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１４世纪中叶到１７世纪中叶，继宋元话本与传奇之后，发展和兴盛起来的通俗与文言小说艺术。明代通俗小说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既有长篇巨帙，又有短小精悍之作。据明、清两代著录及近人搜集，长篇小说有目可考者，不下百种，流传至今的有五六十部之多；短篇小说则数以百计，形成了中国小说创作的一个高潮。

    明代通俗小说空前繁荣之成因  明太祖朱元璋结束了长期混战局面，建立了统一政权。明初经济渐趋复苏。但是，从明宪宗朱见深起，封建最高统治集团骄奢淫佚，政权每况愈下；权臣阉宦，结党营私，矛盾纷起，仅嘉靖一朝，宰相像走马灯一样，轮番替换，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缓慢地走向全面崩溃的末世。赖以这个经济基础而生存的封建制度，以及维护这一制度的道德伦理、宗法观念，亦随之逐渐解体。另一方面，城市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壮大，纺织、冶铁、制盐、造纸、印刷等手工业的迅速成长，特别是东南沿海纺织工业中，明显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的因素，给明代社会注入了新鲜活力。代表这股新兴势力的思想家，以王艮为代表的王学左派应运而生，造就了一批封建社会的叛逆者。他们朝着封建礼教，发起了猛烈抨击，一切传统观念，来了个大颠倒，发生了翻天履地的变化。反映在文学观念上，一向被视为雕虫小技的小说戏曲，一变而与传统的儒家经典并列，社会地位空前提高。尽管宋元话本和评话在唐传奇之后，已经显示出旺盛的艺术生命力，形成了另一个中国小说创作的黄金时代，并与宋元南戏、元杂剧，双峰对峙，在中国文学史上蔚为在观；然而，巨大的艺术成就，仍没有立即改变小说不登大雅之堂的社会地位，仍被排斥在正统文学之外。只有到了明代－－中国封建社会史上大转折的朝代，小说的社会地位才真正得以确立。这主要表现在：

    一、小说与经典并列。先是李开先指出：“《水浒传》委曲详尽，《史记》而下，便是此书。且古来更未有一事而二十册者，倘以奸盗诈伪病之，不知序事之法，史学之妙者也”（《词谑》）。破天荒第一次把小说摆到如此崇高的地位。之后，李贽说得更为透彻：“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记》，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大贤言圣人之道，皆古今之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焚书》卷三《童心说》）。一变而为“古今之至文”，石破惊天之语，闻所未闻。于是，小说成为文人案头必读之书（吴道新《文论》），它们的社会功能与不朽价值，也逐渐被人们清醒地看到：“历代明君贤相，与夫君之佞臣，皆有小史，或扬其芳，或播其秽，以劝惩后世，如《列国》、《三国》、《东西晋》、《水浒》、《西游》诸书，与二十一史并传不朽，可谓备矣”（崇祯辛未刻本《隋炀帝艳史·凡例》。最终，小说戏曲被目为《春秋》，其地位与儒家经典并驾齐驱（单宇《菊坡丛话》）。

    二、震撼文坛，反映强烈。明代通俗小说，风靡文坛，深入社会各个阶层，得到公认，官僚大吏带头刊刻。周弘祖《古今书刻》已有都察院刻本《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郭勋刻有二十卷回本《忠义水浒全传》；《酌忠志》卷十八《记内板经书记略》，记有《三国志通俗演义》为二十四本，一千一百五十页。同时，小说始见著录于官家书目。《永乐大典》卷一万七千六百三十六～一万七千六百六十三，收录的宋元平话，就达二十六卷之多；《文化殿书目》也载有《三国志通俗演义》。不少作家开始把读小说之后所写下的序、跋、文，收到自己的文集里，一时竟蔚然成风。如人们熟知的张凤翼、李贽为《水浒传》所作的序。著名书法家文徵明抄写的《水浒传》，数字惊人，计二十卷，文坛传为佳话。就连传统文化薰陶出来的正襟危坐之士、一生潜心于性命之学的嘉靖进士黄训，也写有《读如意君传》一文，这都是明代以前从未出现过的事情。至于通俗小说获得广大市民的青睐，更不待言。

    三、刊刻流布，影响广泛。随着印刷业的发达，明代小说刊刻之多，世人注目。刊刻一部小说名著，数以十计，屡见不鲜。尤其一向被视为范本的选本，也收录小说戏曲之作，前此未见。《花草粹编》据《水浒传》收宋江词，又收小说《西湖三塔记》；而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佚名选本，所收小说篇幅，竟占三分之一。万历以后的小说合刻选集，如《国色天香》、《绣谷春容》、《最如情》等，虽刻工粗劣，但已把小说戏曲放在主要版面，而传统的诗文却被挤在不太显眼的角落。不仅提高了小说的地位，而且扩大了影响。

    四、小说理论批评，勃然兴起。阅读作品而微言大意，是原来汉儒攻读儒家经典著作的重要手法。随着历史发展，文学艺术各类体裁的繁荣兴盛，才被儒家由经扩展到史、子、集各部，蕃衍成为中国传统治学的一大法门，后世通称为“评点派”。明代小说理论批评所以异军突起，批评家辈出，乃是在小说地位的不断提高、文人学士为之倾倒、鄙视小说的传统观念被彻底粉碎的时代条件下，才勃然兴起的。而小说社会地位的巩固、确立，又赖于理论批评对它的文学与美学价值的充分肯定，赖于批点家们对小说作品的深刻剖析。他们或揭明史实，或阐发主旨，或臧否人物，或艺术鉴赏，探幽抉微，条分缕析，对小说的审美规律、形象塑造等重要问题，作出探索和总结，不仅对小说创作起了指导作用，而且加快了明代小说空前兴盛的进程，为小说的繁荣奠定了理论基础。

    由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到作家个人创作的过渡  中国通俗小说发展到明代，处于承上启下的转折时期，即由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话本、平话，向文人作家个人独创的过渡，明代成书的几部著名长篇小说，都带有这一鲜明特点。众所周知，三国、水浒、西游的故事，都经历了较长时间，甚至几个世纪的流传和积累，汇集世代书会人才、民间艺人的集集智慧，创作出各个系列故事集群，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只是在此基础上加工写定而生。早在《三国志演义》成书之前，《三国志平话》、《三分事略》已经创建出三国故事的基本构架；另外，元杂剧中的五十余种三国戏，场面恢宏，形象丰满，也为《三国演义》的成书打下深厚的基础。《水浒传》成书之前，《醉翁谈录》里已有“石头孙立”、“花和尚”、“武行者”的话本名目；而元人所辑《宣和遗事》，更保留了大段水浒故事；连同三十种水浒戏，同样为《水浒传》描绘出大致轮廓。《西游记》之前，不仅有话本《大唐三藏经诗话》，而且宋元南戏、金院本、元杂剧都有丰富的西游题材剧作，为吴承恩的加工成书，创造出蓝图。《金瓶梅词话》究竟是世代积累型集体创作，还是作家个人独创，尽管学术界看法不一，但仅从名为“词话”这一点来看，它应当和《大唐秦王词话》一样，都是世代累积型集体之作。因为话本就是词话本的简称，词话和话本，本是同一艺术形式，有说有唱，唱词韵文是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现存《金瓶梅词话》就是明证。

    明代的短篇通俗小说，除了明末文人创作的拟话本之外，也都是在宋元话本基础上加工写定而成。附刻于明弘冶戊午（１４９８）《新刊大字魁本全相参增奇妙注释西厢记》后的《钱塘佳梦》，不仅《醉翁谈录》列在“烟粉总龟”下，而且这部短篇小说的引首，全然抄自《水浒传》的引首“词曰”部分，除三个“暮”字外，均步原韵，确系在宋元话本基础上写定。刊刻于明正德年间的小说《如意君传》，也是在民间流传的武则天系列故事基础上加工写定而成。至于《国色天香》收录的《龙会兰池》、《张于湖误宿女贞观记》，其故事也是世代累积而成，本事见南戏《拜月亭记》和《古今女史》。

    中国通俗小说，由宋元民间创作的短篇话本、长篇平话，发展成文人创作的短篇、长篇小说，并非一蹴可及，而是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近的漫长行程，其间也必然有一个过渡。关于这个发展过程，可以归结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话本、平话－－文人加工写定－－作家个人创作短篇、长篇小说。文人加工写定，恰处这个过渡阶段，承上启下，不可或缺。文人加工写定，不同于改编，特别是篇幅浩繁的长篇小说，从简单回目对仗、整齐划一，到复杂的结构布局、人物形象塑造，都是一项艰苦的创作性劳动。因此，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笑笑生、诸圣邻，以及一大批不知名的加工写定者，都为中国白话小说的发展，建立了不朽业绩。他们一方面广泛吸取民间集体创作的丰富养料，作了创造性的艺术加工；一方面又为作家个人独创，作了有益的尝试和艺术实践。中国白话小说，只有经过这一自身条件的积累和准备，才有可能在明末出现了一大批拟话本和以《醒世姻缘传》为代表的长篇小说，培养出凌�统酢⒗钣妗⑽髦苌�等一批天才的作家；同时，也孕育了吴敬梓、曹雪芹与《儒林外史》、《红楼梦》的诞生和问世。

    题材广泛丰富语言通俗易晓  由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经文人加工写定而成的小说，它们历经较长时间的锤炼，又在不同地域流布，所以独具题材多样性和语言通俗性的鲜明特色。

    就题材内容而言，大致可以分两大类。一是非现实题材，包括历史、 传奇和虚的神怪故事，尤以前者居多。这是因为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典籍丰富，正史之外，尚有大量的野史稗乘，为它们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上自盘古开天辟地，下至明代，下至明代，各朝各代，都以通俗演义的形式相继出现，如《盘古至唐虞传》、《列国志传》、《两汉演义传》、《三国志演义》《东西晋演义》、《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北宋志通俗演义》、《皇明英烈传》等。对于这类题材小说的创作，《新列国志序》曾作过概括：“自罗贯中氏《三国志》一书，以国史演义为通俗，汪洋百余回，为世所尚。嗣是效颦日众，大而有《夏书》、《商书》、《列国》、《两汉》、《唐书》、《残唐》、《南北宋》诸刻，其浩繁几于正史分签并架。”《三国志演义》就是它们的代表作。

    与七分史实、三分虚构的历史演义不同，有一类小说，受传奇小说审美定势的影响，加之传统文学比兴表现手法的根深蒂固，凭借历史人物和事件来寄寓自己的理想，借古人之形骸，吹进作者的思想情感。这类小说特点，是不拘囿于史实，而是撷取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某个侧面或片断，铺张扬厉，虚构谋篇，《水浒传》就是其中典型的一部。宋江，史有其人；宋江起义，也实有其事，但据《宋史》记载，宋江起义的规模有限，远不及同时代的方腊起义。像《水浒传》所写，攻城掠地，兵锋所向，北至大名（河北），南及江州（江西九江市），西达华州（陕西华阳县）的起义，在宋代根本未曾出现过。评论《水浒传》是历史上宋江起义的真实反映，显然不符合作品的实际，同时也没有抓住这类题材小说的真谛。《水浒传》主要借用宋江起义这一历史事件，虚构了一系列英雄形象，他们嫉恶如仇的高尚品德，超乎常人的非凡武艺，大无畏的反抗精神，特别是“官逼民反”这一封建社会反抗者的至理名言，正是他们世代梦寐以求并为之奋争的理想烛照。《北宋志传》对杨门将的热情讴歌，也是明代嘉靖以后，延绵不断的边患战争的历史折射。这类题材小说的通病，在于有浓厚的封建伦理色彩。

    在非现实题材小说中，还有一种，借历史事件描写神魔鬼怪之争，内容虚幻，风格奇特。《西游记》之唐三藏西天取经，《封神演义》的武王伐纣，在历史上或可捕捉到身影，而《飞剑记》、《咒枣记》大写道仙、禅师，则在历史上毫无踪迹了。这些故事，毋宁说是传统道教、佛教逐渐世俗化的一个反映。因果报应，轮回说教，宗教迷信，俯拾皆是，是其严重不足。

    第二类是现实题材，直面人生，可谓明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诸凡封建统治集团的骄奢淫佚、忠奸斗争、社会腐败、政治黑暗、市井生活的芸芸众生，声情画貌，情趣心态，尽入笔端，构成了一幅生动的明代社会生活的风俗画卷。《金瓶梅词话》发端，大批拟话本继其后，间以海瑞、况钟的断狱公案，数量可观，而以反映爱情婚姻题材的篇幅最多。爱情婚姻题材，是传统小说乃至整个文学史上的重要内容，然而到了明代，却赋予了新的内涵。这主要表现在：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破土而出形成的新兴思想影响下，传统封建礼教受到了猛烈冲击，反映在文学领域内，情与性，就是指向“存天理，去人欲”虚伪道学的投枪和匕首，而明代小说和戏曲，恰是率先作了艺术反映。它们从肯定人的生存价值出发，大胆肯定人的性欲为正当要求，描写青年男女突破封建礼教的樊篱，追求挚着的爱情生活，带有明显的人文主义色彩，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觉醒。《金瓶梅》、《牡丹亭》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然而，这类小说也存在两个严重的缺陷，即一夫多妻制的肯定和淫秽描写的泛滥。刚刚萌生的新兴势力，它们重视自身的价值，要与封建势力抗争，但却看不到为之奋斗的美好前景。或者说，处于封建社会末世的明代现实，还不能为它们提供一幅美的蓝图。触目所及，尽是疮痍，腐烂不堪，是故揭露抨击有余，追求建树不足。它们写情写性，是为了冲破传统的封建礼教束缚，带有那个时代的进步要求。但是，才子佳人、一夫多妻，或长篇累牍、恣意刻露的淫秽描写，又恰是一次倒退；至于通篇淫乱，“着意所写，专在性交”的一批淫书，更是一个反动，形成了明代小说创作的一股逆流。

    明代通俗小说创作一个最鲜明的艺术特色，就是语言更加通俗易晓，朝着俚俗化方向发展，使用了大量的市廛隐语，切口声嗽，有时虽失之规范，却有很强的表现力，词汇丰富，鲜明生动。如果说明代前期成书短篇和或长篇还夹杂着大量文言词汇的话，那么明代后期之作则洗荡一空，完全口语化了。《三国志演义》使用的语言虽然简洁流畅，但也半文半白，更多地是浅近的文言。比之《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的语言更接近口语，洗练明快。《金瓶梅词话》使用的就是当时的白话口语，谚语、成语、歇后语随处可见，隐语、江湖切口，比比皆是，带有浓厚的市井独特风格，显得异样的生动泼辣。这些成就的取得，不能不归功于它的加工写定者或创作者不再是一些鸿儒雅士，而多数是长期混迹于市民的一员，熟悉他们的语言，加工也得心应手；或有的文人作家，对通俗文学特别酷爱，以毕生的精力为之搜集整理、加工编辑，耳濡目染，吸引他们用通俗语言进行小说创作，冯梦龙正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明代通俗小说另一个艺术成就，是结构完整严谨，细节真实生动，人物性格饱满鲜明。由文人作家加工写定而成的几部著名长篇小说，如“四大奇收”，与宋元平话相比，在艺术创作上有着质的飞跃。这些作品对长期流传在民间的，作为小说这一仍嫌粗糙的艺术样式，进行了重要的改造加工。从题目引首的整齐划一、对偶匀称，到情节结构的精心安排、巧作勾连，特别是细节描写的真实逼真、细腻入微，使小说这一艺术样式在结构上首尾完整，情节上引人入胜，形象上丰富生动。写战事，铁马金戈、气势恢宏。一个赤壁之战，《三国志演义》整整用了七回，重在刻画人物性格。虽头绪纷繁，人物众多，却处处围绕着诸葛亭，尽管他未带一兵一卒，但在魏、蜀、吴三国间的重大的、惊心动魄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却运筹帷幄，纵横捭阖。写天上，神奇瑰丽，想象丰富。《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大闹天宫，描写得如火如荼，栩栩如生。写世情，依照现实生活的本来面貌，细心提炼，维妙维肖，给读者以真情实感，产生了巨大的艺术魅力。不同题材，采用了不同的塑造人物方法，艺术性格饱满丰富，琳琅满目。几百年过去了，而四大奇书里的艺术群像，仍在人们心目中熠熠生辉。

    明代后期，冯梦龙、凌濛初、李渔等创作的一大批拟话本小说，篇幅不长，但精雕细镂，玲珑剔透。一个故事入笔，挥洒自如，叙得娓娓动听。如《谭楚玉戏城传情  刘藐姑曲终守节》，在细致描写戏班演员生活的同时，加进传统的王十朋与钱玉莲故事，剪裁得体，独具特色。难怪“祭江”这一细节，到了《红楼梦》里，林黛玉也借以旁敲侧击，微含讥讽。不难看出，文人作家迈入明代通俗小说的创作园地，从他们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加工写定，到自己匠心独运，独立创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开拓了一个崭新的天地，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文言小说创作  与明代通俗小说空前繁荣相比，明代文言小说的创作，相对来说，难以抗衡。因袭传统的灵怪、艳情题材，多以因果报应出之，示意劝惩，削弱了小说艺术的感人力量，笔记杂俎又多侧重于自然现象的变异，带有较多的迷信色彩。《剪灯新话》、《剪灯余话》虽不乏故事曲折、文笔净洁之作，给予明代的文言小说创作以深远影响，致使仿作迭起，赵弼的《效颦集》、陶辅的《花影集》、周礼的《秉烛清谈》、邵景瞻的《觅灯因话》等相继问世，形成了“剪灯系列”，不少篇章也为拟话本和戏曲创作提供了素材，但内容上多承唐宋传奇余绪，较少新意，就其总体而言，成就不高。中国古代文言小说发展到宋代，衰微之势，已见端倪，元、明两代继之，至清《聊斋志异》出现后，始有改观。在文言小说发展史上，明代处于创作的转折时期，承上启下，为清代文言小说的兴盛创造了条件，这主要表现在：

    一是宋人崇尚纪实的小说观，在明代又有发展。自宋濂以小说笔法作纪传起，纪传体小说或带小说性的纪传文不胫而走，蔚然成风。即便带有寓言性质的《中山狼传》，也以此体命笔，首尾完整，娓娓动人。纪实性文言小说，逐步由虚幻飘渺的灵怪鬼魅，向现实生活贴近。虽是写鬼怪，却富于强烈的现实人生色彩，如《绿衣人传》的李慧娘鬼魂，采摭史实，寄托了现实社会的爱僧，读来亲切可信。至宋懋澄的《负情侬传》、《刘东山》、《珍珠衫》，则直面人生，有时有地，彻底摆脱了灵怪的构架，改变了文言小说“托往事而避近闻”的创作倾向。作者在《负情侬传》结尾，明确无误地告诉读者：“余自庚子秋闻其事于友人，岁暮多暇，援笔叙事”。“丁末携家南归，舟中捡笥稿，见此事尚存，不忍湮没，急捉笔足之，惟恐其复崇，使我再捧腹也。既书之纸尾，以纪其异，复寄语女郎，传已成矣。”现实社会生活入篇，就为文言小说的创作开拓了广阔的天地。《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在其作《老饕》篇末云：“此与刘东山事盖仿佛焉”。说明他的文言短篇创作，就接受了这一影响。《聊斋》中的不少篇章，本身就是作者耳闻目睹的现实社会生活的实录；即便怪异故事，也与现实人生有着密切的联系，所写阴司，实际上就是人间的反映，笔下的鬼狐，恰是人类的化身。这一创作传统，在文言小说创作史上产生的深远影响，是不应低诂或抹杀的。

    二是文言小说朝着通俗的方向发展。先是明代前期之作显受宋元话本的影响，《娇红传》、《钟情丽集》，甚至《如意君传》，已是介于文言和话本之间；次后，通俗小说的繁荣，对文言小说的创作，更带来了强大的冲击力。于是，一向专事用典、标榜古奥的文言小说中，也掺入了普通生活的口语、俚俗。特别是小说合刻选集，渐趋明显，至清初之蒲松龄，则集其大成，人物语言，声口如闻，典雅与俚俗兼容并蓄，而且达到了和谐统一，形成了古雅简洁、清新活泼的语言风格。

    三是文言小说的容量越来越大，包罗万象，传奇、志怪、笔记、杂俎，群体具备。这固然为各种形态类型的文言小说创作打下了良好基础，但同时在内容上也愈来愈驳杂。甚或在一部著作中，既有传奇纪事，又备寓言小品；既讲神鬼怪异，又谈逸事琐闻；既有带情节的故事，又载自然界的奇异现象，笼统地把这类著作称之为“文言小说”，实不相符。尤其是一些文人笔记，更难以“小说”立目。应当指出的是：在这些笔记杂俎之作中，常载有珍贵的小说史料，向为研究者所关注，如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屠本畯的《山林经济籍》、薛冈的《天爵堂笔余》，李日华的《味水轩日记》、张丑的《日记》等，把它们列入小说史料类，更为允当。

    四是文言小说的篇幅愈来愈长。明代的文言小说，笔记仍多短简，而传奇体则呈扩充为中篇的趋势。瞿佑之《剪灯新话》初见端倪，《钟情丽集》、《怀春雅集》、《天缘奇遇》、《花神三妙传》、《刘生觅莲记》、《龙会兰池录》等集、编继其后，至《轮回醒世》则动辄数千言。篇幅的趋长，使情节曲折繁复，枝节层出不穷，便于编织出更加动人的故事；同时，也与这种文体小说的写法方法密加相关，即作品中插入了大量的诗词韵文。究其源，盖因话本创作的影响，故时人称之为不文不白的“诗文小说”。总之，不难看出，明代的文言小说创作，由于受到通俗小说的影响和冲击，无论在思想内容或是艺术形式上都增添了新的特色。

（刘辉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