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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疏证》伪证考略(下)

(1)瀍水、孟津、驹骊问题

  《疏证》(第八十八,四库本第九十六):“《前汉志》河南郡谷成县,《注》曰:《禹贡》,瀍水出濳亭北。《后汉志》河南尹谷城县,瀍水出。《注》引《博物记》,‘出潛亭山’。至晋省谷城入河南县。故瀍水为河南所有。作孔《传》者亦云‘瀍出河南北山’。此岂身为武帝博士者乎?抑出魏晋间,魏已并二县为一乎?实胡朏明教余云尔。或难余:河南安知其不指郡言?余则证以上文,伊出陆浑山,洛出上洛山,涧出渑池山,皆县也,何独朏出而郡乎?殆与黄子鸿金城指县言相似,皆左袒伪《书》者。胡朏明又曰:菏泽在定陶,而《传》云在湖陵。伊水出卢氏,而云出陆浑。涧水出新安,而云出渑池。横尾山北去淮二百余里,而云淮水经陪尾。江水南去衡山五六百里,而云衡山江所径。决非武帝博士,具见图籍者之言也。至孟津,移其名于河之南,东汉安帝时始然。而《传》云在洛北。是则吾友百诗教余云尔。某不敢讳也。”

  按“瀍水问题”的关键是:由于晋代“省谷城(县)入河南县”,故瀍水在晋“为河南(县)所有”;由于“作孔《传》者亦云瀍出河南北山”,所以他不是武帝博士,而是魏晋间人。这一条“证据”由梅鷟(《尚书考异》)提出,阎若璩却说是“实胡(渭)朏明教余云尔”。故这一条也是剽窃。胡渭《禹贡锥指·卷八》提到“汉置谷城县。魏省入河南县。”胡渭所云查无实据,故阎氏作出“修正”,将谷城县省入河南县的时间由魏(三国时期)推后到晋(至晋省谷城入河南县)。他的依据大约是:《晋书·地理志》河南郡下无谷城县。

  这里存在一条不容忽视的相反证据。郭璞注《山海经》(中次六经)提到谷城县(今谷水出谷阳谷东北,至谷城县入洛河)。这表明谷城县在郭璞的时代仍然存在。郭璞(276~324)生当西晋(265~316)、东晋(317~420)之交,杨守敬(《水经注疏》卷十六)据此认为:“则晋犹有此县(谷城县),《晋志》脱”。并进一步认为谷城县“并入河南”的时间“盖在太康(280~289)后也”。郭璞注《山海经》早于《晋书》的成书二百余年(唐初房玄龄等人编写),故前者是更加可靠的史料。

  郭璞注《尔雅》引及《古文尚书》和《孔传》。皇甫谧(215~282)撰《帝王世纪》多处引《古文尚书》和《孔传》内容。太康之后皇甫谧已经故去。也就是说,在“西晋省(谷城县)并入河南”之前,《古文尚书》已经存在。因此,“作伪者”没有“作案时间”。如果《孔传》“瀍出河南北山”一条不是“作伪”结果,还有两种可能存在的情况:(1)《孔传》的注释错误;(2)《孔传》“河南”指河南郡。这两种情况均与文献真伪无关。由于在逻辑上无法排除这两种情况的可能存在,又由于存在不容忽视的相反证据,因此这一条“证据”的或然性很高,不能构成确凿的证伪依据。安国作《孔传》当在临淮太守任上,此时已经没有“具见图籍”的条件。因此出现的注释错误与文献真伪无关。

  阎若璩撰《四书释地》,胡渭撰《禹贡锥指》,二人都是编修《大清一统志》的主要参与者,博观天下郡国书,是后人公认“精于地理之学”的大师,于“山川形势,州郡沿革,了若指掌”。他们不可能看不到郭璞注《山海经》提到“谷城县”的相反证据。结论只有一个,就是他们有意识隐瞒了相反证据的存在,将一个或然性很高的“间接证据”包装成为确凿证据。如此“证伪”已经堕落为居心叵测的伪证炮制。

  关于《武成》和《孔传》“孟津问题”,《疏证》用两千余字专门论述,不遗余力强辩孟津原在黄河北岸,以此证明《武成》和《孔传》都是魏晋间的伪作。杨宽先生对这个问题的见解更加合理:“清代学者如阎若璩等人,都说孟(盟)津原在河北,到东汉以后才迁到河南。其实津是个渡口,应包括河北河南两方面的渡口。”〔64〕阎氏如此强辩,也是炮制伪证、死缠烂打的招术。

  朱彝尊“驹丽”问题比较简单。《书序》“成王既伐东夷,肃慎来贺,……作《贿肃慎之命》”,《孔传》注:“海东诸夷驹丽、扶馀、馯貊之属,武王克商,皆通道焉。成王即政而叛,王伐而服之,故肃慎氏来贺”。朱彝尊认为:“考《周书·王会》篇,北有稷愼东则濊良而已,此时未必即有驹骊、扶余之名,且驹骊主朱蒙以汉元帝建昭二年始建国号,载《东国史略》,安国承诏作书传时,恐驹骊扶余尚未通于上国,况武王克商之日乎。”〔65〕按《汉书·武帝纪》(元封三年):“朝鲜斩其王右渠降,以其地为乐浪、临屯、玄菟、真番郡。”《汉书·地理志》记“武帝元封四年”设(开)玄菟郡,下属三县有高句骊县。县名由高句骊族而来,也就是说族名更要早于县名。元封四年(前107)距巫蛊事起(前92)还有16年,孔安国在世。因此,他注《书序》提到“驹丽”不存在作伪问题。

  朱彝尊(1629~1709)也是清代考据学大师,所著《经义考》300卷有多少这样水平的考据?到此,纪昀《四库提要·尚书正义》提到三条地理方面“灼然可据”的作伪证据,实际上都是“灼然不可据”。纪昀到底怎么回事?参与《古文尚书》“证伪”的清代考据学家还有不少,个个都是响当当的角色,他们所有考据都是这种水平?还是只在遇到《古文尚书》才犯迷糊?理会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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