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关于“生命问题”的思想浅探

  【内容摘要】牟宗三一生发愤从事文化生命之疏通,以开民族生命之途径,促民族生命与文化生命的合一。其认为中国文化的核心是生命的学问,生命主要是由道德理性的逻辑构成。中国哲学首要关注的是对生命的安顿,而西方则是自然,主张继承中国文化生命的传统的同时,吸收西方的文化生命中的有益元素,特别是科学与民主。同时,牟宗三把个人生命的感受紧扣民族国家的生命,通过梳通文化生命,来应对当时的国运,强调了儒家文化在中国文化生命中的重要性。

  【关键词】生命;中国哲学;西方哲学;文化生命;国家

一、论“生命”

  (一)关注生命的缘由

  牟宗三自叙道“我之正视生命是由一种‘悲情’而引起。”[1]其认为国家、时代精神、学术风气都是生命的表现,“生命本身有其自身的一套,好像一套机器,不由自主地要滚到底。它有它的限度,也有它的无可奈何处,这是可悲的。民族生命如此,个人生命亦如此。”[2]因此,“不能只看生命本身,这须透到那润泽生命的德性,那表现德性或不表现德性的心灵,这里便有学问可讲。”[3]

  牟宗三思想的出发点是当时的时代,想从 “完全是想从崩解堕落的时代,涌现出足以安定人生建立制度的思想系统上的根据。”[4]进而“提高人的历史文化意识,点醒人的真实生命,开启人的真实理想。”[5]同时,牟宗三求生命抽象之域,也是为了能够“指出时代症结之所在,凸出一思想系统以再造。甘愿受此痛苦而不辞,则亦安之若命也。我们这一代在观念中受痛苦,让他们下一代再具体中生活。”[6]进而贯通民族生命及文化生命。

  因此,牟宗三认为生命的学问,“由真实生命之觉醒,向外开出建立事业与追求的知识之理想,向内渗透此等理想之真实本源,以使理想真成其为理想,此是生命的学问之全体大用。”[7]

  (二)生命的内涵

  生命思想是牟宗三整个哲学思想体系的一种重要部份,“他总是从不寻常的角度给生命以关注与理解”。[8]牟宗三认为“生命原是混沌的。只是每一个人冲破其混沌,透露其灵光,表露其性情,各有其特殊的途径与形态。这在当时是不自觉的。惟不自觉,乃见真情,事后反省,有足述焉。生命之秘,于此可窥。”[9]

  “人类有了生命,生了根,不挂空,然后才有日常的人生生活。”[10]程志华认为牟宗三的“生命”一词有特定的指向,它不是指“生命的外部”(即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而是指“生命的内部”(道德政治层面即精神领域的生命)。同时,也认为牟宗三的精神领域的“生命”也是分层次的:较低一个层次的生命,眼前的个体生命(即就如其为生命而观之仅为生命的生命),生命会有许多麻烦;较高层次的生命(指诸如佛教所说阿赖耶识、涅盘法身等层次的生命)生命的麻烦都已经解决了。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可以安顿好,但“生命的内部”的麻烦却很难安排妥当。[11]

  (三)生命与德性

  牟宗三的认为生命是与德性相联系的。“何为仁?就此简单言之,即是生命之不滞。”[12]郑志明认为牟宗三是“从康德的《纯理批判》中体会到中国学问不是以理智来把握自然,而是以德性来润泽生命。”[13]黄冠闵也认为牟宗三“在坚持儒家学术的价值安立、生命安顿作用时,却同时也着眼于道德实践与生命的内在关系,不仅仅个人有生命,文化与历史也有生命,个人生命需要润泽,文化生命也需要润泽。”[14]

  因此,牟宗三主张通过道德理性来润泽、调护生命。“理学家就是看到自然生命的缺点而往上翻,念兹在在兹以理性来调护也即润泽我们的生命,生命是需要理性来调节润泽的,否则一旦生命干枯就一无所有,就会爆炸,而理性就能润泽我们的生命,这样生命就可以绵延不断地连续下去,这一代不行可以由下一代再来。”[15]

二、论哲学的“文化生命”

  (一)中国的文化生命

  “文化生命的疏隔与畅通。现在大家的生命都隔了,不能与民族生命、文化生命相通。……文化生命上下不通气,怎能吸收西洋文化,又怎能现代化?……所以,了解了中华民族过去的精神生命和文化生命,了解了古人,也就了解了康德。先让自己的文化生命通气,才能了解西方的文化生命。”[16]牟宗三认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就是“生命的学问”,“故我们疏通中国的哲学传统,结果其重点就落在生命,其代代传下来的为性理、玄理、空理,也即儒释道三教。”[17]为什么这么说呢?牟宗三进一步论说道 “性理、玄理、空理这一方面的学问,是属于道德宗教方面的,是属于生命的学问,故中国文化一开始就重视生命。”[18]

  牟宗三认为,中国哲学在源头方面就开始关注“生命”问题,“中国文化生命,则自始即首先把握‘生命’,以生命为对象而期有以润泽调获安顿之。”认为中华民族首先是向生命处用心,对自己正德。“《尚书·大禹谟》说:‘正德利用厚生。’这当是中国文化生命里最根源的一个观念形态。这一个观念形态即表示中华民族首先是向生命处用心。因为向生命处用心,所以对自己就要正德,对人民就要利用厚生。正德、利用、厚生这三事实在就是修己以安百姓两事。”[19]

  “‘征服世界易,征服自己难。’征服自己就是对付自己的生命。这个最深刻最根源的智慧动处,实是首先表现在中国的文化生命里。……中国文化里之主义生命、把握生命不是生物学的把握或了解,乃是一个道德政治的把握。……在如何调护安顿我们的生命这一点上,中国的文化生命里遂开辟出精神领域:心灵世界,或价值世界。道德政治就是属于心灵世界或价值世界的事。”[20]

  面对中国传统的文化,牟宗三认为传统的文化生命核心是“德性”,“这里所谓理性当该就是人格中的德性,而其运用表现就是此德性之感召,或德性之智慧妙用。说感召或智慧妙用就表示一种作用,必然牵连着事,所以是运用表现。”[21]对此,程志华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即人格方面、政治方面、知识方面。[22]牟宗三所说的“圣贤人格之感召是理性之运用表现”,[23]也就是人格方面;“理性之运用表现便是儒家德化的治道”[24]是政治方面;“理性之作用表现便要道德心灵之‘智’一方面收摄于仁而成为道心之观照或寂照”。[25]是知识方面。

  因此,牟宗三认为 “人类内心深处的那种超越的亲和力(亦就是正面的积极精神),最易于从历史贯通的发展之体贴中荡漾出来。民族生命,文化生命,统在这种贯通发展之体点中复活。”[26]而对于中国来说,“如不能本儒家的智慧以畅通中国文化生命之道路,则其民族生命是无法健康地站立起来的。”[27]

  (二)中西方哲学比较

  牟宗三认为,中国哲学发展处出来的主要课题是生命的学问,是以生命为它的对象的,“主要的用心在于如何来调节我们的生命,来运转我们的生命、安顿我们的生命。这就不同于希腊那些自然哲学家,他们的对象时自然,是以自然界作为主要课题。”[28]“中国文化之开端,哲学观念之呈现,着眼点在于生命,故中国文化所关心的是“生命”,而西方文化的重点,其所关心的是“自然”或“外在的对象”(nature or external object),这是领导线索。”[29]“中国的文化生命在以前其理性的表现是‘运用的表现’(functional presentation)。西方文化的精神,其理性的表现则是‘架构的表现’(constructive presentation)。”[30]

  牟宗三认为,“读西方哲学而接近生命的,不外两条路:一是文学的,一是生物学的。然这都不是正宗的。文学的进路是感性的、浪漫的,生物学的进路是科学的、自然主义的,都不能进入生命学问之堂奥。”[31]同时认为西方人虽然有宗教信仰,但也不能就其宗教的信仰开出生命的学问,由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新约》、《旧约》的宗教意识所凝结成的宗教神话所构成的神学,“此可说是尽了生命学问的外在面与形式面,与真正的生命学问尚有间。”[32]

  什么是生命的学问呢?牟宗三认为“‘明明德’的学问,才是真正“生命”的学问。”[33]生命的学问,主要包括主观方面(个人修养之事)和客观的集团方面(一切人文世界的事)。而这两个方面照儒家“明明德”的学问讲,是沟通而为一的,“个人的尽性,民族的尽性,与参天地赞化育,是连属在一起的。这是儒圣的仁教所必然涵到的。”[34]并且认为“有这样的生命学问,始能立起并贞定吾人之生命,而且真能开出生命的途径,个人的与民族的,甚至全人类的。”[35]

  因此,牟宗三认为生命的学问就是落在存在的领域,从外在化提升起来而向内转以正视生命。并且认为存在的领域包括个人的和民族的,都是生命的事。 “西方的学问以‘自然’为首出,以‘理智’把握自然;中国的学问以‘生命’为首出,以‘德性’润泽生命,从自然到生命,既须内转,又须向上。因为这样才能由‘存在的’现实而契悟关于生命的学问。”[36]对于中西哲学的差异,牟宗三采取包容态度,“在我们文化传统中,儒家学术里里,没有科学,也没有西方那种表现“智“的思考路数。因此尽量学习这一套,并不算错。”[37]同时,牟宗三也强调除学习西方那一套外,始终不能忘记中国这一面,继承中国文化生命所结晶成的那套实践的学问。

三、论文化生命的生命力问题

  牟宗三关于“生命”的思想,“就时代问题来看,牟宗三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儒家哲学能否容受民主与科学思潮?换言之,儒家哲学能否开出中国的现代化?从现实的层面来看,这个问题的实质可归结为儒学在现代是否还具有生命力的问题。”[38]

  牟宗三说道“中国哲学,古人重视生命问题,现在没有人重视这个生命问题。现在人把生命首先变成心理学,然后由心理学变成生理学,由生理学再变成物理学,在转成人类学及其它种种的科学。”[39]于此同时,牟宗三认为“凡是一个时代,一个国家,民族生命与文化生命不能得到谐和的统一,这时代一定是恶劣的时代、悲剧的时代。”[40]因此,牟宗三对现实的中国进行了分析,认为“目前的中国人意识上的观念横撑竖架,而把生命撕成四分五裂。”[41]主要是因为西方人学术上的主张,或是政治上的个人见解的许多观念,许多主义,在西方社会是司空见惯的不会引起什么骚动。然而,到中国时这些观念与主义“每一个主义就成了一个宗教,都想以之治国平天下。就这样地生命固结在某些观念上,而排斥其它的观念,终于对我们的生命造成骚乱。”[42]于此同时,“中国有五千年的长久历史,一个人若有存在的呼应,即在现在就与历史生命不隔。而现在的中国人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对中国的历史传统无存在的呼应。故与历史生命相隔,不能存在地呼应。”[43]

  “中国人以前几千年学问的精华就集中在性理、玄理、空理,加上事理与情理。”[44]牟宗三中肯地说道,“当然一个文化只有性理、玄理、空理是不够的,可是只有逻辑、数学与科学也是不够的。所以我们检讨中国的文化,没有的如何使它开出来。”[45]需要传承文化精华的同时“自发地发出这些学问须自觉地自我调整”。[46]

四、结论

  牟宗三对生命问题的关注,落脚点在于文化的生命,通过对于中国哲学的历史梳理,以及对西方哲学的学习消化。牟宗三认为中国的哲学核心是生命哲学,这是中国的根,发愤从事文化生命之疏通,以开民族生命之途径。牟宗三把个人生命的感受紧扣民族国家的生命,“我的生命的途径必须畅达,民族生命的途径必须畅达。”[47]

  面对当时的时代,牟宗三判断道“整个时代在破裂,吾之个体生命亦在破裂。此时时代之悲剧,亦是吾之悲剧。”[48]“则国运之有今日,亦并非偶然。此种悲惨命运的总原因,是在“生命学问”的丧失。”[49]因此,牟宗三认为要重视生命的学问,个人的尽性与民族的尽性。“个人的尽性与民族的尽性,皆是‘生命’上的事。如果‘生命’胡涂了,‘生命’的途径迷失了,则未有不陷于颠倒错乱者。生命途径的豁朗是在生命的清醒中。这需要我们随时注意于警觉来重视生命的学问。如果我们的意识不向这里贯注,则生命领域便愈荒凉闇淡。久之,便成漆黑一团了。”[50]

注释:

[1] 牟宗三.《生命的学问》,[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2005年8月第2次印刷,第109页。

[2] 牟宗三.《生命的学问》,[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2005年8月第2次印刷,第109—110页。

[3] 牟宗三.《生命的学问》,[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2005年8月第2次印刷,第110页。

[4] 牟宗三.《生命的学问》,[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2005年8月第2次印刷,第4页。

[5] 牟宗三.《生命的学问·自序》,[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2005年8月第2次印刷,第1页。

[6] 牟宗三.《生命的学问》,[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2005年8月第2次印刷,第6页。

[7] 牟宗三.《生命的学问·自序》,[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2005年8月第2次印刷,第1页。

[8] 陶悦.《道德形而上学—牟宗三与康德之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11月第1版,第17页。

[9] 牟宗三.《牟宗三先生全集》,《五十自述》(32)分册,[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3年(民92)初版,第1页。

[10] 牟宗三.《生命的学问》,[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2005年8月第2次印刷,第5页。

[11] 参见程志华.《牟宗三哲学研究—道德的形而上学之可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第404-405页。

[12] 牟宗三.《道德理想主义》,[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7月第1版,第11页。

[13] 郑志明.《牟宗三<圆善论>的生命关怀》,[J].《揭谛》(台湾)2006年6月,第十一期,第323-348页。

[14] 黄冠闵.《感通与感触—牟宗三与昂希的生命论》,[J]. “中研院文哲所”“跨文化哲学中的当代儒学”,第二次小型研讨会──跨文化哲学中的工夫论与内在超越性,“中研院文哲所”(台湾),2010年9月30日。

[15] 牟宗三.《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12月第1版,第19页。

[16] 牟宗三.《牟宗三先生全集》,《时代与感受续集》(24)分册,[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3年(民92)初版,第403—404页。

[17] 牟宗三.《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12月第1版,第24页。

[18] 牟宗三.《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12月第1版,第23页。

[19] 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7月第1版,第148页。

[20] 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7月第1版,第148-149页。

[21]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第40页。

[22] 程志华.《牟宗三哲学研究—道德的形而上学之可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第270页。

[23]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第41页。

[24]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第41页。

[25]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第43页。

[26] 牟宗三.《生命的学问》,[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2005年8月第2次印刷,第161页。

[27] 牟宗三.《生命的学问》,[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2005年8月第2次印刷,第82页。

[28] 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4月第1版,2006年12月第3次印刷,第12页。

[29] 牟宗三.《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12月第1版,第11页。

[30] 牟宗三主讲 蔡仁厚辑录.《人文讲习录》,[M].台湾学生书局,中华民国八十五年二月初版,第124—125页。

[31] 牟宗三.《生命的学问》,[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2005年8月第2次印刷,第31页。

[32] 牟宗三.《生命的学问》,[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2005年8月第2次印刷,第32页。

[33] 牟宗三.《生命的学问》,[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2005年8月第2次印刷,第33页。

[34] 牟宗三.《生命的学问》,[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2005年8月第2次印刷,第34页。

[35] 牟宗三.《生命的学问》,[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2005年8月第2次印刷,第34页。

[36] 牟宗三.《生命的学问》,[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2005年8月第2次印刷,第109页。

[37] 牟宗三.《生命的学问》,[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2005年8月第2次印刷,第19页。

[38] 程志华.《牟宗三哲学研究—道德的形而上学之可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第266页。

[39] 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4月第1版,2006年12月第3次印刷,第12页。

[40] 牟宗三.《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20页。

[41] 牟宗三.《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21页。

[42] 牟宗三.《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21页。

[43] 牟宗三.《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21页。

[44] 牟宗三.《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23页。

[45] 牟宗三.《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23页。

[46] 牟宗三.《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23页。

[47] 牟宗三.《生命的学问》,[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2005年8月第2次印刷,第116页。

[48] 牟宗三.《生命的学问》,[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2005年8月第2次印刷,第118页。

[49] 牟宗三.《生命的学问》,[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2005年8月第2次印刷,第30页。

[50] 牟宗三.《生命的学问》,[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2005年8月第2次印刷,第30页。

参考文献:

[1]牟宗三.《生命的学问》,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2005年8月第2次印刷。

[2]牟宗三.《牟宗三先生全集》,《五十自述》(32)分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3年(民92)初版。

[3]牟宗三.《道德理想主义》,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7月第1版。

[4]牟宗三.《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版。

[5]牟宗三.《牟宗三先生全集》,《时代与感受续集》(24)分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3年(民92)初版。

[6]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7月第1版。

[7]牟宗三.《政道与治道》,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

[8]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4月第1版,2006年12月第3次印刷。

[9]牟宗三主讲 蔡仁厚辑录.《人文讲习录》,台湾学生书局,中华民国八十五年二月初版。

[10]程志华.《牟宗三哲学研究—道德的形而上学之可能,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第404-405页。

[11]陶悦.《道德形而上学—牟宗三与康德之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1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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