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剑与用谏的赵文王

  赵文王本名何,是战国时期赵武灵王之子。继其之后成为赵国国君,又称赵惠文王。《庄子·说剑》篇中,记载了赵文王对剑术的喜好达到了近乎痴迷的地步:“剑士夹门而客三千余人,日夜相击于前,死伤者岁百余人,好之不厌”。终因好剑事、废国政而埋下了祸根,“如是三年,国衰,而诸侯谋之”。太子悝忧心此事,便请来了“能说王之意止剑士”的庄子。

  众人都知道,要让赵文王放弃自己深喜好的剑术,无异于虎口拔须。太子悝虽然心存忧虑,也不敢贸然进言。左右询问,终于找到一个可能达到进谏效果的人。庄子似乎正有替赵国劝说赵文王的打算,他不受使者千金,随使者往见太子,在表明来意之后,便请求太子为其制作剑服,三日之后就面见了赵文王。庄子“入殿门不趋,见王不拜”,内无惧心地对赵王说道:“听说大王喜好剑术,因此以剑来见大王”,开门见山,投其所好,令赵文王毫无防备之心。赵王于是问庄子的剑有何禁御之法,庄子虚言其“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进一步勾起赵文王对剑术的好奇心理。随之,以剑法暗示赵文王,言之上乘剑法要虚发先至,而不在于对剑术的玩弄。但此时赵文王已对庄子所言的剑术充满了强烈的好奇,令其先作休息,等候设一场剑戏,再一览庄子所言的神奇剑术。于是赵文王命令剑士竞争了七天七夜,赛出五六个精英,要与庄子比试。庄子也随声附和道:“望之久矣!”与赵文王预演的一场剑戏,此时正式拉开帷幕。

  庄子先陈言自己所御有三剑,愿先作简介再试剑。在摆开天子剑、诸侯剑、庶人剑之后,赵文王首先便问到:“天子之剑何如?”既与自己的地位相称,又正中庄子意怀。庄子坦言天子之剑“以燕溪石城为锋、齐岱为锷、晋魏为脊、周宋为镡、韩魏为夹,包以四夷、裹以四时、绕以渤海、带以常山、制以五行、论以刑德、开以阴阳、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剑直之无前、举之无上、案之无下、运之无旁,上决浮云、下绝地纪。此剑一用,匡诸侯,天下服矣”。将剑的威力由通俗化为虚幻,同时又不失去其吸引力,对剑的威力的描述让赵文王一听便如有所悟,瞬间又颇为思慕而不能得,因而茫然自失,进一步转问道:“诸侯之剑何如?”庄子将诸侯之剑的制成更加具体化:“以知勇士为锋,以清廉士为锷,以贤良士为脊,以忠圣士为镡,以豪桀士为夹……”玄远的威力也同样令赵文王目瞪口呆。此时赵文王已急于要知道庶人之剑的威力何如,而庄子却不循前言,将赵文王所喜好的一类“蓬头突鬓垂冠,曼胡之缨,短后之衣,瞋目而语难,相击于前,上斩颈领,下决肝肺”的剑士击剑场景,端于其前,令人在前后三剑的对比中,感受到强烈的反差!由玄远高深、威力无穷的天子剑和诸侯剑,走向粗俗短浅、一无用处的庶人剑,短暂鲜明的过渡中,即刻让赵文王认识到了第三类剑术的肤浅。庄子顺势加深,认为赵文王所喜好的庶民剑术无异于斗鸡,于争斗中一旦命尽气绝,于国事什么用处也没有!而“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剑,臣窃为大王薄之”。一语击中赵文王的要害,令其顿时恍然觉悟。

  深好剑术的赵文王,在被庄子揭穿自己所喜剑术的本质时,由不能安坐定气,到痛觉前非,“不出宫三月,剑士皆服毙其处”,生动地呈现出一个知过能改,勇于承担过失,强于自律的国君形象。在这篇文章中,我们甚至看到了一个十分有人情味,又有着孩童心的赵文王形象。他在与庄子的对话中,得知了自己平时所好的剑术乃是连诸侯之位都不如的平民剑术,并且于国事一无益处时,并不是雷霆大发,龙颜大怒,而是茫然自失,陷入一番思索的情态之中。坦直式的自我反省,令人心生敬佩,平添了几分亲切之感。继而在面对庄子的正面诘难,直指其所好剑术无异于斗鸡,身居国君之位却喜好此类剑术,令臣下也为之感到不可取之时,赵文王更是一无掩盖,显露出极为自然的觉醒和羞愧之心。他甚至一时不知该如何遮掩这种恍然大悟后的悔悟和羞惭,像个孩童一样不知所措,牵着别人走回自己的地方,令人献给庄子食物。这时的赵文王由于内心不平之气不能自安,悔悟之情又无法言表,只好围绕着使自己知道过错的人,反复转了三圈。既是为安定内心,排解和平复心绪,又是受谏的赵文王对庄子所做的自然的答谢表示。这一连串的行为表现,都展现了一个既富有自知之明又具有可贵的宽容心和知错愿改精神的赵文王。这个艺术形象往往为后世的读者所忽视,而被掩盖在庄子的辩说艺术之下。

  其实,《说剑》篇不仅刻画出了一个善辩、思维缜密和睿智的庄子,同时也刻画出一个有血有肉的赵文王形象。他虚心接受臣民的建议,既不蛮横,也不暴躁;同时心胸坦诚宽阔,对于给自己进谏的人,又能善意对待。毫无忌恨和独断专制的行为。庄子的多才善辩,正是建立在赵文王的人情味与理智化基础之上的,离开这些,其论辩不足以取得成功和良性化的效果,也不足以使赵文王幡然悔悟并痛改前非。善用谏言的赵文王,随即用行动验证了自己的坦诚和决心,毅然与之前的错误嗜好诀别,安心深居宫中,三月不出,远离剑士和游乐误国的行为。这些都证明了赵文王作为一名君主的虚心纳谏和心胸气度。如果说庄子的辩说是一根直中靶心的箭,那么赵文王的虚心和气度,就是托起此箭的弓,箭一离弦,弓即复位,彼此都找到了合适的正处。

  史料记载的赵文王,正是一位具有如此虚心纳谏和明辨事理能力的君主。据记载,赵惠文王在位时赵国文有蔺相如、平原君,武有廉颇、李牧、乐毅、赵奢等大臣,政治清明,国力强盛。而在后世,这些大臣的声名又往往都盖过了赵文王,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文臣武将。但殊不知也正是这位君主的善纳谏言、知人善任和识过能改,才成就了这些文臣武将的美谈佳话。《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赵惠文王时赵国得楚和氏璧,而秦王欲以城换璧,令赵国上下左右为难。当此之际,赵惠文王听取宦者令缪贤的推荐,召见了蔺相如,虚心听取蔺相如的建议,“宁许以负秦曲”,争取事理的主动。后又果断任用才士,委命蔺相如前去会秦换璧,以维护国家声誉,最终成就了一代名臣蔺相如“完璧归赵”的佳话。在赵国与秦国进行渑池会面前,赵惠文王曾经“畏秦”使诈,因而不想去参加。廉颇、蔺相如进谏说:“王不行,示赵弱且怯也”。赵惠文王接受了二人的意见,不顾虑个人安危,去赴渑池约会。廉颇又提出为了断绝秦国想扣留赵王做人质来要挟赵国的念头,如果赵惠文王“三十日不还”,“则请立太子为王”。赵惠文王也毫不犹豫地同意了这个建议,舍己为国,以国事为先,确实难能可贵。同时赵惠文王的纳谏,又并非是没有主见、盲从轻信的,而是经过一番比较分析之后,做出的正确选择。《廉颇蔺相如列传》的后半部分记述秦伐韩时,针对是否救韩的问题,赵惠文王召集群臣进行商议。“王召廉颇而问曰:‘可救不?’对曰:‘道远险狭,难救。’又召乐乘而问焉,乐乘对如廉颇言。又召问赵奢,奢对曰:‘其道远险狭,譬之犹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王乃令赵奢将,救之。”结果大获全胜。这表明赵惠文王善于权衡对立意见,认真思索比较,并最终做出少数人同意的决定。不能不说是一种胆识和智慧。另据《战国策•燕策二》记载,赵惠文王打算出兵攻打燕国,苏代替燕国向赵惠文王讲述了“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的故事,故事刚一讲完,赵惠文王便幡然醒悟,认识到赵国与燕两相和好,联合抗秦的重要性。于是,取消了攻打燕国的念头。这些都证明了赵惠文王不是刚愎自用或盲从谏言,而是从谏如流、取舍从优,具有判断抉择和知过即改的能力与特点。

  从《庄子·说剑》篇为我们勾勒出虽不显著但甚为明晰的赵文王形象,到走进历史上真正的赵文王,我们都可以看出其虚心纳谏、从谏如流的个性特点。从注重宣扬道家思想的《庄子》中,看到其另一面有关历史人物的描述和形象塑造,确实是不意之收获。历史的记载往往只偏重某一方面,如果我们能清晰地思索,辩证地看待,却并不妨碍我们看到人物清晰全貌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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