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灯》第16期

《学灯》2010年第4期(总第16期)

主  编:李锐 朱清华
周  期:季刊
出版时间:2010年12月


再论楚竹书《周易·颐卦》“融”字及相关的几个字

蘇建洲
(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 台灣彰化 50007)

  摘 要:楚简“融”字以往多分析为从“虫(虫)”声,笔者曾主张声符应从“毓”。今由《新蔡》简“融”及新出老簋“池”字的“也”旁可以证明楚竹书《周易·颐卦》“融”字所从的「口」形并非饰符,而是“子”字头部圈形替换为“口”形,从而可以说明楚简的“融”字应分析为从“毓”声。同时《说文》籀文“融”所从的“虫”旁应是一种讹变的写法,并非原貌。另外,楚簡“鬻”字亦應分析為从“毓”声。

  关键词:融;鬻;楚竹书;周易;老簋

  刘乐贤先生曾撰文指出:“在楚文字中从双‘虫’得声之字的字形分析方面,目前存在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双‘虫’是三‘虫’即‘蟲’之省,另一种则认为双‘虫’是由甲骨文‘毓’的右部演变而来。我们认为,除‘流’字以外,其余从双‘虫’得声之字仍以前一种分析较为合适。本文对的讨论,也可以说是为此说提供了新的支持。”[1]刘先生文中列的后一种说法所加的注脚是笔者的文章。[2]笔者文中以为:楚简“鬻”、“融”二字应分析为从“(毓)”得声。最近看到《上博文字编》在“融”字条下也注解指出:“按:‘’为‘’之变形音化。此字双声符,楚‘祝融氏’之‘融’。”[3]又说:“右侧偏旁‘’、‘’ 等,皆‘’之讹变。”[4]与笔者看法相同。今在旧说的基础上再补充新的材料论说“融”、“鬻”二字构形:

  楚简“融”字一般作:

  (《新蔡》甲三188、197)、(《鬼神之明 融师有成氏》简7)

  当时之所以认为“融”字应分析为从“(毓)”得声,主要是因为右旁也写作“”,如:

  (《新蔡》乙一:22)(《新蔡》乙一:24)(《新蔡》零:288)

  这种写法见于“” ,而与“”显有不同。何琳仪、刘钊、李天虹、曾宪通等先生以为“”是由甲骨文“毓”右旁所从倒子之形演变而来,演变过程如下:[5]

  (《甲》1760,“毓”所从)Ú(毓且丁卣,“毓”所从)Ú(中山王壶,“流”所从)Ú(《性情论》19,“流”所从)Ú(《性自命出》31,“流”所从)

  看得出来,“”象倒“子”,所从的圆圈是倒子的头部,其下为“羊水”。而圆圈脱离倒子,移位在旁,乃至脱落,就剩下上下两个“虫”形相叠了。[6]换言之,“”可以省“○”作“”形 。反过来说,“”却不能作形。这种现象也见于楚先鬻熊之“鬻”作[7]:

  (《望山》1.121)(《包山》217)(《新蔡》甲三:188、197)

  也应该理解为从“(毓)”声。“鬻”、 “毓”二字古音同为余纽觉部,通假自无问题。[8]郭永秉先生也指出:“我们知道,文献中的‘鬻熊’在楚简中就经常写作‘熊’(‘’有时也写作‘’,从‘示’可能是要突出其为受祭先祖之义),‘’其实就是从‘毓’字演变而来。‘毓’、‘鬻’古音相同,都是余母觉部字,在表示生育的意义上,二字通用无别。……笔者怀疑‘熊’之‘(毓,鬻)’有可能与殷墟甲骨文的‘毓’字相似,也可以读为‘戚’。”[9]陈剑先生亦赞同“鬻”从“毓”得声,并举出楚金文「曾毓朱姬簠」“毓”或作:

  (《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183页图一七五:1、图一七五:2),

  正是由“毓”变为“”之中间环节。[10]学者将楚简“鬻” 、“融”释为从“蟲”(定纽东部)声,声音自无问题,但是还是不及与“毓”的声音密切。“融”,余纽冬部;“(毓)”,余纽觉部,二者双声,韵部阳入对转。况且字形上只能解释为“原来的‘’形也会增益圆圈而变成带圈的的‘’符。”[11]也就是将这些“”形体都解释为增添饰符“○”,这在数量上不太合理,况且饰符添加的位置也很少见。當然從西周中期钟的“/融”作;邾公钟的“”作来看,“融”字似乎从“虫”。但从楚简的书写情形来看,分析为从“(毓)”在构形上还是合理的。

  以此观点,再看《上博三·周易》简25頤卦:“六四:颠颐,吉,虎视融=(眈眈),(其)猷攸=(逐逐),亡咎。”的“融”作:

  整理者注释说:“‘’,疑‘蜳’字,与‘眈’音近。”[12]孟蓬生先生认为:“此字实即字,从(虫之省)声。右上之口当为附加的装饰符号。”[13]

  谨按:一般将楚简的“融”字隶作“”,其左旁由字形来看是合理的。所以《周易》该字字形左旁不应隶作“”,而仍应隶作“”。这种“”旁如同曾侯乙钟的“”作,裘锡圭、李家浩先生释为“墉”。[14]何琳仪先生分析说是墉或郭之初文。[15]《楚文字编》亦同时归于“郭”下与“墉”下。[16]又如《上博(一)·孔子诗论》28“墙”作、《郭店·语丛四》2“墙”作,季师旭升已指出字应分析为从“”(郭、墉)丬声。[17]《上博(五)·三德》19“勿增”,季师旭升读作“墙勿增”。[18]《上博(四)·曹沫之阵》18“城”,无疑应读作“城‘郭’”[19],而非“城‘敦’”。[20]相似写法亦见于“厚”字偏旁,如(《孔子诗论》15)、(《郭店·语丛一》7),冯胜君先生指出形体下部所从就是“”字,可参看哀成叔鼎(《集成》2782号)字所从“”(墉)旁。[21]而从“”可以理解为《上博文字编》所说的“此字双声符”。闻一多先生曾引《山海经·东山经》“(独山)其中多,其状如黄蛇,鱼翼,出入有光。见则其邑大旱”,认为邾公钟的“陆”和文献中的“祝融”,就是《山海经》的“”。《郑语》的“光照四海”与《东山经》“出入有光”合,火正与“见则其邑大旱”合。[22]郭永秉先生认为闻氏之说应属可信,可见祝融的得名应该和“光照”的关系密切。[23]而由闻氏所说的“祝融”异文,亦可见“融”、
“庸”的确音近可通。

  其次,字形右旁孟蓬生先生以为是饰符,笔者上引文以为应分析为从“(毓)”得声,不过所从的“○”旁误写成“口”形。[24]今案:1995年新出老簋铭文曰:“渔于大△”,“△”字作:

  张光裕先生隶定作“”,将字形左下的偏旁释为“号”,解释说:“形,其上实从‘口’,下半仍像两手上张之形,与‘子’之分别,仅‘O’、‘口’之异,倘‘口’乃强调‘子’之张口号叫,则正可以解释该字构形之原意。”[25]李家浩先生则认为字应释为“也”。并指出:“也”的初文象“子张口啼号之形,疑是字的象形初文”,并说“因为早期写法的‘也’字与‘子’形近,为了避免混淆,故把‘也’的两臂笔划省去,以便区别。”并将“△”字读为“池”。[26]体会其意,写作从“口”的子形也是有可能的,否则便不会与“也”有形混的可能。根据此观点,笔者怀疑《上博三·周易》简25“融”字只是将“”旁的倒子头部“O”形写作“口”旁,或是说它所继承的根本就是写作“口”形的“子”,之后再位置移动,便成为形。换言之,《周易》“融”的写法正好可以证明应该分析为从“(毓)”声,而不从“(虫)”声。所以《周易》字应该隶定作“”。[27]

  此外,《郭店·老子甲》简21:“又(有)(状)成,先天(地)生。”整理者认为(蟲)是“”之讹,“”即昆虫之“昆”的本字,简文中用为“混”。[28]刘钊先生认为此字“可看作‘’字的繁体,字可读为‘混’。”[29]杨泽生先生则认为:“但‘蟲’为‘昆’的错字只能是一种可能。我们怀疑简文‘蟲’应读作‘融’。《说文》‘融’字籀文从‘鬲’‘蟲’声,‘融’是个从‘蟲’省声的字,因此‘蟲’和‘融’相通是没问题的。……读作‘融’,热气蒸腾之状态,与‘混’意思相去不大。”[30]这样是否会构成笔者上述说法的反证呢?所幸相同用法的“蟲”亦见于《上博五·三德》简14,简文曰:“天(灾)=”,字形可以隶定作“”。范常喜先生指出:“‘’字右部从三‘虫’, ‘蟲’亦见于《郭店楚墓竹简·老子甲》简21:‘又(有)(状)蟲〈〉(混)成,先天(地)生。’整理者认为‘蟲’是‘’之讹,‘’即昆虫之‘昆’的本字,简文中用为‘混’。‘’从‘蟲’得声,所以我们认为亦当读作‘混’。‘混混’一词文献较为多见,亦作‘浑浑’。用来表示水奔流不绝的样子,亦用于其它事物的连续不断。”[31]此说正确可从,亦可反证上引《老子》仍应从帛书本、传世本读作“混”。至于《说文》籀文“融”写作从“蟲”,出土文字似未见,不排除是“”省作“”后,进而繁化为“蟲” 。当然也有可能是“后来的抄写者按照自己的书写习惯改变了原来的写法。”[32]

  再回到一开头刘乐贤先生所说的问题。笔者以为《孔子诗论》的(谗)以及《周家台秦简》的(蚕),分析为从“蟲”声是可以的,目前字形上没有出现反证。但并不表示其它从“”旁的字只能分析为从“虫”,本文所举楚简的“融”与“鬻”则是应该分析为“(毓)”声的。

  附記:本文原刊登於《周易研究》2009年第3期。近見李家浩先生大作《楚簡所記楚人祖先「(鬻)熊」與「穴熊」為一人說》(《文史》2010年第3輯)與拙文的某些觀點有雷同之處,則本文或還有參考價值,故不揣鄙陋借【學燈】一隅刊發小文。

注释:

[1]刘乐贤:〈读楚简札记二则〉,简帛研究网,2004.05.29,http://www.jianbo.org/admin3/list.asp?id=1207。后以〈读楚简札记(三则)-楚简的「谗」与秦简的「蚕」〉为题,发表于赵平安等主编:《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与学术史-李学勤教授伉俪七十寿庆纪念文集》(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11)第112-113页。

[2]苏建洲:〈试论《上博(三)·周易》的「融」及相关的几个字〉,「简帛研究」网站,2004.5.8,http://www.jianbo.org/admin3/html/sujianzhou02.htm。

[3]李守奎、曲冰、孙伟龙编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五)文字编》(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12)第137页。

[4]李守奎、曲冰、孙伟龙编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五)文字编》(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12)第284页。

[5]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第222页、刘钊:〈读郭店楚简字词札记〉《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第79页、李天虹:〈上海简书文字三题〉《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上海:上海书店,2002.3)第380-381页、曾宪通:〈「子」字族群的研究〉《第一届中国语言文字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6]曾宪通:〈再说「」符〉《古文字研究》第25辑(北京:中华书局,2004.10)第247页。

[7]参李学勤:〈包山简一楚先祖名〉《文物》1988.8,亦刊载于《李学勤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1)第331页、陈伟:〈读新蔡简札记(三则)〉,简帛研究网,2004.01.30、郭永秉:《帝系新研-楚地出土战国文献中的传说时代古帝王系统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9)第180页。

[8]苏建洲:〈试论《上博(三)·周易》的「融」及相关的几个字〉,「简帛研究」网站,2004.5.8。

[9]郭永秉:《帝系新研-楚地出土战国文献中的传说时代古帝王系统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9)第215-216页。

[10]2009年2月20日覆信内容。

[11]曾宪通:〈再说「」符〉《古文字研究》第25辑(北京:中华书局,2004.10)第243页。

[12]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12)第171页。

[13]孟蓬生:〈上博竹书(三)字词考释〉,简帛研究网,040426,http://www.jianbo.org/admin3/html/mengpengsheng01.htm。后以〈上博竹书《周易》字词考释——三〉为题,发表于《华学》第八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8)第122-123页。

[14]裘锡圭、李家浩:〈曾侯乙墓钟、磬铭文释文与考释〉,《曾侯乙墓·附录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7)第559页注21。

[15]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北京:中华书局,1998.9)第492页。

[16]李守奎:《楚文字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3.12)第327、775页。

[17]季师旭升:〈读郭店、上博简五题:舜、河浒、绅而易、墙有茨、宛丘〉,《中国文字》新27期第120页。

[18]季师旭升:〈上博五刍议(下)〉,简帛网,2006.2.18。

[19]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2)第254页。

[20]以上例证可见拙作:《〈上博楚竹书〉文字及相关问题研究·楚文字讹混现象举例——》(台北:万卷楼图书公司,2008.1)第177-180页。

[21]冯胜君:《郭店简与上博简对比研究》(北京:线装书局,2007.4一版)第82-83页。亦参李守奎:〈楚简文字四考〉,《中国文字研究》第三辑(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90-196页、魏宜辉:〈读上博简文字札记〉,《上博馆藏战国竹书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3)第393页。

[22]详见闻一多:〈伏羲考〉《闻一多全集·神话编·诗经编上》第92-93页。

[23]郭永秉:《帝系新研-楚地出土战国文献中的传说时代古帝王系统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9)第213页。

[24]苏建洲:〈试论《上博(三)·周易》的「融」及相关的几个字〉,「简帛研究」网站,2004.5.8。李家浩先生亦有相同的意見,見氏著:〈楚簡所記楚人祖先「(鬻)熊」與「穴熊」為一人說〉《文史》2010年第3輯第7頁。

[25]张光裕:〈新见老簋铭文及其年代〉《考古与文物2005年古文字学专辑》(西安: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第65页。

[26]李家浩:〈释老簋铭文中的「」字〉《古文字研究》第27辑(北京:中华书局,2008.9)第246-247页。

[27]李守奎、曲冰、孙伟龙编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五)文字编》(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12)第673页亦作如此隶定。

[28]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5)第112、116页注51。

[29]刘钊:《郭店楚简校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12)第17页。

[30]杨泽生:〈郭店简几个字词的考释〉《中国文字》新27期(台北:艺文印书馆,2001.12)第166页。

[31]范常喜:〈《上博五·三德》札记三则〉,简帛网,2006年2月24日。

[32]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8)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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