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来海峡两岸唐代文学研究比较

　　六十年来，海峡两岸由于思想政治和学术背景的不同，两岸的唐代文学研究也形成了各自的优长和存在着不同的缺憾。但中国毕竟只有一个唐朝，也只有一个唐代文学，何况又来自同一个学术传统，因此又有许多相似和共通之处。比较一下两岸六十年来唐代文学研究历程中的共通、不足和各自的优长，并就其中一些问题进行分析和思考，这对两岸的古典文学研究互取其长、互补其短，共同推进唐代文学以及国学研究向纵深发展，在新的世纪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乃至证实两岸文化同源，不可分割，皆不无好处。

两岸唐代文学研究的相似与共通

　　一、两岸唐代文学研究皆为一方重镇，都是古代文学研究中热门话题

　　据台湾方面的有关资料，[1]1960—1994三十五年间，台湾各大学研究所古代文学博士论文中研究古典诗词的共120篇，其中唐五代为31篇，占35%，台湾政治大学1980—1989十年的10篇古典诗词方面的博士论文，唐代诗词为7篇，占70%。1955—1994四十年间，台湾各大学研究所研究古典诗词的硕士论文为681篇，其中唐五代210篇，占31%，这当中还未包括唐人小说、散文、骈赋和敦煌变文之类选题。另外，从1975—1984十年间获“国科会”奖助的古代文学方面的论文共104篇，其中隋唐文学为37篇，占35%。

　　大陆的唐代文学研究，根据中国版本图书馆已出版的《全国总书目》，1981—1989年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各个史段的研究专著中（不包括选注和鉴赏），唐代文学段占的比例如下：

年份	古代文学其他史段总数	唐代文学段	唐代文学所占比例
1981	16	7	43%
1982	15	2	43%
1983	17	8	47%
1984	42	8	19%
1985	31	7	22.5%
1986	41	11	26.8%
1987	27	4	14.8%
1988	20	8	40%
合计	209	55	26%

　　除了1982和1985年，《文心雕龙》的专著略多于唐代文学外，其余各年份以及总数，皆以唐代文学研究的专著为最多。

　　两岸当代的古代文学资料整理和索引编目工作，也是唐代文学起步较早。大陆岑仲勉的《元和姓篡四校记》成于1954年，吴文治的《古代文学研究资料。柳宗元卷》成于1964年，台湾严耕望的《唐尚书仆射表》成于1956年，罗联添的《唐代文学论著集目》成于1978年。在古代文学各个史段以及作家、作品研究会中，两岸的唐代文学研究会成立都较早，大陆的唐代文学研究会下属的作家、作品研究会也最多，也是两岸古代文学各研究会中出版年鉴、会刊、研究集刊最早、持续时间最久的一个学会。

　　二、研究历程中都发生过传统研究方法与新观念、新方法的碰撞，并产生相近的趋归

　　二十世纪初，西风东渐，中国传统的治学道路与新的文学观念和方法产生了第一次碰撞，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王国维、梁启超、刘师培这批国学大师，曾尝试着把文学从经学中剥离出来，首次把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本体和学术系统来加以思考和诠释。在方法论上，则以社会学、美学、史学的研究方法来改造传统的注疏、训诂、考据之学：或是参用西方美学理论来诠释中国古典诗词和作家的创作活动；或是抬高经学所未论及的小说、戏剧来强调“文学与群治”的关系；或是用“知人论世”的史学演绎来构建中国古代文学史。大师们的这种尝试，经过胡适、闻一多、鲁迅、朱自清、苏雪林、台静农这批后继者的努力，终于完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向近代化的演变，并成为现代唐代文学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五十年代后，尽管两岸分治，但在他们传人的努力下，唐代文学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变革也从未停止过，而且几乎在同一时段，都发生过较大的思想碰撞。

　　五十年代中期，台湾当时新儒学代表人物徐复观在研究中国古典诗词时，有意学习王国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揉进西方的文艺观和方法论，例如他把陶渊明、李白、杜甫作为三种类型的代表来讨论中国古典诗词中的“隔”与“不隔”。五十年代末，陈世骧通过与西方悲剧观的比较来解析杜甫的《八阵图》等中国古典诗词的情感特征（《中国诗之分析鉴赏示例》见《文史杂志》1958。6），施淑女则用西方神话中的原型批评来解读《楚辞》中的“天问”、“九歌”等篇（台湾大学文史丛刊1958）。到了六十年代，一批古代文学的学位论文更着重于比较研究的方法，如许世旭的《李杜诗比较研究》（台湾师范大学博士论文1963），叶光荣的《宋代江西诗派研究》（中国文化大学博士论文1968）等，这种对传统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的不断撞击终于导致了七十年代初的一场关于“新批评”方法的大辩论。这场辩论，分别以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叶嘉莹和外文系教授颜叔元为代表，于1972年在《中外文学》上展开，很快吸引了众多的古代文学研究者和一批学术刊物。争论的焦点是“新批评”的研究方法是否适应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颜叔元从1972年起，陆续在该刊上用“新批评”的方法对《江南曲》、《琵琶行》、《长恨歌》等中国古典诗词作出新解，叶嘉莹则于1973年发表《漫谈中国旧诗传统》对此提出批评。这场争论正象后来吕正惠等人所总结的那样，与其说是辩论新批评的是否适应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还不如说如何去适应古代文学研究。[2]因为叶氏的本意认为并非拒绝新方法的引进，她本人的研究方式就不是正统的学案、年谱、笺证、义疏，相反却很注重肌理、辞藻、色彩、意象，这与“新批评”本身就有沟通之处，叶氏其说意在强调文学研究中基础知识和基本功的重要，强调评论中国古诗首先必须熟悉传统，知人论世，才能对诗家诗作作出正确的诠释。而颜氏正是在诠释中把性意象运用得过了头，以至把《自君出之矣》中的“金炉”、“明烛”皆作为两性的暗示，把《江南曲》中的“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和《长恨歌》中的“梨花一枝春带雨”也解释成性的影射，这就让喜爱中国古典诗词冲和雅致美感的读者感到无法接受，另外，他又擅自改换诗题来符合“新批评”理论，如将《近试题张水部》改为“停红烛”，这又引起了尊重历史本来面目的一部分学者的不满。因此，这场争论不但没有阻断新的研究方法引进，相反却使更多的学者开始审视本已习以为常的传统研究方法，促使新的研究方法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更好地结合起来，就连叶嘉莹的学生，也开始把叶氏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着重于意象、结构、语言的细腻分析等传统方法与新批评进一步结合起来，如张淑香的〈李义山诗析论〉（艺文印书馆1974 ），吴达芸〈韩愈生平及其诗研究〉（台湾大学博士论文1972），吴兴昌〈李白诗研究〉（台湾大学硕士论文1972）就是如此。而以龚鹏程为代表的台湾中生代后期学者和以周庆华、连文萍、赵孝萱等为代表的新生代学人更是以此为起点，对传统的研究方法发出更激烈的批评，并从九十年代起，开始思考构建古代文学研究新的理论体系。[3]

　　随着新中国建立后展开的思想改造运动，大陆方面在五十年代初，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也发生了一场研究观念和方法的变革，这场变革的声势和深度远非五十年代的台湾可比，而且目标非常集中和单一，即用“人民性”的政治标准和“现实主义”的艺术标准来重新评价古代作家，重新解释古代作品和文学现象。由于极左思潮的盛行，这种改造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演变成否定传统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对坚持自己学术观点的研究者的政治大批判，因而受到过来人和文学史家的非议。但也不可否认，在当时留在大陆的爱国学者中，对这种“脱胎换骨”也有着某种真诚，他们怀着对新中国未来的期待和对马列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新鲜感，也想去适应，也想去尝试，想把这种新武器运用到自己的学科领域中去。五、六十年代大陆古代文学界几次规模较大的、接近学术意义的讨论，都是围绕着如何用“人民性”、“现实主义”这种新的观点和方法来重新解释古代作家作品，如“怎样看待古典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如何评价民间文学”？以及关于《水浒传》、《三国演义》、“长恨歌”主题等有关问题的争论，都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我认为：如果否认和掩盖思想改造运动和政治大批判给几代知识分子所带来的伤害固然是不对的，但如无视当时知识分子中求新求变、力图尝试学习运用马列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解决古代文学中的问题，也是不够客观、公正的。

　　“文革”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和加深，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传统观念和方法又一次受到了挑战，1983年召开的“中国古典文学宏观研究讨论会”则是一个标志。这年7月，大陆古典文学方面的权威刊物《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和新创刊物《天府新论》、《语文导报》联合在杭州举办了这次讨论会。会上对改变传统的研究观念和单一的研究方法的种种努力和尝试给予了肯定，对宏观研究的任务、特征、方法以及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这次会议的共识是：所谓宏观研究，就是要从传统的作家作品论进入对一个文学阶段或全过程的把握，总体或部分演进规律的探讨。在方法上，则要求从笺注、考辨走向多学科交叉和心理行为的探求。如果把大陆的宏观研究与台湾的新批评之争作一比较，新批评的提倡者由于自身的缺陷，研究成果并不丰厚，只能算一次尝试，并未形成气候；大陆的宏观研究在当时尽管也存在着理论准备不足、运用上没有很好地消化吸收等弊端，但它发生在国门几十年封闭之后的思想解放之初，首先是敢于进行尝试的理论勇气就应该肯定，而且在此以后基本上形成了一支力量，当今已成为古代文学研究中一种重要手段，有不少力作问世，如余恕诚的《唐诗风貌》，赵克尧的《盛唐气象论》，傅绍良的《盛唐文化精神和诗人人格》等，并已有人对此进行学术史方面的研究，如孙立的《近十年唐宋词宏观研究述评》（学术界1991。5）。八十年代跻身于唐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些年轻学者，如董乃斌、傅绍良、李浩、程国赋、蒋寅等人，也都是以他们采用新视角或新方法的论著，从而奠定了他们唐代文学中的研究方向和学术地位的。

　　进入九十年代中期以后，面临着世纪之交的社会转型，两岸古代文学要求变革的呼声皆远远高于其他学科，两岸的有识之士都在总结百年来古代文学的研究历程，思考如何加强学科建设来应变，以求得在新世纪中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大陆方面如胡明的《关于唐诗——兼谈近百年来的唐诗研究》，徐公恃《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近代化进程略论》，董乃斌等人《关于二十世纪唐代文学研究的对话》，王兆鹏等《跨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走向笔谈》，葛晓音《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现状的衡估与思考》；台湾方面的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自1998年起，就“世变中的中国文学”开过六次研讨会，历时两年，分析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现状与出路。《中国文哲研究集刊》则出专集，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进程进行回顾与展望。龚鹏程、张高评、王基伦这批善于思考的学者，也都在就当前古代文学研究的现状进行分析和提出改进的设想。

　　三、都有一批学术带头人、学术机构、学术刊物在致力于学科建设

　　五十年代以前，闻一多的《唐诗杂论》和陈寅恪的《元白诗证稿》开启了从民俗学和以史证诗两条途径来研究唐诗的新思路。进入八十年代后，傅璇琮的《唐代诗人丛考》和程千帆的《唐代进士行券与文学》又成为新时期考论型和多学科结合的范例。此后，在唐代文学研究的各个方面都出现了一批带头人，写出了一批颇有价值的论著。在史料考辨方面，有傅璇琮、郁贤皓、陈尚君、陶敏、吴在庆等；全集、别集的笺注、集注方面，有詹瑛、钱仲联、刘学锴、余恕诚、朱金城；资料汇编、索引方面有傅璇琮、陈伯海、周祖譔、周勋初、裴斐、吴企明等，专论方面有陈贻焮、邓绍基、葛晓音、钟优民、陈铁民、王拾遗、卞孝萱、阎琦、王小盾、张明非、戴伟华、张伯伟、李浩等；唐诗通论则有余恕诚、蒋寅、孙昌武、尚永亮、杜晓勤、孟二冬等；文学史和唐诗学方面有罗宗强、傅璇琮、杨海明、周啸天、许总、陈伯海等；散文方面的孙昌武、吴文治；唐五代词方面的吴熊和、杨海明、刘尊明、王兆鹏等；唐人小说方面的吴志达、李时人、程国赋等；敦煌文学方面的王重民、张锡厚等。

　　在唐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上，一些负有使命感的专家学者对唐代文学研究现状、发展趋势不断地在思考和建议，它对大陆唐代文学研究的健康发展和深入起着保证和导向的作用。如：在如何研究唐诗这个问题上，程千帆认为研究者首先要有丰厚的文化积累，“不要使自己的知识领域过于狭隘，研究文学而不管当时其它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例如政治、经济、军事、宗教、艺术、社会风俗、中外交通，就必然会限制自己的成就”。[4]王运熙则针对唐代文学研究中唐诗研究与散文研究的不平衡，发出“多研究一点唐代散文”的呼吁，提出“要打破唐宋八大家框框”；马茂元则针对性地批评了当时唐代文学研究中的低层次重复和浮泛之风。[5]在唐诗的研究方向上，吴汝煜呼吁“要向中小作家扩展”；陈伯海则提议加强“唐诗理论体系建设”；董乃斌和吴企明则分别就要重视对作家的心灵研究和研究方法和手段的多样化进行倡导。[6]在学科建设上，傅璇琮付出了更多的努力。一方面他以自己的或主编的论著如《唐代诗人丛考》、《唐代科举与文学》、《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作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或一个新的研究方向的示导；另一方面又通过论文、书序和研究会上的发言，对唐代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发展方向不断提出建议或呼吁。如1983年他针对当时唐代文学研究的迅速发展，提出了一个发展和规范唐代文学研究的总体规划，包括 “抓住研究的新的趋向”，建立资料馆，创立唐代文学研究史和“充分注意、重视中青年研究者所作的努力”的 四点设想。[7]在第四届年会的闭幕词中，又针对当时在运用新方法上的争论，提出“无论宏观或微观，对我们大家都是需要的，应当互相补充、互相配合，而不应当互相排斥、互相歧视”。[8]

　　台湾方面，阮廷瑜的《高常侍诗校注》、《岑嘉州诗校注》，在六十年代为台湾开启了考据笺注之风。1967年至1980年十四年间，就有十六部博硕士论文采用了这种笺注式。罗联添和王更生则分别代表了考论型和赏论型这两个唐文研究流派，其门人何寄澎、王基伦、方介、吕武志等分继其后，各有专精。罗氏的《韩愈研究》则是台湾唐文研究的问鼎之作。他的《唐代文学论著集目》以及他主编的《中国文学论著集目》（正续编）则集唐代文学资料索引之大乘，很受海内外学者看重。王梦鸥的四集《唐人小说研究》奠定了他在台湾唐人小说研究中的开山地位。他的后继者王国良、李丰懋、黄景进等各有传承，甚至有后来居上之势。王氏的《初唐诗学著述考》则直接开启了台湾唐诗学研究，蔡瑜的《宋代唐诗学》，高大鹏的《唐诗演变之研究》皆继其后尘。另外，象罗宗涛的敦煌学研究，李丰懋的道教与唐诗研究，萧淑华的禅学与唐诗研究也都是该学科的前沿。

　　在学术组织方面，大陆的“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及其下属的各研究会，台湾的“中国唐代学会”、“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有着很好的交往，它们既是两岸学人联系的纽带，又是两岸唐代文学研究沟通的桥梁。它们的“会刊”和“年鉴”有个共同的特点：既注意介绍对方的研究成果，又能较客观地品评其得失，又较及时地报道双方的研究动向和一些学术会议的述评。

　　在出版方面，大陆的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及一些省级出版社如巴蜀书社、齐鲁书社等，台湾的文史哲、文津、万卷楼、学生、学海、三民等书局在推动古代文学的学术研究、引导研究方向、资助学术著作、团结学者、扶植后进等方面皆有较好的口碑。如中华书局在出版清编《全唐诗》后，又组织人力编撰《新编全唐诗》，以及《续修四库全书》、《中国古籍总目提要》等大型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出版唐代诗文大家别集同时，又有计划地出了一套“唐诗小集”，专门研究历来忽视的二、三流作家。台湾方面如文史哲出版社的“文史哲学集成”，文津出版社的“隋唐文化研究丛书”、“大陆博士论文丛书”，学生书局的“书目季刊”、“中国文学研究丛刊”等都较好地起到了上述作用。这当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万卷楼书局，他们的《国文天地》是台湾最早介绍大陆古代文学研究情况的，拙文将在下面作专门介绍。

　　四、两岸的学术沟通和交流已经启动，并在逐渐扩大和加强

　　这种沟通，台湾方面始于1987年政治解严以后，走在最前面的是万卷楼书局的《国文天地》、汉学研究中心的《汉学研究通讯》和中国文哲研究所的《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等刊物。《国文天地》在解严的当年十一月，就开辟“大陆儒林传”专栏，定期介绍大陆古代文学研究中的代表人物。从第二年二月起，又开始介绍大陆在考古、史料整理方面的情况，并编发“突破大陆学术流通禁忌”专辑。《中国文哲研究集刊》自1991年3月创刊时起，就很注意对大陆文哲著作的评介和研究，如创刊号上就发表了邱燮友的对刘大杰和叶庆炳两种《中国文学史》的比较研究。随后几期，则陆续发表对大陆学者汤志钧、张立文等评介和王兆鹏、周祖馔等的来稿。《汉学研究通讯》从1993年起，开始系统地介绍包括唐代文学在内的大陆汉学研究成果，如黄宽重的《典籍增辉——中国大陆学界整理宋代典籍回顾》，高度评价了大陆近年来宋代典籍尤其是诗文集的整理成果。汉学研究中心于1996年4月在台北举办的“两岸古籍整理学术研讨会”，大陆方面有28位学者参加，会上发表的44篇论文中大陆学者占28篇，可以说是近年来两岸学术交流中，大陆学者阵容最强大、交流最充分的一次，在台湾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大陆学者对台湾古代文学研究的评介以1989年卢兴基编选的《台湾古代文学论集》为标志，当时可以说是一个窗口，不少学者是通过这本书来认识和评价当代台湾古代文学研究的。在此之后，《唐代文学研究年鉴》、《文学遗产》、《社会科学述评》、《学术动态》等刊物开始不定期地介绍台湾古代文学研究现状，1992年，傅璇琮在《中国典籍与文化》创刊号首次对罗联添的《韩愈研究》等学术专著进行了专题研究。但从整体情况来看，大陆学术界对台湾古代文学研究现状了解得还很肤浅，总体上还停留在介绍动态、会议述评这个层次上，一些代表性的论著甚至还没有见到，当然谈不上对此深层次的分析和研究趋向的总体把握了。例如1991年的《唐代文学年鉴》，首次在“海外研究动态”专栏介绍台湾唐代文学研究动态，全文不到250字，未提及具体的研究者和论著；1991年3月《社会科学述评》刊载署名“乐耕”的《十年来台湾古代文学研究概说》，是较早评介台湾古代文学现状的一篇综论，可能由于作者不太熟悉台湾古代文学现状，评介中轻重、主次的把握，或失衡，或遗漏，或错误，说明大陆学者对台湾的唐代文学研究现状还较陌生。

　　由于两岸在上个世纪没有“三通”，而大陆学者在资料整理研究上又成果丰硕，台湾学者为了得到这些论著，在2008年两岸“三通”前只好自找门路并挖空心思，造成了许多弊端。一是对大陆学术资料的占有和征引处于一种无序状态。台湾学者庄万寿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就曾抱怨由于渠道不通，造成了研究起跑线的不平等，他说：“学者故因研究的需要，各凭本事收集大陆的学术资料，造成研究者的不平等地位”，“一般的大专教师或文史工作者，得千辛万苦地借重‘海外关系’冒险夹带创关，或向‘黑市’购买，要不然就得甘于无知，或是等待拣拾别人的二手资料”。[9]二是造成了盗印、抄袭大陆学术著作的不正常状态。我曾多次去过台北温州街一带的书店，有的专卖大陆的学术著作，价格是原价的一倍到一倍半，一些治唐代文学必不可缺的工具书和资料，如全唐诗和全唐文的补编，《全唐诗人名考》、《全唐诗重出伪作考》等，因在大陆就很行销，根本到不了台湾，于是就出现了盗版、改版，手段也是五花八门，椐台湾大学黄沛荣教授在“大陆学术资料流通问题——学者专家座谈会”上介绍：美国国会图书馆曾对此作了专门调查，并将台湾盗印的大陆学术著作作了对比，设专柜陈列。另外，台湾年轻学者连文萍也曾撰文指出：“台湾年轻的人文学者几乎都偏爱大陆书。。。有的治学态度不严谨，抄袭风气很盛”。[10]看来，海峡两岸的“三通”，不仅是经济贸易和国家统一的需要，也是学术研究的必需和两岸学者的共同心声。

　　五、都有一个研究人才流失和如何适应现代社会的问题

　　大陆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毕业后的首选是电视台、电台、报纸和出版部门，其次是各级政府机构和大型企业，愿意留在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是在上述选择之后。台湾的年轻一代学人，在我的接触中，对留在大学任教或进研究所倒是看得很重，但对本身专业却不一定热衷，有很大一部分转向现当代文学和台湾本土文学，据有关人士估计，比例约在一半以上。我曾做过一个不完全统计，以《汉学研究通讯》刊登的“台湾古代文学论文要目”和彭正雄、彭雅铃《台湾地区古典诗词研究学位论文目录》为参照系：研究生时以古典文学作为学位论文的，五年后仍有古典文学论文入选“台湾古代文学论文要目者，仅占23%，当然这里是“要目”，实际论文数可能要多一些。

另外，两岸的古代文学研究都有一个如何适应现代社会的问题。古典文学是美的、永恒的，并不意味着古代文学的研究观念、研究手段肯定也是美的，可以永恒的，这里既有一个改变研究观念的问题，也有一个如何使研究手段现代化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问题。值得庆幸的是，两岸学者都已认识到其严重性并纷纷发出呼吁，区别在于：如何使研究手段现代化？大陆的大部分学者还在坐而论道，台湾的部分学者已付诸实施。以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为例，林玫仪、林庆彰、李丰懋等研究员已分别在建立“清代词论”、“道藏”、“经学”的网上资料库和电脑查询系统。他们还专门召开过“资讯科技的发展对文史研究的冲击”研讨会，元智大学的罗凤珠在会上介绍了他们建立“唐宋代文史综合研究资料中心”的情况和今后的设想。1996年召开的“两岸古籍整理学术研讨会”，台湾学者的18篇论文中有4篇是关于古籍整理电脑应用的，占22%，大陆的28篇论文中却无一篇论及。[11]

两岸唐代文学研究的各自优长

　　五十年来的两岸唐代文学研究虽有着相似与共通，但由于社会政治和学术背景的不同，也形成了不同的特色，有着各自的优长。

　　一、大陆方面

　　1、古籍整理成绩卓著

　　台湾学者在这方面虽也有颇获盛誉之作，如《全唐诗稿本》、《敦煌宝藏》、《石刻史料丛书》等，但大陆的古籍整理成果尤其是近年来的整理成果更见丰厚，且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原始资料蕴藏丰富。神州大地哪怕是荒漠边陲、穷乡僻壤，地下亦埋藏有大量的历史文物，地上更散落着无数的方志、碑铭、墓志、谱牒。一些唐代文学研究者就是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地域条件，勤于在其中耕耘爬梳，从而创造出丰厚的学术成果，如大陆学人看重的陶敏《全唐诗人名考》，就得益于本世纪出土的石刻和《元和姓篡》；郁贤皓、陶敏对《元和姓篡》的整理，也得力于一些神道碑、墓表和姓氏志；陈尚君的《全唐诗补编》，共补诗6300多首，残句1500多条，如此成果，靠的也是在大量方志、谱牒、石刻、法帖、敦煌遗书、域外汉籍中爬梳剔抉。据作者自称，仅方志一类，就翻阅过近两千种。林继中、卞孝萱的《中国文学史大辞典·唐五代卷》亦多处采用了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如镇江丁卯桥出土的有关许浑的金银器和载有“王之涣志”的拓片等。至于张锡厚、任半塘等对敦煌歌、诗、赋的研究，如《王梵志诗研究汇集》、《敦煌歌辞总编》、《敦煌赋集校理》等，更是得力于敦煌出土文物。

　　二是有组织、有计划。1956年即成立了“国家古籍整理规划小组”，并制定了一个很具体的《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按此规划，到1966年前，单是唐代文学方面的总集和别集就有一百多种。只是在执行中，被“反右”、三年困难等政治运动和社会灾难多次延误，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干脆被搁置。直到改革开放后，其组织规划才得以长足地进展。1983年国家古籍整理规划组织重建，更名为“国家古籍整理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对古籍的出版规划、基金使用、人才培养、对外交流起着整合和领导作用。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也成立了相应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委员会”，一些大学和研究院也设立了古籍研究所，重点研究、整理带有地方特色的典籍文献。三中全会以后，古籍整理之所以能迅速取得如此成果，与此关系极大。以安徽省为例，在“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委员会”下有一个“安徽古籍丛书编审委员会”，具体负责安徽古籍的出版规划。自1985年以来，已规划并资助出版清以前的皖人著述42种，尚有50多种正在计划出版之中。

　　相比之下，台湾的古籍整理缺少这种规划，文史哲出版社的总编彭正雄教授对此有个比较，他说：“政府的高级人士，可以说无人对古籍整理有正确且较深的认识，所以未能如中国大陆在国务院设小组，若干学术机构设专业单位，大专院校设专业系所，出版界有专业书刊、学报以及定期刊物有计划的从事古籍整理工作，不仅积累经验，而且常有建议性及批评性文字，多能客观公正，彼此也能平心静气，就事论事。”[12]

　　三是大型、全面。大陆在文革以后，整理出版了一批大型典籍文献，如《全唐文》、《宋蜀刻本唐人集丛刊》、《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英藏敦煌文献》、《列宁格勒藏敦煌文献》等，为唐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基本史料；与此同时，一批辞典、索引之类大型工具书也陆续面世，如傅璇琮的《唐五代传记人物资料索引》、《全唐诗索引》，马绪传的《全唐文篇名目录及作者索引》，方积六的《唐五代五十二种笔记小说人名索引》，周勋初《唐诗大辞典》，陈伯海《唐诗书目》等，又为唐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史料整理的涵盖面也较广：全唐诗、全唐文、全唐五代词，皆在整理重版的同时，又在新编，全唐五代小说也已编篡出版；别集方面从一流大家到二、三流作家的诗文集也皆在整理出版，而且还不止一种，如唐人小说集，就有王汝寿的《全唐小说》和李时人的《唐人小说》前后问世。李白、杜甫等大家的诗文集更是有两三种以上的笺注本和系年本。椐《古籍整理图书目录》和《唐代文学年鉴》，1978年以来，大陆出版的唐人别集新注本有八十多种，唐代诗文的选注本有二十多种，超过了本世纪前八十年的总和。

　　四是有关资料的汇编和考辨正误也在全面铺开，且较为齐备。如资料辑补、汇编方面有：陈伯海的《唐诗汇评》、《唐诗评论类编》，陈尚君《全唐诗补编》、《全唐文补编》，周勋初《唐人逸事汇编》，傅璇琮《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唐人选唐诗》，韩理洲《全唐文系年》等；辨伪正误方面有：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郁贤皓《元和姓篡（附四校记）》，佟培基《全唐诗重出误收诗考》，陈尚君《全唐诗误收诗考》，吴汝煜《全唐诗人名考》，陶敏《全唐诗人名考证》，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较考》，阎文儒《两京城坊补考》，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韩理洲《新增千家唐文作者考》、《唐文考辨初编》等。

　　2、学术论争较为活跃

　　台湾地域狭小，大学、研究所的活动空间不大，尤其是同行之间多出于同一师门，又多为好友，能和衷共济，互相扶持，这是好的一面，但在文学批评上则少有直率的批评和激烈的辩论。大陆的空间要大得多，很多同行甚至从未谋一面，批评文字则少了一些感情色彩。何况，文学上的批评与反批评，在大陆有个传统，当然，这里指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争论，如二十年代《红楼梦》研究中的新旧红学之争，屈原是否有其人之争；四十年代的李白身世之争，五十年代的《水浒》讨论和宋江评价之争，《长恨歌》主题之争，《胡笳十八拍》真伪之争。这种正常的学术争论到了六、七十年代被“革命大批判”所代替，但到了八十年代又开始恢复。如八十年代初关于唐代边塞诗之争，对“盛唐气象”的理解，有无新乐府运动之争，元稹与宦官的关系直至近来的司空图《诗品》真伪之争等，这种争论有利于学术研究的延伸和正确结论的浮现。以唐代边塞诗的争论为例，其实在六十年代就进行过一次，当时在极左思潮这个大背景下，有人从根本上否定唐代边塞诗的价值，认为其“严重的反战思想，不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没有积极意义可言，起的纯是瓦解斗志的作用”。[13]

　　到了1980年有人又重提这场争论，当年《文学评论》第三期刊登吴学恒、王绶青的《边塞诗评价质疑》，从而又导致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时间持续了三年，全国几十家报纸、杂志卷入其中，产生了近百篇论文，直到1996年，新疆大学的苏兆海等，还在撰文探讨边塞诗的定义。

　　3、研究角度多，覆盖面较广

　　研究角度上，在时段研究、作家群体研究、流派研究、作家创作分期研究、作品分类研究等方面，开展的比台湾充分。例如诗歌流派研究，台湾多集中在山水田园诗派和新乐府诗派，大陆则除此之外，对韩孟诗派、晚唐花间词派、南唐词派也有较多的研究，其中对韩孟诗派的研究更为充分，对在文学集团方面，除了熟知的初唐四杰、永贞集团外，过去很少触及的吴中四士、润州诗派乃至晚唐的“咸通十哲”也都开始研究，其中以对大历十才子研究成果较丰。对一些大家，亦在进行分阶段、分类的专题研究，如李白在四川、在当涂、在浙东；杜甫在夔州、在湖湘；韩愈在潮州；柳宗元在零陵、在柳州；白居易在符离、在洛阳；李商隐的开成之游；李贺与潞幕；元稹与宦官；李商隐与牛李党争等，皆形成了专题、出版了专著或召开过专题讨论会，出过专集。台湾也有这方面的专题研究，如叶嘉莹、方瑜对杜甫夔州诗研究，傅锡壬对牛李党争的研究等，但面要小一些，量也少一些。

　　覆盖面上，对过去很少涉及的中小作家研究也已较为普遍地展开。清编全唐诗中，存诗一卷以上的诗人有240位，大陆自1990年以来，已对其中的150位进行了专题研究，占存诗一卷以上诗人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如周勋初的《唐人轶事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收集唐五代历史人物近2700人，共170余万言，引用唐宋人所撰的杂史、传记、故事、小说近300种，是到目前为止搜罗最富、规模最大、体例最精的一部唐五代人物资料库。周祖譔的《唐诗大辞典》收录诗人条目达3900多条，许多仅见于金石、方志、类书、笔记、佛道藏中长期不为人知的唐代诗人皆有记叙。陈尚君的《全唐诗补编》继八十年代王重民、孙望、童养年的《全唐诗外编》之后，又辑得《全唐诗续拾》60卷，4600余首，残句1100余句，相当于《全唐诗》收诗总数的七分之一，作者总数的一半，远远超过了前人所辑唐代佚诗的总和。其《全唐诗误收考》考出误收入《全唐诗》的唐以前和宋及宋以后的诗作782首，诗句53句，词34首，涉及作者115人，引书达300种以上。其《唐人编选诗歌总集目录》，共考出唐人所编选的诗歌书籍137种，比今人所论及的多出80多种。李时人《全唐五代小说》费时十年，成书100卷，收作品1313篇（另有外编25卷，作品801篇）且逐篇有考证、校勘。不但网罗了现有的各种单篇和成集的唐五代小说，而且还遍检诸家别集、文章总集、丛书类书、佛藏道藏、稗史地书、敦煌遗书。

　　4、多宏观构建和历史学、文化学方面的思考

　　台湾学者中也有一些宏观构建和着重于整体把握的论著，如蔡瑜《唐诗学探索》，陈国球《唐诗的传承》、戴文和《唐诗宋诗之争研究》等，但多是青年学者的博、硕士论文。大陆黯此道者则多为资深学者，而且有体系上的思考。上面曾提及的陈伯海关于唐诗学的构建，有个自成体系的理论阐述和具体的实施方案；余恕诚在完成对唐诗风貌横向勾勒后，又在向纵深去探求唐诗的流变，其单篇论文已在《文学遗产》等刊物上发表。另外，大陆学者对包括唐诗在内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现状、趋势也喜欢做一些思考。九十年代以来，大陆的古典文学界，已分别就“建国四十年古代文学研究反思”、“宏观研究”、“世纪之交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国文学史的理论与编写”，“ 文学史观与文学史学”、“古典文学研究者的理论品格”、“古代文学研究的困境与出路”“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古代文学研究的学科趋势”举行过专题讨论，傅璇琮、罗宗强、徐公恃、胡明、葛晓音、王兆鹏、董乃斌、赵昌平、莫砺锋、蒋寅等发表过不少带有思考性和前瞻性的专论，这对平日埋头于古代作家作品研究的研究者，有着前导和启迪作用。

　　至于在论著中作历史学和文化学的思考，这是大陆学者的学术传统，从陈寅恪、闻一多、岑仲勉、程千帆等老一辈学人到今天的傅璇琮、王昆吾、郁贤皓、余恕诚、尚永亮、戴伟华、李浩、傅绍良，都有这方面的力作问世。

　　5、新的研究手段已较为普遍地被接受并加以运用

　　如前所述，大陆研究观念的变化和采用新的研究手段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八十年代初。九十年代对新研究方法的引进，比起八十年代，有着两方面的长足进展：从引进者来说，已克服了八十年代的浮躁，不再急功近利、盲目引进、囫囵吞枣、生搬硬套；也不再对此焦虑困惑、无所适从，而是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广阔而深厚的背景，去寻求与此相契合的表达体系。从批评者来说，尽管一部分学者仍坚持八十年代以来的否定态度，但多数学者基本上已不再排拒，而是以一种平常心和宽容的精神来对待；也不再计较方法的新与旧，“而是看他是否切合研究对象，是否解决实质问题。为了解决一个问题完全可以中西结合、古今结合，各种方法交替使用、并驾齐驱”[14] 在新方法的具体运用上，较多使用的是比较研究的方法，其成果也最多：有不同时代不同作家的比较，有同一时代风格相近的作家作品间的比较，也有不同国家但风格相近的诗人诗作比较，九十年代后期更多地出现了不同创作群体和不同文学体式间这种范围更宽泛的比较。其次，美学以及心理分析法也出现一批成果，如董乃斌《李商隐心灵世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陈文忠《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等。还有部分学者采用统计学、语言学批评、原型批评和结构主义等方法。如赵谦《杜甫五律的艺术结构与审美功能》、谢思炜《杜诗解释史概述》、吴相洲《从系统论看盛唐之音》等。总的说来，大陆的唐代文学研究虽在这方面取得一些成绩，但在运用新学科、新方法来研究唐代文学，对其学科和方法的深入理解和运用上妙合和熟练程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台湾在新方法运用上，无论从研究者的兴趣，使用者的数量或是社会的评价都要差一些。对此，我想转引台湾学者游志诚所作的两岸比较。游氏把大陆的古代文学研究分为资料整理和诠释鉴赏两大类，其中诠释鉴赏又分为三个路数：“一路用西方理论重新诠释古典；一路用马克思理论解释古书、古代理论；一路谨守古代理论加以主体性领会作出新感受、新诠释。基本上这三路方法、途径台湾中文界都有，差别在于用这些方法的学者出身，以及数量的多寡跟水平的高低，而最明显的，还包括体制内给这些方法的评价大为不同。台湾学界以外文系出身的学者较擅长用第一路方法；中文系出身的学者即使用西方理论，多半属于辅助性、注脚式的运用，直接运用和系统套用的程度显然不足。反观大陆中文界则不然，他们透过译本原典或直接引述，在论文中大量应用西方理论。较有深度者，还保留中国本位观点，尽力在西方理论之后回归中国古典传统的模子习套，再尽力适合古典的语汇或观念加以统摄综合，提示纲要。这种精神及此精神支持下的理念与方法，每每是台湾学界所欠缺的”。[15]

　　二、台湾方面

　　1、海外资料丰富，学术资讯灵通，学术交流频繁

　　台湾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以及一些大学的图书馆，馆藏都十分丰富，即以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而言，成立仅十年，中国文哲资料搜罗得已十分丰富，凡大陆近年来出版的古代文学论著，这里几乎都有；大陆的学术刊物，包括一些师专的学报，搜罗得也较齐备，并致力于海外学术资料的蒐集和整理，如林庆彰等编篡的《经学研究论著目录》（正续编），林玫仪的《词学论著总目》，在编纂过程中，皆东渡西飞，数次往返大陆及日韩欧美，几乎网罗了天下的相关资料。这个所目前有20位研究人员，十年来编辑整理的古今文哲资料已有33种，61册，1800多万字。十年来他们参加岛内、两岸以及国际学术会议131次，其中海外学术会议77次，平均每年13次，每人6次多，足迹遍及大陆京、沪、杭、宁、港、鲁、皖、闽、冀、晋等18个省市和特别行政区，以及美、日、韩、澳、新加坡、加拿大、德国、荷兰、匈牙利等20多个国家，邀请了叶嘉莹、王叔岷、李福清、柳存仁等98位海内外知名学者来所讲学或座谈，十年来共组织了108场学术讨论会和42场座谈会，可见对学术交流和沟通的重视。台湾图书馆和一些学术机构较重视馆藏典籍 的整理和使用。如上所述，古籍整理是大陆的优长，但在方便研究者使用，尤其使用的现代化手段上，似不及台湾。台湾图书馆藏有12000余部125000多册善本书，现以陆续编辑出版了《善本书目》、《台湾公藏善本书目索引》、《台湾公藏善本书目人名索引》、《墓志拓片目录》、《金石拓片目录》，并印有《馆藏宋本目录》、《馆藏金元本目录》，编有《明人资料索引》、《中国历代艺文志》等，其优长在于其编目已实现了电子检索系统，台湾的“国科会”设有“国家图书资料检索系统”，中央研究院有“汉籍电子文献资料库”，元智大学设有“唐代文史综合网络资料中心”，查阅起来十分方便。

　　2、多微观方面的思考，论文以小中见大见长

　　与大陆学者喜作宏观考查和总体把握相反，台湾学者多用微观，有时非常具体细密：或是专门研究唐诗中的一种具体物象，如樱桃、牡丹、杜鹃、老虎、猿猴、月亮乃至落月，花乃至“缎带花”；或是作家的一种专门行为，如饮酒乃至酒壶、“江楼饮酒诗”，僧诗乃至僧诗之梦；或是时令中的新岁诗、上元诗、中元诗等。其特点是论题虽小，却能小中见大，从中得出带有规律性、也很深邃的结论，这往往需要丰厚的知识积累，广博的搜揽和精深的专业训练。如罗宗涛的《唐五代诗僧之梦之探》（《中华学苑》1996。10），检阅了寒山、拾得、道世等十一位僧人的全部存诗，从中剔出有梦的诗作，再分论其中的意涵和运用方式，指出其中虽有超越也有牵挂，甚至还有对死亡的恐惧，“言空不空，行在有中”，这对我们认识唐代僧人的精神面貌和言行之间的矛盾，以及儒、释、道三者之间的关系皆有一定的价值，作者还有《四杰三李之梦》（《第二届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文津出版社1993。6），分别以四杰、李白、李贺、李商隐作为初、盛、中、晚唐的代表，分析各个历史时期梦的不同特征，指出梦与时代、与诗人行为抱负、现实遭遇的密切关联，实际是一篇唐诗社会学的专论。

　　在学者们的带动影响下，台湾的学位论文往往也体现了这种学风，如小野纯子的《唐代老虎小说结构形态研究》（政治大学1992年博士论文）亦是小中见大，从唐人小说中的“虎媒定命、人虎婚姻”来探讨这类小说的结构形态，以及这种形态与唐人心理之间的关系。李书群的博士论文《唐代的饮茶风气及对文学影响的研究》（台湾大学1992）也具有这种特征。

　　3、各种文体研究均能全面地展开

　　大陆的唐代散文研究，无论是研究队伍还是研究对象，展开的都不很充分。研究对象也多集中在韩、柳及其古文运动，象陆贽、张说、苏颋、元结等唐代散文大家却基本未触及。至于研究队伍的规模若与唐诗相比，也不成比例。而台湾的唐文研究队伍，在罗联舔、杨承祖、何寄澎、王基伦、吕武志等人的努力下，已可与唐诗研究相颉伉，单博士论文一项，近四十年来，以唐代散文作为论题的，就有三十多篇。在研究深度上，罗联添的《韩愈研究》（新增本）几乎囊括了有关韩愈的所有重要的论题，其中对韩愈早年的朋友李觏以及韩会、柳镇、孟郊等人的考证不仅翔实、不蹈袭前人，而且从中探讨韩愈文学主张及韩孟诗风形成的历史原因。其年谱部分参酌各家谱志，爬梳辑佚，比吕大防、洪兴祖等所做的谱、记更加详实、系统，很为学界所重。罗氏又有《柳子厚年谱》、《柳宗元事迹系年暨资料事类编》，以及其论文集《唐代文学论集》、《唐代四家诗文论集》中有关韩柳古文的论述，对韩柳乃至整个唐代散文的研究，皆起了奠基和导向的作用。

　　台湾的唐代散文研究，在研究对象上也较广，举凡唐代的散文大家陈子昂、张说、陆贽、萧颍士、李德裕、李华、刘禹锡、元结、裴度、张籍、颜真卿、杜牧、皮日休等皆有专论或专著。例如元结，大陆学者较注意他的诗歌，尤其是反映现实的诗作，如《舂陵行》、《系乐府十二首》等，台湾学者杨承祖则把他作为古文家进行了充分地研究，著有《元结年谱》、《元结年谱辨证》、《元结交游考》、《元结的淳古论与反主流》等。在《元结的淳古论与反主流》一文中，作者认为“淳古论”是元结作品独特风格形成的“主要原质”，反主流则是唐代古文运动兴起的舆论准备。杨氏还著有《李华江南服官考》、和《李华系年考证》，对唐代另一位古文大家李华进行深入的专题研究。另外，象吕武志的《杜牧散文研究》，陈松雄《陆宣公之政事与文学》，杨妙燕的《皮日休与陆龟蒙散文研究》，潘吕其昌的《萧颍士研究》，罗联添的《唐独孤及考证》、《毘陵集及其伪文》等也很有见地。吕武志近来正在研究李商隐的散文，并探讨其与李贺之间的承续关系。

　　台湾学者在唐人小说方面的成就也较大，其筚路之功首推王梦鸥。王氏两次赴日深造，在治学上深受日本唐代文学专家平冈武夫、花房英树之影响，与研究六朝和唐代小说的内山知也、小尾郊一则是好友。王氏在唐诗研究、唐诗学构建上皆有建树，尤以唐人小说成果最丰，其《唐人小说研究》1—4集、《唐人小说校释》（上、下）为台湾治唐人小说者所必读，在大陆也深受好评。《唐人小说研究》主要是对李玫的《篡异记》、裴鉶《传奇》、陈翰《异闻集》、孟棨《本事诗》、牛僧孺《玄怪录》以及《枕中记》、《李娃传》、《霍小玉传》、《补江总白猿传》的作者、版本、源流及创作背景一一梳理辨证，成为这些唐人小说有关方面的定论。《唐人小说校释》选唐人小说44篇，进行字句的校订、考释，上册的14篇还作了编年，以看出其叙事与文思的演变。台湾治唐人小说者一部分继承王氏的治学方向，继续对唐人小说进行校订、考释，如方介的《干馔子考》，徐志平《续玄怪录研究》，但更多的是向内容的理解和结构的分析方向发展，如黄景进《枕中记结构分析》、《志怪史笔与诗才——唐人小说的特色》，傅锡壬《唐人笔记小说中“牛李传闻”的解析》，廖惠玉《唐代传奇探索》等。台湾的唐人小说研究有以下三个特色：

　　第一、注意把唐人小说与国外作品作比较，如李相圭的《唐代传奇小说与李朝短篇小说之比较研究》，张慧琴《唐代传奇小说与日本文学》，费海玑《游仙窟与源氏物语》，崔俊夏《南柯太守传与九云梦之比较研究》，苏其康《同体貌异：欧菲奥爵士与白猿传比较研究》等。

　　第二、研究角度较为宽泛，有上述的年谱、作品系年，不同作品比较，作家思想主张和文学观念的探讨；还有的专门研究赠序和碑志，如姜明瀚《中唐赠序文研究》，朱海珠《唐代序文研究》，黄琼萱《敦煌碑志文研究》；也有的专门研究寓言，如颜瑞芳《中唐三家寓言研究》、《唐代古文家寓言发展及其体类》等。

　　第三、注意从唐人小说流露出的仙道思想或宗教角度加以考察。如李丰懋《道教谪仙传说与唐人小说》、《六朝隋唐仙道类小说研究》，胡万川《神仙与富贵之间的抉择——唐代小说中一个常见的主题》、《延川妇人——锁骨菩萨故事研究》，梅家铃《论杜子春与枕中记的人生态度》等。

　　唐代骈赋研究，台湾起步虽较迟，但近几年发展较快，如对唐赋的流变和断代研究，有简宗梧的《试论唐赋的发展与特色》，王基伦的《论韩柳对杨雄辞赋的因革》、《中晚唐赋体创作趋向新议》；专门讨论赋文化背景的，有王梦鸥《晚唐举业与诗赋格样》；进行赋体比较的，有胡楚生的《韩柳赋之比较》；作家赋专论的，有谢妙青《韩愈辞赋研究》；某类辞赋专论的，有王欣慧《唐代访古赋研究》等，相比之下，大陆的唐赋研究则多停留在具体赋作分析这个层面上。

　　4、道教、道家与唐代文学的关系研究成果显著

　　这方面台湾起步虽较迟，但进展较速，成果较丰，并形成明显不同于大陆的几个特点：

　　一是研究者本体的位移。大陆学者皆从道教之外来研究道教，是以一种局外人的身份，而台湾的一部分学者则深入其中，以一个学者兼道教徒的身份来体悟，站到道家的位置上来评估李白、贺知章等诗人与道士的交游，对仙道的追求；来理解唐代游仙诗、炼丹诗、仙道类小说所表现的境界及其中的形成原因。例如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所的研究员李丰懋，就是内丹派的俗家弟子，在修炼中，爬过刀梯，练过高功，并进入了道箓的最高级别——第一级，所以他在《六朝隋唐仙道类小说研究》、《误入与谪降——六朝隋唐道教文学论集》、《忧与游——六朝隋唐游仙诗论集》等专著中，谈到《道藏》、道教仪式以及它们与唐代诗歌、小说关系时，很明显地不同于其他学者的同类研究，显得很专业，体悟得很深，例如他对孙广《啸旨》的解析，介绍了“啸法”的来源与演进，“啸”与招魂术中“啸”法的不同，其中列举了六朝到唐涉及到“啸”的大量诗文，使人们对阮籍的“对之以长啸”，陶渊明的“登东皋以舒啸”，王维的“弹琴复长啸”等的内在含义和源流有了更深的理解。在《忧与游——六朝隋唐游仙诗论集》中，作者则以郭璞的《游仙诗》、曹唐的《大游仙诗》、《小游仙诗》、六朝乐府、唐代送宫人入道诗、葵花诗等大量诗歌为例，专门探讨游仙诗与道曲的关系以及在用典上如何道教化？并在六朝、唐代文学与道教传说、道教斋仪间梳理出一条道教与文学互动的关系史。

　　二是重视原始资料的积累，重视田野调查。这种原始资料的积累，主要是通过“两头”来实现的。一头是注意对“道藏”的研究，注意对历代文学作品中有关道家、道教文学的爬梳，李丰懋主持的一个课题组，近来就集中在搜集整理全唐、全唐五代词中涉及道教、道家思想的内容，并编成条目输入电脑，以进行专题研究。另一头则是重视田野调查。包括唐代文学在内的台湾道教文学研究者，他们经常参加堂、观、坛等道教活动，在一起交流功法和研读道家典籍的体会，记录甚至主持道教仪式，有时甚至形成很大的规模，如1995年秋季，由淡江大学郑志明教授筹划的“大学院校台湾民俗田野调查”，由淡江大学、辅仁大学、台北医学院、铭传管理学院等四所大学20多位学者参加，历时一个月，事后形成了17篇专题论文并召开了研讨会。顺便提及的是，台湾学术界皆十分重视田野调查，并不限于唐代文学或中国古代文学，而是在语言、社会、宗教、经济、艺术等各个层面上普遍展开。如由台湾中研院张光直院士倡议实施的“台湾史田野调查”，从1986年起一直进行到现在，而且定期出版一本《田野研究通讯》。

　　三是研究的角度比较独特。这与上述的亲历和实证有关。如李丰懋对“啸”的研究，对送宫人入道诗的研究，对葵花诗的研究，皆是大陆学者绝少涉及的一些课题。另外，象陈弱水《隋代唐初道性思想的特色与历史意义》，邓志明《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的神人观》，刘楚华《成玄英“齐物论”中的佛家语》，洪顺隆《沈佺期、宋之问作品中的宗教风貌——初唐佛道思想对沈宋作品的渗透》等论文的研究角度也很有特色。例如刘楚华的《成玄英“齐物论”中的佛家语》，以贞观年间道士成玄英在《庄子》内篇的注疏中大量引用佛语为切入点，论证从西晋以来，道家玄学与佛学一直是相通的。到了唐代，虽出现道家在政治上每借李唐王室的鼓吹以凌压佛教，但在学理上仍在大量的引用和互通。作者认为，“成疏之参用佛语，在学术史上是自魏晋以后佛庄交汇的新阶段”，对后人如宋代的林希逸，明的陆西星、方以智，近人章太炎等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陈弱水的论文则专门探讨中国思想史研究家们往往忽略的“道家心性观”，勾勒了这种心性观的产生、发展、流变过程，指出其内涵主要包括“自然”、“空”和“法性”三个方面，并分析其内在意念与大乘佛教间的关联，这对我们研究隋唐游仙诗，与道士交往诗以及阐发道家情思的诗文很有帮助。这个研究角度也是大陆学者很少注意的。

　　5、研究与写作、吟诵相结合

　　大陆的老一辈学者，多是理论、创作兼长，年轻一代中，虽也有黯此道者，但大多已不会为诗作赋，而台湾的中青年学者中双兼者甚多。在我访问的学人中，有的不仅古诗词写的好，散文乃至小说也写的很漂亮，象龚鹏程、柯庆明、方瑜、衣若芬、陈文华等都有美文问世。台湾还有专门的古典诗词创作活动，在这方面，民间诗社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椐统计，九十年代的台湾，有民间诗社50多个，而且分布于各县市，如台北有松社、瀛社、天籁诗社，台中有中州诗社，花莲有莲社，新竹有竹社，宜兰有宜兰诗社、仰山诗社等[16]。这些诗社每年要举行二十次以上的诗人联谊大会，若以每次300人，每人创作2首诗词计算，全台民间吟社每年就可创作出一万多首古典诗词。[17]

　　另一点就是注意吟诵。台湾的各级学校古典诗词教学皆比较注意学生吟诵习惯的养成和感悟能力的培养，台湾的大、专学校还有个“大专青年联谊会，在中山大学简锦松教授等的推动下，每年举行一次吟诵比赛。

　　通过以上的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两岸的唐代文学研究既有着相似与共通，又有着各自的优长，只有互取其长、互补其短，通力合作，形成合力，才能推动我国的唐代文学研究更健康地发展，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注释：

[1]彭正雄、彭雅铃《台湾地区古典诗词研究学位目录》，见《汉学研究通讯》56、57、58期。

[2]吕正惠《旧法看新诗》，见钟彩钧主编《中国文哲研究回顾与展望论文集》，1992年5月。

[3]见龚鹏程《年轻一代的古典文学研究》，载于《幼狮学刊座谈会论文集》；周庆华〈众生喧哗与喧哗众生——台湾九十年代古代文学研究概况〉，赵孝萱《台湾五、六十年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评述》，后两篇是作者相赠的未刊稿  将载于学生书局《五十年来的台湾人文学》。

[4]《五点希望》，见《唐代文学研究年鉴》，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

[5]《希望与祝愿》，见《唐代文学研究年鉴》，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

[6]见《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86年。

[7]《年鉴工作要有一个总体规划》，见《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84年。

[8]《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四次学术讨论会闭幕词》，见《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89、1990合辑。

[9]在海峡两岸古籍整理学术会议上的发言，见连文萍未刊稿《众生喧哗与喧哗众生——台湾八十至九十    年代古代文学研究述论》，已收入学生书局即将出版的《五十年来的台湾人文学》。

[10]同[9]

[11]两岸古籍整理会议纪要》见《汉学研究通讯》58期。

[12]《两岸古籍整理学术会议发言》见《汉学研究通讯》58期。

[13]《 唐代边塞诗简论》扬州师院学报1960年9月。

[14]转引自杜晓勤《关于唐代文学研究的一些思考》，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99。

[15]《大陆古代文学研究述评》，见《大陆地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学生书局1991。

[16]《中国时报》1993年6月18日。

[17]陈文华《古典诗词的创作及活动》，见《1998年台湾文学年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