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研究的新视角与新方法——读曹胜高《汉赋与汉代制度》
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必然受到更多的关注和重视，这是学术的内在要求和发展的切实需要。傅璇琮先生在《中国古典文学史料研究丛书总序》一文当中，就把“古典文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如音乐、美术、建筑、宗教、民俗、服饰以及自然科学的交叉研究”视为古典文学研究中“上层结构”的重要部分。具体到赋学研究来说，在丰硕雄厚的既有成果的基础之上，进一步从文化史的角度开展赋学的交叉和边缘研究，以此拓展赋学的研究领域、增进研究深度，恰恰即是当代众多赋学专家对新世纪的共同期望。这一方面充分体现出当代赋学研究领域在方法论上的高度自觉，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以往的赋学研究在这些环节上确实还显得比较薄弱，需要拓展出新的途径。
近读曹胜高先生所著《汉赋与汉代制度》一书，眼目为之豁然一亮。这本专著研究方法之新颖、研究手段之多样、见解之深湛、成果之丰硕，在笔者个人看来，均可以称得上是近年来赋学研究中比较少见的佼佼者。此书立足于文学而不限于文学研究，透过汉赋同汉代制度之间的关系，从历史、考古、哲学、军事、礼仪、建筑等多个方面入手，对汉赋进行了全新的诠释和解读，不仅填补了将汉赋历史研究的资料，而且也从相关制度的变迁中，看到了汉赋发展与演化的一些轨迹，使汉赋研究中原本比较薄弱的环节得到了大幅度的强化，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为汉赋乃至其他古代文学专题的同类研究起到导夫先路的作用。
第一，本书通过切实的论证认为，汉赋在艺术表现手法上的夸饰同作者的创作意图和创作态度的严肃性之间并不是一种矛盾对立的关系，而是在内在逻辑上存在着统一性，这在汉赋研究历史上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独创而又可靠的观点。这一观点的提出，不仅为全书的展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更为未来同汉赋相关的实证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
长期以来所形成的阅读习惯和思维定势，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读者理解领会汉赋表现手法和艺术效果的误区。对于不少读者来说，汉赋是否具有写实的成分，能否同以“征实”为基本特征的史学或考古学研究取得沟通，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为此作者在《绪论》中专门辟出一节，下了不少工夫细致、精密地分析考察了汉赋的“虚构”、“夸张”和“粉饰”特征，厘定汉赋的文学价值同史学价值之间的界限，对于汉赋这种文学体裁的认识功能给予了充分的论证和肯定，从而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将汉赋同汉代制度结合起来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在文学创作中，“文”同“史”之间的界限往往并不是非常清晰、可以进行直线式分割的，在千余年之前汉赋作家的笔墨当中鉴别“虚”和“实”，作者的精确判断本身同样显示出非同一般的学术修养和研究功力。
第二，在汉赋研究传统路径的基础上有了大幅度的拓展。改变了传统汉赋研究多将视角集中在赋作本体即作家和作品研究的状况，作者通过“制度”这个独特的角度将汉赋的研究同汉代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在考察两者之间的有机关系和互动作用的同时，自然而然地旁涉到汉代政治环境、学术思想、民风民俗等方面的发展变迁，实际上就是通过全方位、多角度的考察方法，建立起一种主次分明、宏观视角同微观视角有机结合的全新途径和方法论。
《京都赋的兴起与东汉迁都之争》一节就是鲜明的例证。作者细致分析了杜笃、班固、崔骃、傅毅等作家在东汉马、窦两个家族在政治斗争之间的不同处境和遭际，有力地说明了当时赋家在京都赋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同主张，实际上就是他们辗转或者沉浮于马、窦政争中不同政治立场的鲜明表现，同时更是两汉政治核心在都城选址观念以及思想文化形态方面巨大差异的集中反映。杜笃为何在其《论都赋》中主张西迁长安，班固、崔骃为何持相反论调而主张建都洛阳，实际上都同他们所依附的政治势力的利益需要息息相关，两者之间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傅毅先在马防幕府，深得器重，马防失败，马氏势力随之衰落，傅毅转而投靠以窦宪为核心的窦氏集团，就傅毅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反都赋》和《洛都赋》在建都主张上同杜笃相反，而与班固、崔骃一致，作为幕僚，特别是傅毅这种相当善于改变政治立场的幕僚政客来说，采取同幕主相反的政见显然是难以想象的，作者正是从这个角度对傅毅这两篇京都赋的创作时间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见解，这种结论无疑是扎实可信的。以史证赋，以赋证史，赋史互证，历史同文学之间的默契达到丝丝入扣、圆融无碍的境界，对于前人“诗史互证”的研究方法来说，无疑是重大的发展和推进。
另如在第三章《两汉礼制变迁中的赋家与赋作》一节中，作者认为，西汉初期主要赋家的代表作当中贯穿着强化儒家礼乐教化思想和君臣尊卑观念，抑制、反对僭越这样一条主导线索，主要成因有二：一方面不少藩国王侯心怀谋反之志且跃跃欲试，即史书所谓“汉定百年之间，亲属益疏，诸侯或骄奢，忕邪臣计谋为淫乱，大者叛逆，小者不轨于法，以危其命，殒身亡国”（《史记》卷十七《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因此此类赋作大都具有现实的针对性；同时，这些作品也清晰的表现出赋家对于当时政治形势的清醒认识以及对国家秩序的高度认同。至西汉中期，特别是武帝时期，中央集权得以加强，国力日趋强大，赋家向朝廷集中，不像此前散居于藩国，大赋不仅可以满足帝王的个人喜好，而且成为进行政治宣传的主要文学体裁，在“受诏而成”的创作背景、“献赋求仕”的个人动机以及大赋作家“类似倡优”的社会地位这样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这个时期的赋作在整体上以歌颂朝廷声威、鼓吹君权作为基调，同时又流露出对于现实的疑虑和期望。西汉后期，入仕渠道的变化造成辞赋创作队伍的分化，文士多究心儒术以图仕进，赋家的创作动机基本上仅来自个人爱好，辞赋创作相对西汉前期和中期来说遂大为冷落。作者对西汉不同时期政治局势、士人心态以及赋作风貌之间的连锁关系分析得相当清晰、透彻。再如书中对东汉前期、中期辞赋创作状况的论述，以及东汉后期散体大赋的衰落和抒情小赋的兴起等等内容的分析，都能从两汉政局变迁递嬗的轨迹着眼，揭示赋家对当时礼制及其内涵的体认，并在此基础上推究汉赋创作的盛衰以及作品主题、表现手法演变大势的深层动因。再比如作者在揭示汉赋中校猎题材持续繁荣的原因的同时，纠正了当前校猎活动研究中的某些偏颇，这显然是史学研究受益于文学研究的一个突出例证。书中此类例子还有很多，读之不难发现，故不再赘述。
作者的思维和笔触在文学、史学、哲学和考古学等等多个领域之间往来穿梭，在不失文学本位的同时，对各个领域的知识、特别是前沿性的知识都能运用自如，游刃有余，通过从多个方面对汉代制度及其相关问题的精深考察，成功地达到了深化汉赋本体研究的目的。从作者的论证过程来看，他有意识地避免了跨学科研究的两个误区：一，以制度和考古资料为汉赋作注解、或者用汉赋印证历史文献和考古成果。二，前半谈历史，后半论文学，社会历史、政治背景同文学变迁之间缺少必要的逻辑衔接，于是流为互不相干的“两张皮”。这是文学研究论文、论著当中相当常见的弊病。圆融而不机械，自然而不做作，文学研究同其他学科的研究互为滋养，主次分明而又相得益彰，遂使此书在方法和研究成效上远远超出了一般泛泛之作。
第三，史料考证严谨细密而不琐碎，理论概括高屋建瓴而不空洞，前者以后者为旨归，后者以前者为基础，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两个方面相辅相成，有机结合。
对于汉代名物制度的考证自然是本书的重要宗旨，却不是唯一的宗旨。很明显，作者通过本书的写作巧妙地将汉赋化为一个窗口，不仅通过它来考察一代制度及其变迁，更要通过具体制度的流衍变迁触摸、把握两汉时代深层政治理念和潜在社会文化观念跃动的脉搏，在这种研究逻辑之下，历史文化不再是一堆琐屑枯燥的材料，而是变成了仿佛具有生命气息的鲜活情境，易于感知，动人心魄。在第二章《汉赋与汉代校猎制度》当中，作者花费了不少笔墨对汉赋中所见校猎的时间、地点和参与者等内容进行了细密精到的分析，并且广泛征引大量传世文献以为佐证，其中大大小小的考证不计其数，却丝毫不嫌繁冗琐屑，其原因首先在于作者的功力足以驾驭大量的资料工作，收放自如，恰到好处。更重要的一点，这一系列的考证工作均有其明确的目标和旨归，即充分服务于“两汉校猎制度的变迁与校猎赋主题的演化之间的关系”这一主题。反过来说，作者对两汉校猎制度中所蕴蓄的文化内涵的理论概括就由此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撑，而不再是无本之木或无源之水了。正是通过这种方法，作者在把汉赋研究大幅度向前推进的同时，也大大提高了汉赋研究的学术品位。一般来说，跨学科研究容易具备这种优势，但如何将这种研究优势发挥到最大程度，在很大程度上还要有赖于作者见识的高超以及用心的精巧和细密。
第四，在严格遵循学术轨范和科研逻辑的情况下，作者对于考古资料的运用方式有其特殊之处，独出心裁，颇具个性。
此书的最终目的显然不在于考古，但作者有意识地借鉴“三重证据法”，最大程度地利用出土文献和实物印证历史文献和汉赋作品，发现和解决前人未能发现、未能解决的问题，为深化汉赋研究作出了切实的贡献。作者充分利用历年来西安、洛阳等古都的考古发掘报告，同汉赋中所描述的都城、特别是宫殿建制相互印证，对于作者论证汉赋的写实功能和认识价值助益尤多。比如在第一章《汉赋关于都城建筑的描写与两汉政治文化之差异》一节中，为了印证班固《西都赋》和张衡《西京赋》中关于未央宫前殿描述的真实成分，作者不仅引用了《三辅黄图》、《括地志》、《长安图志》等历代地理学名著的相关记载，更引用多种当代关于西汉长安以及未央宫的考古发掘报告，多种资料详细参照比勘，将未央宫前殿的建筑规模形诸具体的数字，从而确切不疑地证明了班固、张衡等人赋作之中的写实成分。也从一个前人未曾涉及的角度，为汉赋写作中的特殊观照方式、艺术风格上铺陈、藻饰、雕琢等表现手法、以及崇尚雄浑、壮大的美学观念找到了强有力的根据。另如论文末尾所提供的二十余幅附图，恰好与正文密切配合，为书中的相关论证作出了相当确切而有力的实物说明。同样的资料用在不同的研究领域，以及通过不同的方式加以运用、整合，完全会起到迥然不同的作用。作者运用考古资料的熟练、自如和巧妙，在文学史研究领域显得尤其难能可贵。
作者所选择的这个题目，其优势不仅在于深具开拓创新的意义，题目本身还具有极大的含量和延展余地。大概由于篇幅的限制，本书在制度上只涉及到都城、校猎和礼仪三个方面。汉代散体大赋作家号称“苞括宇宙，总揽人物”（署名葛洪《西京杂记》卷二引司马相如语），其作品可谓万象森罗，纷然杂陈，沿着本书的研究思路，除了书中涉及的内容之外，似乎还有不少内容值得研究，比如舆服、地理、以及音乐、舞蹈、书法等艺术形式，赋作中就多有铺陈描绘，目前所具备的这方面的考古资料也已经比较丰富，如果能够结合考察，似乎能在很大程度上使本书论题得到丰富和发展。作者实际上已经在本书的《结论》部分提出了这种构想，我们期待着在不久的将来能够读到作者关于此书的续篇。
作者在《绪论》中强调本书的研究意义的同时，也即为自己的研究确立了标准：“充分利用考古学、历史学、哲学以及诸如礼仪、军事、建筑等领域最新研究成果，对汉赋的都城、校猎、礼仪等题材进行系统的讨论，多角度、跨学科地对汉赋展开交叉研究，通过分析汉赋所记述的制度，探讨汉代制度变迁与汉赋主题、艺术形态及创作倾向的关系，以期开拓汉赋研究的新局面”（《汉赋与汉代制度》第 3 页），在笔者看来，作者通过其体大思精的深湛研究和精彩论述，已经相当完满地实现了预期的目标，为当代汉赋研究开拓了一片新天地，也为未来的汉赋研究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启迪，树立了高标准和新起点，在方法上也多有古代文学其他领域的研究可以借鉴之处。
总之，《汉赋与汉代制度》是一部厚重之作，是一部值得细读、值得研究的好书，相信众多读者在阅读之后，亦必将有感于斯文。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