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佛学会议综述（1997—1998）
“纪念中国佛教二千年”学术研讨会
1998年12月23至24日在广州市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和广东的僧俗两界及学术界的代表共70余人参加了会议，与会者有学术界的吴立民、黄心川、汤一介、巫白慧、方立天、楼宇烈、杨曾文、方广锠、龚学增、王志远、丁明夷、何劲松、黄夏年、张总、张伟然、周齐、冯焕珍、杨鹤书、龚隽、周祯祥、陈天国、易行广、邓格伟和佛教界的云峰、明生、圣凯、静波、清远、宏明、智贤等，以及其它各界人士余庆斌、马建钊、张朝发、孙九霞、陈延超、黄细军等。会议收到论文30余篇，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涉及中国佛教和岭南佛教的历史、文化、经典、高僧等各个方面。
代表们对佛教中国化的问题做了较为深刻地阐述，认为佛教以其教理的多样性和融摄性、行为规范的忍让和协作精神，处世应变的“巧智”(“方便”)，善于将世与出世、王法与佛法、戒律与伦理等会通，从而使佛教不仅能够在不同的历史时刻和场合一次又一次地摆脱危机，而且能在与中国传统文化、习俗的长期会通与结合中，逐渐发展为中国的富有鲜明民族特色的重要宗教之一。有人进一步提出，我们还应从非宗教学的角度，即宗教仪式、教义、宗教情感等宗教自身诸要素的内在理路去考察佛教中国化的问题，从解经的佛学到实践的转移，应视为印度佛教中国化的第一重要因素。“即将佛教的宗教践履生活化，从而大规模普世化、民众化，正是这一意义上，我们才能说佛教中国化的真正完成。”也有人认为，重人伦、对祖宗及传统权威的崇拜等中国传统文化模式使中国的民族心理具有讲求实用、实效，崇尚简易、方便的特点，对佛教的中国化有着巨大的影响。
岭南佛教是本次研讨会的特色和重点。代表指出，唐宋以前，岭南佛教的发展难与中原、西陇、江浙等地相比，佛教在地域上的分布很窄，明显地受到交通路线和罗浮山的影响。但是岭南文化有吸收、兼融外来文化开放性；显著的创新性；较强的世俗性和实用性几个特点，因此它能一方面以兼容的态度吸纳了中原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又对儒家正统文化有较强的游离性和独立性，使岭南人在文化观念上凸出一种较浓厚的个体倾向，这正是慧能改造传统佛学，使之进一步平民化、世俗化的思想基础。另有人则认为，岭南文化的人文源流受制于孔孟儒学，而向之于道家的传统，更接近于庄子的人生哲学，一种对心性自得的精神境界的追求。这一地区的市井平民僧侣阶层多居家，守戒不严，是弘法的主要力量。在文士中多流贬者，他们的心理很易与老庄的退隐、与追求自在适意的人生观相契合；岭南人又长于直观短于推理，这些因素决定了南宗禅在这一地区问世，而且它的产生，强化了岭南文化多元、兼容、开放的特征，影响深远。自唐宋以后，岭南佛教开始兴盛，表现在：创建寺院多，僧人多，高僧辈出，中外佛教交流活动活跃。究其原因有：
一、中国佛教自身成熟，传教能力加强，形成了大气候；
二、岭南地区开发加快，社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提供了温床；
三、南宗禅创立，影响加大；
四、受战乱和法难的影响较小；
五、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的催化和流贬仕人对佛教的直接推动。
就岭南高僧对佛教的贡献，慧能大师堪为第一。代表强调，作为中国禅宗实际创始人的慧能，他的历史地位反映了中国禅宗发展史的真实情况，这是不容怀疑的。而且，在初期禅宗发展史上，只有慧能一派才真正与民间百姓结缘，并在中国大地广为传播，形成了中国禅宗的五家七宗，所以慧能是尔后中国禅宗的真正始祖。学者指出，在敦煌本《坛经》大量被发现的今天，纯粹采用敦煌本互校，做成一个敦煌本《坛经》的精校本，以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可能更有意义。《坛经》的出世是佛教史上的一次革命，使外来的佛学最终变成了地道中国的佛学，是中华文化融汇能力的容纳张力的生动体现。学者进一步认为，就当前的慧能研究状况而言，如果没有什么新的材料发现，关于慧能生平的研究可能不会再有新的突破了。对《坛经》的版本和内容研究而言，由于日本和中国已经出版了多本《坛经》的对堪或校本，因此在内容上再做过多的梳理，也显得价值不大，除非再有新版本出现，或许能够取得重大的突破。所以，就今后言，对慧能的研究应该更多的是放在中期禅宗的整体范围内来做全面的考察，如慧能本人的地域性格特点，他与荆楚大地的文化背景的关系，岭南佛教与慧能的关系，以及由此而幅射出在全国的影响等等。关于《坛经》，它的重点研究而不是经文本身的文字，重要的仍是它的思想，特别是它对中后期禅宗的思维模式和禅宗祖师的个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值得我们讨论的重点。总之，面对未来，我们在慧能研究方面也应有一个新的开拓，使我国的佛学研究能更加深入，取得佳绩。
学者对3至6世纪时来广东弘法的印度高僧做了梳理，认为他们的活动主要在三个方面。
一是建立寺庙。
二是传布佛教。
三是翻译佛经。
有人提出，印度来华僧求那罗陀罗和与求那跋陀罗不是一人，理由是：
一、二人在广州时间不同，前后相差15年；
二、在广州事迹不同。前者在广州译经，后者在建康译经；求那罗陀罗“后事不可查”，求那跋陀罗在《高僧传》中有详细记载。
对真谛大师，学者认为，他对唯识学说在中国的建立，至今看来还有必要再加以评价，为什么当时地处京华的南方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中心建康却不能容忍唯识学的弘扬，只能在广州的寺院里开展这方面的传译，然后再播向华夏大地，这说明了中国早期法相唯识学的弘扬，光孝寺的作用是不可埋没的。来广州的扶南国的僧伽提婆和曼陀罗仙二位僧人译出了《文殊般若》，此经在山东摩崖石刻中出现最多，表明了南北朝佛教的交流。学者统计了曹溪禅门和粤籍僧尼，指出上自慧能，下至1997年为止，共有圆寂的279位粤籍僧尼，其中有185人属于青原系，曹洞宗105人，云门宗63人，来自偏僻山区者居多。他们中既有一方领袖人物，也有中兴的勇士。广东禅宗僧人中，天然大和尚“教化之深，影响之大，为六祖慧能大师之后，广东佛教史所罕见。”元代藏传佛教的胆巴帝师来广东潮州弘法，当时在潮州掀起了一股藏传密宗崇拜的热潮，是为潮州佛教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但在潮州佛教史上，大颠禅师最为引人注目。明代憨山禅师在广州与市舶太监李凤交接，客观上促进了明代文化的发展和岭南佛教的弘扬。天然和尚在广州海幢寺讲经说法，促使广东佛教的中兴。海幢寺的前身是南汉的千秋寺，它实际经历了道独、含今无、今锡、古云四代五人创建而成的。天然和尚的书法以行草见长，弥漫着一种山林、烟霞之气。六榕寺在乾隆年间中兴，成为广州五大丛林之一。阳江的佛教通过水路从肇庆鼎湖山新兴两地传入的，从法脉传承看，石觉寺、慈云庵皆源于庆云寺，属曹洞宗。广东佛教音乐有潮州区和广州区两大块，前者流行香花板与禅和板；后者主要流传广府板。此外，代表还就6世纪的华严学、沙门不拜王者论、佛教的生态理念与实践、佛教考古学百年的回顾、僧肇思想、《梁皇忏》及其作者、印度佛教与中国等问题做了阐述。
与会代表最后强调，面对人类大踏步进入现代化，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高科技在社会生活中起重大影响的世界局形势，面对建设有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中国成为世界政治、经济大国已见曙光的国内形势，中国佛教只要不断发挥优势，加强建设，适应社会，就能跨入自己的第三个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