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灯》第14期

《学灯》2010年第2期(总第14期)

主  编:李锐 朱清华
周  期:季刊
出版时间:2010年4月


述《五礼通考》之成书

张涛(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清味经秦蕙田纂修《五礼通考》一书,以《周官》五礼分目,汇古今诸儒聚讼之说,附以历朝史志,为之疏通驳解,使后之考礼者一编在手,如览众书,而列代沿革,亦备于目前,其有功经义,良不鲜也。

  今不自揆,就其成书史事略加稽考,先述其纂修始末以为经,再叙与事二十余人之情况,以为纬,兼及该书版本源流与各本得失,聊供世之读是书者参酌讨论。深愧所见不广,所得未深,仓促成文,殊难赅备,查疑补缺,俟诸异日。

一、《五礼通考》纂修系年

  雍正二年甲辰(1724),秦蕙田二十三岁,与同邑友人相约读经,期月二会,前后十有余年。诸君参错礼书,往复问难,随读随记,积藁百卷。

  《五礼通考》卷端秦氏《自序》云:“甲辰,年甫逾冠,偕同邑蔡学正宸锡、吴主事大年、学士尊彛兄弟为读经之会。”

  案蔡德晋,字宸锡。吴鼐,字大年。吴鼎,字尊彛。

  秦氏《自序》又云:“相与谓三《礼》自秦汉诸儒抱残守阙,注疏杂入?纬,轇輵纷纭。……乃于礼经之文,如郊祀、明堂、宗庙、禘尝、飨宴、朝会、冠昏、宾祭、宫室、衣服、器用等,先之以经文之互见、错出足相印证者,继之以注疏、诸儒之抵牾訾议者,又益以唐宋以来専门名家之考论发明者。每一事一义辄集百氏之说而谛审之,审之久思之深,往往如入山得径,榛芜豁然;又如掘井逢源,溢然自出。然犹未敢自信也。半月一会,问者、难者、辨者、答者回旋反复,务期惬诸已、信诸人而后乃笔之笺释,存之考辨。如是者十有余年,而裒然渐有成帙矣。”

  案秦《序》追忆读经之会缘起、诸君论难情实颇为生动详尽,良可宝贵,虽不若后撰《凡例》之该备,然大纲草创,亦具体而微者也。观此可以见古人著作发端、赓续之艰难,所谓先河后海之意。此序作于乾隆二十六年。另秦氏友人诸氏洛,乾隆十九年撰《书〈味经窝图〉后》,内述读经之事,可与此互参,姑录数语如次:“与同里蔡学正敬斋、吴工部容斋、学士易堂,龚布衣绳中联解经会。朔望必集,各出疑义相质,如是者数年,成经说百余卷。”内龚粲字绳中,为秦《序》所遗。

  又案自本年始,为纂修《五礼通考》之第一期。

  雍正三年乙巳(1725)。春,诸人详考礼书“袒裼袭”之义。未几,蔡德晋成《袒裼袭记》与《袒裼袭解辨》二文。

  《五礼通考》卷二百二十宾礼“天子诸侯朝”门:“蕙田案:礼文有经传明据而淆于诸儒之岐说者,莫如袒裼袭之义。少时与同学诸子病之。雍正乙巳春,遂相与徧考经文,详稽众说,久乃豁然融贯,迎刃而解。搜集则吴氏鼎之力居多,此二说则蔡氏笔也。棼丝就理,翳障顿开,凡三阅月而后定。呜呼,读经岂易焉!”

  案所云“此二说”,指蔡氏德晋《袒裼袭记》及《袒裼袭解辨》,俱见《五礼通考》本卷,后严杰辑《经义丛钞》,卷十二亦录此二文,唯前者名《袒裼袭说》。

  乾隆十年乙丑(1745)。秦氏迁礼部右侍郎,承命校阅礼书,于五礼沿流,详加考究。

  《清史列传·大臣画一传档正编十七·秦蕙田》:“十年,迁礼部右侍郎。”

  《五礼通考自序》:“乙丑简佐秩宗,奉命校阅礼书。”

  案前此乾隆元年丙辰(1736),秦氏一甲三名进士及第,授编修,南书房行走,见《清史稿》卷三〇四本传。其间修书一事,不曾或辍,本《序》所谓“丙辰通籍,供奉内廷。见闻所及,时加厘正”者是。至佐贰礼部,得阅礼书,于纂修《五礼》之举帮助良多,故本《序》自道其事云:“时方纂修《会典》,天子以圣人之徳,制作礼乐,百度聿新。蕙田职业攸司,源流沿革不敢不益深考究。”

  秦蕙田《周易孔义序》:“蕙田登第,由翰林贰秩宗,方从事《五礼》。”

  案秦氏自称“《五礼》”,此为初见。

  又案自秦氏及第入京为纂修《五礼通考》之第二期,其间数事,影响《五礼通考》纂修甚巨,晋升秩宗,乃其一也。

  乾隆十二年丁卯(1747)。五月,以本生父秦道然身故,丁忧在家,仿徐干学《读礼通考》,复加更张,订制《五礼通考》纲目规模。

  《清史列传·秦蕙田》:“十二年五月,丁本生父忧。”

  《五礼通考自序》:“丁卯、戊辰治丧在籍,杜门读礼,见昆山徐健庵先生《通考》。”

  案雍正间诸君排比经注、众说,汇为一编,然未尝以《五礼》名之。至第二期,始见《五礼》之称。据本《序》,秦氏以徐干学《读礼通考》“规模义例具得朱子本意,惟吉嘉宾军四礼尚属阙如”,遂“一依徐氏之本,并取向所考定者,分类排辑,补所未及”,与本书《凡例》所谓“五礼之名,肇自《虞书》,五礼之目,着于《周官·大宗伯》,曰吉凶军宾嘉,《小宗伯》‘掌五礼之禁令与其用等’。……至近代昆山徐氏干学着《读礼通考》一百二十卷,古礼则仿《经传通解》,兼采众说详加折衷;歴代则一本正史,参以《通典》《通考》,广为搜集,庶几朱子遗意所闗,经国善俗,厥功甚巨,惜乎吉、嘉、宾、军四礼属草未就。是书因其体例,依《通典》五礼次第编辑,吉礼如干卷、嘉礼如干卷、宾礼如干卷、军礼及凶礼之未备者如干卷,而《通解》内之王朝礼,别为条目,附于嘉礼,合徐书而大宗伯之五礼古今沿革、本末源流、异同失得之故,咸有考焉”正合,可知《五礼通考》全书条目,至此略定。

  乾隆十三年戊辰(1748)。四月,秦氏将服阕,仍起礼部侍郎。此后,方观承、卢见曾、宋宗元均许同订《五礼通考》。

  《清史列传·秦蕙田》:“十三年四月,奉旨:‘秦蕙田服制将满,着仍以礼部侍郎调用。’”

  《五礼通考自序》:“服阕后再任容台,徧览典章,日以增广。适同学桐山宜田领军见而好之,且许同订。宜田受其世父望溪先生家学,夙精三礼,邮籖往来,多所启发,并促早为卒业,施之剞氏,以谂同志。德水卢君抱孙、元和宋君悫庭从而和之。”

  案宜田、方观承字,抱孙、卢见曾字,悫庭、宋宗元字是也。

  又案据《清史列传》本传,本年三月,方观承擢浙江巡抚,十四年末擢直隶总督,兼理河道。则方氏应允同订《五礼通考》事,当在明年末返京任职之后。卢见曾为《五礼通考》作序,参下乾隆二十年条。

  乾隆十七年壬申(1752)。《五礼通考》初稿垂成,顾栋高入都,正月十六日,为作序言。

  《五礼通考》卷端顾栋高《序》:“少宗伯秦公味经辑《五礼通考》一书,凡若干卷,书垂成而余入京师,属为之叙。……乾隆十七年壬申顾栋高时年七十有四。”

  案据顾氏《万卷楼文稿》,此序作于本年正月中浣六日。秦氏时方任职刑部,文中称“少宗伯”者,据旧衔也。所谓“书垂成”者,见下年案语。顾又尝与秦氏《五礼通考》论纂修事,多所攻错,详本稿二节。

  乾隆十八年癸酉(1753),八月,蒋汾功序《五礼通考》。吴玉搢主秦宅,订《五礼通考》。秦蕙田陪祀,与人论明堂之制。

  《五礼通考》卷首蒋汾功《序》:“今秋儿子和宁给假归里,爰以授之,而索予弁其首。予读之,听然莫逆于心也夫。……故不敢以老辞,序而归之。乾隆十有八年秋八月阳湖八十二老人蒋汾功。”

  案自乾隆元年秦蕙田登第进京,至十七、八年间顾栋高、蒋汾功各为撰序,为纂修《五礼通考》之第二期。其时秦氏依据旧稿,勤加增益,小成初稿,顾《序》所谓“书垂成”者,指此而言。蒋《序》谓秦氏“早岁即洞其条理,综核纂注,彚为一编”,是为旧稿;“通籍后簪笔承明,毎稍暇辄抒思厘定,至晋居秩宗而帙始成,”则此初稿是也。《五礼通考》一书,纂修历时甚久,其大纲大目虽麤具于乾隆丁卯、戊辰间秦氏丁忧之际,然至顾、蒋二人作序时,仍不言其书卷数,故知此初稿尚有疏漏,难称详备,非今所见《五礼通考》之比也。前人有以今见《五礼通考》为“乾隆十八年本”者,殆未是,说详本稿第三节。

  段朝端《吴山夫先生年谱》“乾隆十八年癸酉五十六岁”条云:“盖先生于是年由岁贡入都试教席,主秦树峰司寇家。”

  案段氏引吴玉搢《〈亭林集〉跋》“亭林先生全集,予得于雍正改元之十一月,……越二十余年北游燕冀”云云。夫本年去雍正元年三十余载,与吴云“二十余年”不侔,不当以吴氏本年始入都,故段《谱》“二十三年戊寅”条下小注又云“或壬申(引者案乾隆十七年)已入都未可知”。要之,吴玉搢前此已至京师,唯本年始馆于秦宅耳。丁晏所撰年谱谓明年吴氏入都,非。

  《五礼通考》卷廿四:“又案上圆即九室,下方即十二堂。或疑其制难于营建。乾隆癸酉,予适陪祀,见少司空长白三公名和。三精于营造,予问曰:‘考古明堂之制,应如是,可乎?’曰:‘可。’并言今大高殿后有一殿,上圆下方,明嘉靖时所建也。古法有之,论乃定。”

  案观此可知秦氏为学,不废实践,非祇书本上面讨生活也。其古今比核之法,亦通贯《五礼通考》全书。

  乾隆十九年甲戌(1754)。年初,《五礼通考》积稿二百余卷,复邀钱大昕助纂。戴震由钱大昕之介,得识秦氏,为讲天算推步,并绍介江永之历学。王鸣盛、王昶亦与其事。

  诸洛《书〈味经窝图〉后》云:“着《五礼通考》二百余卷,补徤庵徐公《读礼通考》之阙。庚午,改刑部侍郎,于今五年。……甲戌元日,公招饮,止宿邸第,手此图属书语。”

  案诸洛此文作于本年元日,内云“《五礼通考》二百余卷”,因知该书至此规模大备,犹在钱、戴诸人襄助以前也。

  《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九《戴先生(震)传》:“年三十余,策蹇至京师,困于逆旅,饘粥几不继。人皆目为狂生。一日,携其所著书过予斋,谈论竟日。旣去,予目送之,叹曰:天下奇才也。时金匮秦文恭公蕙田兼理算学,求精于推步者。予輙举先生名。秦公大喜,卽日命驾访之,延主其邸,与讲观象授时之旨,以为闻所未闻。秦公撰《五礼通考》,往往采其说焉。”

  案《竹汀居士年谱》本年条称“无锡秦文恭公邀予商定《五礼通考》。休宁戴东原初入都,造居士寓。谈竟日,叹其学精博。明日言于文恭公,公即欣然与居士同车出,亲访之”云云,可与参看。戴震入都之年,王昶《春融堂集·戴东原先生墓志铭》、凌廷堪《校礼堂集》卷三十五《戴东原先生事略状》并同《竹汀居士年谱》。段玉裁撰《戴谱》误作乾隆二十年,兹从钱宾四先生辨正,系于本年。段君《戴东原先生年谱》引纪昀《考工记图序》曰:“乾隆乙亥夏,余初识戴君,奇其书。金匮秦文恭公闻其善步算,即日命驾,延主其邸,朝夕讲论《五礼通考》中《观象授时》一门,以为闻所未闻也。”则秦氏招戴震讲论,经年未辍也。今《五礼通考》内戴震按语往往而有,而“观象授时”一门所载尤伙。段君又言“文恭全载(戴)先生《句股割圜记》三篇,为古今算法大全之范”,实则《五礼通考》收录戴氏此文,在乾隆二十六年以后,故味经窝通行本《五礼通考》有之,而味经窝初刻试印本尚付之阙如也,详本稿第三节。

  又案自本年始,为纂修之第三期。

  《戴东原集》卷十二《江愼修先生事略状(壬午)》:“其后,戴震尝入都。秦尙书蕙田客之,见书笥中有先生历学数篇,奇其书。戴震因为言先生。尙书撰《五礼通考》,摭先生说入‘观象授时’一类,而《推步法解》则取全书载入。憾不获见先生《礼经纲目》也。”

  案江永《推步法解》见《五礼通考》卷一百九十五至卷一百九十七。

  又案戴君此文作于乾隆二十七年,故以“尚书”称秦氏。实则秦氏擢领工部、兼署刑部尚书在乾隆二十二年,本年尚为侍郎。

  王昶《春融堂集》卷六五《王鸣盛传》:“十九年以第二人及第,受编修,公卿争礼致之。刑部侍郎秦蕙田方修《五礼通考》,属以分修,而尤见重于掌院学士蒋溥。”

  严荣《述庵先生年谱》本年条云:“正月北上,二月抵京师,礼部侍郎无锡秦公(蕙田)方仿徐氏《读礼通考》之例纂《五礼通考》,属先生修吉礼。”

  案据此则秦氏延聘诸人当在二月后。

  乾隆二十年乙亥(1755)。冬,秦蕙田以《五礼通考》全书示卢见曾,嘱其作序。

  《五礼通考》卷端卢见曾序:“乙亥冬,今秦大司寇味经秦先生辱示《五礼通考》,……书成,征序于余”云云。

  案秦氏诸人纂修《五礼通考》,孜孜不倦,时获新境,此言“书成”,云成而实未成也。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1757)。钱大昕馆于秦宅, 参校《五礼通考》。

  《潜研堂文集》卷廿六《味经窝类稿序》:“丁丑、戊寅之间,馆公邸第,因得稍窥公得力所自。”

  秦氏《自序》:“戊寅,移长司寇,兼摄司空,事繁少暇,嘉定钱宫允晓征实襄参校之役。”

  案秦氏自叙其事,属之明年。然据《清史列传》秦氏本传,调任刑部尚书,兼管工部,事在二十三年正月。前此钱大昕或已至秦邸,所谓“丁丑、戊寅之间”,固得其实。秦《序》于助纂众人,除同邑友好并诸显宦外,唯及钱氏,则谓钱氏之于《五礼通考》纂修一事,居功至伟,自非过当。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1761)。冬,《五礼通考》成,秦蕙田作《自序》。

  秦氏《自序》:“辛巳冬,爰始竣事,凡为门类七十有五为卷二百六十有二。自甲辰至是,阅寒暑三十有八,而年亦已六十矣。”

  案纂修《五礼通考》之第三期,至本年止。味经窝初刻试印本之刊印,当在本年前后,详本稿第三节。如上条陈,凡此三十八年之间,历经三期:雍正二年至雍正十三年为第一期,秦蕙田与乡人为读经之会,积稿成帙,都百余卷;乾隆元年至十八年为第二期,秦氏登第入京、任职礼部、读校礼书、及丁忧回籍数事,于《五礼通考》之纂修,影响莫大焉,而成稿亦逾二百卷;乾隆十九年至本年止,为第三期,秦氏得钱、戴众新进才隽之助,续加葺补,终期大备。自雍正二年起,前后几四十年,秦氏孜孜经营,今始垂成。此中甘苦,略可想见,而经始诸人如蔡德晋、吴鼐,均已徂谢,他若顾栋高辈,亦不及见此书之成。

  又案自此以后,即纂修《五礼通考》之修订期。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763)。二月廿日,卢文弨为跋《五礼通考》。

  卢文弨《五礼通考跋(癸未)》:“吾师味经先生因徐氏《读礼通考》之例而徧考五礼之沿革,博取精硏,凡用功三十八年而书乃成。……古今之菁英尽萃于此矣,洵悬诸日月不刊之书也。”

  案或本《五礼通考》书前所附跋文与卢《集》字句稍异,末云“岁在癸未二月既望五日,受业卢文弨拜识”。

  又案据《竹汀居士年谱》、《戴东原年谱》等书,本年秦蕙田奉诏修《音韵述微》,钱、戴二人尝预其事。此编纂《五礼通考》将成,乃有余力为之也。此事今不俱论,唯王昶《江慎修先生墓志铭》谓秦氏奏江永韵学湛深,“诏取《古韵标准》、《四声切韵表》进承,以备采择。公又自取《推步法解》入于《五礼通考》”,似《推步法解》始载于《五礼通考》者。然二十六年所刊《通考》已将慎修此文收录,王君之《铭》但以事类相近,牵连行文,未可以编年实录视之。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卢文弨致书秦蕙田,言《五礼通考》“可参酌者”十五事。九月九日巳时,秦氏卒于沧州,十一月谥文恭。

  《抱经堂文集》卷十八《复秦味经先生校勘〈五礼通考〉各条书(甲申)》云:“日承尊谕,以所著《五礼通考》虽已刊刻完竣,未即行世,恐其中或有参错不及细检处,须及今改订为善。……谨就愚见,似其中尙有可参酌者数事,辄疏左方呈览,伏乞恕其狂瞽。或有一二采择,不胜幸甚。主臣。”

  案卢氏此文为二十六年本《五礼通考》纠谬,其所云“可参酌者”十五事,为通行本《五礼通考》采用者五、未用者七、酌情采用未能尽改者三。可知今通行本《五礼通考》之勘定,必在本年以后,详见拙文《味经窝本〈五礼通考〉刊刻年代考》。因本年九月秦氏骤然下世,此通行本之修订暨卢氏纠谬之去取,是否秦氏手定,尚难确定。

  《清史列传·秦蕙田》:“二十九年,充经筵讲官。……四月,以病请解任,谕曰:‘秦蕙田,不必解任,题奏事件照常办,寻常咨行事,暂且不必画稿,俾得从容调摄。’八月,复请解任回籍,谕曰:‘秦蕙田以现在病尚未痊,奏请开缺,给假回籍就医。着照所请,准其给假南旋,即可乘便就医,而江乡水土于伊调摄自必相宜,可以日渐痊愈。刑部尚书不必开缺,其事务着刘纶兼署。’九月,卒于途。……寻赐祭葬如例,谥文恭。”

  《光禄大夫经筵讲官太子太保刑部尙书秦文恭公墓志铭》:“以九月九日巳时薨于沧州。”

  《清通志》卷五十二:“太子太保刑部尚书秦蕙田,谥文恭。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谥。”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1772)。高宗下诏征书。其后,江苏省以此书进呈。

  《江苏采辑遗书目录》:“《五礼通考》……二百六十二卷(刊本)。”

  案此刊本当即味经窝之修订通行本。

二、《五礼通考》与事学人名录

  上节检选所见系年资料汇为一编,历述《五礼通考》成书始末,虽尚简陋,然条目粗具,可备参酌。惟参编《五礼通考》之人,有颇乏具体年月可考者,乃无由增入,甚为可惜。兹作“《五礼通考》与事学人名录”一节,相为经纬,则《五礼通考》之纂修情实,或因此而益彰。

  昔王大隆欣夫先生跋所藏稿本《五礼通考》,谓秦氏“少时与同里顾栋高、吴鼎、龚灿、吴鼐、蔡德晋诸人为读经会,于《礼》考订辩正,必求其是,笔录存之,成经说百余卷。及官礼部侍郎,即据此及蔡德晋书为蓝本,撰《五礼通考》以广徐干学《读礼通考》之未及。博谘当时通儒,助之成书者,有金匮吴鼎、德州卢见曾、嘉定钱大昕、王鸣盛、休宁戴震、仁和沈廷芳、吴江顾我钧”,又谓“青浦王昶亦预参校,而卷中未分注名氏”,“方观承、宋宗元后来出资付刻,故每卷并列其名,而两家案语悉出后增”。此语大略得其仿佛,第不无小误,且犹有未尽。

  夫是书之纂修,发端于锡山读经会。当时除秦蕙田而外,尚有蔡德晋、吴鼐、吴鼎,

  《五礼通考》卷端秦氏《自序》,见上节“雍正二年甲辰”条。

  又有龚灿。

  《清儒学案》卷六十七《味经学案》载《味经日钞自序》云:“余少与蔡学正宸锡、吴水部大年、学士尊彝、龚布衣绳中为读经之会。”较《五礼通考自序》多龚绳中一人,即王欣夫所说“龚灿”,诸洛《书味经窝图后》、钱大昕《光禄大夫经筵讲官太子太保刑部尚书秦文恭墓志铭》所记皆有此人。

  内中蔡德晋氏,贡献尤多,惜乎大着未就,先行下世。

  王大隆谓《五礼通考》据蔡氏书为蓝本。案王昶《蒲褐山房诗话》 “蔡德晋”条云:“宸锡先生精通三礼,尝分门别类,以次相从,采掇钩贯,凡五十余册,功未竟而殁。秦文恭公少与同学,得其本而增修之,证以历朝史事,补以宋、元诸儒之说。今所传《五礼通考》,虽续健庵尚书《读礼通考》之遗,实则据先生书为蓝本。今其书割裂之余,无有存者。”此即王说所本。然当日诸人读经问难、笔录成篇非必一二人之功,观上节“雍正三年乙巳”条可见。且秦氏自有积稿,蔡氏之说亦后来增益也,如稿本《五礼通考》卷六一页廿一、卷二三四页十三所载蔡说即如此。又《清史稿》蔡氏本《传》谓其“着《礼经本义》十七卷,《礼传本义》二十卷,《通礼》五十卷。”《无锡金匮县志》卷三十九《艺文·著述》则云“蔡德晋,《礼经本义》三十九卷(《周礼》二十二卷,《仪礼》十七卷)、《礼传本义》二十卷、《通礼》八十一卷、《诗经集义》十六卷”颇有不同,今存仅《礼经本义》十七卷、《敬斋礼说》抄本二种。而《五礼通考》内录蔡氏经说甚伙,正可补其著作亡逸之缺憾。

  洎后秦氏入都,吴鼎亦举经学,仍属参校之役,今通行本《五礼通考》数卷卷首署其名。

  顾栋高《万卷楼文稿》册四《五礼通考序》有“秦子味经与其友吴子尊彝辑《五礼通考》一书”云云,与《五礼通考》卷端所载但称秦氏不同,可知吴鼎之功,原不可掩。

  其后参校者又有顾我钧、

  案稿本、通行本参校者皆有其名。顾氏为顾我琦之弟,我琦曾与秦氏同修《江南通志》,我钧殆是时结识秦氏也。我钧身后寥落,文章传世者鲜,所见仅《顾发千杂着》一残本载有经说数篇。幸赖《五礼通考》保存其文,如卷二十《嘉靖分祀论》、《嘉靖议郊配论》及稿本卷十四《父天母地论》之类。

  陆登选、

  稿本卷六二、六五题云“贡士陆登选参校”,然后来刊本绝不见其名氏,殆未终其事者欤?《江南通志》卷一百十、《福建通志》卷廿七、卷四一、《重修台湾县志》卷九有一名“陆登选”者,福建瓯宁人,举人,尝为官,年齿略长,岂同姓名耶?

  褚寅亮、

  稿本卷一百二至一百四、一百六至一百八、一一六至一二二署“中书舍人长洲褚寅亮参校”,通行本则更换他人,未审其故。褚氏与钱大昕、王鸣盛相友善,固精于礼学者,有《仪礼管见》行世。

  盛世佐。

  冯浩《仪礼集编小引》云:“君(引者案即盛世佐)将赴部时,大司寇锡山味经秦公着《五礼通考》,以参校之责属余,余敬谢不敏,言君于秦公。君乍至,公急以礼馆君邸宿,退食之暇,相与论难,或讙然喜,或怫然争。余每规君毋憨,而君以经术所关,一字不假借。《五礼通考》中君所论定实居其半,而君自有专书,以为可独传也。”此承乔秀岩师惠示。另,卢文弨《书校本〈仪礼〉后》,《〈仪礼注疏详校〉自序》亦记其事。盛氏乾隆二十年以公事卒江南舟次,其馆于秦宅当稍前于此,或与钱大昕诸人相后先也。乃秦氏于盛世佐绝未提及,岂冯氏所说“怫然争”之故欤?冯氏所云“君所论定实居其半”,固难坐实,然《五礼通考》多有因袭盛氏《仪礼集编》处,所据且为稿本,与盛书后来版本有异。参见拙文《〈五礼通考〉“丧礼门”编纂评析》。

  至纂修《五礼通考》之第三阶段,秦氏延请参校是书者,有钱大昕、戴震、

  参上节“乾隆十九年甲戌”、“二十二年丁丑”条。

  王鸣盛、

  王氏与修《五礼通考》多门,后将所编“军礼门”部分单独刊行,《周礼军赋说》实该部分草稿而已。然王氏所编,稍嫌粗略,故今《五礼通考》相应部分对之多有修订。王氏又有《五礼通考序》,见《西庄始存稿》卷二十四,笔者所见《五礼通考》各本皆不载此序。

  沈廷芳、

  《五礼通考》卷二四六至二五一为“凶礼”除“丧礼”之外者,稿本、味经窝诸本皆署“按察使司按察使仁和沈廷芳”。

  王昶,

  王氏与修吉礼,然《五礼通考》卷中未分注名氏,王大隆已言及之。案《蒲褐山房诗话》有“文恭尝招予寓味经窝数月,予病为按脉定方”云云,殆参与时日甚短,故今吉礼部分不数王昶其人。

  参校者又署卢见曾、宋宗元,方观承则为“同订”。

  参上节“乾隆十三年戊辰”条。王大隆谓德州卢见曾“助之成书”,“方观承、宋宗元后来出资付刻,故每卷并列其名,而两家案语悉出后增”,“悉出他手”,似卢氏与方、宋二人不同。然卢氏《五礼通考序》初不言此,卷中亦无一条案语,其生平撰作多假他人之手,恐徒具名而已。至若方观承,则为方苞之侄,《五礼通考》卷首载其序乃言“昔在京师时,伯父望溪先生奉诏纂修三《礼》,余数从讲问”,殆渊源有自,与卢、宋有异。王氏谓其“案语悉出后增”,诚然,《五礼通考》稿本卷一八一署戴震参校,而篇中方氏“案天大”一条,实为别纸新增,卷一八三又有方氏评戴之语可知方氏虽于乾隆十四年许为同订,其案语则有写于乾隆十九年后者;而云“悉出他手”,则难以遽定。秦氏此书亦有据方案而删改者,见稿本卷二三四页六、通行本卷二三三页十、页卅二、卷二三四页五等等。《五礼通考》每卷卷首署“方观承同订”,异乎彼辈,非偶然也。方氏能吏,又精治河,故《五礼通考》“体国经野”一门所载方案尤多。

  其参与校字之役者,则尹嘉铨、吴玉搢。

  案吴玉搢见上节“乾隆十八年癸酉”条。《五礼通考》二百六十二卷,十九皆吴氏所校。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二一“吴玉搢《山阳耆旧诗》”条云:“吴山夫学有本原,馆秦树峰司寇家,《五礼通考》皆其手订者。树峰尝言得三异人,山夫其一也。”此即王欣夫言“统校全书,则属诸山阳吴氏玉搢(引者案原作缙)焉”之所本。秦蕙田《答顾复初司业论〈五礼通考〉书》所谓“今所托校雠者,惟淮阴吴山夫一人”,不过言当时情状,不得云数十年间数百卷书皆吴氏一人手订。今全书卷首四卷、卷卅二至卅六末署“博野尹嘉铨校字”可证。

  又案《五礼通考》稿本卷卅八署“吴玉搢参校”,则吴氏不仅校字而已矣。

  卢文弨亦曾参酌校订,

  参上节“乾隆二十八年癸未”、“乾隆二十九年甲申”条。案卢氏一则云“吾师味经先生因徐氏《读礼通考》之例而徧考五礼之沿革,博取精硏,凡用功三十八年而书乃成,文弨受而读之”,再则云“日承尊谕,以所著《五礼通考》虽巳刊刻完竣,未卽行世,恐其中或有参错不及细检处,须及今改订为善。文弨学识短浅,诚知不足以副諈诿,然先生之虚怀为巳至矣,翻阅之劳所不敢辞”,则卢氏此前并未与修《五礼通考》,仅在其书成之后,勉力校讹;然其功亦巨。乾隆二十九年卢氏致书秦蕙田,为该书纠谬十五事,修订本或采或不采,其事要皆关系重大。而卢氏贡献仍不止此,今味经我初刻试印本多有卢氏校语,往往溢出《复秦味经先生校勘〈五礼通考〉各条书》所举各条之外,有作“文弨谨案”者,当系卢氏之笔,间有作“卢云”者,未晓为何人誊录。

  而冯浩曾受邀参校,但未预其役。

  据阮元为冯浩《孟亭居士文稿》所撰《序》称,乾隆十五年冯氏参编《续文献通考》,则亦精于典制者。其《仪礼集编小引》云:“君将赴部时,大司寇锡山味经秦公着《五礼通考》,以参校之责属余,余敬谢不敏,言君于秦公。”“君”即盛世佐,与冯氏为中表亲、又有婚姻之谊,故冯氏荐之于秦蕙田。

  另有蒋汾功、顾栋高为之作序,

  据蒋《序》其“与秦氏世好:从父弱六出尊大父对岩先生之门,药师又与予同年友也。日往来寄畅园中与其羣从子弟游。素知其家多藏书,凡礼经疏义外间絶少刋本,而庋贮缄题者数十笥。宗伯以絶人之姿尽发而读之。”此言秦蕙田少年时事也。

  而顾氏曾就编书体例与秦蕙田往复辩难。

  王大隆谓顾氏曾与秦蕙田诸人共为读经之会,乃顾、秦二人均无一言及此,王说恐未的。王昶《蒲褐山房诗话》云:“栋高,无锡人;鼎,金匮人,亦佐文恭纂《五礼》者。文恭尝招予寓味经窝数月,予病为按脉定方,故得备闻其事。”言顾氏助纂《五礼通考》,殆指秦、顾通信商讨是书体例,未必谓顾参校其书也。二氏函中提及吴玉搢而未及钱大昕,则其通信当在乾隆十八、九年间,已在顾氏撰《序》之后。

三、《五礼通考》存世诸本略说

  述《五礼通考》成书情实既毕,今乃就该书存世诸本略考其源流、特点,权作小结。

  (一)稿本

  七十三册,残。朱砂印格,版心刻“五礼通考卷”字样。半页13行,顶格者行大字21字,双行小字21字。首蒋汾功、顾栋高二序,次凡例,次目录二卷,次卷首存四卷,次正文二百六十二卷。内有“大隆审定”白文方印、“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朱文长方印。王欣夫《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著录,今藏复旦大学。王氏《书录》云:“此为当时清写原稿……全书较刻本为少,当系初定本。”参本稿第一节乾隆十七、十八、十九年条。

  秦蕙田《答顾复初司业论〈五礼通考〉书》云:“今所托校雠者,惟淮阴吴山夫一人,幸麤稾俱已就理。而抄胥仅有三人,不能多写,乘此暇隙,依序详校,讨论删润,尽心而已,敢云著作哉?但恨卷帙大、道途远,无由质证耳。”《五礼通考》系绝大著作,编次誊录不能一蹴而就,诸人皆随录随改。此稿本通篇有朱笔圈点,重点语句旁勾红圈,为后来刊本所无。眉批、夹签满纸,并有挖补痕迹,王氏以为休宁戴震、嘉定王鸣盛、钱大昕等手校,文字与后来刊本多不同,可见当时纂修实况。

  又当时所录不止一本。此稿本卷九七、一百一、一百三、一百五、一百九、一一四内浮签有“抄本”“新本”“新抄本”字样,则此乃一旧抄本,另有新抄本,以与刊本对勘。卷一一四引《大唐开元礼》“前享五日……皆加勺幂”下,眉批“禘享以下二十四字,新抄本缺”,“二十四字”指“禘享,其未毁庙之罇坫于前楹下,各于室户之东,皆北向西上”;“北向俱西上”下,眉批“禘又以下十四字,新抄本缺”,“十四字”指“禘又设未毁庙主各于其室,如时享”;“讫还斋所”下,眉批“禘又以下二十四字新抄本缺”,“二十四字”字指“禘又以次出,毁庙主,如主未毁庙,主出,置于室内之座,如时享”。凡此稿本有而新抄本无之诸字,后来各本均已删弃,可知校者但校新、旧抄本之异同,而别有人裁定当从新抄本刻印刊本。

  (二)味经窝初刻试印本

  八十册。半页13行,顶格者行大字21字,双行小字30字。首蒋汾功、方观承序、次目录二卷、次卷首四卷、次正文二百六十二卷。嘉兴张廷济、独山莫友芝、吴兴刘承干、吴县王欣夫递藏,后归复旦大学。有“莫友芝/图书印”朱文长方印,“莫印/彝孙”朱文方印,“莫友芝”、“郘亭长” (此二印《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未著录)、“莫印/绳孙”白文方印、“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书印”朱文方印、“柳蓉/村经/眼印”白文方印、“博古斋收藏善本书籍”朱文方印(《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脱“收”字)、“王欣夫藏书印”朱文长方印、“大隆审定”白文方印。张廷济、王大隆跋语。此本亦多眉批、浮签,王氏谓是秦蕙田、卢文弨、姚鼐手校,又云“旧粘校签日久往往脱落,莫郘亭得此书后用墨笔移识书眉,凭笔迹可验”。

  张廷济谓“此书审是初印底本”,良是。然王氏谓其刊于乾隆十八年(1753),不确。予旧有《味经窝本〈五礼通考〉刊刻年代考》一稿,内中论此本年代,略谓:

  一则,此本内参校人氏有戴震,校字者有吴玉搢。据本稿第一节,吴玉搢乾隆十八年主秦宅,则此本断不能于本年速成。而戴震明年始入都,本年尚从江永读书于徽州紫阳书院。此本卷一百九十九“缇缟”下案语采用戴震乾隆二十二年所创之说,则此本年代自在其后。

  再则,卢文弨乾隆二十八年所跋及明年校订所用之本,即为此本,上有卢氏校语可证,则其年代当在此前。

  以此二点相较,更证以秦蕙田《五礼通考自序》,则此味经窝初刻试印本之刊成,当在乾隆二十六(1761)年前后,审矣。

  此本与后来刊本多有不同,其差异最巨者乃卷一百九十七末尾,有一批语云:“此本较后定本少附戴氏震《勾股割圜记》五十三页。光绪乙亥八月五日贺绪蕃记。”所谓“后定本”,即下“味经窝修订通行本”。

  1994年,台湾圣环图书有限公司以拍摄胶片为底本,将此初刻试印本套彩影印,精装八册出版。依愚目验,影印本与复旦原本稍有小异。

  (三)味经窝修订通行本

  此本即以初刻试印本略加改订,吸收浮签、眉批校勘意见,修版刊行。今各大图书馆收藏者多为此本,乃秦氏“味经窝”刊行之最终版本。然通行各本之间实非完全一致,如通行各本卷前所载序言与每卷开列纂修人姓名即偶有不同。如上所述,顾栋高、蒋汾功、方观承、卢见曾、王鸣盛诸人皆曾为此书作序,另有秦氏自序以及卢文弨跋文。二十六年味经窝初刻试印本仅存蒋、方两序,而通行各本有但存蒋、方、秦三序者,周中孚所见已如此;有存蒋、方、顾、秦四序者;有存蒋、顾、方、卢、秦五序并卢跋者。今人所编各种目录,或不辨此本与初刻试印本之别,一误再误,定为“乾隆十八年本”,或据卷前所载序言年代,定为“二十六年本”、“二十八年本”。今依本稿第一节,知此本刊成年代必在乾隆二十九年(1764)以后。因其常见,故其后诸本都以此为祖本。

  (四)四库全书本

  四库开馆后,《五礼通考》收入经部礼类五“通礼之属”,书前提要撰于乾隆四十三年十月(1778)。四库本即以味经窝修订通行本为底本,然反复誊抄,不无讹误,此姑勿论;尤堪注意者二事:

  其一,为少数民族译名之变更,如卷二十三引《元史·别儿怯不花传》,文渊阁库本改作《伯勒奇尔布哈传》者是。

  其一,为忌讳文字之删改。四库馆寓禁于征,人所习知,乃《五礼通考》之类研经著作,亦不能幸免,令人发指。如钱谦益,高宗甚恶其人,《五礼通考》原引钱氏文字,馆臣多予抽换。卷二百六味经窝本原引钱氏《徐霞客传》,谓徐氏“好远游,纪江源一篇”云云,秦蕙田案曰:“徐、李二氏论江源,一得之远游,一得之图象。其言皆信而有征,可补前人所未备。惟察于地理,通乎山川大原者始知之。”李指李绂,徐指霞客。今文渊阁库本,秦案尚在,而钱《传》已为他文所替代,与徐霞客无与也。四库馆臣之作为,真可谓顾此而失彼。

  晚近台湾商务印书馆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与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更合作出版《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原文及图像检索版)》,收录其电子化文本,学界广为利用。此本《五礼通考》首册上之说明值得留意:“按:本册原书于抗战播迁中曾遭水渍,致字迹模糊不清,兹虽力经描修版面,仍无法全复旧观。”

  (五)清末刊本

  江苏书局本。光绪六年(1880)刊。案秦氏味经窝刊本以软体字付刻,钱泳视之为康乾时期版刻之佳者。此江苏书局本版式仿味经窝本,但字体逊色多矣。

  湖南新化三味堂本。光绪二十二年(1896)刊,《三礼研究论著提要》据《四川省图书馆藏古籍目录》著录,尚未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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