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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网-小说研究-宋辽金元小说                                                          顾 青 主持





总 目 提 要
        顾青 主持


            宋辽金元小说

    宋辽金元是中国小说史上一个重要阶段。宋代统治者吸取了五代政权不断易手的历史教训,加强中央集权,削弱藩镇武将的势力,而优待文臣学士,一再扩大科举取士的名额,造成一个“右文稽古”的环境,提倡优游文史、整理典籍的风气。宋太宗即位之后太平兴国二年(977)就命大臣集体编纂几部大书,其中有一部是带有小说总集性质的《太平广记》,收罗了许多志怪、传奇及各种异闻杂说,为宋以前的文言小说作了一次总结性的清理。这对宋代小说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不但文人模仿晋唐小说,纷纷写作志怪、传奇体的作品,而且民间说话人也从中取材,“幻习《太平广记》”(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太平御览》虽然生在史部和子部的典实,但也收录了不少六朝小说,这对文言小说的创作也有一定影响。

    小说观的发展  欧阳修编纂《新唐书·艺文志》时,把《旧唐书·经籍志》里一部分列在史部杂传类的书归并入小说家类,这表明他崇尚纪实,不承认那些纪异志怪的书为史传,体现了一个史学家的严谨态度;另一方面也进一步确认了小说以虚构为特征的观念。这对小说的发展有积极作用的一面。但稍晚一些的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却采用了一些小说的资料写入正文或者附入《考异》而加以辩证。似乎司马光比较宽宏地重视小说的史料价值,然而客观上却混淆了小说和史书的界限,对小说提出了苛刻的甚至不恰当的要求,这并不利于小说的独立发展。如张邦基在《墨庄漫录跋》中说:“唐人所著小说家流,不啻数百家,后史官采摭者甚众。……故予妙此集,如寓言寄意者皆不敢载,闻之审、传之的,方录焉。”就是小说作者为抬高自己的身分而依附于史书的说法。此外,古文家如尹洙则以讥笑的口气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为“传奇体”,表示了对唐人传奇的轻蔑。南宋人赵彦卫对唐代传奇作了一个分析,说“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云麓漫抄》卷八)。这可能只是宋代人的看法,然而宋代小说家真正懂得“文备众体”的并不多,多数是重史才而不重诗笔,或者竟偏重于议论,如乐史的几篇传遍体小说;也有少数作家又过于重视诗笔,堆垛词章而流于繁缛,对情节结构和人物描写反面忽视了。

    两宋金元的志怪小说  宋代文言小说的发展,从数量上看,显然是志怪体作品占了优势。从宋初徐铉的《稽神录》到宋末无名氏的《鬼董》,都是谈神说鬼的作品。洪迈的《夷坚志》,更是宋代小说的代表作。题材广泛,文字条畅,但总的来说,宋代小说好的作品不多,都是“偏重事状,少所铺叙”,连《夷坚志》也不免。金代又能元好问的《续夷坚志》,还是恪守六朝志怪的传统,“粗陈梗概”而已,而用意仍在“明神道之不诬”。元代还有无名氏的《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和郭霄风的《江湖纪闻》等,更是抄摭旧闻,只有删节而无铺衍。志怪小说到宋元时代也和杂事小说一样,崇尚纪实,又往往借以劝善惩恶,逐步走入保守和衰退的境地。

    宋、辽、元的传奇小说  传奇体的小说,以史官乐史的《绿珠传》为代表,掇拾史料,改写历史人物的传记,意存劝戒,也崇尚纪实,文学性不强。即使收入《青琐高议》的一部分宋人传奇,也有偏重史才与议论的倾向,又有“托往事而避近闻”的风气,在文采上都不如唐人作品。比较突出的偏重词章诗笔的宋人传奇,集中收录在李献民的《云斋广录》里。此书序于政和元年(1111),代表北宋以前小说发展的最高水平,是唐代以后稍有新意的传奇体作品。南宋以后虽然还有一些新的作品,但又与话本有融合渗透的趋势。如见于《醉翁谈录》的《鸳鸯灯传》和《苏小卿》(《永乐大典》引),夹杂诗词而文字浅俗,又为元明的新传奇体开风气之先,正如王士衤真《青琐高议跋》所说的:“此《剪灯新语》之前茅也。”辽代只有一篇王鼎的《焚椒录》可以算是小说。它属于宫闱秘史之类,基本上与史籍相合,是一个《奥赛罗》式的悲剧故事,有些情节恐怕是传述者的增饰。元代的传奇体小说有一些新的东西,更注重诗笔文采。宋远的《娇红记》写一个爱情婚姻悲剧,情节曲折,节奏舒缓,词章华丽,人物性格鲜明,细节描写的真实怀达到了新的高度,篇幅之长在古代小说里也是空前的。郑禧的《春梦录》以第一人称自述的笔法,写了另一个爱情悲剧。篇中引录了大量诗词,更近似《本事诗》之类的作品。元代悲剧故事较多,与同时代的杂剧有相通之处,似乎是这个时代精神的反映。这种悲剧精神直到明初的《剪灯新话》里还有所体现。以文言小说而言,宋元传奇体作品上承唐人小说,旁通说唱话本,有一些新的变化。

    两宋的杂事小说和选集  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唐宋以后很少有可以步其后尘者。孔平仲编著的《续世说》辑录唐五代人的逸事,分门编次,虽续《世说新语》而作,但记事而不善于记言,传人而不能传神,缺少的是文采和韵味。王谠的《唐语林》取唐人著作分类编次,比《世说新语》的门类还多十七门,重在伦理教化。宋代较多的是纪实考史的笔记,其中也有一些记载时人逸事的篇章,写得稍有生气。如《涑水纪闻》记钱若水平反冤狱的故事,《桯史》记南陔脱帽的故事,《齐东野语》记陆放翁钟情前室的故事,都写得比较详尽真切,富有小说意味,就不止于记事而兼具志人了。至于《清尊录》、《投辖录》、《摭青杂说》等富于情节的人世故事,更具备小说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这时期的文言小说,与话本有某些相通的地方。如《青琐高议》中用七言副标题,近似后世的小说回目。《绿窗新话》辑录唐宋小说故事,作为说话资料,也是这种格式。至于题材的移植,更为常见。如《鬼董》中的张师厚故事与话本《郑意娘传》互有异同,还不易辩别其孰为先后。

    两宋金元的通俗小说  宋元时代话本兴盛,正是通俗小说开始发达的时代。说话艺术在唐代已见记载,敦煌遗书中也有不少话本及说唱文学抄本,从广义上说都是通俗小说。明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曾说“小说起宋仁宗时”,不知他的根据是什么。如果说通俗小说在宋仁宗时期有较大发展,则大致可信。因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详细记载北宋末年汴梁的“京瓦伎艺”,有讲史、小说的专业艺人,包括专说三分的霍四窿和专说《五代史》的尹常卖等,那么在仁宗时期曾有话本流传是完全可能的。不过当时大概还只以抄本流传,未必就有刻本。现在所见到的话本,都是南宋或金、元的刻本,而且还比较简略,只是节本或纲要而已,所以书名称为《三分事略》、《薛仁贵征辽事略》的。南宋说话的盛况,见于《都城纪胜》、《梦粱录》等书的记载。同时的金朝也盛行说话。金兵占领东京之后,曾向宋朝索要诸色艺人,其中就包括说话人和小说家(《三朝北盟会编》卷七十七)。金国左丞相颜充曾听刘敏讲《五代史》平话(见上书卷二百四十三),金朝的说话人还有贾耐儿、张仲轲等。《武王伐纣平话》和《薛仁贵征辽事略》开头有诗说“隋唐五代宋金收”,可能出于金人之手。《五代史平话》也有可能刻于金朝。元代刻的平话较多,有《三分事略》和《全相平话五种》,《宣和遗事》也像是元刻本。小说则仅见《红白蜘蛛》残页,从文字看都是节本。元代小说显然有较大的发展,因为当时知识分子在仕途上很少有出路,一部分人曾投身于书会,除编写北杂剧、南戏文之外,也有编小说的。如陆显之曾写过《好儿赵正》话本,随后有传为《水浒传》、《三国演义》的加工写定者施耐庵、罗贯中。前者生平还有疑问,后者确为元末明初人,明人记载说他是《三国志演义》的写定者,总有一定依据。《西游记平话》大致写定于元代,见于朝鲜人所著《朴通事谚解》,较为可信。说经、说参请性质的《庐山成道记》(即《庐山远公话》故事)至元代仍在流传(《庐山莲宗宝鉴》卷四)。现存宋元话本,大多都经过明代人的修订,艺术成就也不平衡。《水浒传》、《三国志演义》、《西游记平话》及一部分小说家的话本大致定型于元代,这是中国小说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鲁迅说白话小说的兴起“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这个变迁开始于宋代甚至更早,但以现存话本的文献资料来看,到元代才有较多的实绩。

   宋辽金元作为一个历史阶段,是中国古代小说新旧交错的时代,但不是新旧交替,而是并驾齐驱。不仅文言小说和通俗小说同时并行,而且在文言小说内还有新体和旧体的不同,在通俗小说内也有繁简文质的差别。从整体上说,虽然文言小说呈现出了停滞衰落的倾向,通俗小说也没有达到完全成熟的地步。然而却是中国小说史上一个继往开来的时代。

    (程毅中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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