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清史地理研究点评
2006~2007两年，历史地理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在清史地理研究领域的学术进步也令人欣喜。“清史地理”是笔者提出的概念，它是研究有清一代各种地理状况的专门学问，应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断代地理研究，指历史地理学研究清代的部分；二是指历史地理研究牵涉到清朝的内容。前者是清史地理的核心内容，后者也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近两年之内，清史地理领域出版专著近十部、专题论文七八十篇，在历史地理学五大板块的历史人文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历史地理文献三个方面都有显著成绩，在学术研究的古为今用方面也有所建树。
一、历史人文地理研究
历史人文地理研究有十来个分支领域，该两年在疆域、政区、历史聚落地理、历史文化地理诸分支均有出色成果问世。
疆域理论研究取得新的认识。于逢春认为[1],资料断限于1820年的《嘉庆重修一统志》及所附“皇舆全图”,既承载着中国历史内在发展所能达到的空间极致,又记述着康熙帝祖孙四代对领土、边界、主权与边民所具有的清晰界定与认知理念，是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空间坐标；同时1820年的清朝疆域既是中国疆域范围的最终底定极点,也是东西方力量对比最终逆转的临界点,更是中国国势由强转弱的最后时刻，是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时间坐标。以往的《大清一统志》研究都着重于该书本身的编纂、比较，或者仅仅当作史料看待，这篇论文从疆域理论的角度来发掘其价值，具有新意。
政区是传统舆地学核心，至今也是历史地理学专业强项，新的论题层出不穷。许鹏首次全面研究了清代政区治所迁徙问题，揭示省会迁徙五例、府治迁徙九例、厅治迁徙二十例、州治迁徙十二例、县治迁徙五十八例，在此基础上分析政区治所迁徙的时、空分布状况，详细探究这些政区治所的发生迁徙的自然灾害、社会动荡、治所废圮、政治需要、交通不便等原因，研究了清朝政区治所设置的指导思想和规律。这样的研究对于今天也有借鉴意义[2]。抚民厅是清代独有的政区，傅林祥总结了区别作为政区的抚民厅与作为府级派出机构的厅的三项标准：必要条件是一定的地域范围、一定数量的人口、一个行政机构，充分条件是长官名称与职责、层级、等第等，并通过对《清实录》、地方志中相关记载的疏理,认为抚民厅制度萌芽于明代末期,在清代设立新厅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完善,乾隆十二年潼关抚民厅的出现标志着抚民厅制度的全面形成[3]。这就为解释赵泉澄《清代地理沿革表》与牛平汉《清代政区沿革综表》著录厅数的较大差距提供了可靠依据。张珊珊提出了省级核心区的概念，以清代湖北行政区划的调整与核心区的形成为例证，认为“一个稳定有效的核心区及其维系的边缘区往往能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高层政区”[4]。
其实，历史政区的研究可为今日政区改革直接提供参考。华林甫提出要打破政区研究古今界限、进行无缝对接[5]，所以华林甫等将包括清朝在内的历史上的分省模式归纳为省内分家式、邻壤切块式、边疆开发成熟式三类，指出元代以来所有分省实例的经验与教训表明,在今后省区划小的工作中应以省内分家模式为主,而对于由相邻两省或两省以上接壤地区析出新省的模式则需持谨慎的态度,要充分考虑该地区的历史传统[6]。以元明清三朝为基础的“分省模式”概念的提出和三种分省模式的归纳，学术界还是第一次。
历史聚落地理的研究是本学科最成熟的分支。最近的历史城市地理探索以研究天津、上海等沿海城市者居多。樊如森著《天津与北方经济现代化（1860—1937）》[7]是该领域一部重要专著，运用历史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对1860年开埠后天津和受其辐射的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过程以及双方的经济互动作用进行了多维度考察，提取数类主要商品的流通方式、渠道和范围，以外向型经济归纳和总结天津进出口贸易与腹地发展的相关性，论证了天津作为经济中心对北方地区现代化所起的巨大辐射作用，探讨了天津与北方现代商业体系的形成、交通网络的构建、农牧业的外向化、工业现代化的转型与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进而将天津定位为北方城市化的样板和代表、北方经济现代化的中心，明确提出以天津为中心，以大连和青岛为两翼，才是北方经济现代化的正确选择。这样的研究，体现了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功能。吴俊范以极具典型性的美租界两大主干道——百老汇路和熙华德路的形成过程为个案，考察了上海早期城市空间生长的特点和驱动因素[8]；陈琍以晚清道路建设及由此带来的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变化，论述了上海城市生态的近代转型[9]；唐巧天利用系统的海关数据及文字报告,阐述了晚清上海外贸埠际转运在全国的地位、上海的外贸转运网络及其特点,以此为视角反映出晚清上海作为全国外贸中心的影响力[10]。在市镇、村落研究方面，吴滔、熊梅、黄忠怀分别以苏州地区[11]、山西南部[12]、华北[13]为研究对象，均有力作问世。
历史文化地理是九十年代以来新兴的学科增长点，所包内容甚广，近年分别有人才、书院、宗教信仰等研究。王志明以《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为统计对象，借用政区为参照系，认为雍正朝引见官员有三大分布特点：南北对等的哑铃型人材聚集地，北方南方分别以顺天府、直隶省和江南地区为中心；江河湖海地带为政治人材集中地；以大城市为中心形成不少独立的政治人材区,特别是省城周围都有较稠密的人材带[14]。论文统计表格很丰富，若能绘制多幅历史地图，则将会锦上添花。一般而言，人才研究多聚焦于男性，任泉香等利用人才数量、类型和籍贯三个指标对活动于1840—1949年期间的中国著名女性人物资料进行了统计和分析，指出近现代女性人才集中分布于中国东部和东南沿海地区以及中部地区的少数几个省份，西北地区较少；湖南、广东、浙江、江苏四省女性人才尤为突出[15]。刘景纯专门研究了黄土高原地区的书院分布，以西安、兰州和太原的书院分布和选址来反映三个省会城市间的文化差异[16]，又以府州、县、市镇三个级别城镇的书院发展和分布为考察对象，详细揭示了不同级别城镇书院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差异，认为书院多分布于城内，空间上偏重于东部和东南部[17]。在历史宗教信仰地理方面，张晓虹通过晚清至民国时期基督教各差会进驻陕西的历史进程的把握，认为各宣教区的分布实与文化地域、差会权力有关，各宣教区内部的空间结构则与交通网络关系密切[18]。滕兰花对清代广西天后宫（妈祖庙）的地理分布作了细致梳理，指出其空间分布多与广东会馆相重合，呈现桂东地区多、桂西地区少的格局，实际上是广西各地区广东商帮势力分布东强西弱的折射[19]。笔者设想：若以张桂林的论文[20]为总纲，对清代各省的妈祖庙都做类似研究，则一部清代妈祖信仰地理分布的著作当指日可待。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历史农业地理理应成为核心选题，尤其是养活着四亿人口的清朝农业，但近年缺乏像萧正洪著《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那样的力作[21]。人口地理的静态分布与动态迁徙研究，近年成果不多[22]。在历史人文地理的其他领域如历史交通地理、民族地理研究等方面，近年仅有零星成果发表[23]，而清史军事地理研究付阙，断代的清史地图编绘更无从谈起。
二、历史自然地理研究
河道变迁、水利与水害研究是历史地理学的传统话题。与往年关注七大江河不同的是，近两年间关注的重点是其他的重要河流。石超艺对明清时期河北平原上的漳河变迁作了尽可能具体、详细的河道复原，划分了漳河变迁的四个阶段，总结了六点规律：迁徙频繁，与流域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有密切关系；改道的范围“北不过滏,南不过卫”；主要流向是否南流与“引漳济运”工程的兴废有良好的对应关系；漳河活动的大方向和路线的大范围能保持较长时间的稳定；漳患频率与主流经行时间长短成正比；漳行南路与行北路时决口易发地点与河道改决顶点有所不同[24]。李嘎在考察了康雍乾百余年对山东小清河实施的四次大的治理工程及其成效后，认为政区地理因素导致的官场扯皮、缺少完备而有效益的管理体制、人地关系的紧张及鲁北特殊的地质地貌是小清河河患严重的四大导因[25]。当然，关于大江大河的论题也没有放弃，尹玲玲论述了明清时期今长江武汉段江面上近武昌江岸和近汉阳江岸的沙洲演变,认为江中的沙洲变迁在东、西两岸大致经历了鹦鹉洲(偏东岸)、刘公洲(偏西岸)、金沙洲(偏东岸)、新刘公洲(偏西岸)、白沙洲(偏东岸)、新鹦鹉洲(偏西岸)、新白沙洲(偏东岸)这一交替出现及消亡或并岸的过程，并指出沙洲演变与港口变迁及商业市集贸易、南北两岸岸线及城垣堤防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导致的东西两岸在经济利益和城垣堤防上的矛盾和冲突等一系列问题[26]。
历史气候变迁的研究，以杨煜达的云南研究最为突出[27] [28]。杨煜达著《清代云南季风气候与天气灾害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在对清代官私档案中上万条有关云南天气史料收集、考订的基础上，讨论了档案中天气资料的系统偏差问题，重建了1711—1911年期间云南雨季开始期、昆明雨季降水等级及冬季平均气温三个气候要素序列，对1815-1817年云南大饥荒和1905—1907年云南大灾两次典型天气灾害的成因作了深入分析，指出云南历史气候演变有其特殊性，总体以冷湿—暖干为主，变化常表现为突变的形式，并且存在气候超常不稳定时期。该书不仅建立起迄今最为完备的云南历史气候资料数据库，而且总结了历史气候资料系统偏差的校验方法，探索了科学可行的利用历史文献重建历史气候序列的基本方法和步骤，进一步拓展了历史气候的研究领域。满志敏等利用《王文韶日记》重建了1867~1872年夏季武汉和长沙的降水序列，并确定其梅雨期的入梅和出梅时间，提出天气日记是用来复原梅雨等较长尺度天气过程的极好材料[29]。这些都是对竺可桢那篇著名论文[30]的绝好补充。
今天，我们都习惯了“生态环境”一词，其实这个词是不科学的，侯甬坚认为正确的表达应该是“生态与环境”[31]。这种观点自成一家之言。生态史研究纯属自然科学范畴；而环境史学则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出现的新潮，上世纪末传播到中国，高国荣考察了“环境史”产生的历史进程，指出环境史研究之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32]。新修清史设有《生态环境志》，主持人朱士光对清代生态环境研究现状及发展前景作了简要回顾，提出今后应当在农业、森林、水、海滨、草原与沙漠、城镇与工矿区六个生态环境类型与学科理论有关的问题上着重致力[33]。具体环境变迁研究的论文不少，论题多集中于边疆地区如天山北麓[34]、云南潞江流域[35]、贵州[36]、台湾[37]等，聚焦内地的不多[38]。
如何利用传统文献从事环境演变研究？方修琦提出了四点看法：从地球系统科学与全球变化研究的前沿中寻找研究的主题，在诸多不确定中寻找确定性答案，构建历史文献信息共享的环境演变研究平台，培养文理兼备的复合型人才[39]。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推出一组文章，就“人类活动对地理环境的影响”进行专题讨论，葛剑雄《从历史地理看长时段环境变迁》很有见地，认为不应夸大西北地区环境的优越性，对人类活动的作用应作全面、客观的评价，不能认为环境变化就是人类破坏的结果；中国五千年的气候观测资料足以质疑被视为定论的“全球变暖”预测和温室气体是全球变暖罪魁祸首的结论。李并成《西北干旱地区今天河流的水量较古代河流水量大大减少了吗？——以敦煌地区为中心的探讨》认为西北地区河流水量总的来看并没有变化，只是由于今日人口和耕地的增加，需水量数倍于前，才导致我们感觉到水源短缺。笔者相信，客观的视角有助于正确认识历史时期西北地区的环境问题。
三、历史地理文献研究
清代地理文献包括地理志书、传统舆图两大内容，没有出土文献。
关于清代地理总志研究，以前曾有不少关于《大清一统志》、《读史方舆纪要》的成果，但均未及晚清的《皇朝地理志》。华林甫初步揭开了它深藏台北故宫的面纱，列表说明甲、乙、丁本《皇朝地理志》和丙本《大清国史地理志》各书的分省府州内容，分析各书所反映的年份，指出甲本即进呈本反映的最晚年份是光绪三十四年，当定稿于光绪末、宣统；乙本成书当在道光之前；丙本反映的是乾隆初期；丁本定稿反映的则是光绪末年的政区沿革；重点讨论甲本与丁本的关系，认为“丁本是甲本的母本，丁是源，甲是流”，指出《皇朝地理志》在学术上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并以直隶省为例论述该书五个方面的价值，认为：即使国力走向衰落的清朝末世，也编纂了篇幅宏大、内容丰富的《皇朝地理志》，我们现有地理学史著作中有关清朝的部分应该修正、甚至重写[40]。
关于清代舆图研究，正在持续升温。姚伯岳总结了清代彩绘地图的四大特点：鸟瞰式的移点透视法；不拘一格的图画比例尺；独特的距离量度法和坐标体系：计里画方；图画式地图：图文并茂，象形图例，浮签图注，并进而指出，即使在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下，清代的彩绘地图仍然基本保持了中国传统的绘制方式和特点，这既是中国的传统观念所致，也与清代保守的社会状况有关，对清代彩绘地图的价值不仅要用科学的标准来衡量，也应该用社会的、历史的、美学的标准来评判[41]。孙喆从《黑龙江流域图》和《皇舆全览图》入手，还原了18世纪初期黑龙江流域的自然、人文面貌，反映了清朝政府的疆域观念和边疆开发意识[42]。华林甫曾撰文介绍过英国国家档案馆庋藏近代中文舆图的学术价值[43]，故熟稔天地会研究的郑永华对华林甫从英档携归的五幅两广洪兵起事舆图F.O.931/1079、F.O.931/1892、F.O.931/1898、F.O.931/1911、F.O.931/1954不仅进行了细致考订，而且指出“对传统舆图的搜集、整理、考证与解读,将为我们提供一种全新的档案资料,从而促进对相关历史事件的研究”[44]、[45]。
注释：
[1]于逢春《论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时空坐标》，《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1期。
[2]许鹏《清代政区治所迁徙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2辑。
[3]傅林祥《清代抚民厅制度形成过程初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1辑。
[4]张珊珊《行政区划调整与省级核心区——以清代湖北为例》，《历史地理》第21辑。
[5]华林甫《政区研究应该打破古、今界限》，《江汉论坛》2005年第1期，《新华文摘》2005年第11期全文转载。
[6]华林甫、成崇德《中国历代分省模式探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7]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
[8]吴俊范《从英、美租界道路网的形成看近代上海城市空间的早期拓展》，《历史地理》第21辑。
[9]陈琍《上海城市生态的近代转型———以晚清上海道路为中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3辑。
[10]唐巧天《论晚清上海作为全国外贸中心的影响力(1864-1904)——以外贸埠际转运为视角》，《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3辑。
[11]吴滔《明清江南基层区划的传统与市镇变迁——以苏州地区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
[12]熊梅《清代我国北方地区村镇关系初探——以晋南方志为中心》，《中国地方志》2007年第10期。
[13]黄忠怀《庙宇与华北平原明清村落社区的发展》，《历史地理》第21辑。
[14]王志明《雍正朝引见文官地理分布试析》，《历史档案》2007年第3期。
[15]任泉香、朱竑、李鹏《近现代中国女性人才的地理分布和区域分异》，《地理学报》2007年第2期。
[16]刘景纯《清代西安、兰州和太原的书院分布与选址》，《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3辑。
[17]刘景纯《清代黄土高原地区城镇书院的时空分布与选址特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1辑。
[18]张晓虹《晚清至民国时期陕西基督教宣教区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4辑。
[19]滕兰花《清代广西天后宫的地理分布探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2007年第3期。
[20]张桂林《试论妈祖信仰的起源、传播及其特点》，《史学月刊》1991年第4期。
[21]近两年的论文，主要有：张祥稳、惠富平《清代中晚期山地种植玉米引发的水土流失及其遏止措施》，《中国农史》2006年第3期；张萍《清代陕西植棉业发展及棉花产销格局》，《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1辑；吕卓民《明清时期西北农牧业生产的发展与演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2辑；李玉尚、陈亮《清代黄渤海鲜鱼资源数量的变动——兼论气候查迁与海洋渔业的关系》，《中国农史》2007年第1期；吴朋飞、侯甬坚《鸦片在清代山西的种植、分布及对农业环境的影响》，《中国农史》2007年第3期等。萧正洪的专著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
[22]近两年论文有：郝文军《1650—1850年伊克昭盟人口复原研究———以蒙古人为研究对象》，《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2辑；玉时阶《明清时期瑶族向西南边疆及越南、老挝的迁徙》，《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3期；阚耀平《清代伊犁地区人口迁移研究》，《干旱区地理》2006年第2期等。
[23]蓝勇《清代滇铜京运路线考释》，《历史研究》2006年第3期；杨伟兵《制度变迁与地域社会：清代云贵地区改土归流和民族生态变迁新探》，《历史地理》第21辑。
[24]石超艺《明清时期漳河平原段的河道变迁及其与“引漳济运”的关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3辑。
[25]李嘎《河患与官方应对:康雍乾时期的山东小清河治理及启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3辑。
[26]尹玲玲《明清时期长江武汉段江面的沙洲演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2辑。
[27]杨煜达、满志敏、郑景云《清代云南雨季早晚序列的重建与夏季风变迁》，《地理学报》2007年第7期。
[28]杨煜达《清代昆明地区(1721-1900年)冬季平均气温序列的重建与初步分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1辑。
[29]满志敏等《〈王文韶日记〉记载的1867—1872年武汉和长沙地区梅雨特征》，《古地理学报》2007年第4期。
[30]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辑。
[31]侯甬坚《“生态环境”用语产生的特殊时代背景》，《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1辑。
[32]高国荣《环境史及其对自然的重新书写》，《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1辑。
[33]朱士光《清代生态环境研究刍议》，《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34]张莉《清至民国时期天山北麓地理景观的变化》，《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35]周琼著《清代云南瘴气与生态变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7月出版。周琼《清代云南潞江流域瘴气分布区域初探》，《清史研究》2007年第2期。
[36]韩昭庆《雍正王朝在贵州的开发对贵州石漠化的影响》，《复旦学报》2006年第2期。
[37]刘正刚、孟超《经济行为与环境变化:清前期台湾野生鹿消失探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1辑。
[38]高升荣《清中期黄泛平原地区环境与农业灾害研究—以乾隆朝为例》，《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颜廷真、白梅、田文祝《清代西辽河流域人口增长及其对环境的影响》，《人文地理》2007年第2期。
[39]方修琦《关于利用历史文献信息进行环境演变研究的几点看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2辑。
[40]华林甫《关于〈皇朝地理志〉的几点初步认识》，台北故宫《学术季刊》2007年春季（第24卷第3期）。
[41]姚伯岳《论清代彩绘地图的特点和价值》，《中国典籍与文化》2007年第4期。
[42]孙喆《从两幅地图看18世纪初期清人对黑龙江流域的认识》，《中国地方志》2006年第6期。
[43]载《地图》2005年第1期。
[44]郑永华《广东洪兵围攻广州军事舆图初考——英国国家档案馆所藏两广洪兵起事舆图考释之一》，《清史研究》2006年第1期。
[45]郑永华《最后的鏖战——英国国家档案馆所藏两广洪兵起事舆图考释之二》，《学术研究》2007年第7期。
原载《清史研究》2008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