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数钩隐图》作者等问题辨

  内容提要:自南宋时起,《易数钩隐图》一书的作者就有二字与二籍贯的争议。本文就有关问题进行了考辨。得出北宋有二刘牧、前刘牧著《易数钩隐图》、黄黎献为之续补等结论。最后指出,彭城刘牧的道学思想应当在宋明理学中占有一席之地。

  关键词:易图;刘牧;宋明理学

  作者简介:郭彧,原名郭宝彧,男,1941年12月出生。在沈阳读书,做过中学教员、专业地震台技术台长、计算机工程师、教育督导等工作。1998年提前退休,每日埋头于故纸堆中,自寻其乐。现为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易学与科学专业委员会理事,国际易学联合会理事、秘书长助理。1989年始专门研究《周易》图书学。与李申先生合编《周易图说总汇》一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荣获国际易学伯崑奖),个人出版(或正在出版)《周易图象集解》、《京氏易传导读》、《易图讲座81讲》、《河洛精蕴注引》、《“风水”史话》、《邵子全书(附注)》等书,另有《河洛津涉》、《易图钩隐》、《易图学指要》、《续四库提要辩证》等书稿。在《中国哲学史》、《国际易学研究》、《周易研究》等刊物上发表文章二十余篇。

  《易数钩隐图》一书是研究宋代象数易学的重要著作,自两宋间人朱震于《汉上易传卦图》(原名《周易图》)中列出黑白点《河图》、《洛书》,并于《上周易表》中谓“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牧陈天地五十有五之数”之后,人们对于《易数钩隐图》一书的作者刘牧即有 不同字、不同官职、不同籍贯之说。今见《道藏》本《易数钩隐图》题“三衢刘牧撰”(官屯田郎中,字先之),而《中兴馆阁书目》、《直斋书录解题》、《厚斋易学》、《读易举要》等又谓“彭城刘牧撰”(官太常博士,字长民)。南宋陈振孙与俞琰等人均提出“彭城刘牧”与“三衢刘牧”是“一人耶,抑二人耶”的疑 问。黄宗羲《宋元学案·泰山学案》谓刘牧“字先之,号长民”,四库馆臣谓刘牧“或有两字也”。因此书作者事关宋代《易》图书学的传承渊源(或曰来自道教,或曰出于儒家),北宋究竟是有一刘牧还是有两刘牧?《易数钩隐图》何以从一卷本增至三卷本?这些都是有必要分辨清楚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阅读《道藏》本《易数钩隐图》的自序,看从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今见于《道藏·易数钩隐图》的作者自序全文如下:

  夫易者阴阳气交之谓也。若夫阴阳未交,则四象未立,八卦未分,则万物安从生哉?是故两仪变易而生四象,四象变易而生八卦,重卦六十四,于是乎天下之能事毕 矣。夫卦者,圣人设之,观于象也。象者,形上之应,原其本,则形由象生,象由数设,舍其数则无以见四象所由之宗矣。是故仲尼之赞《易》也,必举天地之数,以明成变化而行鬼神之道,则知《易》之为书,必极数以知其本也。详夫注疏之家,至于分经析义,妙尽精研,及乎解释天地之数,则语惟简略,与《系辞》不偶, 所以学者难晓其义也。今采摭天地奇偶之数,自太极生两仪而下至于复卦,凡五十五位,点之成图,于逐图下各释其义,庶览之者易晓耳。夫易道渊邈,虽往哲难窥于至赜,牧也蕞生祖述,诚愧其狂简,然则象有定位,变有定数,不能妄为之穿凿耳。博雅君子试为详焉。

  《易传·系辞》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阴阳气交谓之“易”,阴阳气交则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相错为六十四卦(以象万物)。《系辞》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 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这就是所谓的“天地奇偶之数”,以此五十五数,自“太极”、“两仪”、“四象”、“八卦”而下“以至于复卦”,人工“点之成图”(一数为一点占一位,凡五十五位),目的是使学者易于理解《系辞》所言“天地之数”的意义,以补前人“语惟简略”之失。

  我们从这一自序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易数钩隐图》作者的本意是说,八卦者是由“圣人设之”。圣人又如何而“设之”?是“观于象也”。“象由数设”,八卦 之象如何由“天地奇偶之数”而设?是从“太极”、“两仪”、“四象”步步生来。究其本则是从《系辞》“易有太极”一节演绎而来。从“太极”至于“复卦”的 “五十五位”之图是作者自己“点之成图”,并“于逐图下各释其义”,目的是使“览者易晓”。这就是说,这些易图完全是作者点之而成,既曰“不能妄为之穿 凿”,则说明与所谓的“天生神物”(龙图、龟书)无任何关系。

  其次,我们看今本三卷本《易数钩隐图》的内容,看哪卷内容符合《道藏》本“自序”的本义。

  今见《道藏》本《易数钩隐图》为三卷本。卷上列“太极第一”、“太极生两仪第二”、“天五第三”、“天地数十有五第四”、“天一下生地六第五”、“地二上 生天七第六”、“天三左生地八第七”、“地四右生天九第八”、“两仪生四象第九”、“四象生八卦第十”、“两仪得十成变化第十一”、“天数第十二”、“地数第十三”、“天地之数第十四”、“大衍之数第十五”、“其用四十有九第十六”、“少阳第十七”、“少阴第十八”、“老阳第十九”、“老阴第二十”、“七 八九六合数第二十一”、“乾画三位第二十二”、“坤画三位第二十三”、“阳中阴第二十四”、“阴中阳第二十五”、“乾独阳第二十六”、“坤独阴第二十七”、“离为火地二十八”、“坎为水第二十九”、“震为木第三十”、“兑为金第三十一”、“天五合地十为土第三十二”、“人禀五行第三十三”,卷中列“乾 坤生六子第三十四”、“乾下交坤第三十五”、“坤上交乾第三十六”、“震为长男第三十七”、“巽为长女第三十八”、“坎为中男第三十九”、“离为中女第四十”、“艮为少男第四十一”、“兑为少女第四十二”、“坎生复卦第四十三”、“离生姤卦第四十四”、“三才第四十五”、“七日来复第四十六”。此既是“采 摭天地奇偶之数,自太极生两仪而下,至于复卦凡五十五位”所“点之成图”之图。从这四十六幅图之作,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所点之图的根本依据是出于他自己对《易传》有关文字的理解。对于八卦之由来,是本《系辞》“易有太极”一节之义,谓其由“太极”一气步步生出,八卦之象是由“天地之数”而设计出来的,而不 是什么圣人则什么“河出图,洛出书”画出来的。我们从其“逐图之下各释其义”的文字中也可以明确这一点:“太极无数与象,今以两仪之气混而为一以画之,盖欲明两仪所从而生也”、“太极者一气也,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一气所判是曰两仪”、“两仪生四象,七、八、九、六之谓也”、“五行成数者,水数 六、金数九、火数七、木数八也。水居坎而生乾,金居兑而生坤,火居离而生巽,木居震而生艮。已居四正而生乾、坤、艮、巽,共成八卦也”。以数看,“两仪生四象第九”图以六北、七南、八东、九西布局,“四象生八卦第十”图取北之老阴六数之三为坎,余三数居西北为乾;取南之少阳七数之三为离,余四数居东南为 巽;取东之少阴数八之三为震,余五数居东北为艮;取西之老阳数九之三为兑,余六数居西南为坤。此八卦方位正与《说卦》所言相合,即震东方、巽东南方、离南方、坤西南方、兑西方、乾西北方、坎北方、艮东北方。这就是说,依今见《易数钩隐图》卷上内容看,刘牧言八卦之由来,是分解四象数而得,并且其八卦方位是 依《说卦》而布局。

  卷下乃是“河图第四十九”、“河图天地数第五十”、 “河图四象第五十一”、“河图八卦第五十二”、“洛书五行生数第五十三”、“洛书五行成数第五十四”、“十日生五行并相生第五十五”诸图及“龙图龟书 论”。要之谓八卦是伏羲则“河出图,洛出书”而画之。显然,这一卷的内容与前面所引作者自序的本意不合。

  第三,《易数钩隐图》何以会出现“三衢刘牧撰”与“彭城刘牧撰”的问题?

  原题“三衢刘牧撰”之《易数钩隐图》卷首有欧阳修之序。陈振孙、俞琰、吴澄等人均谓“序文浅俚,非欧公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谓“修不信河图,而有此序,殆后人所伪为”。今见《道藏》本《易数钩隐图》则是将所谓欧阳修序用刘牧原序替换之。

  《中兴馆阁书目》记:“易数钩隐图一卷”、“本朝太常博士刘牧撰”、“牧字长民,彭城人,仁宗时言数者皆宗之”(见冯椅《厚斋易学·附录二》)。俞琰《读易举要》记:“太常博士刘牧长民撰《新注周易》十一卷、《卦德统论》一卷、《易数钩隐图》二卷,黄黎献为之序。”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记:“《易数钩 隐图》三卷,刘牧撰,皆《易》之数也,凡四十八图,并《遗事》九,有欧阳永叔序,而其文殊不类。”今见《道藏》本《易数钩隐图》则有五十五图,而由“太极第一”至“遯卦第四十八”,则是卷上与卷中之图(卷下之图始“河图第四十九”)。郑樵《通志》记:“《钩隐图》三卷,刘牧。《续钩隐图》一卷,黄黎献。” 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记:“《易数钩隐图》二卷,太常博士刘牧长民撰,黄黎献为之序。又有三衢刘敏士刻于浙右庾司者,有欧阳公序,文浅俚,决非公作。其书三卷,与前本大同小异。按,敏士序称伯祖屯田郎中,临川先生志其墓。今观志文所述,但言学《春秋》于孙复而已。当庆历时,其学盛行,不应略无一语 及之,且黎献之序称字长民,而志称先之,其果一人耶,抑二人耶?”《宋史·艺文志》记“刘牧《新注周易》十一卷,又《卦德通论》一卷、《易数钩隐图》一卷。吴秘《周易通神》一卷。黄黎献《略例》一卷,又《室中记师隐诀》一卷”。

  以上之记说明,《易数钩隐图》为太常博士彭城刘牧所撰,初为一卷本,后有二卷本或三卷本。至三卷本,晁公武所见则是有四十八图之刻本,为今见《易数钩隐图》前两卷的内容(其中当无“河图第四十九”、“河图天地数第五十”、“河图四象第五十一”、“河图八卦第五十二”、“洛书五行生数第五十三”、“洛书五行成数第五十四”、“十日生五行并相生第五十五”诸图)。陈振孙所见则是三衢刘敏士刻于浙右庾司的三卷本,有图共五十五幅,即为今见《道藏》本内容。

  俞琰于《读易举要》卷四中亦引陈振孙之疑问,并曰“当考”。黄宗羲《宋元学案·泰山学案》曰:“刘牧,字先之,号长民,衢之西安人……文正亦数称先生,勉 以实学,因得从学泰山之门……及文正举河东,举先生可治剧,于是为兖州推官,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又曰:“先生又受《易》于范谔昌,谔昌本于许坚,坚本于种放,实与康节同所自出。其门人则吴秘、黄黎献也。秘上书于朝,黎献序之,《卦德通论》一卷、《钩隐图》三卷、《先儒遗论九事》一卷。”而清代《四库 全书总目》则曰:“牧字长民,其墓志作先之,未详孰是。或有两字也。彭城人,官至太常博士。”今见《道藏》本《易数钩隐图》,则题曰“三衢刘牧撰”。可见,《易数钩隐图》之所以会有题曰“三衢刘牧撰”的三卷刻本问世,是三衢刘牧的后人刘敏士所为,伪附欧阳修之序很可能就是出于刘敏士之手。

  凡此数说,有谓撰《易数钩隐图》之彭城刘牧,又有谓撰《易数钩隐图》之三衢刘牧;有谓为官太常博士字长民之彭城(今徐州)刘牧,又有谓为官屯田郎中字先之之三衢(今浙江衢县)刘牧;有谓精于易学,有多种易学著作之刘牧,又有谓学《春秋》于孙复,王安石为之作墓志铭之刘牧;有谓弟子为仁宗时人黄黎献、吴秘之 北方刘牧,又有谓从范鄂昌学《易》之南方刘牧;有谓或有两字之彭城刘牧,又有谓字先之、号长民之衢之西安刘牧,到底北宋时有一刘牧,还是有两刘牧?的确是一个“当考”的问题。

  第四,北宋果真有两位刘牧吗?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记:“刘长民《易》十五卷,皇朝刘牧长民撰,仁宗时言数者皆宗之。庆历初,吴秘献其书于朝,优诏奖之。田况为序。”“庆历初”当公元 1041年,而据冯椅《厚斋易学》记:“《中兴书目》云,《新注周易》十一卷,本朝太常博士刘牧撰,吴秘表进,田况序。牧字长民,彭城人。仁宗时言数者皆 宗之。又有《周易卦德通论》一卷,论元亨利贞四时。又有《钩隐图》一卷……吴秘又撰《周易通神》一卷,凡三十四篇,注云,所以释《钩隐》。黄黎献受之于牧,秘受之于黎献,久之无传,因作《通神》以奏之。黎献学《易》于刘牧,采摭其纲宗以为《略例》一本,总之于《新注周易》,以《通神》为第十四卷,《略 例》为第十五卷。此为牧之学者集而为一书也。黎献又以学《易》于牧,笔其隐诀,目为‘室中之记’一卷,题《室中记师隐诀》。”原来仁宗时的吴秘还是黄黎献的弟子。北宋仁宗时人李觏(1009—1059)《删定易图序论》曰:“世有治《易》根于刘牧者,其说日不同,因购牧所为易图五十五首,观之则甚复重…… 别有一本,黄黎献为之序者,颇增多诞谩。”又宋咸于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作《王刘易辨》。(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记:“《易辨》凡二十篇,刘牧之学大抵求异先儒,穿凿破碎,故李、宋或删之或辨之。”)自序中有“近世刘牧既为《钩隐图》以画象数”之说,连及“仁宗时言数者皆宗之”之说而分析之,则说 明身为黄黎献之师之刘牧当为官于仁宗之前,而三衢刘牧则为官于仁宗及英宗之时。

  王安石为三衢刘牧所作墓志铭剪辑如下:

荆湖北路转运判官尚书屯田郎中刘君墓志铭并序

治平元年五月六日荆湖北路转运判官尚书屯田郎中刘君年五十四,以官卒……君讳牧字先之……君曾大父讳彦琛,为吴越王将,有功刺衢州,葬西安,于是刘氏又为西安人……君少则明敏,年十六求举进士,不中,曰:有司岂枉我哉!乃多买书,闭户治之,及再举遂为举首,起家饶州军事推官,与州将争公事,为所挤,几不免,及后将范文正公至,君大喜,曰:此吾师也,遂以为师,文正公亦数称君,勉以学。君议论仁恕,急人之穷,于财物无所顾忌,凡以慕文正公故也……及文正公 安抚河东,乃始举君可治剧,于是君为兖州观察推官,又学《春秋》于孙复,与石介为友……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馆陶县中贵人随契丹使往来,多扰县,君视遇有理,人吏以无所苦。先是多盗,君用其党推逐,有发辄得,后遂无为盗者。诏集强壮刺其手为义勇,多惶怖不知所为,欲走,君喻以诏意,为言利害,皆就刺,欣然曰:刘君不吾欺也……通判广信军,以亲老不行,通判建州,当是时,今河阳宰相富公以枢秘副使使河北,奏君掌机宜文字……会富公罢出,君乃之建州……而遭职 方君丧,以去通判青州,又以母大人丧罢,又通判庐州……除广南西路转运判官,于是下险阨,募丁壮,以减戎卒,徙仓便输,考摄官功次,绝其行賕,居二年,凡 利害无不兴废,乃移湖北路,至逾月,卒……君为范、富二公所知,一时士大夫争誉其才,君亦慨然自以当得意,已而屯邅流落,抑没于庸人之中,几老矣,乃稍出为世用,若将有以为也,而既死,此爱君者所为恨惜然,士之赫赫为世所愿者可睹矣。以君始终得丧相除,亦何负彼之有哉?铭曰:

  嗟乎!刘君宜寿而显,何畜之久而施之浅?

  虽或止之亦或使之,唯其有命,故止于斯。

  按此墓铭所记推之,三衢刘牧生于1011年,卒于1064年。而范仲淹“抚河东”时举荐三衢刘牧“可治剧”,时当1041年,富弼奏其“掌机宜文字”,时当1044年。那么,宋咸会称当时年仅三十多岁之三衢刘牧为“近世刘牧”吗?而吴秘怎么会是三衢刘牧的二传弟子呢?他又怎么会把当时年仅三十多岁的三衢刘 牧之书代献之于朝廷呢?朝廷“优诏奖之”是件大事,后来王安石为三衢刘牧作墓志铭时怎么会一字不提呢?当时健在而年仅三十多岁之三衢刘牧,其易学著作又如何会有“仁宗时言数者皆宗之”之巨大影响?李觏又如何会说“世有治《易》根于刘牧者,其说日不同”,并把当时年仅三十多岁三衢刘牧之书“删定之”?凡此种 种,皆说明北宋时期有两位刘牧,一是文官太常博士,一是武官屯田郎中;一是仁宗之前人,一是仁宗时人;一是彭城人,一是三衢人;一是字长民,一是字先之。

  叶适《习学记言》曰:“柳开、穆修、张景、刘牧,当时号能古文。今所存《来贤》、《河南尉厅壁》、《法相院钟》、《静胜》、《待月》诸篇可见。时以偶俪工巧为尚。”又曰:“与契丹和,前四十年刘牧送张损之,后四十年苏洵送石扬修、张耒送李之仪。三序就如其所忧,未足以谋国。而况百年中,泰然不知忧者皆是, 则安得无靖康之祸?”吕祖谦《宋文鉴》录有柳开《来贤亭记》、张景《河南县尉厅壁记》、穆修《亳州法相院钟记》和《静胜亭记》、刘牧《待月亭记》,又录有刘牧《送张损之赴任定府幕职序》、苏洵《送石昌言舍人北使引》、张耒《送李端叔赴定州序》。

  宋真宗与契丹订澶渊之盟在公元1004年,盟后四十年(时当宋仁宗庆历年间,1045年)三衢刘牧送张损之赴与契丹接壤之地任职。又后四十年中有眉州苏洵 (1009—1066)送同乡石扬修(字昌言)北使契丹及师从苏轼之张耒(哲宗、徽宗时为官)送李之仪北使契丹。与契丹盟后近百年之中,三衢刘牧、眉州苏洵与石扬修均在序中不忘北边强悍契丹随时有可能毁誓进扰,此则为南宋叶适所慷慨。

  读《宋文鉴》有关文字,知王安石所言“一时士大夫争誉其才”,三衢刘牧实当之。刘敏士刻三卷本《易数钩隐图》的时间在南渡之后。《中兴馆阁书目》成书在 前,故不知有三衢刘敏士刻本,而晁公武著《郡斋读书志》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成书则在三衢刘敏士刻《易数钩隐图》三卷本之后,故列之并谓伪序“文浅俚”。有了朱震的“河洛”图书传承路数,刘敏士即把《易数钩隐图》的著作权归属于其伯祖三衢刘牧,并把伪欧阳修之序置于卷首,以证该书为有才学之后刘牧所 撰,这大概是可以推见的。

  第五,《易数钩隐图》何以会“颇增多诞谩”?

  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与郑樵《通志》均谓刘牧著《易数钩隐图》,而黄黎献又续之为一卷。北宋李觏见有五十五图的两种版本,并谓有黄黎献序者“颇增多 诞谩”。如此,我们可以推断,彭城刘牧原本《易数钩隐图》只是有自“太极”至于“复卦”的易图,为一卷本,其中并无“河图”、“洛书”等图。而今见三卷本之卷下“河图第四十九”、“河图天地数第五十”、“河图四象第五十一”、“河图八卦第五十二”、“洛书五行生数第五十三”、“洛书五行成数第五十四”、 “十日生五行并相生第五十五”七图,有四图的确如李觏所言,则是“观之则甚复重”:其〖KG*2〗“河图天地数第五十”即是卷上之“天地数十有五第四”; “河图四象第五十一”即是卷上之“两仪生四象第九”;“河图八卦第五十二”即是卷上“四象生八卦第十”;“十日生五行并相生第五十五”即是卷上“二仪得十 成变化第十一”。至谓“颇增多诞谩”,则“河图第四十九”、“洛书五行生数第五十三”、“洛书五行成数第五十四”三图为不合于一卷本作者自序及内容之图。从文字上看,卷下主“河图、洛书出于牺皇之世”、“龙图其位有九,四象、八卦皆所包韫。且其图纵横皆合天地自然之数,则非后人能假伪而设之也。夫龙图呈 卦,非圣人不能画之”、“河图相传于前代,其数自一至九,包四象、八卦之义,而兼五行之数,洛书则惟五行生成数也,然牺皇但画卦以垂教,则五行之数未显,故禹更陈五行而显九类也”等说,与卷上、卷中之本义不同。且今见三卷本之卷上、卷中的文字亦有明显窜入的痕迹。如,卷上“四象备其成数,然后能生八卦矣。 于是乎坎离震兑居四象之正位,不云五象者,以五无定位,举其四则五可知矣。夫五上驾天一而下生地六,下驾地二而上生天七,右驾天三而左生地八,左驾地四而右生天九,此河图四十有五之数耳,斯则二仪所生之四象,所谓易有四象,所以示者”,“斯”指六、七、八、九而言,显然,“此河图四十有五之数耳”十字是后 窜入的文字。又如,卷中“夫卦者,天垂自然之象也,圣人始得之于河图、洛书,遂观天地奇偶之数从而画之,是成八卦”,“天地奇偶之数”并非“始得之于河图、洛书”,显然,此“始得之于河图洛书”八字亦为后窜入的文字。又卷下言“河图陈四象而不言五行,洛书演五行而不述四象”之说,与卷上“两仪生四象,七 八九六之谓也”说相悖。卷上“两仪生四象第九”图是下六、上七、左八、右九,正是卷下所谓“洛书五行成数第五十四”图中六、七、八、九数的方位,而卷下 “河图第四十九”图却是一下、九上、左三、右七,焉得谓“河图陈四象”而“洛书不述四象”?恰是“洛书陈四象”而“河图不述四象”。卷下谓“河图陈八卦之 象”,卷上“四象生八卦第十”是从六下、七上、左八、右九之图分解而来,恰是“洛书陈八卦之象”,而“九宫数”的“以五为主,六八为足,二四为肩,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之所谓“河图”却并不“陈八卦之象”。此皆为“增多诞谩”处。显然,后续《易数钩隐图》者,对彭城刘牧的原本内容有所变动,或窜入有关“河 图”、“洛书”、“龙图”的文字;或变换原图之名字,冠以“河图”字样;或颠倒易图之序;或增附图说等。

  第六,在宋明理学研究中,彭城刘牧是否应占有一席之地?

  由于南宋朱熹对周敦颐《太极图易说》及《易通》的表彰,周敦颐遂成为宋代道学的开山,所以,今研究宋明理学者必自周氏始。周敦颐之《太极图易说》是就一幅 “太极图”表明《易传·系辞》“易有太极”一节之义的文章,从而发挥出儒家“诚”、“中正仁义”等说。其“太极图”为五层图式,各侧重于“易有太极”、 “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吉凶生大业”之义而图画之。今从《易数钩隐图》卷上主要内容看,彭城刘牧亦是主张八卦是从“太极”步步 生来者(序曰:“夫卦者,圣人设之,观于象也。”),其一○“太极第一”图,则先于周敦颐的《太极图》而出现。在宇宙论方面,彭城刘牧亦与周敦颐一样,是主“太极者一气也”、“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之说,其强调“形由象生,象由数设”的目的则是为了突出“万物安从生”之理。周敦颐《太极图》以水、 火、木、金为四象,又曰“二五之精”、“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其图“分土王四季”,则与彭城刘牧之说相通。木生数三、火生数二,合之为一五;水生数一、金生数四,合之又为一五,通木、火、水、金之生数为“二五”,以中五分别与一、二、三、四之数相连,则“分土王四季”得六、七、八、九四象之数,此正 是《易数钩隐图》卷上所谓之四象数。刘牧侧重于数,周敦颐则侧重于象,至谓“太极”则皆为一气,皆谓“易”为“阴阳气交”,二人的宇宙论同源而异流,相反而相成。至于朱熹对《易数钩隐图》中“河图”、“洛书”的易置改造,则又说明《易数钩隐图》一书在朱熹建立其道学体系中的源头作用。相比之下,彭城刘牧是 以数明象,把天地之数点之成图为的是使人易于理解《系辞》所言“天地之数”与“易有太极”一节之间的关系。其“太极第一”图是一○周边有十个黑白点,五黑点与五白点表示天地自然十数,“太极生两第二”图是一上、二下、四左、三右之数图,“两仪生四象第九”图是七上、六下、八左、九右之图,“四象生八卦第 十”图是分解四象数为八而分布八方之图。这就比朱熹以《系辞》所言“天地之数”为“河出图”,并谓八卦本“河图”而来,就更具有理性,更合于《系辞》作者所言圣人观象设卦的本意。两仪(天地)、四象(四季)、八卦(天、地、水、火、风、雷、山、泽)乃至万物(六十四卦)是从“太极一气”步步化生出来的,这 一宇宙论合于传统的学说,而朱熹以“太极”为“一理”,其八卦由来说有二:一是自十数《河图》或九数《洛书》而来;一是自“阴阳加一倍法”叠加阴阳而来。其所谓之“两仪”是一阴一阳,所谓之“四象”是二阴与二阳的组合,所谓之“八卦”是三阴与三阳的组合,所谓之“六十四卦”是六阴与六阳的组合,“太极一 理”生生的结果,只是不同的阴阳组合而已,显然与传统的宇宙论不合。朱熹晚年叹息“河图洛书未免有剩语”,其实,他为了彰显象数而作《易学启蒙》,是大不该将“河洛”图书纳入其中的。他虽然从《易数钩隐图》中受到了启发,但是却没有理解彭城刘牧真正的象数之学,而是把后人窜入的东西当作了“宝贝”。

  既然彭城刘牧主张八卦从“太极一气”步步生来,其以“太极”为“道”,也就具有“有生于无”的宇宙论观点,这样,其先于周敦颐的道学思想有必要进一步发掘。我们以之与周敦颐的道学思想进行比较,从而可以上溯其源头。如此,似乎有可能改变有宋道学以周敦颐为开山的成见。

原载《周易研究》200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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