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第25-26期（2007年秋季号）

學人寄語

　　近代以來，分科治學，已成體制。新銳學人以分科治學為科學，其實分科究竟如何發生，尚待探究。要因之一，則為人的智慧體力有限，而知識無涯，不得已退而求其次，分門別類，縮短戰線，使人力足以承受。可是如此一來，渾然一體的學問被肢解為彼此獨立的系統，久而久之，不僅各科之間相互隔絕，每科內部也日益細化。以史學而論，縱向分段，橫向分類，林林總總的所謂斷代、專門、國別史，大都不過貫通歷必備的條件基礎，揚之則附庸蔚為大國，抑之則婢作夫人。尤其是晚近史料繁多，超出人力所及，近代史雖然已是斷代，還要進一步細分化，時間上分段，空間上分類，形同斷代中的斷代，專史中的專門。縱橫兩面，相互隔膜，所謂占領制高點的專家之學，漸成割據分封，畫地為牢，而占山為王與落草為寇實無二致。

　　研究歷史，若一味用分科觀念，勢必以后來眼光看待前人前事，強古人以就我，符合后出外來的學科軌則，卻不理解前人的習慣作派。歷史本為整體，各部分有機聯系，近代學人重寫歷史，以及用西洋系統整理國故，還以斷代、專門、國別各史皆為通史一體，后來則視專攻為獨門，歷史的無限聯系補人為割裂，而所謂跨學科，則往往是坐井觀天，自我放大，或踉蹌跳躍，不守規矩，以局部求通論，以歸納代貫通，勢必以偏概全，看朱成碧。分科治學之下，學人的眼界日趨狹隘，沒有成竹在胸，難免盲人摸象，無法庖丁解牛，刻舟求劍，緣木求魚之事，日益習以為常，甚至天經地義。

　　博而后約，以專致精，由精求通，整體之下探求局部，仍為治學取法乎上的不二法門。如此，才能接續前賢的未竟之業，以免日暮時分盲人騎瞎馬行險道，將天邊的浮云誤認作樹林，或以找漏洞尋破綻鑚空子對着干為治學的正道坦途。

桑兵　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

2007年9月

编　　後

　　《中國文化》明年開始就要交郵局發行了，還是每年兩期，春季號五月十五日出版，秋季號十月十五日出版，郵發代號為80-617，關愛《中國文化》的朋友不妨輾轉相告，需要者可直接向當地郵局訂閱。

　　本期不乏可讀之作。范曾先生的李可染百年誕辰祭，情深如海，心香如寄，筆運如椽。他視李可染和傅抱石為黄賓虹后不可有二的畫壇巨匠，說他們都達到了“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的境地”。而比李之畫作為“無聲之《離騷》”，尤為賞藝衡人之創闢勝解。其論李之天賦、力學諸宿因則曰：“生而知之，先生所固有，且脱俗超常，未可比量；學而知之，先生所恃守，虹吸鯨飲，豈能輕忽；困而知之，先生之抱負，博大雄奇，空視古今，此中包含着謙遜和偉大。”天道、畫理、守恃、哲思，盡在其中了。李是范曾先生的受業恩師，文後所附《自度曲．懷可染師》之尾段悲懷跌宕，瞻夫來路：“我的悲懷彌六合，恩師已去典範樹。他舍依傍，駑鳥不群空今古；他瞻異代，春蘭秋蕙芳馨吐。魂魄猶在江山圖，嘯傲似聞空谷足，預留下驚鬼泣神的宫商譜。浩茫向天宇，一辦心香和泪書。”

　　前些時朱维錚先生寫過一篇題目叫《天下幾人能及君》的文章，評介復旦大學陳尚君教授《舊五代史新輯會證》的學術貢獻。《舊五代史》係宋太祖開寶六年（973年）薛居正監修，一百五十卷，明代該書亡伕，後來的通行本是四庫館臣邵晋涵依據《永樂大典》和《册府元龜》等書所重輯。邵輯使得二十四史逸而能全，固然功垂後世，但問題也不少，主要是誤收、錯簡、遺漏．所以陳援庵等史學大家一直主張應該重新輯錄校訂此書。如今這項工程由現年五十五歲的陳尚君完成了，歷時十一年，新輯紀、傳、志五十三，增列傳六十，删清人誤收九，改訂、乙正八干處，補逸文數萬，附錄五代實绿遺文百萬字，都三百二十萬言。這是他繼《全唐詩外編》、《全唐文補編》之后創造的又一史學奇迹。大家通過“文史新篇”裹的《＜舊五代史＞重輯的回顧與思考》一文，應可窺見陳尚君先生辛勤治史的心路歷程。

　　錢鍾書先生的《管錐編》論古籍十種，曰《周易正義》，曰《毛詩正義》，曰《左傳正義》，曰《史記會注考證》，曰《老子王弼注》，曰《列子張湛注》，曰《焦氏易林》，曰《楚辭洪興祖補注》，曰《太平廣記》，曰《全上古秦漢三國六朝文》。其中論老十九節，六十三頁，是《管》書的重要部分。時人研老多有牽引錢先生觀點者，獨乏系統論述。張隆溪先生的《錢鍾書論<老子>》，對此一義題作了迄今最全面的梳理，頗具參考價值。况隆溪擅西學，自多一與《管錐編》作者對話的根基。《論陳寅恪的闡釋學》是作者論陳專書的一章，最近經改訂重寫，給出新的框架，特别是“地域與家世信仰的熏習：闡釋的種子求證”一節，作者自覺不無新意，故刊此以待大方之家。

　　“名家述學”是新欄目，本刊闢此有典述家學傳統之微意。范曾和舒蕪兩位先生自是名家、大家，而其家學又堪稱淵源有自。范是南通范，宋名相范仲淹之族裔，明清以還十三世代代能詩，至范曾書畫兼擅，而尤以詩學能直承晚清詩壇巨擘范伯子的衣鉢遺緒，卓然成一大家。《吾家詩學與文化信仰》是他調入我們中國文化研究所后所作的第一次演講，為保留現場的氛圍，主持人的開場語一并附存。恰好范曾不久前有《炎黄賦》之作，二十年前他還寫過《莽神州賦》，為呼應家學專欄，我們征得作者同意，特連同書法一體披載，睹凌雲氣象，賞詞采華章。方是桐城方，但不是方苞一系的“大方”，而是方東樹一系的“小方”。但“小方”也是大家，直到舒蕪（方管）的尊人方孝岳，仍以文名聞世。舒蕪的外祖父是桐城派殿軍馬其昶。馬和范（當世）還同為桐城姚家的女婿。本期刊載的舒蕪先生緬懷母親的文章《平凡女性的尊嚴》，寫的正是馬其昶之女與方孝岳結儷而又婚變的“棄而不怨”的凄美故事。文是舊文，事是往事，但其情其境有足堪玩味者。

　　來新夏和李學勤兩碩學的文章同時刊於“古典新義”專欄，想必為讀者所樂見者。李文釋證楚簡《慎子》，遥想地下發掘物中所呈現的晚周諸子百家争鳴的景象，并追思不久前去世的英國學者譚普森（Paul　Mulligan Thompson）研究《慎子》的著作與成就，言簡而意篤。來文則圍繞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皕宋樓藏書被捆載東渡歸日本静嘉堂文庫的歷史事件，對陸樹藩是否要負“未能善守家藏”的全責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特見。“文化與傳統”一欄内容亦豐，既有摩羅針對原罪情結、懺悔意識的宗教學分析，又有鄭誠、江曉原根據佛國曆術故事的流行和隱没，所作的文化學描述，更有胡曉真獨闢蹊徑，從城市感官經驗的審音辨色中，探訪江南名城杭州在歷史轉折中呈現的不同面貌。

　　“明清文化思潮”一组文章，從晚明走到晚清，從内政走到外交，從本土走到東瀛。劉志琴探討近代因素在明中葉以后的萌動，不妨說是老問題的新論述。而通過對《鄭孝胥日記》鈎沉排比，李振聲帶領我們重返晚清歷史現場，領略海藏樓主人未可“一言以蔽之”的多面性格。姚鼐自是桐城派的關鍵人物，卞孝萱等重新檢視《桐城麻溪姚氏宗譜》并征引相關資料，對姚氏的事功及鄉里家族背景勾沉索隱，多人所未發，且可與范、方述學成無形呼應之勢。

　　不過“現代文化現象”專欄的三篇文章，尤不能不向讀者介紹。陳方正先生比較論說中國的新文化運動和歐洲的文藝復興，雖為舊題却存新蕴，提出兩者不獨破壞性一面即建設性一面亦有相通之處，并追溯了兩者的思想資源及其來路。一九八四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竺可楨日記》，涉及馬一浮的記載多有删節，學者引用常有頭尾不全之感。現在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新版《竺可楨日記》，恢復了删却部分，因此更加珍貴。虞萬里先生就是以《竺可楨日記》為原料，爬梳一代大儒和一代科學家之間的因緣際會，於竺於馬不啻實錄。而《王國維全傳》的著者陳鴻祥先生，考訂王國维和吴昌綬的詞曲之緣，補虩虖漏，足為談資。

　　本期“文學的文化學闡釋”兩篇文章都是音樂性的。李思涯用酷似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叙事風格，做了一篇翻案文章。“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漢武時期樂師李延年的這首“新聲變曲”的女主角，當病重將亡“形貌毁壞”之際，拒绝皇帝缘悭“一面”的懇請，既保持了皇帝心目中對她“平生容貌”的愛悦深情，又間接護佑了自己家族親人的功名富貴。從“一見”到“不見”，色衰而愛不弛。信夫，李夫人乃善以美貌為進退策略者也。因此這篇《漢書·李夫人傳》的“另一種讀法”，說不定還值得一看呢。同樣，李若暉解讀李商隱《錦瑟》詩的特殊視角也會引發我們“回到詩自身”的興趣．至於“無端”的“追憶”竟然華彩驚艷如此，是否已成“鄭箋”，只有知者知之了。

　　《中國文化》也可以刊載今人的文學作品，創刊伊始就有先例，汪曾祺、王安憶都留下過身影。本期“今人文存”收錄一篇文體試驗之詩性小說，雖後生少作，亦諸法平等，是耶非耶，讀者鑒之。

　　最后，我們對周策縱、龔育之兩位學術顧問的不幸仙逝，表示深切的追念與哀悼。周先生，二○○七年五月五日，逝於美國，終年九十有一。龔先生，二○○七年六月十二日，逝於北京，終年七十八歲。他們都是湖南人。周先生長期執教威斯康辛大學，所在地陌地生，通譯麥迪遜，周先生故意譯作陌地生，以寓對故國思念之微旨。

2007年9月l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