事件命名的。不过,尽管这些解释有的已相当透彻,但数量毕竟很少,而且零星散见各书,一部书中最多也只有两处,象《禹贡》这样的重要地理著作竟连一处地名渊源解释也没有。先秦的地名渊源解释大多是自发的,也是很不成系统的,表明当时的地名学尚处于个体地名研究的起步阶段。
(五)专名由单名向双名、多名过渡
甲骨文地名,单名占绝对优势,如靳山(《续》3.46.6)、北麓(《合集》29409)、洹水(《合集》10158)、亳土(《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3950)、西鄙(《合集》6059)、甘屯(《合集》36821)、三户(《合集》32833)、唐邑(《乙》700)、企京(《粹》415)、东单(《合集》28115)、西单(《殷墟书契前编》7.26.3)等,象卜辞“王狩膏鱼禽”(《合集》10918)中之“膏鱼”这样的双名,是很少的例外(膏鱼故地在今山东郓城县西北)。
《诗经》中的地名,仍以单名为主,如周原(《大雅·绵》)、泰山(《鲁颂·闷宫》)、宛丘(《陈风·宛丘》)、丰水(《大雅·文王有声》)、泮水(《鲁颂·泮水》)、淇水(《卫风·竹竿》)、泾、渭(俱见《谷风》)等,但已出现一些双名和多名,如终南(《秦风·葵南》)、徂徕(《鲁颂·闼宫》)、南山之阳(《召南·殷其鼢》、东门之墠(《郑风·东门之墠》)等。
《禹贡》中的地名,单名与双名、多名平分秋色。单名固然木少,如梁、岐、岳、岱、蒙、羽、峄、荆、岷、嶓、蔡、恒山、衡山13个山名,恒、卫、河、济、雍、沮、漯、潍、甾、汶、淮、沂、泗、江、汉、沱、灊、南河、伊、洛、瀍、涧、黑水、沔、渭、西河、弱水、泾、漆、沮、沣水、降水、漾、醴、中江、沇水、泲37个水名均是单名;但双名、多名已显著增多,如碣石、太华、西倾、终南、惇物、鸟鼠同穴、三危、积石、雷首、底柱、析城、王屋、太行、朱圉、熊耳、外方、桐柏、陪尾、嶓冢、内方、大别、合藜、大伾23个山名,衡章、九河、三江、九江、龙门西河、沧浪之水、三澨7个水名,泛指地名东原、流沙、衡阳、泗滨、敷浅原、崤山之阳等也均是双名或多名。著名的九州,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全是单名,但在“十薮”中,只有荥、菏二泽是单名,其余大陆、雷夏、大野、彭蠡、云梦、盟猪、猪野等泽全是双名。
放马滩地图上,单名已退居其次,仅有21个:井(丹)溪、攀(郁)溪、仑溪、虎溪、苦谷、舆(兴)溪、韭圆(园)、西卢、东卢、盂溪、略、北谷、虎谷、杨谷、柏(相)谷等;而双名和多名却增加到29个:上临、下临、九员(呙)、上杨、下杨、下辟磨、下辟磨、上获(赫)思、下获(蓊)思、苦史(夫)、夹比、夹比铺溪、大祭相铺溪、中秋、小秋、大祭枞、广堂、广堂史(突)、南田、中田、鄄丘、山格、光(永)成、故东谷、故西山、杨史闭、燔史谷、上杨谷、下杨谷。
战国时期的郡名,与放马滩地图一样代表秦统一前夕的地名状况。战国各国45个郡名,只有代、上、宛、巫、陶、南、东、砀、陈、薛、齐、巴、蜀13郡是单名,仅占总数的28.9%,其余32郡郡名均是双名,其中“右北平郡”还是三名(多名)。秦统一六国之初,宛、巫、陶三郡已废,单名郡在天下36郡中仅占27.8%,其余26郡全是双名、多名,占天下36郡的72.2%,表明双名、多名占居优势已成定局。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地名由单名向双名、多名过渡的大致经过:双名、多名地名在殷商甲骨文中十分稀见,在春秋时期《诗经》中已出现了不少,到战国时期《禹贡》里能与单名地名平分秋色,在放马滩地图地名和战国郡名中则已占据优势。因而我们可以说,从殷商、西周到春秋、战国,我国地名完成了从单名向双名、多名的过渡。当然,这种过渡是一种渐变,双名、多名的大量出现并不意味着单名的完全消失,时至今日,仍有通县(北京)、吴县(江苏)、成县(甘肃)、峄县(浙江)等157个单名地名的存在[18]。
(六)方位地名发达
在甲骨文中,方位地名有东单(《合集》28115)、东洹(《粹》1061)、南洮(《续》1.53.3)、南门(《怀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5)、西鄙(《合集》6059)、西单(《前》7.26.3)、北麓(《合集》29409)、北洮(《续》3.30.5)、鹿东北(《乙》3212)、河南(《铁云藏龟》14.1)、丘北(《邺中片羽》初集33.9)等。
《诗经》记述的方位地名非常丰富和完整。国风的篇名有周南、召南。《郑风·东门之墠》:“东门之墠,茹藘在阪;”《齐风。南山》:“南山崔崔,雄狐绥绥;”《邶风·简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邶·北门》:“出自北门,忧心殷殷;”《都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秦风·采苓》:“采苓采苓,首阳之巅,”朱熹注:“巅,山顶也;”《小雅·吉日》:“瞻彼中原,其祁孔有;”《陈·宛丘》:“宛丘之上”、“宛丘之下;”《大雅·绵》:“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诗中东、南、西、北、上、中、下等方位词,一应俱全,这是先秦其它文献所不能企及的。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带“阳”字的方位地名很多,如.《召南·殷其靁》:“殷其靁,在南山之阳;”《秦风·渭阳》:“我送舅氏,曰至渭阳;”《小雅·六月》:“侵镐及方,至于泾阳,”等等。但没有发现带“阴”字者。这说明先民择居时多选择在阳光充足的向阳之地,故西汉初年总结方位地名命名原则时,只说:“山南为阳、水北为阳。”[19]。
《禹贡》中的方位地名,有岳阳、峄阳、衡阳、华阳、华阴、崏山之阳,其中华阳、华阴均以其处于华山的南、北而得名,则知当时以山为参照物的阴、阳位置概念业已完全形成,故继西汉“山南为阳、水北为阳”之后,东汉人又有了“水南为阴”的说法[20]。
在放马滩地图上,不仅注记了18个方位地名,而且形成了对应,如上临、下临,东卢、西卢,上杨谷、下杨谷,上辟磨、下辟磨、上获(葫)思、下获(莉)思、故东谷、故西山。
《山海经》记述的方位地名也很齐备,但该书中地名学方面的内容并不能代表先秦时期的状况,有些内容系后代窜入,故不具论。
(七)地名倒装
我们现在的地名,一般是专名在前、通名在后,如“北京市”,“北京”是专名,“市”为通名。但在先秦地名中,专名和通名有时却是倒置的,如甲骨地名有丘商(《合集》9774)、丘雷(明义士《殷墟卜辞(续编)》395)、田戣(《合集》27905)、田梌(《英藏》2549)、田盂(《合集》37573)等倒装地名,丘、田在甲骨地名中均系通名,已见上述。
“丘”指隆起的地形,作为通名的“丘”字在《诗经》里既可放在修饰词前,亦可置于修饰词后,如《小雅·绵蛮》:“止于丘阿,”《陈风·宛丘》:“子之汤兮,宛丘之上。”
倒装地名以“城”字为最多。《春秋》庄公二十七年(前667年):“公会齐侯于城濮。”同书僖公二十八年(前632年):“夏四月己巳,晋侯、齐师、宋师、秦师及楚人战于城濮,楚师败绩。”晋楚城濮之战是春秋时期的一次著名战役,故地在今山东鄄城县西南临濮乡。作为城市的“城”本是地名通名,却被置于专名“濮”字之前。
《左传》襄公五年(前568年):“冬,诸侯戍陈,子襄伐陈,十一月甲午,会于城棣以救之。”杜预注:“城棣,郑地,陈留酸枣县西南有棣城。”可见,“城棣”即“棣城”。
《左传》昭公九年(前533年):“二月庚申,楚公子弃疾,迁许于夷,实城父……然丹迁城父人于陈。”杜预注:“城父,城父县,属谯郡。”城父故地在今安徽亳州市东南城父寨,西汉于此置父城县。清人江永(1681—1762年)《春秋地理考实》解释说:“《春秋》城父,俱当作父城,即汉《地理志》颍川郡之父城县也。”江永不知“城父”为倒装,故有此臆断,不过他判断城父、父城为一地却是正确的。
《左传》昭公二十年(前522年):“故太子建居于城父。”这与上述“城父”同名异地,故地在今河南宝丰县东。
《战国策·楚策四》:“襄王流掩于城阳。”城阳故地在今河南信阳县北。
先秦时期,象这样带“城”字的倒装地名还有城鉏(春秋卫地)、城颍(春秋郑地).,城郜(春秋宋地),等等。上古“城”与“成”通用,故有人认为成周(东周首都)、成都(今属四川)也是倒装的地名[21],可备一说。
综而言之,先秦时期地名学的这一系列特点.确立了日后我国地名学发展的基本方向。当时的自然地名通名,如山、丘、麓、水、川、泉.。土、京、原(两原)、冈、洲、涧、口、海等一直沿用至今,有的还被后人赋予了新的含义,如黄±高原..拉丁美洲等;通名的省略在古今日常生活中也习以为常;作为政区地名通名“郡”自春秋时起沿用了一千多年,到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被最后废弃了,但作为最基层一级的政区地名通名“县”,则一直沿用至今。地名渊源解释,自东汉以后成为地志文献必备的内容而蔚为大宗,成为地名学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先秦时期我国地名从以单名为主过渡到以双名、多名为主,也是地名学上的一件大事,从此以后双名、多名地名占据了绝对优势,直到今天。倒装地名在现代汉语里已经消失了,但古代百越民族遗留在南方大陆的倒装地名仍然俯拾皆是,如罗浮山(广东)、那坡县(广西)、那大镇(海南岛)、城步县(湖南)、都匀市(贵州)等。
先秦地名学对后世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作为儒家经典之一,被尊奉为“万世不易之书”[22]的《禹贡》,对后世地名学的影响至为深远,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作为政区地名通名“州”的概念的创立
《禹贡》中的九州,是依自然疆界划分的地理区划,并非政区;但汉武帝创设十三刺史部(监察区)时,有冀、豫、徐、兖、青、荆、扬7个州取自《禹贡》,班固说:“汉兴,因秦制度,崇恩德,行简易,以抚海内;至武帝攘却胡、越,开地斥境,南置交陆,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日凉,改梁日益,凡十三部,置刺史。”[23]王莽复古时,曾将凉州改回了原名雍州。东汉末,改刺史为州牧,“州”成为正式的一级政区。后代的州越分越多,地域也越分越细,州由最高一级政区降为统县政区,最后降到与县平级。历史上,《禹贡》九州均有设置,其中兖、青、徐、扬四州至今仍是山东、江苏二省的市名,冀州已被改为冀县(河北),其余荆、豫、梁、雍四州退出了历史舞台。今河南省简称豫、河北省简称冀,也渊源于《禹贡》。至今我国地名仍有大量的“州”字地名存在,仅省会城市便有郑州(河南)、兰州(甘肃)、杭州(浙江)、福州(福建)、广州(广东),一般城市更多。目前。州级政区还被用作少数民族自治州的名称。
2.江源问题
《禹贡》“岷山导江”四个字,左右了两千年的江源观念.岷江一直被当作“大江”,直到《大清一统志》还是如此。由于《禹贡》是圣人之典.所以尽管《汉书·地理志》、《水经注》记载着比岷江更长的绳水(今金沙江),却不敢突破儒家经典的框框,仍以岷江为江源。明末地理学家徐霞客克服艰难险阻,在对云南山川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撰成《江源考》一文,明确提出“推江源者,必当以金沙江为首”的著名论断[24]。然而,“岷山导江”的观念仍然束缚着人们的头脑,涉及江源的几乎全部著述都不敢违背经书之言,罗洪先《广舆图》、黄宗羲《今水经》、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全祖望《江源辨》等不仅认为岷山是大江之源,而且说金沙江、大渡河都是汇人大江(岷江)的支流。更有甚者,徐霞客的真知灼见还受到无理的抨击,清初顾祖禹将徐霞客的观点斥为“好事者之附会”[25],胡渭也主张:“顺经立义于前,而重伸其论于后”,“岷山导江,经(指《禹贡》)有明文,其(指徐霞客)以丽水(即金沙江)为正源乎?霞客不足道。”[26]但是,真理愈辨愈明,“霞客以真理驳圣经,敢言前人所不敢言,”[27]自清朝中晚期以后,金沙江为长江正源的观念终于逐步确立、普及开来,今天再也没人主张长江的正源是岷江了。
3.地名命名的依据
由于《禹贡》是一部有系统的地理文献,后人非常重视,所以有时也径以《禹贡》文字用作地名的。例如西汉泰山郡蒙阴县,《汉书·地理志》云:“《禹贡》蒙山在西南。”豫章郡彭泽县,《汉书·地理志》云:“《禹贡》彭蠡泽在西。”又如,《禹贡》冀州篇有“既修太原”一句,“太原”本义为高而平的黄土塬,后世置郡即取以为名,发展成为今山西省会太原市;荆州篇有“九江孔殷”一句,后世遂置有九江郡、九江府,至今江西北部的沿江城市仍叫“九江”。至于取《禹贡》文意所置地名而今已消失者,为数更多,如扬州篇有“三江既入,震泽底定”一句,清雍正二年(1724年)据此在江苏南部析置了一个震泽县;又如雍州篇有“三危既宅,三苗丕叙”一句,后人遂将戎州改置为叙州,明洪武时又为叙州府[28]。震泽县已于1912年并入吴江县,而叙州府也于1913年撤销。
注释:
[1]关于地名要素的说法有多种.今从《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第90页“地名的要素”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版.
[2]《左传》引.说见[清]汪之昌《宫撰舆志书原始》.载《青学斋集》卷28。
[3]胡厚宣《卜辞地名与古人居丘说》,收入《甲骨文商史论丛》初集第四册·1944年版。
[4]《周易·系辞》。
[5]以下关于沙马滩地图上的地名,均据《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元,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中彩色影印件著录。遇有异说者,括注不同文字.
[6][清]姚鼐:《惜抱轩文集》卷二《郡县考》。
[7][9][清]赵翼;‘陔余丛考》卷十六《郡县》。
[8]《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元和郡县志》卷五。
[10]《史记·商君列传》作“三十一县”.《史记·秦本记》则作“四十一县”。《元和郡县志》卷二:“孝公作四十一县。”
[11]对楚设县的时间历来有争议,今从陈伟说,详见《楚东国地理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2]《晏子春秋》卷七“重而异者”篇。
[13]陈桥驿:《论地名学及其发展》,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一辑。
[14]《水经·汝水注》“又东南过郾县”句注引述。
[15]《水经·汝水注》“又东南过汝南上蔡西”旬注引述。
[16]《史记·赵世家》。
[17]《汉书·地理志》河东郡蒲反县下孟康注。
[18]参阅拙作《简论我国的单名县》,载《中国地名》,1994年第2期。
[19]《谷梁传》僖公二十八年。
[20]《水经·洧水注》引服虔语。
[21][民国]徐松石著:《粤江流域人民史》.中华书局,1939年版,第187页。
[22][南宋]郑樵;《通志》卷四十。
[23]《汉书·地理志》总序。
[24]《徐霞客游记》卷十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129页。
[25]《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二十四。
[26]《禹贡锥指·附论江源》,四库全书本。
[27]谭其骧:《长水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38页。
[28][明]郭子章:《郡县释名·四川下》.万历四十二年刊本,北京图书馆藏。
原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