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无遗憾
《中国哲学》第六、七、八辑上刊出《吴虞日记选刊》以后,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一直期待着《吴虞日记》全文的早日整理出版。日前,终于见到了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吴虞日记》(上册),十分高兴。书前有荣孟源同志序言一篇,指出“吴虞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反孔健将,”他对封建旧道德所进行的激烈批判,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研究课题。同时,他又指出,“吴虞不是积极的革命派,不曾参加过任何一次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终身教书,只图明哲保身。他称赞孟德斯鸠等人的民主思想,更称赞老庄的无为和佛教的出世。……二十年代后又着重于佛经,思想错综复杂,……他反对封建的节孝,却又以封建节孝来要求他人,思想自相矛盾”。“吴虞是二十世纪前几十年间,我国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代表,他的思想变化,很值得研究。”荣孟源同志的分析是全面的、实事求是的、恰如其分的。这也可说是我迫切想看到《日记》全文的原因吧!
因为,过去一般只看到《吴虞文录》等公开出版的著作,如《文录》那是吴虞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章的汇集,人们只能了解他是一位“四川省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这一面。然而通过《日记》我们却可以看到吴虞思想中的另一面。即以他的反对封建节孝来说,他不仅撰写了许多文章予以激烈抨击,在实际行动方面,对其父亲的专制淫威也是坚决反抗的,甚至公开咒骂其父为“老魔”。但是,反过来,他对自己的女儿们的行为,却又以封建节孝来要求之。当其女儿们的行为,稍有不合其意者,他即呵之以“不知大家风范”,斥之为“是无父无母之人矣”。如此等等,只有通过《日记》,我们才能对吴虞的一生思想行为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因此,《吴虞日记》的整理出版,是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份极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应当感谢整理者和出版者的辛勤劳绩。
但是,细读之后,又不得不对整理者的整理原则和态度提出疑问和批评。整理者在“说明”第一条中说:“整理出版,系根据手稿照录。但对其中与研究近代史或吴虞评价无关者,如生活琐事的记述,日常读书前后各日大致相同者,酌予删节。”对这一条整理原则,我认为值得商榷。从原则上讲,对于历史上重要人物的各种手稿,凡能找到的,并准备整理出版的,应当尽量全部照录。即如这部《吴虞日记》手稿而言,珍藏于中国革命博物馆中,不要说一般人不可能看到全文,即使是专家学者想查阅一下全文,也绝非易事。现在既然整理出版,嘉惠学林,为什么不全部照录,而要“酌予删节”呢?对于研究者来讲,由于研究的问题不同,往往从所谓“生活琐事的记述”中,正好找到了他所需要的材料,从他“日常读书前后各日大致相同者”的记述中,发现其思想变化的契机。很明显,如果把他在几日,甚至几个月内连续读某书或某类书的记述,删节成只留下一日记载着读某书或某类书,那末在对他的思想倾向、变化作定量、定性分析时,一定会得出很不一样的结论的。整理者在《日记》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初一条下出了一条注:“《高僧传二集》和《首楞严经》二书,吴虞在几个月几乎每日必读,以下皆删去”。(见228页)这一交代,尚不失向读者负责的态度,然而遗憾的是,全书关于删节的交代,仅此一条,此外再有那些删节,读者就不得而知了。
以《中国哲学》上发表的《日记选刊》与之比较一番之后,原来所谓“酌予删节”云云,竟不妨说大砍大删呢!《日记》上册录吴虞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二一年日记,现整理本字数约四十五万字,《中国哲学》第六、七两辑刊登的同一时期的《日记选刊》约为六万字。可是就在这六万字的选刊中,被整理者删去者即达六千多字。由于没有看过原手稿,究竟被删去多少无法知道,但就上述删节比例来看,已相当可观。尤其是被删去的内容,已远超出整理者在《说明》所列举的范围。如一九一三年四月二十八日条中有这样一段话:“晨送楷儿至华西女校,念父女之情慨然久之。”整理本将“念父女之情慨然久之”一句删掉,也许这在整理者看来是“生活琐事”,没有意义,但在我看来,这正是吴虞某种思想感情的真实流露,很有意义。十分明显,删去了表达感情的话,单留下了记事的一句话,这倒真使人看了索然无味。又如,一九一四年八月十五日《选刊》中摘录了吴虞记述由于女仆梅喜卧病,致使家中诸事荒废一事,并且万分感慨地发表议论道:“大抵女(指他的女儿们)之优于婢者,享用服食不同而已,至于经理诸事有实益,则吴楷等固远逊梅喜。人岂可但以贵贱亲疏计,而不问其实在之损益哉!”这件事和这段议论在整理本中全部被删去。就事情来说,确可归之于“生活琐事”,但由此而引出的这番议论难道也是“生活琐事”吗?没有这样的“生活琐事”又怎能引来吴虞这一番感慨和议论呢?象这样的文字当删节不当删节?以此请教于整理者和各位读者!
根据《说明》所说删节原则和上引那条注,我原以为只删掉一些重复出现的书目名单而已。谁知一比较才知是连同读书摘录的内容也一起删掉的。例如,一九二一年七月以后,吴虞几乎每日读《李莼客(慈铭)日记》(此书在近代学术界中,影响颇大),整理者在这里,不仅把有些日记中“读《李莼客日记》”等字样删去,而且把吴虞大段摘录李慈铭日记中论学的文字,几乎全部砍掉。仅粗粗地与《选刊》所摘录者相对校,即删去这类文字有四千字之多。窃思之,整理者也许以为这都是抄别人的文字,对研究吴虞没有用处,殊不知,正是从这些读书摘录中,才可看出吴虞学术上的好恶取舍等倾向。就拿我们今天自己做读书摘要来说,摘抄什么,不摘抄什么,不也都是有好恶取舍和某种目的的吗?当日在《中国哲学》上刊登《选刊》时,是着眼于“与学术思想有关的内容”,显然这些材料是与学术思想有关的。
此外,还有一些删节是令人莫名其妙的。如,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九日条下记有:“作诗三首,与董蜀兰”,《选刊》上录有三首诗全文,可以看到吴虞的某些思想,然而整理本全部删除。一九一六年一月二十六日条下有:“看《高僧传二集》,以所集联语送山腴书之:轻贱世俗,高立独步(仲长统《昌言》);爱好名言,清净自居(《首楞严经》)。”这副联语十分明白地表露出吴虞的心情、崇尚、品格。可是也被整理本删除,并且连该日的日期都没有出现。又,同年二月二十日条下有:“余近效廖季平丈,和光同尘,不显分清浊,庶少结怨于社会也。”也是一条多么重要的内心思想的表白材料,可是也不知根据什么原则连同日期一起被删节掉了。如果没有《选刊》可以对比,还以为吴虞这几天没有写日记呢!(象这样连日期一并删去的,仅以《选刊》所选部分校之,就有六条之多。除上述两条外,其余为:一九一六年七月七日,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三日,二月十七日,和一九二一年八月十三日。)再如,一九一六年五月六日条下,记载有吴虞接到桂伯华之妹为他开列的初学佛学书目,也是研究近代佛学及吴虞好尚的重要资料,而整理本也将书目全部删掉。
以上只是就《中国哲学》上《选刊》的,约原手稿十分之一的部分,与整理本进行比较,就发现如此多的问题。(以上所举也只是校比中发现的一部分条目,尚有许多不可能一一列举。)由于本人无缘得睹原手稿,究竟删节掉多少,也就不敢妄加推测了。然据整理者介绍,吴虞日记手稿,共六十册,约一百多万字,准备分上下两册出版。而从现在出版的上册看,约四十五万字,下册还没见到,估计字数当与上册不会差得太多,那末,两册总字数不会超过一百万字。这也就是说,整理本至少删去了几万字,甚或几十万字。我想,既然一百万字都印了,还在乎这几万字,抑或几十万字,而非得删去?对此,百思不得其解。
日前,象整理出版《吴虞日记》这样珍贵的材料,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正因为如此,整理者更应当从长远需要着眼,以高水平、质量要求。况且只要求全文照录,不加删节,也不是过分的要求,不是做不到的。我想,读者应当尊重和感谢整理者、出版者的辛劳,整理者、出版者也应当对读者希望得到一个完备、权威版本的心情有所理解。近年来,近代人物的日记出版了不少,如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郭嵩焘日记》、《达化斋日记》(杨昌济著)、《宋教仁日记》等,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忘山庐日记》(孙宝瑄著)等,他们均遵循了对原稿不作增删的正确原则。写到这里,我不禁要问:何日也能见到无删节的吴虞日记呢?但愿是不久的将来。
最后,附带对出版日记之类的书,提一个技术性的意见,供出版社考虑。每读日记类书时,最感头痛的是,看到某日条下记有一有用材料,而要搞清它是那年那月的某日,则往往需要来回翻上好多页才能查清。因此,建议出版日记类书,最好在每页的天头上都印上某年某月字样(有的日记日前有月份的,则只需印上某年即可),这将给读者带来极大的方便。
一九八五年三月
原载于《读书》198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