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楚简儒家文献研究的参考坐标
1993年10月，在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的一座战国时期的楚国贵族墓葬中（考古学界命名为郭店一号墓），出土了一批竹简。经过古文字专家的整理识读，楚简图版及释文已于1998年年5 月由文物出版社发行，书名定为《郭店楚墓竹简》。《郭店楚墓竹简》有道家著作两种四篇，即《老子》三篇、《太一生水》一篇；有儒家著作（简称“儒简”）十一种十四篇，即《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语丛》四篇。《郭店楚墓竹简》发表之后，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很大的反响。海外学者誉之为“中国的死海遗书”。
从《郭店楚墓竹简》本身而言，有相当大的解释空间。而从已经发表的论文看，可以说见仁见智，异彩纷呈。每位学者的见解都可以说是个人观点，我们很难说在什么问题上已经有了定论。在研究中大家发表不同意见，可以广开思路，但我们也不希望发表的意见太过离谱。在研究过程之中难免有推测的成分，问题是哪些推测更具有合理性。这里，我提出一个“参考坐标”的概念，即把我们所研究的问题作一种相对的定位，方法是从传世古籍文献中找出关联性最强的资料作为“坐标”，但这一“坐标”又有一定的弹性，并不是绝对的，所以我称之为“参考坐标”。本着这一基点，对我先前所发表的意见有所坚持，也有所修正。
（一）墓葬时间及墓中文献成书时间的参考坐标
关于楚墓，中国考古界已发掘数千座之多。考古学界根据墓葬形制、随葬物品，以及其中的简帛字体等的变化特点，已发展出一套称作“考古发掘类型学”的学科。考古学界根据这些变化特点来确定墓葬时间。关于郭店一号墓的墓葬时间，考古学界大致确定为公元前350－－300年。下限定在公元前278年，这一年秦将白起拔郢，“烧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东北保于陈城。”（《史记·楚世家》）楚都纪南城废弃，贵族墓地遭到严重破坏，楚国贵族集团由江陵一带向陈城转移。这意味着纪南城公墓区贵族墓葬于此年终止。目前学术界比较重视考古学界的意见。而墓中的儒家文献，思想史界倾向于认为是在“孔、孟之间”。我本人通过研究也基本同意这样的意见。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墓葬时间以及文献成书时间可能较后。
墓中各种文献成书的时间，可能同时而略有先后，也可能并不同时。因为墓中文献提到子思与鲁穆公这两个历史人物，其上限可大致定于子思和鲁穆公同世之年。按照钱穆先生《先秦诸子系年》的考证，子思大约生活于公元前483－－402年，鲁穆公开始执政于公元前415年，《史记》说鲁穆公在位33年，应该执政到公元前383年。这样子思和鲁穆公同世之年就是公元前415－－402年。这是上限。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郭店楚简中的其他篇章早于此上限的可能性。墓葬下限既然定于公元前278 年。自然，墓中文献的成书不能晚于此下限。这是一种保守的、较宽的估计。孟子的生平（公元前390？－－305年？）即在此时段之内。
（二）墓主身世的参考坐标
儒学兴起于中原，楚国一向被称为“南蛮”的国度，本无儒学传授。墓葬中有儒学典籍，说明墓主生前研习儒学，并与儒学南宗有渊源，或墓主本人就是南传儒学宗师。就我个人的看法，更倾向于是后者。
1、郭店一号墓随葬品中有一漆耳杯，底部有“东宫之师”的刻铭，据此推断墓主可能是楚国太子的老师。有人提出，“师”可能是“乐师”或“匠师”，不一定就是太子的老师。我以为，单就“师”字而言，当然可以有多种理解。但既称“东宫之师”，当以理解为太子的老师为允当，“乐师”或“匠师”不能称作“东宫之师”。而且同其他随葬品结合起来看，墓主随葬品中既有许多儒学典籍，也反证墓主不可能是一般的“乐师”或“匠师”。
2、随葬品中有鸠杖，依古礼，年七十授玉杖，八十九十礼有加，赐鸠杖（杖端以鸠鸟为饰，鸠者，不噎之鸟，欲老人之不噎），墓中有两根鸠杖，可能墓主曾两次受赐鸠杖。以此推测墓主年纪在八十以上。
3、据考古学界称，郭店一号墓的墓葬形制与竹简字体，同相距9公里的包山二号墓的墓葬形制与竹简字体完全一致。而包山二号墓可以确定为公元前323年。依考古发掘类型学的方法看， 郭店一号墓的下葬年代应距此年代不远。
有鉴于此，我提出陈良作为墓主参考坐标。《孟子·滕文公上》：“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陈良本是楚国人，有楚文化的背景，后来他到北方求学，成为学识渊博的学者。儒学的产地和大本营在北方，陈良的儒学素养竞然连北方的学者也赶不上！《孟子》一书中虽未明言陈良曾做过太子的老师，但他既是“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的饱学之士，大概最有资格做太子老师。
问题还在于在公元前323年前后曾发生过什么事情。公元前322年滕文公继位，孟子于此年来到滕国，并于公元前320年离开滕国。在此期间孟子曾与投奔许行门下的陈相辩论。陈相本是陈良的学生，他来滕国的时间与孟子相近。孟子批评陈相从师数十年，“师死而遂倍（背）之”。这个“遂”字点明陈良刚死，陈相便背叛师门，以致招到孟子的痛斥。由此推断大约陈良去世上限在公元前325年，下限在公元前320年。上述的公元前323 年恰在此两数之间。
而且，陈良既有“北学于中国”的经历，又有“数十年”教授的经历，其年纪想必较为老寿。孟子还批评陈良说：“今也南蛮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背）子之师而学之，……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这里“南蛮鴃舌之人”虽是指许行，但既称楚地为“南蛮”，则在孟子看来当时楚地尚未完全开化，如陈良之“悦周公、仲尼之道”， “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因而被誉为南方“乔木”者，实数难能可贵。而且我们有理由认为“周公、仲尼之道”即儒学主要是由陈良传到楚国的。 由孟子的言论，似乎可以认为陈良是南传儒学的宗师。从郭店一号墓随葬品中有大量儒家文献看，墓主即使不是陈良，也是与陈良有学术渊源关系的人，为此我提出陈良作为墓主参考坐标。
如墓主是陈良，应年长于孟子。我们假定陈良卒于公元前320年，而其生前得授鸠杖，那么他的享年至少八十岁，那么他的生年应在公元前400年之前。（我希望有可能的话，考古学界对墓主的年龄作一次科学的鉴定。）
那么，陈良是哪位楚太子的老师呢？我们翻阅一下资料，知道楚怀王太子横，即后来的楚顷襄王在公元前328——前299年为楚太子，陈良去世时间既在公元前325——前320年期间，可以说他是太子横早年的老师。当然，前提是陈良真的曾做过楚国太子的老师。
（三）文献类别的参考坐标
下面我们来探讨《郭店楚墓竹简》中的儒家文献可能属于哪一类著作。这些儒家文献大体上可以认为是孔子“七十子及其后学所作”，但具体落实到哪些人和学派呢？
1、以《荀子·非十二子》之语为参照，审查《郭店楚墓竹简》内容：
我们研读郭店楚墓竹简的儒家文献，有一重要发现，就是《荀子·非十二子篇》批评子思、孟子的许多话，句句藏锋芒，不是无的放矢的。依笔者的浅见，《郭店楚墓竹简》中至少有三篇曾是《荀子·非十二子篇》所指涉和批评的内容，即《唐虞之道》、《缁衣》、和《五行》。下面次第论之：
（1） 荀子批评子思说：“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儒家所许为“王”者，为王道之“王”，其当之者为尧、舜、禹、汤、文、武。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所祖述者为“先王”，所宪章者为“后王”。荀子主张“法后王”，因而批评子思、孟子“言必称尧舜”、“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所谓“不知其统”是不知尧、舜、禹之间的“继统”原则，即认为子思一派相信上古有“擅让”制度。《郭店楚墓竹简》中的《唐虞之道》一篇所讲的正是擅让之道：“唐虞之道，（擅）而不传。尧舜之王，利天下而弗利也。（擅）而不传，圣之盛也；利天下而弗利也，仁之至也。故昔贤仁圣者如此。”而《荀子》一书有针锋相对批评“擅让”说的文字：“世俗之为说者曰‘尧、舜擅让。’是不然。天子者，势位至尊，无敌于天下，夫有谁与让矣！……曰：‘死而擅之。’是又不然。……圣王已没，天下无圣，则固莫足以擅天下矣。天下有圣而在后子者，则天下不离，朝不易位，国不更制，天下厌然与乡（向）无以异也；以尧继尧，夫又何变之有矣？圣不在後子而在三公，则天下如归，犹复而振之矣，天下厌然与乡（向）无以异也；以尧继尧，夫又何变之有矣？”（《荀子·正论》）在荀子看来，舜继尧、禹继舜是各以其“三公”的重臣身份自然继统的，而不是由尧或舜相让的。所以荀子批评子思说：“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以此可以推定《郭店楚墓竹简》中的《唐虞之道》一篇为子思所作。（案：古人立言在行世，无私人著作权之观念，孟子与万章之徒著书，并不联署万章之徒的名字。同理本文说“子思所作”云云，也不排斥有子思弟子参与的可能。下同。）
（2）《荀子》批评子思托名孔子，造作语录，“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郑玄《三礼目录》说：“子思作《中庸》，以昭明圣祖之德。”《孔丛子·公仪篇》载鲁穆公谓子思曰：“子之书所记夫子之言，或者以谓子之辞。”子思曰：“臣所记臣祖之言，或亲闻之者，有闻之于人者，虽非正其辞，然犹不失其意焉。” 这些资料都在说子思在其著作中记述了许多孔子的话，由于孔子这些话世无述闻，当时已有人怀疑是子思自己的话。
那么，哪些篇章属于这类著作呢？就我们所知，是《礼记》中的《中庸》、《缁衣》、《表记》、《坊记》四篇。《隋书·音乐志》引沈约之言：“《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今考《缁衣》等四篇的特点是每篇全部或大部系引用孔子之语。可能正因为载有孔子的许多话，此四篇被收入《礼记》之中。
《郭店楚墓竹简》中有《缁衣》一篇，由上所论，可以认可《缁衣》一篇为子思所作。
（3）《荀子》批评子思说：“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郭店楚墓竹简》中有《五行》一篇。与此前出土的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中《五行》篇之经部大体相同，文中的“五行”指仁、义、礼、智、圣。庞朴先生《马王堆帛书解决了思孟五行说古谜》（《文物》1977年10 期）与帛书整理者皆已指出，此即《荀子·非十二子》所批评的子思、孟子的五行说。《郭店楚墓竹简》中《五行》篇出土，我们可以进一步推定《五行》为子思所作。
这里尚须补充说明的是，荀子的批评是针对子思、孟子两人的，《唐虞之道》、《五行》等篇应不排除为孟子一系所作的可能性。但荀子对子思、孟子的批评还是有区分的，他说：“子思唱之，孟轲和之。”所谓“唱之”是首发其论，所谓“和之”，是赞扬其说。而《唐虞之道》、《五行》等篇皆专论性文章，且风格平实审谛，与孟文雄辩犀利的文风大不相侔，故以归于子思名下为当。
2、以《中庸》为参照，审查《郭店楚墓竹简》内容：
《中庸》为子思的代表作，《史记·孔子世家》说“子思作《中庸》”，《孔丛子》说子思作《中庸》四十九篇，皆以《中庸》为其代表作。
《中庸》一书反映了子思的成熟的思想，其起首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此三语隐括了《郭店楚墓竹简》中《性自命出》的内容 。
《性自命出》说：“性自命出，命自天降。”《中庸》“天命之谓性”一句隐括之。
《性自命出》说：“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其用心各异，教使然也。……道者，群物之道，凡道，心术为主。……教，所以生德于中者也。”《中庸》“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二语隐括之。由上所论，可见《性自命出》与《中庸》思想脉络一致。而“天命之谓性”或“性自命出”这类思想言论并不见于其他先秦古籍。又因为《中庸》较《性自命出》更为凝炼而概括，所以《性自命出》应早于《中庸》。如果说《中庸》一书为子思所作，那我们可以据此推断《性自命出》亦为子思所作。
这里需补充说明的是，现代学者怀疑《中庸》为子思所作，主要根据是《中庸》中有“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之语，认为反映的是秦统一全国之后的事实，子思时代不当有此事实。但此语中的“今”字或作“令”字，是“假令”之意，并非既成事实。“今”字本身亦可作设辞，王引之《经传释词》“今，犹若也。”《礼记·曾子问》：“今墓远，则其葬也如之何？”《孟子·梁惠王上》“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其中的“今”皆作“若”解。因此，不能因为《中庸》中有“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之语，就推翻“子思作《中庸》”的成说。
3、从子思“求己”的学术主旨出发，审查《郭店楚墓竹简》内容：
子思的学术主旨在重“修己”，民国年间罗焌所著《诸子学述》已先言之：
孔子有言：“古之学为己，今之学为人。”又言“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又言：“苟正其身矣，于正人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思进一步阐明孔子之义，其所著《中庸》言：“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又述孔子之言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而唐代马总《意林》引子思曰：“言而信，信在言前也；令而化，化在令外也。”同书又引子思曰：“国有道，以义率身；无道，以身率义。”徐干《中论·修本篇》引子思曰：“能胜其心，于胜人乎何有？不能胜其心，如胜人何？”上书《贵验篇》又引子思曰：“谁谓华岱之不高，江汉之不长与？君子修德，亦高而长之，将何患矣？故求己而不求诸人，非自强也，见其所存之富耳。”“事自名也，声自呼也，貌自眩也，物自处也，人自官也，无非自己者。”等等。从传世文献上可证子思学术以“求己”为主旨。
根据此点，我们来审查《郭店楚墓竹简》内容：
（1）《郭店楚墓竹简》中《穷达以时》篇说：“有天有人，天人有分。察天人之分，而知所行矣。有其人，亡其世，虽贤弗行矣。苟有其世，何难之有哉！”又说：“初滔贿（韬晦 ），后名扬，非其德加。”“遇不遇，天也。动非为达也，故穷而不……为名也。”“穷达以时，德行一也。……故君子惇于反己。”此处讲“天人之分”，内涵不同于《荀子·天论》中“天人之分”的观点，《荀子》的“天人之分”是一种“戡天”、“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穷达以时》篇所谓的“天”意谓客观条件，所谓“人”，是指“己”，意谓主观条件。文章结语落在“反己”，即反求诸己。此篇以穷和达的不同境遇来说明恒常修德的重要性。而这正是子思的学术主旨。由此可以推定《郭店楚墓竹简》中《穷达以时》一篇为子思所作。
（2）《郭店楚墓竹简》中有《成之闻之》篇，篇题是整理者拟加的。按：此篇错简严重，很难复原。依笔者拙见，此篇实为两篇：前二十简为一篇，后二十简为一篇。前者可名为“求己”篇，后者可名为“天常”篇。在《求己》篇中第四、五、六简应置于第一简之前。
《求己》篇中说：“古之用民者，求之于己为恒。行不信则命不从，信不著则言不乐。民不从上之命，不信其言，而能含德者未之有也。”又说：“……是故君子之求诸己也深。不求诸其本而攻诸其末，弗得矣。是君子之于言也，非从末流者之贵，穷源反本者之贵。苟不从其由，不反其本，未有可得也者。”又说：“是故欲人之爱己也，则必先爱人；欲人之敬己也，则必先敬人。 ”由此可见，此篇主旨为“求己”，而这也是子思思想的主旨。
由此可以推定《郭店楚墓竹简》中《求己》篇（原题《成之闻之》篇之前半部）为子思所作。
4、透过子思的思想性格，审查《郭店楚墓竹简》内容：
子思所处的战国时代，道德大废，“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刘向《战国策书录》）儒家讲仁爱忠信之道，这对当时各诸侯国统治者而言，可以说是格格不入，所以“儒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同上）当时以子思为代表的儒者为了维护道德理想和人格尊严，抗节守道，不降其志。《孔丛子·抗志篇》载“曾申谓子思曰：‘屈己以伸道乎，抗志以贫贱乎？’子思曰：‘道伸，吾所愿也。今天下王侯，其孰能哉？与屈己以富贵，不若抗志以贫贱。屈己则制于人，抗志则不愧于道。’”在“道”与“势”的对峙上，子思表现出一位真儒“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风骨，下面我们透过两则谈子思交友的资料，来看子思的从道不从势的风骨。《孔丛子·公仪篇》载“鲁人有公仪潜，砥节砺行，乐道好古，恬于荣利，不事诸侯。子思与之友。”而《孟子·万章下》记载鲁穆公访晤子思说：千乘之国的国君若同士人交友是怎样呢？子思很严肃地回答说：恐怕应该说国君以士人为师吧，怎么能说交友呢！子思性刚而傲，曾子曾对他说：“吾观子有傲世主之心，无乃不容乎？”（《孔丛子·居卫》）讲真理、说真话是要有勇气的。我们了解了子思的刚风傲骨，便知有些思想言论非他莫属。
（1）《郭店楚墓竹简》中有《鲁穆公问子思》一篇。文中记“鲁穆公问于子思曰：‘何如而可谓忠臣？’子思曰：‘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子思当着鲁穆公的面这样说，引起鲁穆公的不悦。后世儒生阿世取容，见到君王就说“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虽然子思时代知识分子地位较高，但说出“恒称君之恶者可谓忠臣”这样的话，在当时也是惊世骇俗的，以致成孙弋说：“非子思，吾恶闻之矣！”意思是：这样的话，只能出自子思之口。由此可见子思超凡脱俗的鲜明思想个性。
古人著述，常自称其名，或以某子自称，如孟子著书，自称孟子。故此篇之中虽然见子思之名，不碍其为子思自作。由此我们可以推定《郭店楚墓竹简》中《鲁穆公问子思》篇为子思所作。
（2）《郭店楚墓竹简》中有《六德》一篇。文中提出君、臣、父、子、夫、妇“六位”，而以圣、智、仁、义、忠、信“六德”配“六位”，因而认为“义”为君德，“忠”为臣德，“智”为夫德，“信”为妇德，“圣”为父德，“仁”为子德。又以父、子、夫为内，以君、臣、妇为外，从而提出“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为昆弟绝妻，不为妻绝昆弟；为宗族杀（意谓“降低一等”）朋友，不为朋友杀宗族。”的主张。这种思想反映出早期儒家的思想特点：一、君权不是绝对的；父的观念高于君的观念。“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有不为君主攻伐政策作牺牲之意，因而法家韩非曾针锋相对批评说：“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韩非子·五蠹》）二、“圣”不是绝对的，尚未超出其他德目之上，此在《五行》篇中也如此。三、血缘宗族观念较後世更为浓重。四、在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问题上，表现出某种极端性的特点，而较少後世儒家的那种折衷色彩。总之，《六德》篇是考察早期儒家的一篇奇文，尤其是“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的思想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样的思想，我们也可套用成孙弋的话说：“非子思，吾恶闻之矣！”
由上所论，我们可以推定《郭店楚墓竹简》中《六德》篇也为子思所作。
结语：由上文所论，《郭店楚墓竹简》中《唐虞之道》、《缁衣》、《五行》、《性自命出》、《穷达以时》、《求己》（原题《成之闻之》前半部）、《鲁穆公问子思》、《六德》诸篇为子思或其后学所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