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数钩隐图》作者等问题辨
内容提要：自南宋时起，《易数钩隐图》一书的作者就有二字与二籍贯的争议。本文就有关问题进行了考辨。得出北宋有二刘牧、前刘牧著《易数钩隐图》、黄黎献为之续补等结论。最后指出，彭城刘牧的道学思想应当在宋明理学中占有一席之地。
关键词：易图；刘牧；宋明理学
作者简介：郭彧，原名郭宝彧，男，1941年12月出生。在沈阳读书，做过中学教员、专业地震台技术台长、计算机工程师、教育督导等工作。1998年提前退休，每日埋头于故纸堆中，自寻其乐。现为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易学与科学专业委员会理事，国际易学联合会理事、秘书长助理。1989年始专门研究《周易》图书学。与李申先生合编《周易图说总汇》一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荣获国际易学伯崑奖），个人出版（或正在出版）《周易图象集解》、《京氏易传导读》、《易图讲座81讲》、《河洛精蕴注引》、《“风水”史话》、《邵子全书（附注）》等书，另有《河洛津涉》、《易图钩隐》、《易图学指要》、《续四库提要辩证》等书稿。在《中国哲学史》、《国际易学研究》、《周易研究》等刊物上发表文章二十余篇。
《易数钩隐图》一书是研究宋代象数易学的重要著作，自两宋间人朱震于《汉上易传卦图》（原名《周易图》）中列出黑白点《河图》、《洛书》，并于《上周易表》中谓“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牧陈天地五十有五之数”之后，人们对于《易数钩隐图》一书的作者刘牧即有 不同字、不同官职、不同籍贯之说。今见《道藏》本《易数钩隐图》题“三衢刘牧撰”（官屯田郎中，字先之），而《中兴馆阁书目》、《直斋书录解题》、《厚斋易学》、《读易举要》等又谓“彭城刘牧撰”（官太常博士，字长民）。南宋陈振孙与俞琰等人均提出“彭城刘牧”与“三衢刘牧”是“一人耶，抑二人耶”的疑 问。黄宗羲《宋元学案·泰山学案》谓刘牧“字先之，号长民”，四库馆臣谓刘牧“或有两字也”。因此书作者事关宋代《易》图书学的传承渊源（或曰来自道教，或曰出于儒家），北宋究竟是有一刘牧还是有两刘牧？《易数钩隐图》何以从一卷本增至三卷本？这些都是有必要分辨清楚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阅读《道藏》本《易数钩隐图》的自序，看从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今见于《道藏·易数钩隐图》的作者自序全文如下：
夫易者阴阳气交之谓也。若夫阴阳未交，则四象未立，八卦未分，则万物安从生哉？是故两仪变易而生四象，四象变易而生八卦，重卦六十四，于是乎天下之能事毕 矣。夫卦者，圣人设之，观于象也。象者，形上之应，原其本，则形由象生，象由数设，舍其数则无以见四象所由之宗矣。是故仲尼之赞《易》也，必举天地之数，以明成变化而行鬼神之道，则知《易》之为书，必极数以知其本也。详夫注疏之家，至于分经析义，妙尽精研，及乎解释天地之数，则语惟简略，与《系辞》不偶， 所以学者难晓其义也。今采摭天地奇偶之数，自太极生两仪而下至于复卦，凡五十五位，点之成图，于逐图下各释其义，庶览之者易晓耳。夫易道渊邈，虽往哲难窥于至赜，牧也蕞生祖述，诚愧其狂简，然则象有定位，变有定数，不能妄为之穿凿耳。博雅君子试为详焉。
《易传·系辞》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阴阳气交谓之“易”，阴阳气交则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相错为六十四卦（以象万物）。《系辞》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 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这就是所谓的“天地奇偶之数”，以此五十五数，自“太极”、“两仪”、“四象”、“八卦”而下“以至于复卦”，人工“点之成图”（一数为一点占一位，凡五十五位），目的是使学者易于理解《系辞》所言“天地之数”的意义，以补前人“语惟简略”之失。
我们从这一自序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易数钩隐图》作者的本意是说，八卦者是由“圣人设之”。圣人又如何而“设之”？是“观于象也”。“象由数设”，八卦 之象如何由“天地奇偶之数”而设？是从“太极”、“两仪”、“四象”步步生来。究其本则是从《系辞》“易有太极”一节演绎而来。从“太极”至于“复卦”的 “五十五位”之图是作者自己“点之成图”，并“于逐图下各释其义”，目的是使“览者易晓”。这就是说，这些易图完全是作者点之而成，既曰“不能妄为之穿 凿”，则说明与所谓的“天生神物”（龙图、龟书）无任何关系。
其次，我们看今本三卷本《易数钩隐图》的内容，看哪卷内容符合《道藏》本“自序”的本义。
今见《道藏》本《易数钩隐图》为三卷本。卷上列“太极第一”、“太极生两仪第二”、“天五第三”、“天地数十有五第四”、“天一下生地六第五”、“地二上 生天七第六”、“天三左生地八第七”、“地四右生天九第八”、“两仪生四象第九”、“四象生八卦第十”、“两仪得十成变化第十一”、“天数第十二”、“地数第十三”、“天地之数第十四”、“大衍之数第十五”、“其用四十有九第十六”、“少阳第十七”、“少阴第十八”、“老阳第十九”、“老阴第二十”、“七 八九六合数第二十一”、“乾画三位第二十二”、“坤画三位第二十三”、“阳中阴第二十四”、“阴中阳第二十五”、“乾独阳第二十六”、“坤独阴第二十七”、“离为火地二十八”、“坎为水第二十九”、“震为木第三十”、“兑为金第三十一”、“天五合地十为土第三十二”、“人禀五行第三十三”，卷中列“乾 坤生六子第三十四”、“乾下交坤第三十五”、“坤上交乾第三十六”、“震为长男第三十七”、“巽为长女第三十八”、“坎为中男第三十九”、“离为中女第四十”、“艮为少男第四十一”、“兑为少女第四十二”、“坎生复卦第四十三”、“离生姤卦第四十四”、“三才第四十五”、“七日来复第四十六”。此既是“采 摭天地奇偶之数，自太极生两仪而下，至于复卦凡五十五位”所“点之成图”之图。从这四十六幅图之作，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所点之图的根本依据是出于他自己对《易传》有关文字的理解。对于八卦之由来，是本《系辞》“易有太极”一节之义，谓其由“太极”一气步步生出，八卦之象是由“天地之数”而设计出来的，而不 是什么圣人则什么“河出图，洛出书”画出来的。我们从其“逐图之下各释其义”的文字中也可以明确这一点：“太极无数与象，今以两仪之气混而为一以画之，盖欲明两仪所从而生也”、“太极者一气也，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一气所判是曰两仪”、“两仪生四象，七、八、九、六之谓也”、“五行成数者，水数 六、金数九、火数七、木数八也。水居坎而生乾，金居兑而生坤，火居离而生巽，木居震而生艮。已居四正而生乾、坤、艮、巽，共成八卦也”。以数看，“两仪生四象第九”图以六北、七南、八东、九西布局，“四象生八卦第十”图取北之老阴六数之三为坎，余三数居西北为乾；取南之少阳七数之三为离，余四数居东南为 巽；取东之少阴数八之三为震，余五数居东北为艮；取西之老阳数九之三为兑，余六数居西南为坤。此八卦方位正与《说卦》所言相合，即震东方、巽东南方、离南方、坤西南方、兑西方、乾西北方、坎北方、艮东北方。这就是说，依今见《易数钩隐图》卷上内容看，刘牧言八卦之由来，是分解四象数而得，并且其八卦方位是 依《说卦》而布局。
卷下乃是“河图第四十九”、“河图天地数第五十”、 “河图四象第五十一”、“河图八卦第五十二”、“洛书五行生数第五十三”、“洛书五行成数第五十四”、“十日生五行并相生第五十五”诸图及“龙图龟书 论”。要之谓八卦是伏羲则“河出图，洛出书”而画之。显然，这一卷的内容与前面所引作者自序的本意不合。
第三，《易数钩隐图》何以会出现“三衢刘牧撰”与“彭城刘牧撰”的问题？
原题“三衢刘牧撰”之《易数钩隐图》卷首有欧阳修之序。陈振孙、俞琰、吴澄等人均谓“序文浅俚，非欧公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谓“修不信河图，而有此序，殆后人所伪为”。今见《道藏》本《易数钩隐图》则是将所谓欧阳修序用刘牧原序替换之。
《中兴馆阁书目》记：“易数钩隐图一卷”、“本朝太常博士刘牧撰”、“牧字长民，彭城人，仁宗时言数者皆宗之”（见冯椅《厚斋易学·附录二》）。俞琰《读易举要》记：“太常博士刘牧长民撰《新注周易》十一卷、《卦德统论》一卷、《易数钩隐图》二卷，黄黎献为之序。”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记：“《易数钩 隐图》三卷，刘牧撰，皆《易》之数也，凡四十八图，并《遗事》九，有欧阳永叔序，而其文殊不类。”今见《道藏》本《易数钩隐图》则有五十五图，而由“太极第一”至“遯卦第四十八”，则是卷上与卷中之图（卷下之图始“河图第四十九”）。郑樵《通志》记：“《钩隐图》三卷，刘牧。《续钩隐图》一卷，黄黎献。” 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记：“《易数钩隐图》二卷，太常博士刘牧长民撰，黄黎献为之序。又有三衢刘敏士刻于浙右庾司者，有欧阳公序，文浅俚，决非公作。其书三卷，与前本大同小异。按，敏士序称伯祖屯田郎中，临川先生志其墓。今观志文所述，但言学《春秋》于孙复而已。当庆历时，其学盛行，不应略无一语 及之，且黎献之序称字长民，而志称先之，其果一人耶，抑二人耶？”《宋史·艺文志》记“刘牧《新注周易》十一卷，又《卦德通论》一卷、《易数钩隐图》一卷。吴秘《周易通神》一卷。黄黎献《略例》一卷，又《室中记师隐诀》一卷”。
以上之记说明，《易数钩隐图》为太常博士彭城刘牧所撰，初为一卷本，后有二卷本或三卷本。至三卷本，晁公武所见则是有四十八图之刻本，为今见《易数钩隐图》前两卷的内容（其中当无“河图第四十九”、“河图天地数第五十”、“河图四象第五十一”、“河图八卦第五十二”、“洛书五行生数第五十三”、“洛书五行成数第五十四”、“十日生五行并相生第五十五”诸图）。陈振孙所见则是三衢刘敏士刻于浙右庾司的三卷本，有图共五十五幅，即为今见《道藏》本内容。
俞琰于《读易举要》卷四中亦引陈振孙之疑问，并曰“当考”。黄宗羲《宋元学案·泰山学案》曰：“刘牧，字先之，号长民，衢之西安人……文正亦数称先生，勉 以实学，因得从学泰山之门……及文正举河东，举先生可治剧，于是为兖州推官，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又曰：“先生又受《易》于范谔昌，谔昌本于许坚，坚本于种放，实与康节同所自出。其门人则吴秘、黄黎献也。秘上书于朝，黎献序之，《卦德通论》一卷、《钩隐图》三卷、《先儒遗论九事》一卷。”而清代《四库 全书总目》则曰：“牧字长民，其墓志作先之，未详孰是。或有两字也。彭城人，官至太常博士。”今见《道藏》本《易数钩隐图》，则题曰“三衢刘牧撰”。可见，《易数钩隐图》之所以会有题曰“三衢刘牧撰”的三卷刻本问世，是三衢刘牧的后人刘敏士所为，伪附欧阳修之序很可能就是出于刘敏士之手。
凡此数说，有谓撰《易数钩隐图》之彭城刘牧，又有谓撰《易数钩隐图》之三衢刘牧；有谓为官太常博士字长民之彭城（今徐州）刘牧，又有谓为官屯田郎中字先之之三衢（今浙江衢县）刘牧；有谓精于易学，有多种易学著作之刘牧，又有谓学《春秋》于孙复，王安石为之作墓志铭之刘牧；有谓弟子为仁宗时人黄黎献、吴秘之 北方刘牧，又有谓从范鄂昌学《易》之南方刘牧；有谓或有两字之彭城刘牧，又有谓字先之、号长民之衢之西安刘牧，到底北宋时有一刘牧，还是有两刘牧？的确是一个“当考”的问题。
第四，北宋果真有两位刘牧吗？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记：“刘长民《易》十五卷，皇朝刘牧长民撰，仁宗时言数者皆宗之。庆历初，吴秘献其书于朝，优诏奖之。田况为序。”“庆历初”当公元 1041年，而据冯椅《厚斋易学》记：“《中兴书目》云，《新注周易》十一卷，本朝太常博士刘牧撰，吴秘表进，田况序。牧字长民，彭城人。仁宗时言数者皆 宗之。又有《周易卦德通论》一卷，论元亨利贞四时。又有《钩隐图》一卷……吴秘又撰《周易通神》一卷，凡三十四篇，注云，所以释《钩隐》。黄黎献受之于牧，秘受之于黎献，久之无传，因作《通神》以奏之。黎献学《易》于刘牧，采摭其纲宗以为《略例》一本，总之于《新注周易》，以《通神》为第十四卷，《略 例》为第十五卷。此为牧之学者集而为一书也。黎献又以学《易》于牧，笔其隐诀，目为‘室中之记’一卷，题《室中记师隐诀》。”原来仁宗时的吴秘还是黄黎献的弟子。北宋仁宗时人李觏（1009—1059）《删定易图序论》曰：“世有治《易》根于刘牧者，其说日不同，因购牧所为易图五十五首，观之则甚复重…… 别有一本，黄黎献为之序者，颇增多诞谩。”又宋咸于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作《王刘易辨》。（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记：“《易辨》凡二十篇，刘牧之学大抵求异先儒，穿凿破碎，故李、宋或删之或辨之。”）自序中有“近世刘牧既为《钩隐图》以画象数”之说，连及“仁宗时言数者皆宗之”之说而分析之，则说 明身为黄黎献之师之刘牧当为官于仁宗之前，而三衢刘牧则为官于仁宗及英宗之时。
王安石为三衢刘牧所作墓志铭剪辑如下：
荆湖北路转运判官尚书屯田郎中刘君墓志铭并序
治平元年五月六日荆湖北路转运判官尚书屯田郎中刘君年五十四，以官卒……君讳牧字先之……君曾大父讳彦琛，为吴越王将，有功刺衢州，葬西安，于是刘氏又为西安人……君少则明敏，年十六求举进士，不中，曰：有司岂枉我哉！乃多买书，闭户治之，及再举遂为举首，起家饶州军事推官，与州将争公事，为所挤，几不免，及后将范文正公至，君大喜，曰：此吾师也，遂以为师，文正公亦数称君，勉以学。君议论仁恕，急人之穷，于财物无所顾忌，凡以慕文正公故也……及文正公 安抚河东，乃始举君可治剧，于是君为兖州观察推官，又学《春秋》于孙复，与石介为友……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馆陶县中贵人随契丹使往来，多扰县，君视遇有理，人吏以无所苦。先是多盗，君用其党推逐，有发辄得，后遂无为盗者。诏集强壮刺其手为义勇，多惶怖不知所为，欲走，君喻以诏意，为言利害，皆就刺，欣然曰：刘君不吾欺也……通判广信军，以亲老不行，通判建州，当是时，今河阳宰相富公以枢秘副使使河北，奏君掌机宜文字……会富公罢出，君乃之建州……而遭职 方君丧，以去通判青州，又以母大人丧罢，又通判庐州……除广南西路转运判官，于是下险阨，募丁壮，以减戎卒，徙仓便输，考摄官功次，绝其行賕，居二年，凡 利害无不兴废，乃移湖北路，至逾月，卒……君为范、富二公所知，一时士大夫争誉其才，君亦慨然自以当得意，已而屯邅流落，抑没于庸人之中，几老矣，乃稍出为世用，若将有以为也，而既死，此爱君者所为恨惜然，士之赫赫为世所愿者可睹矣。以君始终得丧相除，亦何负彼之有哉？铭曰：
嗟乎！刘君宜寿而显，何畜之久而施之浅？
虽或止之亦或使之，唯其有命，故止于斯。
按此墓铭所记推之，三衢刘牧生于1011年，卒于1064年。而范仲淹“抚河东”时举荐三衢刘牧“可治剧”，时当1041年，富弼奏其“掌机宜文字”，时当1044年。那么，宋咸会称当时年仅三十多岁之三衢刘牧为“近世刘牧”吗？而吴秘怎么会是三衢刘牧的二传弟子呢？他又怎么会把当时年仅三十多岁的三衢刘 牧之书代献之于朝廷呢？朝廷“优诏奖之”是件大事，后来王安石为三衢刘牧作墓志铭时怎么会一字不提呢？当时健在而年仅三十多岁之三衢刘牧，其易学著作又如何会有“仁宗时言数者皆宗之”之巨大影响？李觏又如何会说“世有治《易》根于刘牧者，其说日不同”，并把当时年仅三十多岁三衢刘牧之书“删定之”？凡此种 种，皆说明北宋时期有两位刘牧，一是文官太常博士，一是武官屯田郎中；一是仁宗之前人，一是仁宗时人；一是彭城人，一是三衢人；一是字长民，一是字先之。
叶适《习学记言》曰：“柳开、穆修、张景、刘牧，当时号能古文。今所存《来贤》、《河南尉厅壁》、《法相院钟》、《静胜》、《待月》诸篇可见。时以偶俪工巧为尚。”又曰：“与契丹和，前四十年刘牧送张损之，后四十年苏洵送石扬修、张耒送李之仪。三序就如其所忧，未足以谋国。而况百年中，泰然不知忧者皆是， 则安得无靖康之祸？”吕祖谦《宋文鉴》录有柳开《来贤亭记》、张景《河南县尉厅壁记》、穆修《亳州法相院钟记》和《静胜亭记》、刘牧《待月亭记》，又录有刘牧《送张损之赴任定府幕职序》、苏洵《送石昌言舍人北使引》、张耒《送李端叔赴定州序》。
宋真宗与契丹订澶渊之盟在公元1004年，盟后四十年（时当宋仁宗庆历年间，1045年）三衢刘牧送张损之赴与契丹接壤之地任职。又后四十年中有眉州苏洵 （1009—1066）送同乡石扬修（字昌言）北使契丹及师从苏轼之张耒（哲宗、徽宗时为官）送李之仪北使契丹。与契丹盟后近百年之中，三衢刘牧、眉州苏洵与石扬修均在序中不忘北边强悍契丹随时有可能毁誓进扰，此则为南宋叶适所慷慨。
读《宋文鉴》有关文字，知王安石所言“一时士大夫争誉其才”，三衢刘牧实当之。刘敏士刻三卷本《易数钩隐图》的时间在南渡之后。《中兴馆阁书目》成书在 前，故不知有三衢刘敏士刻本，而晁公武著《郡斋读书志》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成书则在三衢刘敏士刻《易数钩隐图》三卷本之后，故列之并谓伪序“文浅俚”。有了朱震的“河洛”图书传承路数，刘敏士即把《易数钩隐图》的著作权归属于其伯祖三衢刘牧，并把伪欧阳修之序置于卷首，以证该书为有才学之后刘牧所 撰，这大概是可以推见的。
第五，《易数钩隐图》何以会“颇增多诞谩”？
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与郑樵《通志》均谓刘牧著《易数钩隐图》，而黄黎献又续之为一卷。北宋李觏见有五十五图的两种版本，并谓有黄黎献序者“颇增多 诞谩”。如此，我们可以推断，彭城刘牧原本《易数钩隐图》只是有自“太极”至于“复卦”的易图，为一卷本，其中并无“河图”、“洛书”等图。而今见三卷本之卷下“河图第四十九”、“河图天地数第五十”、“河图四象第五十一”、“河图八卦第五十二”、“洛书五行生数第五十三”、“洛书五行成数第五十四”、 “十日生五行并相生第五十五”七图，有四图的确如李觏所言，则是“观之则甚复重”：其〖KG*2〗“河图天地数第五十”即是卷上之“天地数十有五第四”； “河图四象第五十一”即是卷上之“两仪生四象第九”；“河图八卦第五十二”即是卷上“四象生八卦第十”；“十日生五行并相生第五十五”即是卷上“二仪得十 成变化第十一”。至谓“颇增多诞谩”，则“河图第四十九”、“洛书五行生数第五十三”、“洛书五行成数第五十四”三图为不合于一卷本作者自序及内容之图。从文字上看，卷下主“河图、洛书出于牺皇之世”、“龙图其位有九，四象、八卦皆所包韫。且其图纵横皆合天地自然之数，则非后人能假伪而设之也。夫龙图呈 卦，非圣人不能画之”、“河图相传于前代，其数自一至九，包四象、八卦之义，而兼五行之数，洛书则惟五行生成数也，然牺皇但画卦以垂教，则五行之数未显，故禹更陈五行而显九类也”等说，与卷上、卷中之本义不同。且今见三卷本之卷上、卷中的文字亦有明显窜入的痕迹。如，卷上“四象备其成数，然后能生八卦矣。 于是乎坎离震兑居四象之正位，不云五象者，以五无定位，举其四则五可知矣。夫五上驾天一而下生地六，下驾地二而上生天七，右驾天三而左生地八，左驾地四而右生天九，此河图四十有五之数耳，斯则二仪所生之四象，所谓易有四象，所以示者”，“斯”指六、七、八、九而言，显然，“此河图四十有五之数耳”十字是后 窜入的文字。又如，卷中“夫卦者，天垂自然之象也，圣人始得之于河图、洛书，遂观天地奇偶之数从而画之，是成八卦”，“天地奇偶之数”并非“始得之于河图、洛书”，显然，此“始得之于河图洛书”八字亦为后窜入的文字。又卷下言“河图陈四象而不言五行，洛书演五行而不述四象”之说，与卷上“两仪生四象，七 八九六之谓也”说相悖。卷上“两仪生四象第九”图是下六、上七、左八、右九，正是卷下所谓“洛书五行成数第五十四”图中六、七、八、九数的方位，而卷下 “河图第四十九”图却是一下、九上、左三、右七，焉得谓“河图陈四象”而“洛书不述四象”？恰是“洛书陈四象”而“河图不述四象”。卷下谓“河图陈八卦之 象”，卷上“四象生八卦第十”是从六下、七上、左八、右九之图分解而来，恰是“洛书陈八卦之象”，而“九宫数”的“以五为主，六八为足，二四为肩，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之所谓“河图”却并不“陈八卦之象”。此皆为“增多诞谩”处。显然，后续《易数钩隐图》者，对彭城刘牧的原本内容有所变动，或窜入有关“河 图”、“洛书”、“龙图”的文字；或变换原图之名字，冠以“河图”字样；或颠倒易图之序；或增附图说等。
第六，在宋明理学研究中，彭城刘牧是否应占有一席之地？
由于南宋朱熹对周敦颐《太极图易说》及《易通》的表彰，周敦颐遂成为宋代道学的开山，所以，今研究宋明理学者必自周氏始。周敦颐之《太极图易说》是就一幅 “太极图”表明《易传·系辞》“易有太极”一节之义的文章，从而发挥出儒家“诚”、“中正仁义”等说。其“太极图”为五层图式，各侧重于“易有太极”、 “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吉凶生大业”之义而图画之。今从《易数钩隐图》卷上主要内容看，彭城刘牧亦是主张八卦是从“太极”步步 生来者（序曰：“夫卦者，圣人设之，观于象也。”），其一○“太极第一”图，则先于周敦颐的《太极图》而出现。在宇宙论方面，彭城刘牧亦与周敦颐一样，是主“太极者一气也”、“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之说，其强调“形由象生，象由数设”的目的则是为了突出“万物安从生”之理。周敦颐《太极图》以水、 火、木、金为四象，又曰“二五之精”、“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其图“分土王四季”，则与彭城刘牧之说相通。木生数三、火生数二，合之为一五；水生数一、金生数四，合之又为一五，通木、火、水、金之生数为“二五”，以中五分别与一、二、三、四之数相连，则“分土王四季”得六、七、八、九四象之数，此正 是《易数钩隐图》卷上所谓之四象数。刘牧侧重于数，周敦颐则侧重于象，至谓“太极”则皆为一气，皆谓“易”为“阴阳气交”，二人的宇宙论同源而异流，相反而相成。至于朱熹对《易数钩隐图》中“河图”、“洛书”的易置改造，则又说明《易数钩隐图》一书在朱熹建立其道学体系中的源头作用。相比之下，彭城刘牧是 以数明象，把天地之数点之成图为的是使人易于理解《系辞》所言“天地之数”与“易有太极”一节之间的关系。其“太极第一”图是一○周边有十个黑白点，五黑点与五白点表示天地自然十数，“太极生两第二”图是一上、二下、四左、三右之数图，“两仪生四象第九”图是七上、六下、八左、九右之图，“四象生八卦第 十”图是分解四象数为八而分布八方之图。这就比朱熹以《系辞》所言“天地之数”为“河出图”，并谓八卦本“河图”而来，就更具有理性，更合于《系辞》作者所言圣人观象设卦的本意。两仪（天地）、四象（四季）、八卦（天、地、水、火、风、雷、山、泽）乃至万物（六十四卦）是从“太极一气”步步化生出来的，这 一宇宙论合于传统的学说，而朱熹以“太极”为“一理”，其八卦由来说有二：一是自十数《河图》或九数《洛书》而来；一是自“阴阳加一倍法”叠加阴阳而来。其所谓之“两仪”是一阴一阳，所谓之“四象”是二阴与二阳的组合，所谓之“八卦”是三阴与三阳的组合，所谓之“六十四卦”是六阴与六阳的组合，“太极一 理”生生的结果，只是不同的阴阳组合而已，显然与传统的宇宙论不合。朱熹晚年叹息“河图洛书未免有剩语”，其实，他为了彰显象数而作《易学启蒙》，是大不该将“河洛”图书纳入其中的。他虽然从《易数钩隐图》中受到了启发，但是却没有理解彭城刘牧真正的象数之学，而是把后人窜入的东西当作了“宝贝”。
既然彭城刘牧主张八卦从“太极一气”步步生来，其以“太极”为“道”，也就具有“有生于无”的宇宙论观点，这样，其先于周敦颐的道学思想有必要进一步发掘。我们以之与周敦颐的道学思想进行比较，从而可以上溯其源头。如此，似乎有可能改变有宋道学以周敦颐为开山的成见。
原载《周易研究》2003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