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看平衡论的意义
很高兴来参加李继兴同志主持的“平衡论”问题的讨论。关于“平衡论”，我认为，不是讲的静态中的“平衡”，而是讲的动态的中“平衡”；不是讲的绝对意义的“平衡”，而讲的相对意义上的“平衡”；不是讲的确定性的“平衡”，而是讲的不确定性的“平衡”。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想，如果“平衡”处于静态中，事物就没有发展；只有在动态中，事物不仅能得到发展，而且体现在运动中求“平衡”的必要。如果从绝对意义上了解“平衡”，那么就导致取消“平衡”与“不平衡”的矛盾；只有从相对意义上了解“平衡”，事物就会在“平衡”与“不平衡”之间，找到新的“平衡”。如果一味追求确定性的“平衡”，那么就会使“平衡”成为绝对化、僵化态；而不确定性的“平衡”，则可使“平衡”适应千变万化的事物的运动过程。“平衡”是个过程，不是要求人们崇拜的图腾。这是我对“平衡论”的一点粗浅认识，而这不是我要讲的主要内容。我想讲一讲，从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模式上来看“平衡论”的意义。
中国传统哲学中至少有四、五种极有影响的思维模式。这里我简单的介绍一下这几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再谈谈这几种思维方式和”平衡论”的关系。
（1）孔子的“中庸”思想是要求在两极之间求一“中极”。所谓“中庸”就是“用中”的意思，（郑玄注《礼记·中庸》：“庸，用也”。《说文》：“庸、用也。”）“用中”就要求既不要“过”，也不要“不及”，所以孔子说“过犹不及”，《论语·尧曰》：“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尧在让位给舜时，对舜说，天命已落在你的身上，要真诚地保持适中。）就此，我们可以说，孔子的“中庸”就是追求合适的“度”，过了这个合适的“度”，就是“过”；没有达到这个合适的“度”，就是“不及”，也就是要求在两极中求得一适合的“中极”。
（2）老子则不同，他是要求由事物的一极，来寻求事物的另一极。例如《老子》第一章：“天下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这就是说，在你看到事物的一个方面时，必须注意与其相对应的另一个方面，这是因为事物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所以老子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认为事物这种一反一正，彼此互转的态势，一般人常常对它迷惑不解，但事物的发展往往正是如此的，因此，在注意事物的一极的同时，必须注意其相对应的另一极。
（3）《书经·洪范》提出”五行”的思想，《左传》、《国语》等也多有论述，后来发展成一套五行相生相克的思想体系。
相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
相克：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
万物相生相克，相互联系，既可相生，也可相克，而这种相生相克都有一定的规律可循，而不是杂乱无章，例如，只能是土生金，而不能是金生土；只能是金克木，不能是木克金。而无论相生、还是相克都包含着发展观（不应是杂乱无章的发展，而应是有序的发展），或者在相生中发展，或者在相克中发展。
（4）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的竹简中有一篇题为《太一生水》，其开头说：“太一生水，水反辅太一，是以成天；天反辅太一，是以成地”云云。作为一种思维形成，其意义是说：一种事物产生另外一种事物，被产生事物会反回来辅助原来的事物，而产生新的事物。例如由孔子的“性相近”的思想产生了孟子的“性善”思想，孟子的“性善论”不是对孔子的“性相近”的思想的否定，实际上帮助了孔子的“性相近”得到发展，而孟子的“性善论”后来又发展为宋明理学的“性即理”的理论。这就是说，一事物产生了一新的事物，并不是新事物把产生它旧事物完全否定掉，而是帮助产生它的旧事物得到发展，从而产生更新的事物。这种思维模式是充分注意到新和旧并不是完全对立不相容的，而是说“新”往往是包含着“旧”的，在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关系。
（5）《国语·郑语》中记载了如下一段，史伯对郑桓公说的话：“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事实上和谐才能生长万物，同一就不能发展。把不同的东西加以协调叫作和谐，才能使万物丰盛发展而有所归属；如果把相同的东西相加，用尽了之后只能抛弃。所以先王把土和金、木、水、火配合起来，作成千万种事物。）”以他平他”，是以相异相关为前提，相异的事物相互协调并进，就能发展；”以同裨同”，则是以相同的东西相叠加，其结果只能窒息生机。
如果我们把中国传统思想这些不同类型的思维模式用到“平衡论”上，是不是可以说“平衡论”的出发点首先是要在事物的发展中要找到一个适当的度，即在“过”与“不及”上，找到克服这两种偏向的“中极”，也就是“中庸”之道。但事物都是动态的，因此在它的运动中就一定会离开“中极”，即使适当的度变成不适当了。怎么办？我们应该在此事物适度时，就看到它的对立面，就是要看到会发展成不适度，这就是老子提出的要注意”在一极中找对应的一极”（美之所以为美，斯恶矣），即我们一定要注意事物是会相互转化的。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一点，就可以避免使事物向不利的方向发展。那么应该如何呢？这就要我们看到这种两极对立既存在着相克的关系，但同时又存在着相生的关系。例如孟子的“性善说”和荀子的“性恶说”，从一方面看它们是“相克”的，但从另一方面对是互补的，因为孟子的“性善说”是孔子“仁”的思想的发挥，而荀子的“性恶说”是为孔子重视“礼”的思想作论证。因此，我们要在运动着的事物出现“相克”的情况时，注意其中存在着“相生”的因素。又有“相生”的情况时，注意其中存在着“相克”的因素。这样事物才可以由不平衡态发展到新平衡态。由于事物是永远处在运动之中，就会有新的因素加入，新的因素的加入，可以是对此事物起“相生”的作用，也可以起“相克”的作用。如果是起“相生”的作用，这就是说它会起着促进事物向前发展，但在此时就必须注意到发展的“适度”；如果是起”相克”的作用，这就是说此新因素的加入会阻碍事物的发展，那么我们就要注意如何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如果注意了在事物运动中会出现“相生”，又出现了”相克”的问题，那么运动中的事物就会不断的保持运动中的平衡态。而正是有新的因素加入会对运动中的事物有着“相生”和“相克”的情况发生，事物才有发展，才会出现事物由不平衡态走向新的平衡态。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到新因素的加入，正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所以罗素说：“历史多次证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是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如果事物能在运动中不断吸收新的事物，不仅注意到适度，而又注意相对立方面的影响，并能处理好其在运动中的“相生”、“相克”关系，和在新旧事物之间找到内在关系，这样事物就可以在运动中经常保持“平衡”态，而中国传统哲学认为事物的最高平衡态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道并行”是“大同”，“不相害”、“不相悖”是“和”，这种“和”就是《易经》中所说的“太和”。所谓“太和”就是事物在运动的最完满的平衡态。这当然是一个理想，但它无论如何正是人们追求的理想境界。《周易·乾卦·彖辞》中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意思是说，天道的大化流行，万物各得其正（恰当的位置），保持完满的和谐，万物就能顺利发展。一切事物（万物）如能在运动中与其他事物保持“和谐”，这必定要照顾到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的条件下保持与其他事物的“和谐”，这应该是“平衡论”所必须注意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