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古为今乎？恋古非今乎？——《康有为学术著作选》编后

　　康有为（1858－1927）是我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和思想家。他在政治上积极宣传和领导了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他的学术研究和哲学理论则是直接为其政治改革寻找历史根据，以及作理论论证的。从一定意义上或许可以这样说，中国近代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哲学和学术研究，是从康有为开始的。因此，深入研究康有为思想，对于了解和总结我国近代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思想历程、经验教训，都有着主要的意义。

　　康有为一生著作甚多。据其弟子所编《万木草堂丛书目录》所载，经史子集四部即有大小著作一百三十余种。此外，康氏尚有大量未曾刊印的函札、电稿及未经整理的手稿等。新中国成立后，从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中，重印了他的三部重要著作：《大同书》、《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编选出版了一部《康有为诗文选》，仅此而已。直至1981年，才又出版了汤志钧先生选编的《康有为政论集》。

　　康氏著作在其生前死后，分别以《万木草堂丛书》、《演孔丛书》，以及单行本刊行，印量不多，又易散失，要求得康氏的著作并非易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即使如五、六十年代出版的几种著作，也购买不到了。这种情况给研究康有为思想带来不少的困难。1981年，中华书局哲学编辑室的同志与我交谈到这方面的问题时，我们都认为有整理出版康有为全集的必要。但又感到全集工作量极大，颇费时日，不能解决当前研究之急需。同时也感到，以往的研究中，对康有为的改良主义政治理论论述得较多，而对他的哲学思想和学术研究方面的论述则很不充分。因此，很有必要先重点选编一批有关康氏哲学和学术方面的著作，及早出版，以满足学术界研究之急需。当时，编辑室同志即约我承担这一选编、校点工作。我允诺了。1982年，此计划正式列入了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编制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

　　自这一年起，至1986年，我按计划先后选编、校点了康有为学术著作十六种。迄今已出版者有：《论语注》（一册），《孟子微》、《中庸注》、《礼运注》（三种合一册），《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三种合一册），《康子内外篇》、《实理公法全书》、《民功篇》、《弟子职集解》、《辩论文选》、《南海先生与朱一新论学书牍》、《函札四通》（七种合一册）。即将出版的还有《春秋董氏学》（一册），《诸天讲》（一册），《康有为自编年谱》（包括《年谱续编》合一册）等。前面提到的《大同书》、《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等也已陆续重印出版，可与此次新选编的部分相配套。这部选书，包括了康有为早、中、晚各时期的主要学术著作，通过它大致可以把握康氏一生哲学思想和学术研究的概貌，及其发展的主要线索。

　　如果只看上述选目的标题，而不去仔细阅读其内容，人们一定会发出这样的疑问：在这大部分是儒家传统经典的注疏中，能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理论吗？然而这恰恰反映了康氏改良主义理论在表现形式上的最大特色――托古改制。他借着古代圣人、传统经典的权威，来宣传他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理论。这里，我想就此次选目中的部分著作，做些简要的介绍，谈些感想。

　　《康子内外篇》是康有为三十岁以前的作品，现存十五篇。其中前九篇曾刊登于1899年的《清议报》上，其余六篇则系未刊手稿。据康氏《自编年谱》载：“光绪十二年丙戌（1886）二十九岁，……是岁作《康子内外篇》，内篇言天地人物之理，外篇言政教艺乐之事”。康有为大约在1879年二十二岁时开始接触西方学术文化。《年谱》中说：1882年二十五岁时，“道经上海……大购西书以归，讲求焉。……自是大讲西学，始尽释故见。”至1884年二十七岁时，康氏开始形成了一套“合经子之奥言，探儒佛之微旨，参中西之新理，穷天人之颐变，搜合诸教，披折大地，剖析今古，穷察后来。自生物之源，人群之合。诸天之界，众星之故……”这样一套汇合古今中外的学术思想。他于1886年至1887年作的《内外篇》正是具体地发挥了这一套学术思想的著作。所以，通过这部著作可以了解康氏早年接触西方文化之后的思想变化状况。

　　《实理公法全书》约写作于1885至1887年间，与《康子内外篇》同时。按康氏原计划，是要编一部《万身公法丛书》，此书只是其中的一种。然现存传抄稿仅此而已。此书是康氏按几何学的公理论证法和西方自然科学中的实测之法，来为人类、夫妇、父母子女、师弟、君臣、朋友、礼仪、刑罚、教事、治事等各种人际关系确定其含义（他称之为“实理”），制订出一套行为规范（他称之为“公法”），以便人人遵守。全书贯穿了法治精神。若与《大同书》同读，能更充分地了解康氏理想社会的蓝图。

　　1888年康有为在北京感于“国势日蹙”，乃以布衣上书，“极言时危，请及时变法”，但是遭到了朝廷和达官们的攻击、反对，被弃之不理。康氏遂决意回广州，准备“教授著书”，以培育人材。1891年，他应梁启超、陈千秋等人之请，开讲堂于长兴里。这次讲学活动，前后约五年左右，学生最多时达百余人，培养了一大批政治活动家和学者。其中较著名者有：陈千秋、梁启超、麦孟华、徐勤、曹泰、梁朝闻、梁朝杰、韩文举、龙泽原、王觉任、陈相泽等。《长兴学记》即是为这次讲学所制订的“学规”。此《学记》刊出后，影响极大，多次翻印，梁启超主讲湖南时务学堂时，重刻此书作授课之用，引起了湖南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叶德辉还专门写了《长兴学记驳义》进行批驳。《万木草堂口说》是康氏在这一时期讲学时，学生们所记笔记的传抄本。

　　梁启超在其《三十自述》一文中，曾回忆他当年在长兴里万木草堂听康氏讲学时的情景“余与诸同学日劄记其讲义，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是年”。

　　此《口说》传抄本极少，目前可见者仅两份，一藏广州中山图书馆（题名《南海康先生口说》），一藏北京大学图书馆（题名《万木草堂口说》）。中山图书馆藏本封面题有“光绪丙申（1896）恭录”，内封有“砚盦”的题记一则，大意谓希望借读借抄者，即不可遗失、涂污。“砚盦”是“万木草堂学徒”（抄本上有一图章）黎祖健的号，是改良派重要报刊之一《知新报》的主要撰稿人。《口说》虽不是康氏亲笔所著的书，而实在是研究康氏思想的极重要资料。康氏讲学题目所涉及的范围极广，上下古今中外无不融会贯通。作为康氏维新变法理论的几部重要著作，如《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春秋学》等，都酝酿编著、完成于这几年的讲学期间。这些著作中的基本观点，原始的论述，以及编著这些著作的指导思想等，在《口说》中均有反映。同时，康氏戊戌后所著的一些重要著作，如《论语注》、《孟子微》、《中庸注》、《礼运注》等书中的主要观点，在《口说》中也已有所表露。所以如果把《口说》与康氏前后著作联系起来看，可以探求康氏基本思想发展的脉络。

　　此外，《口说》中对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及其发展，有着广泛的评述。我们如果把今存《口说》中的“学术源流”、“诸子”、“汉晋六朝唐宋学派”、“宋元学派”和“明国朝学派”等有关章节集合在一起，稍事整理，当可视为一部简明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概论的提纲。其中，康氏试图用当时所能达到的新观点来分析、评价中国古代学术流派的形成、演变及其异同、特点等，有不少独到的见解和精辟的议论。

　　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为刊印《桂学答问》一书时所写的序中说，对于康氏“在政治史上、学术史上，他们努力得来的成绩实在不容我们轻易忽略过”。而对他“研究学问的方法，千万不要把现在应用的眼光来看它，而要用十九世纪末年一个从经生改行的新学家的读书方法来看它。看它如何沿袭着前人，又如何独辟着新路；看它怎样受时势的影响，又怎样受环境的束缚”。顾颉刚先生的这些评论是十分平实而中肯的，它也适用于评价《口说》。从一定意义上讲，康氏在《口说》中对古代学术的条理、剖析、评述，是我国近代资产阶级对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研究的滥觞。

　　康有为宣扬社会进化的理论依据，主要来自《公羊春秋》的三世说。他认为，孔子之道在六经，六经统一于春秋，春秋之传在公羊。而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则是学公羊春秋的最重要著作。他说：“《繁露》之微言奥义”，“是皆孔子口说之所传”。为此，1896年他在弟子们的协助下，编著了《春秋董氏学》。此书将《春秋繁露》中的主要内容，按题摘录汇编，时下按语，指点孔子改制“微言奥义”之所在。此书如果与他的专著《孔子改制考》相配合阅读，则更能了解他改良主义理论的原始依据。

　　《论语注》、《孟子微》、《中庸注》三书都是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国外期间编撰的。按《不忍》杂志曾刊有康氏《大学注序》一文推测，则康氏当亦有《大学注》之作，但从未见刊出，也未闻其遗稿中有此书手稿。康氏注这些书的时间，若按序文所署年月，其次序如下：《中庸注》1901年2月，《孟子微》1901年冬至日，《论语注》1902年3月17日。《大学注序》署年为1902年7月，属最后。因此，很可能由于转向其他重要工作，使最后想做的《大学注》未及动笔而告辍。

　　在这几部注中，康有为通过校勘、训诂，抉要发微，借古谈今，充分论述了他的三世进化的改良主义理论和博爱哲学，完全是一种“六经注我”的方法，如《论语·季氏》中有言：“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康氏的校勘说，句中两个“不”字均为衍文，因而“据旧本改定”为“天下有道，则政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议”。并阐发其义说：前句是讲“君主立宪”，所以“君主不负责任，故大夫任其政”，后一句是讲“大同，天下为公，则政由国民公议”。（见《论语注》第250页）又如，他借孟子讲仁政、井田制、正经界等，大加发挥进化思想，说：“孔子道主进化，不主泥古，道主维新，不主守旧，时时进化，故时时维新。”（《孟子微》第86页）又如，他在《礼运注》（此书为戊戌前所著）中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句，大加发挥说：“夫天下国家者，为天下国家之人公共同有之器，非一人一家所得私有，当合大众公选贤能以任其职，不得世传其子孙兄弟也，此君臣之公理也。”诸如此类的发挥，在这几部注中俯拾皆是。

　　对于这种情况，以往的研究大都把它看作是改良派的阶级软弱性，反映在思想上不能与旧传统决裂的局限性。而联系到康有为戊戌变法失败后的政治倾向，则更认为是一种复古、尊孔，反对革命的反动思想的表现。这些分析和批评，从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看，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我认为，今天是否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考察这一现象呢？众所周知，传统文化既不能像某些人的愿望那样，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也不可能像某些人的愿望那样，一刀割断，弃之不顾。这就有一个改造或运用传统为现代服务的问题。康有为的“注”或发“微”中的许多具体内容，在今天看来早已过时了，而且从严格的考据学、训诂学的角度来说，显然也是不足为法的。但是，从作为让传统为现时代服务的“古为今用”的一种探索来讲，是否对今人也还有一定的启示呢？传统是包袱还是财富，是阻力还是动力，问题不在传统本身，而在于现时人是否善于驾御传统，能否巧妙地促使传统实现自我更新而适应时代。激烈地抨击传统，只能逞一时之快，并不能使现时真正与传统割断，甚至可能会产生一种反弹力，导致盲目颂扬传统的逆反现象。相反，只有正视传统，促使其自我更新，使其在现时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样才有可能真正摆脱传统的束缚，而变包袱为财富，变阻力为动力。

　　《诸天讲》是康有为最后一部专著。据其自序中说，他在二十八岁时即作有诸天书，由于感到“谈天岂有尽乎？故久而未布”。1926年，他在上海创办“天游学院”，讲学中经常涉及诸天之论，门人们请其刊布此书，于是他才整理旧稿，重新修订，编辑成书，作序付印。可惜第二年（1927）春，康氏即去世，未及亲见此书的出版。以后由于战乱，一直到1930年此书才得正式出版。在书中，康氏广引历代史书天文志、佛典中的谈天资料，以及当时译出的各种天文学西书，除论述一般天文学知识外，还借题发挥地阐述了他的一些哲学观点。在书后的附篇中，康氏对爱因斯坦相对论提出了异议。在一封家书中，他又提出要在此处加上两句话：“爱恩斯坦拨弃以太，发明万有引力之光线为圆锥曲线，为奈端（牛顿）所不及。”由此可见，康氏对当时新的自然科学理论也十分关心。

　　至于《康有为自编年谱》和《年谱续编》，是研究康氏生平及其学术、哲学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当不须繁言了。

　　这一套“康有为学术著作选”，择要选入了康氏一小部分著作，是给只需一般了解康氏主要学术、哲学思想情况的读者提供一种方便。无论在选目还是整理水平上都远非完善者。目前《康有为全集》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第一册，欲求全面了解和探究康氏著作者，冀不久当得窥全豹矣。

原载于《书品》198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