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时代呼唤大思想
公方彬
人类最宝贵的东西，是思想，是伟大思想家的思想。正是他们的思想成果，指引着国家和民族的前进方向，推动着人类文明的提升，让我们弄清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什么是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等根本问题。
看一下中国的近代史，思想的力量已经充分显现。1840年的鸦片战争，让中华民族第一次产生亡国灭种的威胁感，为了找寻出路，满清王朝搞了个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甚至派出宪政考察团，试图复制西方，最终梦碎。中华民族在黑暗中摸索了近百年，因为缺少伟大思想的指引，而无法走出困境。直到马克思主义进中国，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得已实现。
今日中国已经步入近代以来没有过的跃升期，抑或进入一个大时代。“最接近世界中心”与参与世界规则的制订，需要大思想来支撑，以保证中华民族立身于人类文明制高点，起引领作用。社会转型与矛盾集中爆发，要求先进的化解矛盾的科学路径和方法，这也需要思想的指引。
那么，伟大思想来自哪里呢？来自伟大的思想家。看一下人类思想史，所有的伟大思想都不是一群人集体奋斗的结果，不是通过“挑灯夜战”和全民“赛诗会”的方式取得，它一定是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精英通过艰苦思考而来。政治领域的大思想离不开大政治家的思想，至少离不开大政治家的推行。人文领域的大思想同样产生于文化精英。
伟大思想来自于伟大的民族。一个盛产思想家的民族一定是伟大的民族，因为有了全民族提供的肥沃土壤，才产生思想的花朵。为什么不同国家和民族产生的思想成果并非等量齐观，道理即在于此。所以，有创造力的民族，其精神世界中必蕴藏着强烈的冲动，这种冲动原本就是思想的酵母和助产士。这样的民族每一次冲动，带来的一定是本民族乃至整个世界的思想解放和思想创造。由此，产生一批思想家及其思想成果。
伟大思想来自于大变革的呼唤。这一点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即可辨明。春秋时期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思想时期，这个时期产生了诸子百家，他们的思想观点至今让人津津乐道。其内在动因是列国争霸对思想家及其思想的渴求。之后中国出现了上千年的思想沉寂，尽管期间出现过一个个“盛世”，但都与思想无缘。除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原因，也与超稳定的农业经济社会不需要思想有关。到了鸦片战争，中国人才被动地开始了有限思想。真正让我们感受到思想光芒的是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因为这时的思想家们开始了主动思想。只是这个阶段的思想处于救亡图存，尚未升华到引领世界文明的高度。即便如此，已经让我们认识到，大时代呼唤大思想这一重要规律。
其实，上述特点和规律放在人类文明史的主轴上对照，更加清楚。这里就让我们借助几大思想活跃期来阐释。公元前8世纪到2世纪，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说的“人类文明的轴心期”，正是这个时代产生了“希腊三圣”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中国的老子、孔子、孟子，印度的释迦牟尼，等等。是他们的思想奠基了人类文明的根基，以至于今天追寻文明源头，都要谈及这些伟大思想家的思想。为什么那个时期产生如此之多的大思想家及其思想？因为人类文明处于开拓期，必须明确发展方向和路径。这就迫使一批圣贤、先知去思想。公元13世纪末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所以产生了但丁、达·芬奇、马丁·路德、莎士比亚等一大批思想巨匠及其人文成果，就是中世纪的神学一统天下，将人性压抑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以至于到了崩溃的临界点，因此化作不可遏制的精神冲动。18世纪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则直接催生了马克思、恩格斯等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
弄清了伟大思想的来源，我们还应认识当下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大思想。我们需要奠基民族素质与支撑社会发展的人文思想。民族差异性源自文化，文化特质和区别在人文品质。看一下人类文明史，各大富于特色的文化，在很长时间里走的是独立发展的道路，都有自己的关注重点和突破口。古希腊文化重点探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华文化主要探究人与人的关系，古印度文化主要探究人与神的关系。这些特色文化最终都起到丰富人类文明的作用，但也有明显的不同。古印度文化切断了，中华文化停滞了，古希腊文化因文艺复兴再度勃兴，引领人类文明500年。为什么复兴的是古希腊文化？除了自身品质对时代的关照，很重要的是一大批思想家戮力推动。今天，我们亟需大量具有改善民族人文性格，或者塑造大国国民的人文思想、人文精神产生出来。
我们需要产生奠基科学发展道路的政治思想。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需要伟大思想家提供理论支持，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理论赢得革命的胜利。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经典学家为我们设计了革命的路径，但没有直接解决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具体设计和科学路径，这无疑需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继续探索科学的执政方式和通达的道路。其中，既包括对已有成果的理论总结。即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把一个濒于崩溃的经济推向世界第二，但我们的理论滞后，尚未完全解释清楚“中国模式”，“左”右之争而无共识所证明的就是问题所在。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围绕习近平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去思想，去设计。这决非一般意义上的解读和诠释，必须是站在时代高度的大思想。
我们需要产生引领人类文明前行的大思想。在过去很长时间里，人类现代文明主要是由西方来指引。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阐明：“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问题在于，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在引领了人类文明数百年后，已经出现了“天花板现象”，或遇到难以逾越的瓶颈。为什么冷战结束并没有给世界带来和平，人们在欢呼过后很快发现，战争和国家动荡此起彼伏，甚至超越冷战时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文化和制度自信已经走向自负，异化为霸权。他们总想以自己的文化改造多元文化，以自己的政治制度改造其他政治制度，忽视了文化制度的多元性、渐进性和民族特殊性，结果只能造成冲突。
中国正在崛起于世界。大国崛起的一个重要指标或根本指标是找到人类发展的路径，并且是超越旧路径的更佳路径。显然，这个路径主要不是反映在创造更多的财富，而是思想和文化。中华民族只有产生更先进的思想文化，有可能实现中国梦、世界梦。道理很简单，不再跟在别人身后和着别人的曲子跳舞，那么就需要产生更美妙的曲子，吸引别人共舞，认定别人制订的规则失灵，就必须创造更有效的新规则。
既然时代催生伟大的思想家及其大思想，中国又进入了大时代，那么就让我们去充当助产士。首先，营造敬仰和宽容思想家及其思想的优良社会环境。这包括尊重首创，让首创者更亮眼，而不因后来修正和补充而遭到埋没，形成“钱学森之问”。也包括宽容思想，伟大思想产生之时，大多惊世骇俗，否则就不是伟大思想。如果我们看到大思想的第一反应，就是排斥和封杀，便永远不会产生大思想家及其大思想。这一点对于拥有强烈的“天不变道亦不变”文化心理的中华民族更具针对性。
其次，要为思想家的思想提供应用条件。思想缺少发挥作用的空间，就不会产生社会价值，因而也便不会造就大思想家。就如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卢梭的契约论、洛克的分权制衡，都是因为进入制度设计，才成为影响西方社会的大思想，本人成了大思想家。中国处于跃升期，指导思想已经确定，但完善和支撑指导思想，保证指导思想不动摇，必须是新的大量创造性思想的产生，这就涉及到把创造出的思想加以应用。
再次，理论工作者要修养和超越自我。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上任以来，一再强调担当精神。思想是一种创造，创造就意味着风险，尽管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包容度越来越高，作为希望成为思想家的学者仍然要清楚，没有哪个人或组织为思想者背书，风险与思想者如影随形，这是历史事实和社会规律。谁若不想和不敢承担风险，就尽可作论证和诠释工作，而不要去思想。一句话，思想就意味着牺牲，勇气越大，走得越远。
正是有了上述认识，笔者认为，从中国历代圣贤们的思想成果中拮英集要，借助将军和学者们的艺术表现力，增强思想传播，其意义和价值不言自明。
是为序。
2015年开启之日于国防大学
（作者：公方彬，国防大学军队政治工作研究室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