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灯》2010年第4期（总第16期）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汉字革命

王志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一、启蒙思想下的“汉字改革”运动（1918—1928）

　　1．钱玄同的“废除汉字论”

　　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进而引出了“汉字革命”的主张。“汉字革命”的缘起要从钱玄同的“废除汉字论”说起。

　　1918年，钱玄同在《新青年》四卷四号上发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一文，首先提出：“欲废孔学，不得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
他认为，“中国文字衍形不衍声，以致辨认书写极不容易，音读极难正确。这一层近二十年来很有人觉悟；所以创造新字，用罗马字拼音等等主张，层出不穷。”

　　他试图从学理上证明汉字的缺陷：“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事新理新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须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废掉汉文之后，钱玄同主张采用文法简赅，发音整齐，语根精良的人造语Esperanto（世界语）来代替汉文。由于Esperanto尚在提倡之时，汉语又一时难以马上消灭，在过渡时期，可用外国文字，如英文、法文作为国文的补助。而国文则限制字数，多则三千，少则两千。

　　2．学术渊源及观点回应

　　其实，“废除汉字”的激进思想也是其来有自。据钱玄同自己后来说，他主张文字改革，推行Esperanto（世界语），是受到了李石曾、吴稚晖、褚民谊等人的影响。这些人在巴黎创办《新世纪》杂志，宣传无政府主义，鼓吹进化论。他们也主张“文字革命”：“弃中国之野蛮文字，改习万国新语（即世界语）之尤较良文字”。“象形、表意之文必代之以合声之文，此之谓文字革命。”他们宣称，“从进化淘汰之理，则劣器当废，欲废劣器，必先废劣字。”（李石曾）“汉字之奇状诡态，千变万殊，辨认之困难，无论改易何状，总不能免。此乃关于根本上之拙劣。所以我辈亦认为迟早必废也。”（吴稚晖）钱玄同在文章中还引用了吴稚晖的原话，断言“中国文字，迟早必废”。

　　对于钱玄同“废除汉字”，采用世界语的激烈主张，陈独秀、胡适先后撰文回应。陈独秀质疑钱玄同说，“仅废中国文字乎，抑并废中国言语乎？”他认为，汉语与汉字性质不同，汉字可以废除，但汉语不可以废除。“惟有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胡适“极赞成”陈独秀的办法，认为“凡事有个进行次序。我以为中国将来应有拼音的文字。但是文言中单音太多，决不能变成拼音文字。所以必须选用白话文字来代替文言的文字；然后把白话的文字变成拼音的文字。至于将来中国的拼音文字是否即用罗马字母，这另是一个问题。”

　　当然，也有赞同钱玄同的。1918年，钱玄同在《新青年》五卷五号上发表了《渡河与引路》一文，文后附录的唐俟（鲁迅笔名）通信说：我是赞成Esperanto（世界语）的，“要问赞成的理由，便只是依我看来，人类将来总当有一种共同的言语，所以赞成Esperanto。至于将来通用的是否Esperanto，却无从断定。大约或者便从Esperanto改良，更加圆满；或者别有一种更好的出现；都未可知。但现在既是只有这Esperanto，便只能先学这Esperanto。现在不过草创时代，正如未有汽船，便只好先坐独木小舟；倘使因为预料将来当有汽船，便不造独木小舟，或不坐独木小舟，那便连汽船也不会发明，人类也不能渡水了。”

　　鲁迅早年对汉字改革的看法，还可以从他1921年写作的《阿Q正传》里略知一二。他在第一章《序》中说：因为不知阿Q究竟是阿桂还是阿贵，“生怕注音字母还未通行，只好用了‘洋字’，照英国流行的拼法写他为阿Quei，略作阿Q。这近于盲从《新青年》，自己也很抱歉。”语言虽然诙谐，但是鲁迅赞成汉语拼音化的态度已经跃然纸上了。

　　其实，钱玄同的改革主张是经过深入考虑的。他认为，只改汉字的形式，采用所谓简字、罗马字之类的拼音文字，而不废汉语，是极为困难的。“中国语言文字，极不一致，一也；语言之音，各处固万有不同矣，即文字之音，亦复纷歧多端，二也。”这在当时牵涉到两个问题。第一，文言与白话不一致；第二，各地方音不统一。“言文、音读不统一，即断难改用拼音。”事实上，也只有在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取得成功之后，汉语拼音方案才能提上议事日程。

　　3．傅斯年的回答

　　钱玄同还指出，汉文根本上尚有一无法救疗之痼疾，则单音是也。单音文字，同音者极多，改用拼音，如何分别？对此，傅斯年的回答是：汉语不是纯粹的单音节，汉字绝对应当用拼音字母代替，汉语也绝对能用拼音字母表达。

　　1919年，傅斯年在《新潮》一卷三号，发表了《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一文，大肆咒骂“中国文字的起源是极野蛮，形状是极奇异，认识是极不便，应用是极不经济，真是又笨又粗、牛鬼蛇神的文字，真是天下第一不方便的器具”，进而提出了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看法。文章的内容分五个方面：（1）“汉字应当用拼音文字替代否？”他认为：“绝对的应当！”文字是表现语言的工具，工具就要求方便，汉字难学、费时、难写，效用低，远不如拼音文字方便。（2）“汉语能用拼音文字表达否？”他认为：“绝对的可能！”汉语不是纯粹的单音节，以词为单位，可以用拼音文字表达。（3）“汉字能无须改造，用别种方法补救否？”他认为：“绝对的不可能！”（4）“汉语拼音文字如何制作？”他认为字母以罗马字母为蓝本，字音用蓝青官话，文字结构以词为单位。（5）“汉语的拼音如何施行？”
他认为：“先从制作拼音文字字典起。”

　　4．“汉字改革”的讨论

　　从1918年起，钱玄同先后在《新青年》发表了《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四卷四号）、《汉字革命之讨论》（五卷五号）、《罗马字与新青年》（五卷六号）等，继续鼓吹“汉字革命”。1920年，钱玄同在《新青年》六卷三号上发表《减省汉字笔画的提议》，又在《平民教育》上发表《汉字改良的第一步——减省笔画》，主张改良汉字，减省笔画，推行简体字。这时他的主张也逐渐由采用世界语、反对罗马字母之类的拼音文字，转为推进国语、支持罗马字母的拼音制了。

　　1918—1923年，关注汉字改革的刊物，除《新青年》、《新潮》之外，还有《东方杂志》、《学灯》、《国语月刊》等十余种。讨论的内容包括汉字改革、国语推广、拼音方案、新式标点等，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5．“汉字改革”专刊

　　1922年，钱玄同在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四次大会上提出《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由黎锦熙、杨树达联署。提案全文最终刊登在1923年出版的《国语月刊》一卷七期“汉字改革号”特刊上，胡适为本期专号撰写了“卷头言”。

　　胡适指出，二千年来的中国的小百姓不但做了很惊人的文法革新，他们还做了一件同样惊人的革新事业，就是汉字形体上的大改革，就是“破体字”的创造欲提倡。“钱玄同、黎劭西（锦熙）诸位先生们对于古来这些破体字，曾经细细研究过，认为很有理由的改革，不是退化。他们觉得这些破体的‘新字’不是小百姓印曲本滩簧的专有品，乃是全国人的公共利器。所以他们现在以言语学家的资格，十分郑重的对全国人民提出他们审查的报告，要求全国人采用这几千个合理又合用的简笔新字来代替那些繁难不适用的旧字。”

　　钱玄同在卷头“附志”中特别说明，“字体改简，只是汉字改革的第一步，只是第一步中的一种方法，而且只是第一步中的一件事；此外应该研究的问题很多很多。”钱玄同所说的第一步，就是专刊上刊登的《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在“汉字改革”专号上，还刊登了蔡元培、黎锦熙、傅斯年、赵元任、沈兼士等人的论文，为汉字改革吹响了号角。

　　钱玄同在《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中指出，现行汉字笔画太多，书写费时，是一种不适用的符号，是学术上、教育上的大障碍。改用拼音是治本的事业，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是治标的办法。但是，我们决不能等拼音的新文字成功了才来改革，所以治标的办法是目前最切要的办法。钱玄同考察了汉字的历史进化，发现汉字的字体，在数千年中是时时减省的。他分析了以前简体字的八种构成方法，认为应当承认它们是现行汉字的改良之体。

　　6．“汉字革命”

　　同一专号上刊登的钱玄同《汉字革命》一文更为清晰地表明了他的理论主张：“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充分的发展，全世界的人们公有的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国语写出。何以故？因汉字难识、难记、难写故，因僵死的汉字不足表示活泼泼的国语故；因汉字不是表示语音的利器故；因有汉字作梗，则新学、新理的原字难以输入于国语故。”钱玄同指出，“从汉字的变迁史上研究，汉字革命，改用拼音，是绝对的可能的事。”

　　从学理上看，“汉字应否革命”已经不成问题，但是“汉字能否革命”恐怕还有人怀疑。换言之，“国语能否改用拼音文字表示？”他认为，“汉字之根本改革”，“就是将汉字改用字母拼音，像现在的注音字母就是了”。而“汉字之根本改革的根本改革”，“就是拼音字母应该采用世界的字母——罗马字母式的字母”，即国际音标（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

　　钱玄同认为，在汉字革命的筹备期内，还不能完全脱离汉字。他主张这时对于汉字“补偏救弊”：（1）写“破体字”，即所谓“简体字”。钱玄同认为，凡笔画简单的字，不论古体、别体、俗体，都可以采用。（2）写“白字”，即今天所说的“同音替代字”。（3）有音无字或汉字表音不真切者，改用注音字母。（4）外国词儿，直写原文。万不得已要译音，可用注音字母，不用汉字。“音译”尽量少用。（5）注音字母独立施用，与汉字同等价值。

　　7．黎锦熙与“国语运动”

　　早在1916年，黎锦熙已经认识到要普及教育、开发民智必须改革中国文字，于是他和教育界同仁86人等一起创建了“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积极提倡“国语统一”、“言文一致”。1917年，“国语研究会”委托黎锦熙拟定了一个《国语研究调查之进行计划书》，详尽地规划了音韵、词类、语法等三个方面的调查研究。1919年，“国语研究会”的会员发展到九千八百余人，该会的“国语统一”、“言文一致”运动，与《新青年》的“文学革命”潮流完全汇合了。“国语统一”、“言文一致”的标语口号甚至一度登上了天安门。

　　1919年，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简称“国语统一会”）成立，由张一麐出任会长，吴敬恒（稚晖）任副会长。会员有蔡元培、胡适、黎锦熙、钱玄同、赵元任、刘复（半农）、沈兼士、林语堂、汪怡等172人，下设“汉字省体委员会”、“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审音委员会”、“国语辞典委员会”和“国语辞典编纂处”等机构。同年，黎锦熙撰写了《国语学讲义》，最早提出确定现代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诸标准。

　　1922年，黎锦熙在“汉字改革”专号上发表了一篇长文《汉字革命军前进的一条大路》，系统深入地研究了拼音文字的“词类连书”问题。在文章中他强调“词类连书”对汉语拼音文字的重要性，认为过去拼音文字的失败在于不知道实行词类连书。他认为词类连书是汉字革命军通向拼音文字的一条大路，现在认清了这条前进的大路，就“应该大胆地倡言汉字革命，兴起汉字的革命军”。这是词类连写问题第一次得到比较系统的研究。

　　8．其他人的研究

　　在同一期专号上，赵元任发表了《国语罗马字的研究》，文章回答了反对罗马字的十大疑问，在拟订“国语罗马字的草稿”时，提出了应该注意的二十五条原则，并自曝了国语罗马字未定的十二个疑点。文章中指出，拼音文字与语体文（即白话文）运动、国语统一运动是密切相关、互相依靠的，拼音方案仅仅是针对“国语”而非“文言”或者“方言”的。“草稿”相比卢戆章、王照、劳乃宣等切音字时期和章太炎、吴稚晖等注音字母时期的任何一个拼音方案都要完善，为后来拟定国语罗马字方案提供了基础。

　　在“汉字改革”专号上发表的文章还有蔡元培《汉字改革说》。他也主张采用拉丁字母（罗马字母）。他对废除楷书，不采用注音字母，一定要用拉丁字母的理由也作了详尽的阐述。

　　9．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

　　经过社会的广泛讨论和研究的日益深入，国语罗马字的有关方案也越来越具体，已经有条件制订一个统一的国语罗马字方案。1913年才诞生的注音字母，1918年刚由教育部公布，还没几年就已经风雨飘摇，朝不保夕了。

　　1923年，钱玄同、黎锦熙等向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提出了请组织“国语罗马字委员会”的议案，由“国语罗马字委员会”具体研究、征集各方意见，“定一种正确使用的‘国语罗马字’来”。大会最后通过议案，决议组织“国语罗马字研究委员会”，指定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周辨明、林玉堂（语堂）、汪怡等11人为委员。大会提出，在推广注音字母的同时，兼用罗马字母，“将罗马字母作为国音字母第二式”；并讨论了国语罗马字的用途和具体研制的方法与步骤。

　　1925年，刘复（半农）从法国学成归来，在京发起组织了“数人会”，讨论语言音韵，成员有刘复、赵元任、钱玄同、黎锦熙、林语堂、汪怡六人。从1925年至1926年，“数人会”开始讨论“国语罗马字”问题。经过一年时间，
22次讨论会，“数人会”终于通过了一份《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后以“国语罗马字研究委员会”名义呈交教育部，由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作非正式公布。公告中说，“罗马字母，世界通用，辨认拼切，已成国民常识之一”，因此，“定此《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与《注音字母》两两对照，以为国音推行之助。此后增修《国音字典》，即依校订之国语标准音拼成罗马字，添记于《注音字母》之后，教育、交通、工商各界，如遇需用罗马字时，即以此种拼音法式为标准，以昭划一而便通行。”

　　10．国语罗马字的推行

　　1928年，北伐成功，国民政府迁都南京，教育部改称大学院，蔡元培出任院长。9月中华民国大学院正式公布《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文告中说：“该项《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是以唤起全国语音学者之注意，并发表意见，互相参证；且可以为《国音字母》第二式，以便一切注音之用，实于统一国语有甚大之助力。特予公布，俾利推广而收宏效。”

　　国语罗马字正式公布后，国民政府就开始做推行工作。由于国语罗马字拼写规则复杂、难学，妨碍了它的普及和传播。连知识分子都感到不容易掌握，就更别说平民百姓了。当时的外交部、交通部使用译音都没有采纳这一方案，在教育部门，更是连小学都进不去。因此，尽管政府在宣传和推广方面尽了很大努力，结果社会大众反应冷淡，宣传、推广一直进展不大，“国语罗马字”本来是想取代注音字母的，其命运反而还不如注音字母，最终走向消歇了。

二、左翼大众式的“汉字改革”运动（1929—1949）

　　1．拉丁化新文字方案

　　与“国语罗马字”（简称“国罗”）运动南北相映的是“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简称“北拉”）运动。1920年苏联在全国开展文化扫盲运动，为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制定了拉丁化的新文字拼法。1921年，瞿秋白旅苏时受此启发，开始研究汉字拉丁化问题。他深入研究了历史上各种汉字改革方案，草成《拉丁化中国字》一稿。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再度流亡苏联的瞿秋白与吴玉章、林伯渠、肖三以及苏联专家郭质生、龙果夫等，开始了制定拉丁文字方案的努力。经过几年研究，1929年由瞿秋白撰写成《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汉文修订稿后改名为《新中国文草案》），在莫斯科出版。

　　1931年9月，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海参崴开幕。会议通过了《中国文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其中“原则”13条，包括汉字改革各方面的原则问题；“规则”包括“字母”、“拼音”、“写法”等三方面的规则。大会认为“中国汉字是古代与封建社会的产物，已经变成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工具之一，实为广大人民识字的障碍，已不适应现在的时代。”（吴玉章《文字改革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58页）会议决定，采用这种拉丁化新文字，一年内扫除苏联远东华侨工人中的文盲。

　　2．瞿秋白的“废除汉字论”

　　“拉丁化新文字”的主将瞿秋白是主张废除汉字的，为此发表了不少抨击汉字的激烈言辞。他宣称：现在的普通中国话，已经不是单音节言语，而是多音节言语。而汉字是十分困难的符号，聪明人都至少要十年八年的死功夫。何况汉字已经只有音节的作用，没有字眼的作用了。因此中国的现代白话——普通话，必须采用拼音制度，就是改用罗马字母，制定一种新的中国文，完全废除汉字：“中国的文字革命必须彻底的废除汉字。”（瞿秋白《罗马字的中国文还是肉麻字中国文？》，《瞿秋白文集》第二册第661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造成现代的中国白话文，才能够发展口头上以及书面上的白话，才能够完全脱离汉字的束缚——“这种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毛坑！”（瞿秋白《普通中国话的字眼的研究》，《瞿秋白文集》第二册第690页）

　　瞿秋白认为旧文学是“鬼话”、“鬼腔”的文学，而“文学革命”不彻底，所生出来的新文学也成了“非驴非马”的“骡子文学”。他认为根源就在于没有实行“文字革命”。要写真正的白话文，就一定要废除汉字，采用罗马字母。只有从根本上废除方块汉字，代之以拉丁化（罗马化）的拼音文字，才能实行“文艺革命”。（瞿秋白《论文学革命及语言文字问题》，《瞿秋白文集》第二册）他受斯大林文字具有阶级性的观点影响，认为汉字不是现代中国四万万人的文字，而只是古代中国遗留下来的士大夫——百分之三四的中国人的文字，“汉字存在一天，真正的‘人话文’——现代中国文（就是完全用白话的中国文字）就一天不能够彻底的建立起来。”（瞿秋白《学阀万岁！》，《瞿秋白文集》第二册第597页）

　　3．鲁迅的回应

　　对于“拉丁化新文字”，鲁迅的评价是相当积极的。1934年，他先后撰文《门外文谈》、《关于新文字——答问》、《中国语文的新生》等，鼓吹“拉丁化新文字”，这些文章均已收入1937年上海三闲书屋初版的《且介亭杂文》一书。

　　在《门外文谈》中，鲁迅谈到，好一点的如罗马字拼法，用世界通用的罗马字拼起来，一词一串，非常清晰，但“好像那拼法还太繁。要精密，当然不得不繁，但繁得很，就又变了‘难’，有些妨碍普及了。最好是另有一种简而不陋的东西。”“这里我们可以研究一下新的‘拉丁化’法，……它只有二十八个字母，拼法也容易学。……现在在华侨里实验，见了成绩的，还只是北方话。但我想，中国究竟还是讲北方话——不是北京话——的人们多，将来如果真有一种到处通行的大众语，那主力也恐怕还是北方话罢。为今之计，只要酌量增减一点，使它合于各该地方所特有的音，也就可以用到无论什么穷乡僻壤去了。”“只要认识二十八个字母，学一点拼法和写法，除懒虫和低能外，就谁都能够写得出，看得懂了。况且它还有一个好处，是写得快。”

　　在《关于新文字——答问》中，鲁迅说：“当没有知道拼音字之前，就不会想到象形字的难；当没有看见拉丁化的新文字之前，就很难明确的断定以前的注音字母和罗马字拼法，也还是麻烦的，不合实用，也没有前途的文字。”“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先前也曾有过学者，想出拼音字来，要大家容易学，也就是更容易教训，并且延长他们服役的生命，但那些字都还很繁琐。……这回的新文字却简易得远了，又是根据于实生活的，容易学，有用，可以用这对大家说话，听大家的话，明白道理，学得技艺，这才是劳苦大众自己的东西，首先的唯一的活路。”又《中国语文的新生》说：“和提倡文言文的开倒车相反，是目前的大众语文的提倡，但也还没有碰到根本的问题：中国等于并没有文字。待到拉丁化的提议出现，这才抓住了解决问题的紧要关键。”“倘要生存，首先就必须除去阻碍传布智力的结核：非语文和方块字。如果不想大家来给旧文字做牺牲，就得牺牲掉旧文字。走那一面呢，这并非如冷笑家所指摘，只是拉丁化提倡者的成败，乃是关于中国大众的存亡的。”

　　4．“拉丁化新文字”的推行

　　1935年12月，中国新文字研究会在上海成立。会议草拟了一个《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由文化界名流蔡元培、柳亚子、鲁迅、郭沫若、茅盾等688人签名联署。意见书中说：“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我们必须教育大众，组织起来解决困难。但这教育大众的工作，开始就遇着一个绝大难关。这个难关就是方块汉字，方块汉字难认、难识、难学。”“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这种新文字，现在已经出现了。当初是在海参崴的华侨，制造了拉丁化新文字，实验结果很好。他们的经验学理的结晶，便是北方话新文字方案。”“我们觉得这种新文字值得向全国介绍。我们深望大家一齐来研究它，推行它，使它成为推进大众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工具。”意见书中还提出了推行新文字的六项具体建议。

　　“拉丁化新文字”的兴起，标志着“国语罗马字”的衰落。三十年代，国内关于“文言、白话、大众语”的论战正酣，“拉丁化新文字”的方案传回国内，一时引起极大关注。“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与“大众语”运动逐渐合流，遥相呼应。“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也风生水起，声势浩大。

　　不过，“拉丁化新文字”的推行并不顺利，遇到很多难以预料、无法克服的困难。固守汉字势力的阻碍，注音字母及“国语罗马字”支持者的反对，使“拉丁化新文字”的支持者也逐渐修正了自己的主张。1939年7月，上海新文字研究会发表了由倪海曙执笔、陈望道修改的《拉丁化中国字运动新纲领草案》。新纲领主张采用拉丁字母，一方面“反对立刻废除汉字的过左的主张”，同时“也反对把汉字看作万古不变、神圣不可侵犯的文字灵物崇拜的顽固主张”，相对缓和了运动早期的激进色彩。随着抗战新时代的到来，“拉丁化新文字”与“国语罗马字”二种拼音方案也由相互竞争转向最终合作，为建国后颁布“汉语拼音方案”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5．手头字运动

　　从1933年开始，国内掀起了“大众语”论战，引起了一场倡导“手头字”的运动。所谓“手头字”，就是在普通群众中间流行的一种俗体字。钱玄同对这些“手头字”很感兴趣，但是建议改称“简体字”。1934年，钱玄同在国语委员会第二十九次常委会上提出《搜集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由教育部通过，并委托钱玄同等起草《简化字谱》。当年还出版了杜定友的《简字标准字表》和徐则敏的《500俗字表》等。

　　1935年，上海文字改革工作者组织“手头字”推行会，选定第一批“手头字”300个，2月由文化界200人及《太白》、《世界知识》、《译文》等5个杂志社共同发表《推行手头字缘起》。同年6月，钱玄同等完成《第一批简体字表》草稿，共计2300余字。他在《论简体字致黎锦熙、汪怡书》（《世界日报·国语周刊》第204期）中探讨了“简字之原则”，说简体字所采选的材料，草书最多，俗体次之，行书又次之，古字最少。1935年8月，教育部先行公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共324字。同时，教育部颁布《各省市教育行政机关推行部颁简体字办法》共9条，规定从1936年7月起，各学校考试答案，部颁简体字，得一律适用。这是历史上第一批由官方公布的简化汉字，标志着简化字运动进入了新的阶段。

　　除了官方的简化字运动之外，其它民间的简化字运动仍在继续探索。1936年10月，容庚出版了《简体字典》（4445字），并在燕京大学开设了简体字课程。同年11月，陈光尧《常用简字表》（3150字）出版。1937年5月，字体研究会发表了《简体字表》第一表（约1700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解放区的油印报刊吸收和创造了许多简化字。这些简化字随着民主革命节节胜利而风靡流行全国各地，被称为“解放字”。

　　6．“汉字改革”的成效

　　1947年6月12日，教育部召开基本教育预备会，讨论到汉字与拉丁化等问题。据《新闻报》报道，“亦有人主张废除汉字，提倡汉字拉丁化，多数专家反对，谓我国各地方言大多不同，倘用拉丁化文字，势必分化中国之统一。我国数千年来之历史文化，悉以汉字记载，且国人学习汉字，几无一感到困难者，倘一旦废除，无异断送我一脉相承之固有文化。”

　　1949年5月4日，陆志韦在《进步日报》的“五四纪念”中发表《再谈谈新文字》一文，文中说“在老解放区，拼音文字好象推行不开”，“过去的工作可以说是失败了，至少没有完全成功”。陆志韦受到文字阶级性观点影响，他认为汉字的“封建性”阻碍了拼音文字的推广：“封建文字的锁链又是双重的”，一是“只许写文言文”，二是“只许用方块汉字，不许用拼音文字”。不难看出，陆志韦对方块汉字和拼音文字的看法仍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一贯见解。

三、“汉字改革”的前因后果

　　1．“汉字改革”的思潮

　　鸦片战争之后，中西文明剧烈冲突，有识之士痛感国人愚昧落后。光绪十八年（1892），中国“切音新字”的鼻祖卢戆章在《一目了然初阶》自序中说：“窃谓国之富强，基于格致；格致之兴，基于男妇老幼皆好学识理；其所以能好学识理，基于切音为字……又基于字画简易，则易于习认，亦即易于提笔。省费十余载之光阴，将此光阴专攻于算学、格致、化学以及种种之实学，何患国不富强也哉。”后来卢憨章草成《中国字母北京切音教科书》，书名旁题一联：“卅年用尽心机，特为同胞开慧眼；一旦创成字母，愿教吾国进文明。”视拼音文字为进步之阶。光绪三十四年（1908），劳乃宣向西太后上《普行简字以广教育折》，称英国“百人中有六十余人识字”，因此“民智开启，雄视宇内”。而“中国文字奥博，字多至数万，通儒不能遍识。即目前日用所需，亦非数千字不足应用”。因此，“今日欲救中国，非教育普及不可；欲教育普及，非有易识之字不可；欲为易识之字，非用拼音之法不可。”（《进呈〈简字谱录〉折》）

　　其他东西方人士也有类似观点。日本明治时期，福泽谕吉有“消减汉字”的看法，南部义筹也提议“废除汉字”，改用罗马字。英国人韦尔斯也说：“中国人的头脑被禁锢在一种那么复杂、那么困难的文字和思维成语中，使得这个国家的精神活力大量消耗在语文学习上面。”

　　但是，以此理由苛责汉字是极不公平的。1908年，章太炎在反对提倡“万国新语”的《新世纪》诸编辑时说：“若夫象形、合音之别，优劣所在，未可质言。今者南至马来，北抵蒙古，文字亦悉以合音成体，彼其文化岂有优于中国哉？合音之字，视而可识者。徒识其音，固不能知其义，其去象形，差不容于一黍。故俄人识字者，其比例犹视中国为少。日本既识假名，亦并粗知汉字。汉字象形，日本人识之不以为奇怪难了，是知国人能遍知文字以否，在强迫教育之有无，不在象形、合音之分也。”（《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民报》第二一号）

　　2．教育落后的现实

　　不便扫除文盲、普及教育是否定汉字的一个强有力的理由，这种观点一直到建国后的文字改革中都难以消除。

　　不过，我们可以理解“汉字改革”的先行者那种急于求成的迫切心情，因为早先中国的教育现状实在令人绝望和沮丧。据民国四年（1915）教育部统计，当时的识字率仅有7‰，清末恐怕更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识字率普遍不到4%。即使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识字率仍然只有20%，文盲率高达80%。在如此无奈的现实面前，大家只能寻求教育速成的办法。但这样一来，却有意无意地违背了教育最根本的一条宗旨：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上世纪五十年代，文字改革专家周有光与天津大学学生座谈时谈到了扫除文盲问题，同学们认为：“远水救不了近火，文字改革成拼音文字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事，到时拼音固然实现了，文盲也已所剩无几。”（周有光《同天津大学同学们谈文改》，《光明日报》1957年8月22日）事实正是如此，到2005年底，全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地区的人口覆盖率已提高到95%，文盲率下降到4%以下。但是汉字仍然健在，汉语拼音也没有成为拼音文字，它的主要作用是给汉语注音，以便于汉字教学和普通话学习。

　　3．“欧洲中心论”的反思

　　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会乘机在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开展传教活动，由于中国教民文盲居多，于是一些西方传教士发明了所谓“话音字”、“白话字”等来翻译《圣经》，就是用罗马字母拼写当地方言，这些拼音文字通称为“教会罗马字”（Romanized
Chinese）。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至少有十七种方言用罗马字拼音，不同方言译本的罗马字《圣经》广为流传。比如“闽南白话字”，曾有100万人使用。至1987年，福建惠安、厦门、泉州等地，还有17万人使用。“白话字”除了能读《圣经》之外，还可以看“四书”，通家信等。

　　西方传教士之所以发明“教会罗马字”，有他们殖民主义的潜在动机。西方有句谚语：“字母跟着宗教走。”事实正是如此。传教士声称，“繁难的汉字是二十世纪最有趣的时代错误！”因此，“必须用罗马字拼音代替汉字”。“我们并不把它看作一种书面语的可怜的代替品，我们要把它看成一种使西方的科学和经验能够对一个民族的发展有帮助的最大贡献。”

　　视汉字为原始，以拼音为进步，认为汉字最终会走向拼音道路，这种以文字进化定其优劣的观点在十九和二十世纪的东西方都是相当普遍的，由于带有浓烈的“欧洲中心论”色彩，所以这种观点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相信了。

　　4．历史功过谁人评说

　　建国后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基本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回响和余波，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的“汉字革命”未竟事业的继续。从“汉字革命”开始，不少参加过早期运动的学者，在建国后成为文字改革的生力军，一些人更是直接领导和参与了有关文字改革方案的商讨和制定。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的“汉字革命”最终取得了巨大成功，结出了丰硕果实。

　　但是巨大成功的背后，仍然难以掩盖众多的粗疏和失误。这些改革的先行者相对忽视了汉字的固有特点，忽视了汉字在字形辨义方面的重要作用。他们所提出的各种各样的拼音方案，都难以彻底解决汉语同音字过多的问题。赵元任曾戏为《施氏食狮史》一文，突出了这种尴尬：

　　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氏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是十狮。食时，始识是十狮，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如何历史地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汉字革命”运动，当前的语文现状其实已经给了一个最好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