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青霞馆弈选续编》成书时间辨疑

  《寄青霞馆弈选》和《寄青霞馆弈选续编》两部丛谱,是清末棋谱编印家王存善的大著,共收入清代对局848 局,黄龙士、施定庵、范西屏自拟谱76 局,日本、琉球古棋37局,被公推为集清代棋手对局大成的代表作。然而,两书的成书时间俱在光绪丁酉年。一年之中赶出两部卷帙浩繁的丛谱,到底有无可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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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编跋文

《寄青霞馆弈选》及《续编》成书始末

  关于王存善,对围棋古谱稍有涉猎的读者应当不会陌生,知道他是晚清丛谱《寄青霞馆弈选》和《寄青霞馆弈选续编》的作者。然而,可能很少有人了解,王存善除了雅好围棋、并辑录围棋书谱之外,他的正式身分是清朝的官员,并被盛宣怀保举至道员(正四品),具备了知州领郡的资格;而且他出身于一个“世有藏书”的书香门第,颇有家学渊源。

  据李玉安、陈传艺《中国藏书家词典》1989 版,王存善字子展,今浙江杭州人。早年随父至广东,光绪中署知南海,官虎门同知,并管理广州税局。与梁鼎芬、杨锐等关系密切。1900 年迁居上海,因善于理财而受盛宣怀赏识,主持招商局并担任汉冶公司董事,擢保道员。其家世有藏书。1911 年编有《知悔斋存书总目》。辛亥革命后,又出巨资购得众多流散的图书,殿本、明本、抄校本数百种。1914 年又编《知悔斋检书续目》,藏书共达20 余万卷。古本精椠亦多,如宋刻明印本《圣宋文集》、卢文弨(音超)校本《宝剑丛编》、钱泰吉校本《苏子美集》,均为镇库书。他亦喜校书,主要有《南朝史精语》、《辑雅堂诗话》等。辛亥革命前后,藏书有所流散。子王克敏,字叔鲁,于1917 年继承藏书,并购新书益多。惜王克敏无心经营,投靠汪精卫,任伪要职。1927 年后,藏书一部分被北伐军充公;在杭州所藏,拨交给浙江省立图书馆,达432箱,50,615册。

  已故围棋文史家赵之云曾经撰文,称王存善早年探访过海宁施定庵的故居,访问周围高年邻里,并看见施宅尚保存棋谱十六册,其中对子、受子纪录不下千局。后来,由于多年时局动荡不定(鸦片战争及后来的太平天国运动,两江之地屡遭摧残),当王存善再次到海宁查访时,发现所有棋谱已荡然无存。这一重大损失令他扼腕不已,深深感到妥善保存资料的重要意义,这可能是促使他有志于编印棋谱的原因之一。

  光绪二十三年(1895 年),王存善在广东刻印了《寄青霞馆弈选》正编八册,计五百三十余局,这在当时已是收集相当全面的棋谱。此后,鲍鼎又支援王存善一批资料,使他有条件继续刻成《寄青霞馆弈选续编》八册。全书共采摭清代棋谱四十余种,合计清代对局848 局,黄龙士、施定庵、范西屏自拟谱76 局,日本、琉球古棋37 局,并附有谭其文所撰“弈选诸家小传”。被当时公认为是集清代棋手对局大成的代表作。《寄青霞馆弈选》及《续编》印数多,刻板精致,流传较广,它的出版,使古代围棋爱好者开扩了眼界。直到今天,《寄青霞馆弈选》及《续编》仍是全面了解清代围棋的重要书籍之一。

两书俱成于光绪丁酉间的可能性分析

  王存善在正编刻印之际,写了一篇序言,交代了编印棋谱的缘起,该文作于“光绪乙未正月”。乙未年是1895 年,光绪二十一年。待到正编基本刻成,校者谭其文写了一篇跋文,谈到了成书之后的感想,该跋作于“光绪二十三年丁酉八月”。

  以上两个时间,都跟正编成书的时点有所关联。因为两个时间有先有后,间隔两年零七个月,依常理来看,并且考虑到古代刻印书籍相当费工费时,正编的成书当为跋文款识的“丁酉八月”。反过来说,如果以王序的“乙未正月”为成书时间,则书后跋文中出现的“丁酉八月”,显然就难以解释了。当然,正编成书的时间略后于丁酉八月,也是很有可能的。

  正编之后,王存善又有雕刻《续编》的大动作。在筹备后者的过程中,他收到了鲍鼎支援他的一批材料。这个事件在鲍鼎的《蜗簃遗札》中有明确的记载。

  《续编》第一册刻有牌记,十分清楚,曰“光绪二十三年岁在丁酉刻于广州”。后来的研究者大都以这个时间为《续编》的刻印时间。这固然是一种习惯性做法,无可厚非,然而,具体到这部丛书中,这个时间却是很成疑问的。原因就在于,正编成于丁酉年八月,《续编》也成于丁酉年,由于两者有先有后,则两部丛书最大的时间间隔,也不过区区四个月。因为八月之后,再过四个月,就不再是丁酉年了。两套大部头,其成书时间竟然如此接近,实在有些匪夷所思。这样短的时间,即便另起炉灶,招募来新的工匠,也很难在数月之间,便将《续编》的刻印工序全部完成。更何况,《续编》的篇幅与正编相同,都是八卷册。收录的棋局虽然比正编略少,但也接近五百局。在那时的技术水平和劳动强度下,要想一蹴而就,难度是显而易见的。

  说到这里,不能不谈一谈古代的雕版工艺。雕版,就是在木质的板材上,用刻刀雕出图案,以备刷印。这个工序极其精细,也极其耗时。何况一张棋谱,手数往往有二百手左右。每个黑白子中,除去四个座子是事先摆放,上面没有手数外,其余的都要在中间刻上手数。手数从一而逾二百不等,都要在小小的棋子内予以体现。这个难度,又远大于纯文字的雕刻。是以一部八卷册的棋谱,决不能依靠短时间、高强度的赶工来突击完成。

  雕刻围棋谱的极其精细,不仅使雕版的难度加大,也带来了一个副产品,这就是增大了出错的概率。而且古人习惯于用一张谱来表示一盘棋,黑白子非常密集,使得难度进一步加大了。那么,出了错,古人会怎么办呢?校对。于是,正编完成雕版后,又有南丰谭其文、无锡徐文渊为之校对。校对的精细与否,往往决定了一部书的精良程度。在校对之后,发现了错误,要想办法修正。即在原来的板上,剜去谬误的地方,用木补足,再行雕刻。在保证了板的正确无误的情况下,才可能大规模刷印。校对,是关乎书谱品质的一个如此精细的工序,显然也要耗费相当时间。

  那么,古代雕版印刷一整套工序下来,要耗用多少时间呢?从正编的两个时间节点上,我们可以推知一二。自序时间——光绪乙未正月,应是王存善起意雕刻正编的时间,或是正编的各项准备——如雕版工人、刷印团队,负责校对的人选——皆已就绪,即行开雕的时间。谭其文负责校对。在改正了谬误,确定了板的无误之后,谭其文回顾以前种种辛劳,写作了正编的跋文,表示雕印工作的完成。这一时间可确认为书成的时间。前后两个时间点相差乙未年十一个月,丙申年十二个月,丁酉年八个月,总计三十一个月份,时间跨度两年有半。

  两年半的时间,制成一部八卷册、近千页的丛书,应当是比较合理的。由于正编与续编的篇幅、卷帙相差不多,如果以正编的人手来继续《续编》的雕印,则所用时间应当不会相差太多。考虑到第一次从事棋谱刻印,雕印团队有适应、协作的调整时间,而第二次从事类似的工作,刻版工人等生产经验的增加,会带来整个工期的缩短,则《续编》所耗用的全部时间,不必同于正编,但也不应少于一年半载。这样来看,《续编》的牌记“光绪二十三年岁在丁酉刻于广州”,其时间点的解释就不外乎以下几种可能:一,二十三年是《续编》第一册开雕的时间,全部成书,则要等到一年甚至两年之后。这样设定,比较容易解释得通。

  二,二十三年是完工时间,则刻成《续编》的团队,必不能是雕印正编的同批人马,而是王存善另起炉灶,在二十三年之前,也即正编还在雕印工序之时便已开雕。

  从王存善的财力上讲,不是没有同时开雕这个可能。然而,这会带来一个校对的难题。两部书收录的都是棋谱,如何保证正编的棋谱,不会重复收入到《续编》之中?更何况,在两部书之间,王存善还收到过鲍鼎的一批资料,用来充实《续编》的内容。这个时间差也是需要注意的。

  因此,笔者更倾向于第一种可能,即《续编》的成书时间是牌记所题“光绪二十三年”的后一年或两年。

  《寄青霞馆弈选》正续编的刻印时间,揭示了古籍整理时要普遍面临的一个难题,即如何确定一部古书确切的成书时间。如果没有其他资料的佐证,仅从书的本身来确认,如书的用纸、装帧特点,序文以及跋文的时间,包括牌记等等,能不能靠得住呢?正编幸而标注了序跋的确切时间,而且两个时点不一致,从事理上固然比较容易推断成书时间,但毕竟是后人的推断,事实是不是如此,今天难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另外,初刻和复刻的书,在内文方面是一模一样的。此时,如果复刻者不作特别的说明,那么除了页面清晰与否的判断标准,是否还有别的依据来判定成书时间先后呢?想要得出恰如其分、有理有据的结论,应当说,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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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编》牌记

刊于《国学周刊》第54期第9版(2014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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