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热不可被贬抑
国学，古典中华文化，是精神财富。它与物质财富不同，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故老子名之为“无”。
“有生于无”：存在生于意识，社会、政治、人生模式是无，价值观生产的。看：东方不同西方，远东不同中东，底蕴与根源是文化。基督文化创造了西方世界，伊斯兰教生产了中东王国，中华文化中的儒、法制作了高度极权的中华帝国。至于红极一时的“社会主义阵容”则是马列主义生产的。
既然存在是文化产生的，那么改革存在，实现体制转型，变领导权至上为民权至上；变专制、奴役、压迫、欺骗、掠夺为民主、自由、平等、诚信、互利双赢，必先改革产生前者的文化，推行支撑后者的新文化。故每逢中国历史大转折时期，必有新文化运动。中国第一次历史大转折是春秋战国。斯时新文化运动叫“百家争鸣”。通过争鸣、大辩论出现了墨学与道学新文化，它是人类最早的普世价值体系，深刻、系统、全面。因此春秋战国是国学、中华文化的黄金时代。第二次历史转折起于鸦片战争，至今百余年，尚在艰难转折中。作为第二次转折的向导新文化运动，前奏是改良主义宣传，上世纪初才形成声势不小的新文化运动。
无论春秋战国或上世纪的新文化运动，都有两个内容：一是清理传统文化，当时叫“整理国政”，现今叫“国学热”；二是寻觅或创造新文化取代传统旧文化，以此引导社会民主转型。
我强调：两次历史转折时隔近三千年，主题分毫未变，仍是弃专制行民主；弃王道，行天道。这主题在学术上表现为道家天道与儒家王道争鸣，唇枪舌剑，你死我活。这主题在现代，表现为“民主自由主义者”“打倒孔家店”。
因为历史课题未变，所以两次新文化运动任务相同。不同的是春秋战国的贤哲整理国故，研究国学，不仅“非儒”，“打倒孔家店”，而且创造了墨、道新文化。上世纪政治形势发展太快，受战乱干扰，新文化运动一度终止。所以并未打倒孔家店，也未形成深刻，成体系的新文化。胡适等人整理国故，从中寻觅不到自由、民主，于是目光向外，搞“拿来主义”，聘请西方文化的德先生，赛先生。稍后不请自来，十月革命的炮声送来了马先生。德先生、马先生来华，中国成为西方对立主义的试验场。孙中山试验民主主义，“革命尚未成功”；毛泽东试验马列主义，人亡政息。他尸骨未寒，邓小平便以“改革开放”取代了“革命路线”。上述叫反复，叫折腾。折腾的代价可怕，数千万人死于“阶级斗争”，还有数千万死于“自然灾害”。
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第二次新文化运动失在何处？整理国故不到位。国学研究只盯着儒、法，不知还有墨、道。儒、法没有自由、民主，便匆忙结论：传统中华文化没有值得继承和抢救的东西。于是搞拿来主义，文化引进。
文化引进不像资金技术引进简单。桔生南方为桔，生于北方为枳，西夷文化移植于中华帝国的政治土壤与气候，马列主义蜕变成了“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又形成了“极左路线。”所以文化改革如人体器官更换，最好使用本体的或近亲的。今日中国要改革、转型，必先有文化改革与转型，而文化的改革与转型，切勿重蹈拿来主义覆辄。现在有人主张“扎扎实实的当西方文化的好学生”。愚以为不仅要当他人的好学生，更要当墨子、老子的好学生，启用本土文化，从传统中华文化的另类、异端寻求新思想、新启示、新出路。这是国学的历史责任，时代使命。因此国学要继续热下去。
国学研究能承担如此重任吗？它能从民族文化里开发出自由、民主、人权吗？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中华文化的另类不仅有普世价值，而且系统、深刻。比较而言，它不仅遥遥领先并且出类拔萃。它就是使儒家孟子“吾为此惧”的的杨朱，墨翟之道，是汉武帝罢黜的百家。它早已成了绝学，故至今无人透彻了解它的真义。然而在战国学术自由时代，它以争鸣、辩论击败了儒学，“使孔子之道不著”，自己“言盈天下”。“言盈天下”的胜利，证明它是真理，深得民心，比儒术优越。然而杨朱、墨翟何人？其道何道？这是因官府百般封杀而成的千年不解之迷。
本人考证，杨朱即老子，他是墨子的学术继承人。杨朱——羊猪，墨翟——黑皮肤夷狄，显然是孟子对“禽兽也”的骂名，真名已经不可考。可考证的是：他们都是楚国人，故他们学说被孟子称“夷”道。
“吾闻用夏变夷者也，未闻用夷变夏者也”。只许用华夏文化改变蛮夷，不准用夷文化改造中华帝国。孟子与“自楚之滕”的许行门徒辩论，理屈词穷，气急败坏的话，反映古今华人的封闭心理。这种自大，自是偏执心理，上世纪表现为“反帝反修”，“把红旗插遍全世界”。
杨朱、墨翟都是平民，代表平民创立了平民文化。其人其道的平民性质显而易见。看其外貌，墨子“衣短褐”，老子自云：“圣人披褐而怀玉”（指珍贵思想），自楚之滕，“非先王之道”的许行及其徒数十人，也皆衣褐。褐是平民之服。衣褐与孔丘的“紫衣羔裘”身上“无所不佩”鲜明对照。外貌不同，双方的思想更是针锋相对。孔子孟子满口君子小人，“君子上达，小人下达”。“无君子莫治小人，无小人莫养君子”。“此天下之通义也”。墨子老子绝不使用“小人”，视小人为民，处处为民说话。墨子曰：“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老子把民之三患归于当权派：“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民之轻死，以其上生生之厚……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于是墨学，道学锋芒，针对中国的“上”。墨子揭露王公大人犯有“七患”之罪，要求他们“辞过”、“节用”、“节葬”，以免“暴夺民衣食之财”。哲学上，墨子反对儒家的“别爱”、鼓吹“兼爱”：爱王公贵族，兼爱平民百姓。“人无长幼贵贱，皆天之臣也“。上天并不别爱王公大人，上帝面前贵贱平等。墨子痛斥诸候争霸，提出“非攻”；墨子痛斥强凌弱，众暴寡。诈谋愚，富侮贫，要求建立和平、诚信、兼爱互利，“百姓皆得暖衣饱食，便宁无忧”的新社会。
墨学的非攻、兼爱、平等、诚信、互助，就是现代所谓的普世价值体系。墨子把这一套体系名为“天志”，上天的意志。
老子继承墨学，把天志学说升华为“天道”。 天道是上帝的价值、行为规范。它有三大内涵，老子称之为“三宝”。
“我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道德经》
慈源于兼爱，俭源于墨子的节用，不敢为百姓先，即墨子的“人无长幼贵贱”人人平等。
老子认为爱民不是“为人民谋幸福”，“送温暖”，是给百姓自由。因为有了自由，人民可以自谋幸福。所以老子高呼：”以百姓为刍狗”——给百姓自由。
自由的天敌是专制，是皇帝，特别是大有为之君，于是老子提出：“圣人无为”——皇帝莫管事。
“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自化自正自富自朴，概括了现代人权思想。当今各国的人权文献，千言万语，不外四自。墨、老也是无与伦比的哲学家，逻辑学家。他们率先探讨了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与现代人类重物质轻精神的普遍的心理相反，他们重精神轻物质，以前者为本，后者为末。墨子著《贵义》，教导人类以天理正义为贵，以物质财富、权力为贱。他把天理正义、道德良心、公平公正，以及体现公平正义的法律、行政视为“天下之良宝也”。只有这个良宝才能天下治、万民和、万世太平。
老子把贵义表述为“尊道贵德”，告诫世人要把尊道贵德培成“莫之命而常自然”的心理。老子反复开导人类抑欲，“少和寡欲”。“罪莫大于可欲”。“欲多则惑”：过多的物质与权力欲求理智必然迷惑，此即西哲的“绝对权力必然绝对腐败。”
西汉道家借“孔子曰”宣扬老子、墨子。“德者本也；财者未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也……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
贵义或贵物，是立在人类前途的两块指路碑。走贵物之道，必然，大国攻小国也……强凌弱、众暴寡、诈谋愚、贵傲贱、富侮贫……“天下之乱，若禽兽然”。
“若禽兽然”是夸大其词吗？你睁眼看一看，想一想，便了解古代贤哲先见之明。
贵物在上世纪表现为“以粮为钢”、“以钢为纲”和“大跃进”，结局如何？现在它表现为“以经济为中心”，以GDP为目的，结局又如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显著的是物质财富爆炸，不显著是人心动摇，精神层面四分五裂。于是不得不高喊，“稳定压倒一切”。
国学，墨、道美不胜收，是取之不尽的精神宝库，可用来指导中国转型，其俭价值还可拯救迷恋高消费的人类。这宝库只有国学研究才能打开，岂可贬抑国学，叫停国学热。
一篇发表在《南方周末》的《孔子的价值与国学热》，说国学研究是“走死胡同”。主张学西学，“扎扎实实地当好学生”。他质问：“今天倡导国学，我们新酒在哪里？它有什么样的芬芳？”本文对另类国学的略述，处处是国学旧瓶里的新酒，滴滴芬芳。
当前国学热确有偏向，偏向孔子和儒学。我同意“到孔子的学说中寻找……注定是徒劳无功的”，但是到另类国学中，到被封杀的百家去寻找，可以找到今人今世急需的精神资源。
注：刍狗在自然里自由自在，老子以刍狗喻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