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呼声越来越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国际地位的显著提高，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世界的重视。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继承伟大的民族精神、提高国人的文化品味、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是时代赋予我们这一代学人无可推卸的责任。要做到这一点，复兴国学就是重要的途径之一。

　　中国传统学术之所以被称之为“国学”，本身就是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在西方文化没有大规模地传入中国之前，中国的学术只有“六艺”、“诸子”、“经学”、“汉学”、“宋学”、“儒学”、“佛学”、“理学”等称谓，并无“国学”之名。 到了鸦片战争之后，有了“西学”的出现，相对应的才有了“中学”的概念。那时候在国人的心目中，“西学”虽然在物质文明方面强过我们，但是论起精神文明，自然还是我们“中学”优越，于是就有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以后随着中国社会发生了危机，文化信仰发生了危机，“中学”在国人心中崇高的地位开始动摇，才又有了“国学”的概念。 1906年章太炎在东京举办国学讲习会，并主办《民报》，在《民报》第七号所载的《国学讲习会序》中就有这样一段话：“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是不亦视前世为尤岌岌乎?”邓实在《国学讲习记》中也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才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国学者，与有国以俱来，因乎地理，根之民性，而不可须臾离也。君子生是国，则通是学，知爱其国，无不知爱其学也者。”（《国粹学报》第九期，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出版，1906年）可见，早在上个世纪之初，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已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而“国学”这一名称就正是这种危机的产物。因为有了危机，自然就有志士仁人为保存“国学”而奋起，而呼喊，就有了以“国粹”、“国学”为名的各种组织，出版的各种刊物。以本人所见，上个世纪以“国学”为号召而创办的刊物，最早的可能是光绪三十年（1905）正月十二日创刊的《国粹学报》，在该刊的《发刊辞》中，明确地提出了其办刊方针是“以发明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以“国学”为名的组织，最早的则是1906年9月章太炎在东京举办的“国学讲习会”。而以“国学”命名的最早的刊物，则当属北京国学粹编社于1908年1月出版的《国学粹编》半月刊。在20－40年代，有“国学”字样的学术或社会团体至少有十几家，相关的刊物至少有30余种，择其要者，如北京国学研究会1911年创刊的《国学丛刊》、上海国学商兑会1912年10月创刊的《国学丛选》，成都四川国学学校1912年创刊的《国学萃编》，北京清华国学研究会1914年创刊的《国学丛刊》，日本东京国学扶危社于1914年创刊的《国学》，上海国学昌明社1915年编辑创刊的《国学》，东南大学国学研究会1923年创刊的《国学丛刊》，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编委会1923年创刊的《国学季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1925年创刊的《北大国学周刊》和1926年创刊的《北大国学月刊》，齐鲁大学文学院国学研究所1932年创刊的《国学汇编》，天津国学研究社1937年创刊的《国学》等等，由此可见时人在保存和发扬“国学”方面所做出的巨大努力。但遗憾的是这种努力并没有坚持下去，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学”逐渐遭遇冷落，以1952年12月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编委会出版的《国学季刊》停刊为标志，其后以“国学”命名的刊物逐渐全部停刊，相关的学术组织也都停止了活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国学”才出现重新兴起的迹象。这期间有几件重要的事情值得提起，一是1993年5月北京大学成立了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同年正式创刊了《国学研究》期刊；2000年，在此基础上北京大学又成立了国学研究院，并招收博士研究生。以后相应的学术机构在国内大学中逐渐出现。到了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也成立了国学院，设置相关专业，招收六年制本科硕士连读的学生，并计划建立一个新的以“国学”为名的二级学科。这两所学校的重要举措标志着“国学”在中国高校重新受到重视。二是在2000年，以弘扬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为宗旨的“国学网”正式开通，标志着“国学”的研究与传播进入了信息时代；三是目前在国内的许多高等院校重新开设了“国学原典导读”的课程，读经与读史成了了解中国优秀文化的重要途径；四是在北京民办的“圣陶学校”以及外地的一些民办学校里，把背诵中国传统经典与学习中国传统艺术等作为中小学生的学习的重要内容。这说明，“国学”正在当下的中国重新受到重视。由此可见，由上个世纪初“国学”团体和“国学”刊物的兴起，到上世纪中期的“国学”的衰落，再到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国学”的复兴，这一事件本身就已经成了甜酸苦辣一言难尽的中国现代化历史的一个缩影。

　　仔细思考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国学”的重新兴起，已经与上个世纪初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也有着与之不同的时代际遇。上个世纪初，当中华民族处于危亡的历史关头，“国学”显然难以独立承担起振兴中华之重任，章太炎等一批志士仁人仅靠国学救国的壮志也显得是那样的软弱无力。从西方文化中输入的“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对于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显然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而这正是传统的中华文化也就是“国学”中所缺乏的东西。所以，舍弃“国学”而向“西学”（也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寻求救国救民的道理，自然成为“五四”以来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而且，时至今日，“民主”和“科学”仍然是我们走向现代化所要坚持的两面旗帜。但是，我们同时还应该意识到：坚持“民主”和“科学”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要抛弃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的现代化大厦一定要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才能顺利地建成。遗憾的是我们过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很好地认识到这一点，而是片面地把中华民族所有的传统文化一律当成了封建落后的东西来批判，以为搞现代化就一定要否定过去所有的东西，就要“彻底砸烂旧世界”，就要跟旧文化进行“彻底决裂”。这种行为方式到“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走向极端。其结果不仅造成了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严重破坏，更重要的是造成了专制、愚昧、腐败、道德沦丧等封建落后文化的死灰复燃。这就和农民种田一样，你如果放弃了对庄稼的精心培育，地里长出来的就一定是恶草。事实证明，一个民族的现代化是离不开自己传统文化土壤的，是特别需要用优秀的传统文化来滋养和培植的。用袁行霈先生的话说：“不管愿不愿承认，也不管是不是喜欢，我们每天都生活在自己国家的文化传统之中，并以自己的言谈行为显示着这个传统的或优或劣的特色。而国学作为固有文化传统深层的部分，已经渗透进民众的心灵，直接间接地参与现实生活。因此，有识之士莫不疾呼弘扬我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以辅助现代化事业――这实在是远见卓识。”（《国学研究》第一卷《发刊辞》，1993年）的确，当一个民族的文化一旦生成之后，它就会永远陪伴着我们。它不是我们的身外之物，不能把它像一件衣服或一把斧头一样可以随心所欲地扔掉。它已经成为我们的遗传基因，我们只能通过杂交优势的方式不断地进行品种的改造。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与吸收优秀的外来文化正是这一杂交改造过程的两个方面。从这一点来讲，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中所生成的优秀文化，对世界文化的交流发展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贡献，这一点也正在被西方学者们认识到。随着中华民族近年来经济的高度发展，与之相对应的是在世界范围内的“汉学”潮的兴起。在这种情况下重提“国学”，显然与世纪初具有了不同的意义。它是弘扬民族文化的需要，是让世界了解中国民族文化的需要，也是再造民族精神的需要，更是全面提高中华民族文化素质和文明素质的需要。所以，“国学”的兴起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当前民族文化建设的必然。

　　要学习和了解国学首先就要读书。那么，哪些是学习国学的必读书？不同时期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1920年，胡适开列了《中学国故丛书》目录，列举古籍31种；1923年，胡适应清华学校学生之请，又开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收录图书约190种，后来根据它修订精简成《实在的最低限度书目》为38种；1923年梁启超应《清华周刊》记者之约，拟就《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选书约160种，以后开列出的《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选书约25种；1925年，顾颉刚开列一个包含有14种书的“有志于研究中国史的青年可备闲览书”的目录；1930年，鲁迅为许世瑛开列了学习中国文学的书目12种；1942年，汪辟疆为中央大学国文系学生开列了10种“最切要”的“源头书”目录；朱自清于1940年出版了《经典常谈》，选择了包括《说文解字》、《周易》、《尚书》、《诗经》等十余种经典进行介绍，并就诸子、辞赋、诗、文等做了简要的源流叙述；1978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设立“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钱穆在讲演中提出了7种书是“中国人所人人必读的书”。此外，在近百年的时间里，还有相当多的学者为学生们开设各种国学必读书目，如黄侃就曾经开出包括二十五史和十三经在内的一个书单。这些著名学者所开的书目虽各有侧重而各不相同，但无疑都属于国学经典的范围。在50年代以后大陆的高等学校教育中，给学生开设必读书目不再不限于国学范围，而是包含古今中外的各种经典。如1997年，清华大学编印了《清华大学学生应读书目》（人文部分），选择书籍80种，其中含有中国文化、外国文化、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各20种；1998年，北京大学为百年校庆而推荐应读书目30种，选读书目30种，此书目由54位著名学者提供了意见，也是兼容古今中外的。另外，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在前几年还公布了中文系大学生必读书目100种，也是兼容古今中外。从胡适最初所列的《中学国故丛书》目录到教育部公布的中文系大学生必读书目，我们可以看出，在指导大学生读什么书的问题上，呈现出越来越开放的态度，但是“国学”经典在其中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

　　如今，中华民族承载着五千年的文明历史，正在以开放的态度走向现代化，普及“国学”已经成为我们的重要职责。早在 1920 年，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就说：“将来必有一派学者焉，用最新的科学方法，将旧学分科整治，撷其粹，存其真，续清儒未竟之绪，而益加以精研，使后之学者既节省精力，而亦不坠其先业，世界人治‘中华国学'者，亦得有藉焉。”可见，梁启超当年的理想，就是要用先进的科学方法，编一部方便国人学习的国学精萃。我们选编这部《国学备览》，也正是出于这样的思考：为广大读者提供方便学习和研究的最基本的国学原著。为此，我们选编了 81 种书，其横向包容经史子集，纵向跨越从先秦到晚清的两千多年，内容涉及儒、释、道、诸子、天文、地理、科技、诗词曲赋、小说、蒙学等领域，基本上涵盖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各个方面，浓缩了中国文化典籍的精华。它既是广大文史爱好者的必读书，也是每个当代中国人都应该了解的国学最低限度书目。我们把它们编辑在一起，实现了与国学经典的零距离接触，为广大读者的学习阅读研究收藏等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同时，利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我们把这些经典都制成光盘，使之具有了强大的文献检索功能。 两者相配，可谓相得益彰。

　　这部《国学备览》的编纂出版，前后经过了三年多的时间，从书目遴选到具体作品的校点，都得到了国内著名专家学者如汤一介、庞朴、傅璇琮、曹先擢等先生的大力支持、帮助和指导。每一部书的整理，我们都聘请国内著名学者来担任。 2003 年 5 月《国学备览》电子版出版之后，我们又广泛征求意见，再一次进行细致的编校，前后进行了五次修改，力争做到精益求精。我们期望它能在弘扬和传播优秀的中国文化方面起到一点积极的作用。

　　编辑出版《国学备览》这样一部大书，我们遇到了很多困难，从编辑体例的设计到研究成果的吸收，都经过反复斟酌，力求使其完善。但是由于学养和能力的不足，可能还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在此恳请广大读者给予指点和帮助。同时，向所有关心和支持我们的同仁表示衷心的感谢！

　　　　　　　　　　　　　　　　　　　　　　　　　　　　　　　　2005 年 8 月 8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