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目答问汇补》“国语”条目疏补
由著名文史专家来新夏、李国庆以及著名线装书藏书人韦力等人编纂的《书目答问汇补》汇集了自《书目答问》问世之后的各家续补之作，可谓深宏。然而其中补续或有重复，或有版本系统未明，或有刊本标识错误等相关问题。故不揣浅陋，列原书之说，酌加案语以疏通之。此外，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5月尚出版有徐杰扬补订之《书目答问补订》，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11月出版有孙文泱增订之《增订书目答问补正》，亦在《汇补》相关条目最下标出。《汇补》为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4月版，《国语》条目在页316-318。《补订》“国语”条目在该书页81-82，《增订书目答问补正》“国语”条目在该书页179-180，皆于末尾括号标识页码。唯于《答问》原文标“答问”二字以明之，其他则依《汇补》之例，于相关条目加“按”以为补正。除了对增补各家涉及到的《国语》版本著作进行讨论之外，也稍稍涉及标点符号问题。涉及到《国语》其他版本等相关问题的，不在此文讨论范围，不予详述。
《答问》：国语韦昭注二十一卷，附札记一卷。 顾广圻校。黄氏士礼居仿宋刻本，武昌局翻黄本，成都尊经书院翻本附考异四卷。黄模国语补韦，未见传本。
[按]《汇补》标点有误。“一卷”、“校”后当皆施加逗号，“仿宋刻本”后皆当加句号，“翻黄本”后当施加顿号。
《书目答问》所记“士礼居仿宋刻本”即为嘉庆庚申黄氏读未见书斋重雕本，黄氏刻书所用名称多种，而以士礼居为最常见，故所刻书可笼统称之士礼居本，实其所刻《国语》应作“读未见书斋重雕本”，审黄氏刊本《国语》本即作“嘉庆庚申读未见书斋重雕”，清人严元照即谓之为“苏州黄氏读未见书斋翻刊明道本”，是为确切称谓。黄氏刻本实由顾广圻（1770-1839）总理校刻而成。而武昌局、成都尊经书院皆翻刻黄本，且《考异》四卷附诸黄刊明道本之后即从武昌局（亦即同治乙巳崇文书局重雕本）始。
江四库列杂史，非广圻校本。国志作韦曜，避晋司马昭讳。
[按]南宋黄震（1213-1280）《黄氏日钞》卷五二为“读杂史”，即列《国语》于该卷中，然后世经籍书录往往仍置《国语》于经部春秋类下。至于清人修《四库全书》才移《国语》于史部杂史类下，黄氏分类或其权与。
顾广圻为乾嘉后期人物，而《四库全书》的修纂则从1772年开始。就四库本《国语》各种而言，荟要本最早，为乾隆四十二年三月（1777）校成，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乾隆四十四年五月（1779）校成，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则为乾隆四十九年九月（1784）校成。则四库本固非顾广圻校本可知。
“国志”当为“三国志”之误。韦昭而《吴志》作“韦曜”者，以避司马昭讳，是亦先儒之成说。向有疑之者，如杭世骏（1695-1773）《诸史然疑》“三国志”云：“又裴松之称史为晋讳，改韦昭为韦曜。按《魏志》胡昭、董昭，《吴志》张昭，皆仍旧名，奚独韦昭乃改称曜？意是魏仍王鱼诸人旧文，吴仍华覈、韦昭国史。”[①]梁玉绳（1716-1792）《瞥记》亦引杭氏为说。钱大昕（1728-1804）《廿二史考异》亦颇疑避讳之说，疑“弘嗣本有二名也”[②]，所疑亦具一定合理程度。清人叶廷琯《吹网录》则不赞同钱说，认为：“宏嗣二名恐未必然。若果二名，斐松之年代相隔容有未知，陈寿则近在同时，谅无不晓，作传岂有不爲举明者？且宏嗣爲字，与昭字之义相协。故避讳改名之说自非无因。葢《三国志》于晋诸帝讳，或避，或不避，其体例本未能画一耳。”[③]叶氏分析亦有可能。总之，对于韦昭又名韦曜的原因，难以有一个统一的意见。
叶嘉庆五年黄氏士礼居仿宋刻本。乾隆丙戌孔继汾诗礼堂本。（以上见该书页316）
[按]叶氏此处在明黄氏士礼居本之具体刊刻年代，即为嘉庆庚申（1800），亦即为嘉庆五年。
各种文献中对于诗礼堂本《国语》记载颇为少见。首见于纪昀（1724-1805）《四库总目·国语》中，云：“此本为衍圣公孔传铎所刊。”且谓为户部员外郎章铨家藏本[④]。四库全书所用《国语》底本为孔传铎所刊本。又黄丕烈（1763-1825）《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卷二云：“是书为山东孔氏校刊本，书中确有改正处，特校未尽耳。”[⑤]黄氏用为校宋本之汇校本。杨绍和（1830-1875）《楹书隅录》全录黄丕烈《题跋记》之语。再则即为叶氏所云。审各图书馆所藏诗礼堂本《国语》，亦多谓为乾隆丙戌（1766）孔继汾所刊本。然诗礼堂本实两次刊刻，第一次刊刻当在康熙年间，与乾隆刊本不尽相同。康熙年间印本首单行“×语×第×”，别起两行署“阙里”，“阙里”左右两行行线上分别署“孔毓圻翊宸鉴定”、“孔毓埏宏舆参订”，下分三行署“子姪传鋕、传铎、传钜仝校”。乾隆丙戌诗礼堂刊本则首行题“国语第×”，别一行居下题“云阳 韦昭 弘嗣 注”，又别一行居下题“阙里 孔传铎 振路 校”，又别一行顶格题“×语×”，另行起为正文。孔毓圻（1657-1732），字钟在，又字翊宸，康熙六年（1667）袭封衍圣公，为六十七代。孔毓埏为孔毓圻之弟。孔传铎（1673-1735），字振路，又字牖民，为孔毓圻之子，袭封第六十八代衍圣公。传鋕（1678-1731）、传钲皆孔毓圻之子，传铎兄弟。孔传钜为孔毓埏之子。孔继涵（1739-1783）为孔传钲之子，孔继汾（1725-1786）为孔传铎之子。
佚嘉庆五年。
伦（嘉庆五年。曲阜孔氏诗礼堂刻本。乾隆丙戌曲阜孔氏诗礼堂本）
[按]观伦明（1875-1944）识语，或已知诗礼堂有二本，故两言之。
范武昌局翻黄本附汪远孙考异四卷，金坛段玉裁校刻本，又四部丛刊影印嘉靖间金李泽远堂翻宋本。国语补韦四卷，嘉道间刻。
[按]“四卷”、“校刻本”后亦当施句号“。”。此范氏第一次提出黄模《国语补韦》嘉庆、道光间即有刻本。黄模《国语补韦》中已经用到黄丕烈《札记》的成果，故其成书自当在嘉、道间。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印《史学丛书·出版说明》云：“黄模字相圃，与吴锡麟友善。所著《国语补韦》四卷，锡麟子侄辈为之校刻，印行未广。”则所谓嘉、道间刻当即指吴锡麟（1746-1818）子侄辈为黄模校刻者。
邵黄模杭州刊，与杭氏七种同式。
刘明张一鲲刻本。与明另一本覆宋本完全相同，亦善本也。又曾见明覆刻元吴师道本，黑口。此书归燕大。国语，明嘉靖戊子金李刻本。
[按]“张一鲲刻本”后当用逗号“，”，本句话至“亦善本也”结束。审刘氏下文即单独出“国语，明嘉靖戊子金李刻本”，则其所谓“明另一本覆宋本”则必不指金李本。审新建李克家校正本《国语》与张一鲲本几乎全同，然李克家校本非覆宋本，实亦重经刊刻者，或即张一鲲本之重刻，然亦刻印精良，讹误较少。今所见明覆宋本中即为金李本，然二本仍多不同之处。张一鲲本当亦依据多个明代早期版本而成。潘景郑（1907-2003）《著砚楼读书记》于张一鲲本颇有评价，认为“张本《解》仍韦氏，而以宋氏《补音》条注其下，不别为帙，取便省览，不复旧观……其字体臃肿，渐失正、嘉摹古之风”[⑥]，正因为张一鲲本“以宋氏《补音》条注其下”，最便使用，故后世重刻者也最多。
明覆刻吴师道本者，或即指吴师道（1283-1344）《战国策校注》，恐非《国语》。
韦明吴勉学刻本，明成化十三年吴汝纪刻本，乾隆二十七年文盛堂刻本，同治九年经纶堂刻本，光绪三年永康退补斋刻本，光绪二十一年宝善堂刻本，光绪二十三年成都书局刻本，民国十三年扫叶山房石印本，民国辽海书社影印本，宣统二年铅印本，咸丰九年朝鲜奎章阁铜活字本，日本文化元年刻本，日本元治元年浪华书肆刻本，明万历二十四年刻汇古菁华本，清嘉庆道光吴县黄氏刻士礼居黄氏丛书本，民国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四部丛刊本，民国上海中华书局铅印四部备要本，民国十九年上海中华书局铅印袖珍古书读本。
[按]韦氏所补《国语》刊本最多，然最无条理。试为分类如下：1.《国语》白文本，即韦氏所云吴勉学刻本，直録《国语》原文。2.金李本之影印本，即四部丛刊本。3.张一鲲本及其重刻本。民国二十三年（1934）辽海书社影印本为王铎（1592-1652）批校《国语》读本，王铎批校所用之本即为张一鲲原本，惜中间少一页，为钞补者。韦氏所云之吴汝纪刻本、文盛堂刻本、经纶堂刻本、朝鲜铜活字本皆张一鲲本之重刻本。4.黄刊明道本及其覆刻本或重刻本、排印本等，即韦氏所云之清嘉庆道光吴县黄氏刻士礼居黄氏丛书本以及永康退补斋本、扫叶山房本、四部备要本以及日本文化元年（1804）刻本等。5.秦鼎本，即日本学者尾张士铉（1761-1831）字秦鼎者所作之《春秋外传国语定本》，也即韦氏所云浪华书肆刻本。韦氏云“汇古菁华本”及“袖珍古书读本”读本则未敢置喙。
吴汝纪本为万历十三年（1585）年重刻张一鲲本。审张一鲲刻本《战国策》刻在万历九年（1581），则其刻《国语》亦当在万历九年（1581）前后不久，不会晚于万历十二年（1584），当然也不会早到成化十三年（1477）。审张一鲲为隆庆辛未科（1571）第三甲进士，其所刻《国语》署“明侍御史张一鲲”，则其作侍御史更当在隆庆辛未之后。故韦氏所云“明成化十三年吴汝纪刻本”之“成化”当为“万历”之误。
浪华书肆刻本即秦鼎《春秋外传国语定本》，初刊于日本文化六年（1809），此后于文化七年（1810）、文政二年（1819）、嘉永七年（1854）、明治十七年（1884）等皆在日本东京等地有重印。“文治”云云，当属误记。
又上各家记载黄刊明道本皆为嘉庆五年（1800），而韦氏此处复云“嘉庆道光”，则殊为不伦。审黄氏卒于1825年，为道光五年。黄氏一生所刻书籍年代为嘉庆五年（1800）刻《国语》和《汲古阁珍秘书目》、嘉庆八年（1803）刻《战国策》、嘉庆九年（1804）刻《博物志》、嘉庆十年（1805）刻《延令宋板书目》和《百宋一廛赋》、嘉庆十一年（1806）刻《梁公九谏》、嘉庆十三年（1808）刻《焦氏易林》、嘉庆十六年（1811）刻《藏书纪要》、嘉庆二十年（1815）刻《仪礼》、嘉庆二十一年（1816）刻《汪本隶释刊误》、嘉庆二十二年（1817）刻《船山诗草选》、嘉庆二十三年（1818）刻《周礼》、嘉庆二十四年（1819）刻《洪氏集验方》、道光元年（1821）刻《夏小正戴氏传四卷校录一卷》和《夏小正经传集解》、道光三年（1823）刻《伤寒总病论六卷伤寒论音训一卷修治药法一卷札记一卷》、道光四年（1824）刻《同人唱和诗》，另《宣和遗事》无具体刊刻年代。则黄氏所刻《国语》即在嘉庆庚申（1800），无“嘉庆道光”间所刻之事。又黄氏所刻之书为后人辑整为《士礼居丛书》，非黄氏自己确定名目者，且也不叫“士礼居黄氏丛书”。由于是后世将黄氏刻书辑为《士礼居丛书》，故书目多少不一，少者24种，多者增至28种。所刻各书署名非一，今以博古斋本《士礼居丛书》统计，其中以士礼居或士礼居名刊刻的有10种，以吴门学读堂名刊刻的有1种，以读未见书斋名刊刻的有2种，以吴门黄氏名刊刻的有1种，标明宋本重刊者2种，不标注者2种。今所见《士礼居丛书》有光绪三年（1877）蜚英馆本、民国二年（1913）博古斋本、民国四年（1915）上海石竹山房本等，2010年扬州广陵书社曾经影印蜚英馆本《士礼居丛书》，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辑印《四部精要》，其中《国语》则用蜚英馆《士礼居丛书》本。清代以黄刊明道本覆刻本为最多，日本亦有覆刻者，如上述日本文化元年（1804）之葛氏上善堂本等。
《四部丛刊》为民国时期上海商务印书馆辑印大型丛书，非影印。如今上海古籍出版社辑印《续修四库全书》，书中所收旧籍，固皆影印者。然就《丛刊》、《全书》整部丛书而言，恐难以“影印”二字称之。
《四部备要》本标识为“上海中华书局据士礼居黄氏重雕本校刊”，所言“士礼居黄氏重雕本”即指黄丕烈读未见书斋刻印之《国语》，因黄氏之前即有明道本《国语》行世，故以黄氏所刻之书为重雕，然黄丕烈原刻唯作“读未见书斋重雕”，不作“士礼居黄氏重雕”，此标识亦含混为之。
徐四部备要排印本，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排印本及解放后重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排印点校本，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点校。札记黄丕烈撰，士礼居本，即明通本，四部备要、丛书集成初编据以排印。泽远堂本即公月本。（见该书页81）
[按]四部备要本已见韦氏所补。《丛书集成初编》本则为上海商务印书馆重排铅印者，与《国学基本丛书》本同，所不同者在于《国学基本丛书》本后附《考异》，《初编》本无之。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点校《国语》初版于1978年，此后该本多有印行。1988年版本为1981年重经修订出版者，与1978年版不完全相同。又199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出精装本《国语》一册，实亦88年版本。然通行之本为78年本，88年本印数较少。审方霏点校整理之《书目答问补正》案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5月版，页96）徐说与同。
“明通本”之“通”当为“道”字之误。“公月本”之“月”为“序”字之误。
又审网上旧传有毋茍先生《书目答问笺疏》，与徐氏《补订》近同。
孙《文渊阁四库》本第406册，杂史类；文津阁本第140册。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宋刻宋元递修本1函6册。《札记》黄丕烈撰，《士礼居丛书》本，即天圣明道本，《四部备要》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第3680-3682册据以排印。泽远堂本即北宋宋庠校订之公序本。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排印本，重印本，1958。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点校，《国语》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点校本，1978；1988。黄模《国语补韦》，中华书局石印线装本，1959。鲍思陶点校《国语》，《二十五别史》第1册，齐鲁书社，2000。吴曾祺《国语韦解补正》，商务印书馆，1913；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2006。（该书页179）
[按]孙氏所言之《文渊阁四库》本，当言明为台湾商务印书馆或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否则，第406册难以坐实。另，文津阁本第140册是就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影印的12合1本500册装而言。然北京商务印书馆同时推出4合1本1500册，若就后者而言，则《国语》必不在第140册。
今所见《校刊明道本韦氏解国语札记》初刻于黄刊明道本，即读未见书斋重雕本。士礼居本和《士礼居丛书》本尚不相同，说已见上。
《四部备要》本为上海中华书局排印本，后面附有汪远孙（1794-1836）《国语明道本考异》，此黄丕烈刊明道本《国语》所不能及者。将《札记》、《考异》与《国语》同刊，实始于同治乙巳（1869）湖北崇文书局重雕本，即范所云之武昌局翻刻本，该本将《札记》放在全书最前，《国语》正文居中，汪远孙《考异》置于书末，这也是崇文本的一个特点，此后的印本都是按照《国语》、《札记》、《考异》的顺序编排的。《丛书集成初编》本（1937）、《国学基本丛书》本（1935）为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者，《初编》本和《丛书》本不同者在于《丛书》本后附有《考异》而《初编》本则唯附《札记》。鲍思陶（1956-2006）点校本亦据黄刊明道本或其覆刻本点校，2005年济南齐鲁书社重印单行本。
吴曾祺（1852-1929）《国语韦解补正》初版于宣统元年（1909），四册，后多次重印，至1927年已印15版。至1933年又出国难后新一版两册本。吴曾祺《补正》亦以黄刊明道本为底本，吸纳了公序本的一些成份，开明道本《国语》吸纳公序本合理成份的先例，此后沈鎔《国语详注》、徐元诰《国语集解》多有从吴曾祺以公序本《国语》改易明道本《国语》的现象。此外，吴曾祺《补正》也是《国语》排印本中较早的点断之本，而且点断较为精审。
另，金李本《国语》只能说属于《国语》公序本系统，恐怕不能说成是“北宋宋庠校订之公序本”。北宋宋庠（996-1066）校订之本当为治平元年（1064）刊刻之本，除此之外，则所有与该本相近者，皆当属于《国语》公序本系统，但不能说成是“北宋宋庠校订之公序本”。
《答问》：国语补音三卷。 宋宋庠。微波榭本，吴氏望三益斋刻本。
[按]“微波榭本”后当施句号“。”。微波榭本、三益斋本为二本，非一本也。
佚乾隆癸丑。
[按]所云乾隆癸丑者谓微波榭本刊印在乾隆癸丑，审公历纪年为1793年。顷见明德堂正德十二年（1517）刊本《国语补音》二卷，书后有孔继涵跋语云：“乾隆癸卯，余校刻此书。”癸卯则为公元1783，较佚名所补“乾隆癸丑”恰早十年。孔氏个人所记当较他人为可信，则1783方为微波榭本之刊刻时间。
范成都存古书局刻本，沔阳卢氏编湖北先正遗书影印微波榭本。王煦国语释文八卷、补音二卷，咸丰间观海楼刻本。
[按]王煦所撰为《国语释文》八卷、《国语补补音》二卷，非为《补音》二卷，今所见有咸丰戊午（1858）观海楼重镌本。
韦宋刻元明递修本，光绪二年成都尊经书院刻本，清乾隆曲阜孔氏刻微波榭丛书本，清同治至民国钱氏清风室刻清风室丛刊本，民国十二年卢氏慎始基斋影印湖北先正遗书本。（以上见该书页317）
孙《丛书集成续编》第23册影印《湖北先正遗书》本。《文渊阁四库》本第406册，杂史类；文津阁本第140册。（见该书页179）
[按]韦氏所补固是。然尚可以补上北京国图藏宋刻宋元递修本（即中华再造善本工程影印之本）等，拙撰《国语补音异文研究》引言中亦涉及相关版本，可以参看。
根据《中国丛书综录》，《清风室丛刊》为清代同治至民国间海宁钱氏清风室所辑。包括：《清风室文钞》十二卷、《诗钞》五卷，《吴越杂事诗录》三卷，《镜海楼诗集》四卷，《江月松风集》十二卷、《续集》一卷、《补遗》一卷、附文一卷、附录一卷，李西崖《拟古乐府》一卷，《涪州石鱼题名记》一卷，《小学盦遗书》四卷，《傅子》四卷、《附录》一卷，《物理论》一卷，《农桑衣食撮要》二卷，《医学总论》一卷、附一卷，《妇学》一卷，《女英传》四卷，《光绪舆地韵编》一卷，《海宁县志略》一卷、附录一卷，《钱氏考古录》十二卷、补遗一卷，《春秋疑年录》一卷，《辨名小记》一卷，《字林考逸》八卷，《历代名人生卒录》八卷[⑦]。这是《清风室丛刊》所包括所有书目，与笔者所见《清风室丛刊》同。皆不见有《国语补音》或钱保塘（1832-1897）《国语补音札记》。或韦氏误记，亦或所据本不同。
《国语补音》沔阳卢氏刻本以范希曾（1899-1930）表述最确当，盖《湖北先正遗书》为沔阳卢靖（1865-1948）、卢弼（1876-1967）慎始基斋辑印的丛书，其所刻《国语》据《微波榭丛书》本影印。
《丛书集成初编》、《续编》、《三编》为民国期间上海商务印书馆推出之本，北京中华书局曾据以影印补齐。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曾辑《丛书集成新编》、《续编》、《三编》。仅就《续编》而言，上海书店和新文丰出版公司皆有，上海书店为180册本，新文丰为280册本，二者分类编排亦不尽同。《国语补音》见于台北市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年出版《丛书集成续编》第272册，见于上海书店1994年出版《丛书集成续编》第23册。
《答问》：国语校注本三种二十九卷。 三君注辑存四卷，国语发正二十一卷，国语考异四卷。汪远孙。自刻本。
江国语发正，别有南菁书院本。
[按]南菁书院本即王先谦（1842-1917）《续清经解》重刊之本，有上海书店1988年影印本。
叶道光丙午自刻本。
伦（道光丙午）
范版归杭州局。续经解刻汪远孙国语发正二十一卷，武昌局刻国语考异四卷，附翻黄本国语后。刘台拱国语校补一卷，广州局刘端临遗书本，续经解本。汪中国语校文一卷，元和江标刻灵鹣阁丛书本，上海中国书店编汪氏丛书影印本。黄奭辑国语古注，有郑衆、贾逵、唐固、王肃、孔晁五家，在汉学堂丛书内。刘师培国语贾注补辑一卷，未刊。晋孔衍春秋后国语，黄奭辑，汉学堂本，又上虞罗氏鸣沙室古佚书影印本。
[按]汪中（1745-1794）《国语校文》又名《国语校譌》，在汪氏《经义知新记》中。又《丛书集成新编》中亦收之。
刘师培（1884-1919）《国语贾景伯注补辑》未见传本，今仅见序文，见收在《刘申叔遗书》中。
清代辑佚《国语》旧注者，黄奭（1809-1853）而外，尚有王谟（1731?-1817）、陈鳣（1753-1817）、马国翰（1794-1857）、汪远孙、蒋曰豫（1830-1875）等数家。晚近以至于当代辑佚《国语》旧注者为王仁俊（1866-1913）、刘师培以及台湾张以仁（1930-2009）、陈鸿森等。又日本有新美宽、铃木隆一编订之《本邦殘存典籍による辑佚资料集成》亦辑佚《国语》旧注不少。此其大略。
韦道光二十六年振绮堂汪氏刻本。
[按]道光二十六年（1846），即道光丙午。
徐清经解续编本。（见该书页82）
《答问》：国语韦昭注疏十六卷。 洪亮吉。旌德吕氏刻本。龚丽正国语韦昭注疏、董斯垣国语正义，未见传本。
江董增龄国语正义二十卷，会稽章氏刻本。
[按]“二十卷”当为“二十一卷”之误，今所见《国语正义》唯式训堂刻本，皆作“二十一卷”，无作“二十卷”者。
伦国语正义，光绪庚辰章氏式训堂单刻本二十一卷。
范国语正义二十一卷，乌程董增龄撰，光绪间会稽章寿康刻本。姚鼐国语补注一卷，南菁书院丛书本。嘉定陈瑑国语翼解六卷，广州局本。湘潭谭澐国语释地三卷，光绪间自刻本。（以上见该书页318）
[按]王引之《国语正义序》、汪远孙《明道本国语考异》、章寿康刻《国语正义》皆谓董增龄为归安人，董氏表兄徐养原（1758-1825）嘉庆二十年（1815）冬十一月既望为董增龄《论语雅言》所作序中亦称“归安董庆千氏”（按：董增龄字庆千），而范希曾则谓董增龄为乌程人。审汪曰桢（1813-1881）《南浔镇志》与周庆云（1864-1933）纂《南浔志》载董增龄传记资料。或范希曾以董增龄传在《南浔镇志》及《南浔志》，而南浔史属乌程不属归安，故以董增龄为乌程人。汪曰桢、周庆云皆谓董增龄为“归安廪生”，或因此而称“归安董增龄”。
董增龄《国语正义》为光绪庚辰（1880）式训堂本，前此则或仅以稿本流传。王引之（1766-1834）序见于章寿康（1850-1906）式训堂原刻本中，为章氏自《南浔镇志》辑出者，刘盼遂（1896-1966）辑入《王伯申文集补编》中。序云：“归安董文学增龄，博雅士也。所著《国语正义》援据该备，自先儒传注及近世通人之说，无弗征引。又于发明韦注之中时加是正，可谓语之详而释之精矣。向予为《经义述闻》一书，谨志家公之说，附以鄙见，其中亦有考证《国语》者。他日写定，当以就正于董君。”巴蜀书社影印本删去王引之序，《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则予以保留。
陈瑑《国语翼解》六卷，光绪十八年（1892）广雅书局刊本，又见收于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辑印《丛书集成新编》第109册，1991年北京中华书局辑印《丛书集成初编》亦收入，又《续修四库全书》第422册亦见收。
谭澐《国语释地》收于光绪三年（1877）至光绪六年（1880）谭氏自刻《味义根斋全书》中，《全书》包括：《禹贡章句》四卷附《图说》一卷、《春秋日月考》四卷、《孟子辩证》二卷以及《国语释地》三卷。
徐吕氏刻乃韦昭注。（见该书页82）
孙吕氏刻本乃韦昭注，《书目答问》有误。董氏《国语正义》有巴蜀书社影印清光绪六年（1880）式训堂刻本，1985；又《续修四库全书》第422册影印上海图书馆藏清光绪六年章氏经训堂刻本。姚鼐《国语补注》一卷，有《丛书集成续编》第23册影印南菁书院本。徐元诰《国语集解》，王树民、沈长云点校，中华书局，2002；修订本增加索引，2006。董立章《国语译注辨析》，暨南大学出版社，1993。邬国义等《国语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见该书页180）
[按]前曾撰小文，以吕氏刻乃洪亮吉（1746-1809）《春秋左传诂》，恐非有《国语韦昭注疏》。[⑧]吕氏父子两代在报洪亮吉的师恩，故所刻者皆为洪氏撰述，不刻他书。龚丽正（1767-1841）则当有是书，黄侃（1886-1935）《日记》亦记有曾听闻龚丽正《国语韦昭注疏》尚在人间之语。
姚鼐（1731-1815）《国语补注》，最早为嘉庆年间本，后由王先谦刻入南菁书院本，又见于新文丰版《续编》第272册、上海书店版《续编》第23册。
徐元诰（1878-1955）《国语集解》初版于上海中华书局1930年，6册，此后未再重印，故海内外学者很多并不知道徐氏此著。如台湾的张以仁（1930-2009）研究《国语》三十余年，张氏所有《国语》论著中从来没见引用或提及过徐元诰的《国语集解》。2002年王树民（1911-2004）、沈长云点校本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国语集解》才受到重视，成为《国语》本体以及《国语》韦注研究之外为学者关注较多的《国语》研究著作。2006年修订本《国语集解》后附人名索引，实上海古籍1978年点校本后即已附人名索引，后薛安勤等《国语译注》、李维琦点校本《国语》初版亦附人名索引，李维琦点校本2006年新版则删去索引。
《国语》新译注本较多，民国时期叶玉麟、秦同培等人即对《国语》进行过白话语译。傅庚生（1910-1984）《国语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虽为选本，然注释颇为精到。1980年以来较有影响者为薛安勤等《国语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董立章《国语译注辨析》、邬国义等《国语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黄永堂《国语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来可泓《国语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曹建国等《国语》（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相关译注本。其中薛安勤等的《译注》确立了《国语》译注方面的基本条例，董立章的辨析颇有助于《国语》文本的理解，顾静为邬国义等《译注》所作前言是新时期以来较早提出《国语》为语类著作的论断[⑨]，曹建国等所作《国语通说》较为全面。
2012年，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国语研究文献辑刊》，以上所言之《国语补音》（附钱保塘札记）、《国语韦解补正》、《国语正义》、《国语补注》、《国语补韦》、《春秋外传国语定本》、《国语翼解》、《国语集解》、《国语校注本三种》、《国语札记》、《王觉斯批校国语读本》、黄奭辑《国语》旧注、蒋曰豫辑《国语》旧注、谭澐《国语释地》等都收在其中。此外，末尾还附有《〈国语〉研究论著索引》，颇便读者。
从《书目答问》的撰述宗旨而言，该《书目》本为读书人指示读书门径、选择书籍版本的目录学著作，正如该书《义例》所云：“总期初学者易买易读，不致迷惘眩惑而已。”自《书目答问》至于范希曾时，不但新出印本不少，且旧本而为《答问》未及者亦多进入当时学者或古旧书估的视线。自范希曾至于今日，各种新印本、影印本甚至旧本传世者而为世人所知者又不知多少。《答问》所设立分类或已很难容纳，故使各家订补者虽欲条分缕析而实觉烦乱。就《国语》一书而言，当首分为出土本和传世本两种，出土本亦即慈利竹简本和敦煌残卷本。传世本则又当根据文本内容分为《国语》白文本、《国语》韦注本两种，《国语》白文本旧刻中今所知者唯吴勉学本，新印本中则有点校本，也并不多见，如岳麓书社点校本、辽宁教育出版社点校本等。《国语》韦注本则旧刻中颇多，可以分为韦注单行本、韦注和《补音》合刊本、韦注删改本等，在此基础上依据公序本、明道本的版本系统再进行细致分类。以类相从，或可条理较为清晰。当然，《汇补》、《增订》等书为我们提供了很多专书方面的资料，一书在手而四部要籍的主要版本以及相关研究可藉以了然于胸，这是可以想见的。
作者单位：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
注释：
[①]（清）杭世骏：《诸史然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丛书集成初编》本，页15。
[②]（清）钱大昕撰，方诗铭、周殿杰点校：《廿二史考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页314。
[③]（清）叶廷琯：《吹网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辑印《续修四库全书》第1163册，页12上。
[④]《攡藻堂四库荟要》本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国语》前附《国语提要》都有“此本为衍圣公孔传铎所刊”一句，《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国语》前所附《国语提要》则没有这句话，当是省掉了。郑伟章考证：“章铨，字拊廷，号湖庄，浙江归安人。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举人，三十六年三甲第四十九名进士，由翰林院庶吉士改户部主事，升郎中。”（郑伟章《书林丛考》，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页398）
[⑤]（清）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辑印《续修四库全书》第923册，页707下。根据顾广圻的记述，实际上在刊印读未见书斋重雕本《国语》时，黄丕烈、顾广圻并未见过完全的明道本的抄本，黄丕烈收得五卷，顾广圻收得三卷，二人合共得明道本抄本八卷，而且由于顾广圻认为黄丕烈所收五卷较为粗劣，故并未据以写刻（见顾广圻撰，王欣夫辑：《顾千里集》，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页285）。他们所据以刊刻《国语》的底本，是汇集了各家批校的孔氏诗礼堂本。
[⑥]潘景郑：《著研楼读书记》，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页84。
[⑦]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页212-213。
[⑧]拙稿：《洪亮吉未作〈国语韦昭注疏〉辨》，《文献》2010年第1期。
[⑨]认定《国语》为语类著作的论断，最早当追溯到韦昭（204-273）。此后，日本学者荻生徂徕（1666-1728），中国学者刘咸炘（1896-1932）、王树民等也已经提出了相关论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