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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苏曼殊及其小说

——读曼殊小说札记

  百年间,文学从古典走向现代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无数的个人沉淀为历史的泥沙,铺垫了转型之路;苏曼殊就是其中之一。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苏曼殊(1884——1918)本人,比他的创作更能够吸引人的注意力,他身世曲折而离奇,一生居中国近代历史的转型日益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其中文学的转型尤其引人注目。在近无定所,贫穷、疾病缠身。他的积极参加资产阶级革命、逃儒归佛之反复、创作诗歌、小说,翻译诗歌都使他在文学史上赢得了一席之地。曼殊将自己作为一种立场,不断地变换着,似乎一直害怕会因他的始终如一而被人忽略,努力使自己变成“奇人”。他的创作,也迥异于同时期的其他纷然杂呈的各种流派,自具面目:诗歌凄婉绮丽、“超旷绝俗”;小说“好写美人,飘渺无方”,游离于清末民初的众声喧哗之外。苏曼殊共创作了五篇小说,(《天涯鸿泪记》未完,不计入)一般被定位为“言情”小说,他的代表作《断鸿零雁记》与徐枕亚的《玉梨魂》并称为民国初年言情小说的开山之作。

  曼殊小说都以爱情为主题,爱在这里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爱就够了,我们还要什么?”然而主人公们又不得不承受爱的巨大忧伤:“爱的深处就是忧伤”,乃至毁灭。(《碎簪记》)真正的爱情成为作家歌咏的对象。

  《断鸿零雁记》(1912年),被誉为“民国初年第一部成功之作”。小说以第一人称写自己飘零的身世和悲剧性的爱情。主人公三郎幼年倍受欺凌,孤苦伶仃,长大以后又经历了种种坎坷。他东渡日本寻找生母,母子重逢之后,三郎的日本表妹静子爱上了他。静子对三郎一片痴情。母亲和姨母也赞成这门亲事,但三郎犹豫不决。虽然他对静子也有感情,但他不敢再次面对爱情,对静子避而远之。原来,三郎在中国有未婚妻雪梅,雪梅对爱情坚贞不渝,因为三郎之父破产,雪梅之父嫌贫爱富而悔婚。三郎深深地爱着雪梅,受不了这巨大的打击,一气之下出家了。虽然身在佛门,他仍然无法斩断世俗的烦恼:不明身世的困惑、儿女之情的纠缠,于是他下山寻找答案。雪梅因痴恋三郎,资助他东渡寻母,最后,父母逼她改嫁时,绝食身亡以殉情。故事的最后,三郎到雪梅的故宅凭吊她的墓地,在一片悲痛的气氛中结束,笼罩着一种末世的凄凉、窒息,以及对人的心灵的压抑。

  《绛纱记》(1915年)以“余”(昙鸾)为叙述者,描写了梦珠与秋云“余”与五姑、霏玉与卢氏、玉鸾与“犯人”的爱情。秋云的父亲将她许给了梦珠,但梦珠似乎不喜欢秋云,将她的信物琼琚卖掉,出家当了和尚,留下了用来包裹琼琚的绛纱。恰好秋云在市场上看到自己的爱情信物,不仅伤心欲绝,她四处寻找梦珠。实际上,梦珠也在想念着秋云,非常苦闷,时时将绛纱带在身边。虽然他身在空门,但心在红尘。梦珠坐化的时候,受里还那着绛纱。最后,秋云也出家做了尼姑。“余”同五姑互相倾慕而订婚,但是因为“余”的舅父破产,五姑的父亲悔婚,要将一对恋人拆散,“余”和五姑迫不得已远走他乡,混乱之中又不慎走散,五姑不知去向,“余”感到人生无常,决心披剃出家。霏玉与卢氏、玉鸾与“犯人”的爱情只是一笔带过,结局还是有情人难成眷属,卢氏女被父亲逼迫嫁人,霏玉自杀,玉鸾也决心与清灯为伴。“有情更比无情苦”,乱世中的四对恋人劳燕分飞,爱情在灰飞湮灭间消散。

  《焚剑记》(1915年),写宣统末年的时候,广东书生孤独桀为了躲避权贵的迫害,逃到“南境”,一个远离世间忧患的“乐园”,遇到阿兰、阿蕙及其爷爷祖孙三人。两姐妹兰心蕙质,同孤独桀相处融洽,并且阿兰与他相爱了。爷爷去世后,三人为躲避战乱,来到阿兰的姨母家,姨母认为孤独桀贫穷,劝阿兰改嫁。孤独桀得知后不辞而别,阿兰也离家出走,在富家做用人。无奈富人又逼迫她嫁给其外甥,阿兰只好再次出逃,在颠沛流离间病死,临终前还呼唤着孤独桀的名字。阿蕙听从姨母的安排,嫁给了一个“木主”(丈夫在结婚前四区,只留下牌位),甘愿寂寞一生。孤独桀仗剑天涯,四海为家,到处仗义行侠,历尽种种磨难,亲眼目睹了人生的无常,他似乎有所领悟,将剑焚毁,去向不明。于是被应该是英雄美人的动人的爱情故事,却因为英雄的无力回天、美人的香消玉陨,情归无处,而以悲剧告终。

  《碎簪记》(1916年),写“余”的朋友庄湜与两名“丽鬟绝人”的女子的爱情故事。灵芳是庄湜的友人灵运的妹妹,灵运欣赏庄湜的才华,决定将自己的妹妹许配给他。虽然此前灵芳并没有与庄湜见面,但他感激于灵运的情意,决定“寸心已定,虽万劫不能移。”故事中灵芳与庄湜只见过一面,灵芳赠给庄湜玉簪作为信物,庄湜的叔叔想让他娶莲佩为妻,莲佩十分喜欢庄湜,当她知道庄湜与灵芳的感情后,决定退出,甘愿牺牲自己的爱情,但她仍然承受不了失去爱人的巨大痛苦,自杀身亡。灵芳也知道了莲佩对庄湜的深情,认为他们如果结合在一起,会很幸福,于是悄然离去,最后也走上自杀的道路。叔叔为了让庄湜彻底断绝对灵芳的爱怜,谎称灵芳已经和别人订婚,并且打碎了玉簪。一次一次的打击使庄湜病倒身亡"“余”感叹“天下最难解决之事,唯情耳”:三个有情人为“情”付出了年轻的生命。

  《非梦记》(1917年)写燕生海琴与薇香、凤娴的故事。薇香是海琴的老师玄度的女儿,玄度“爱生如子”,为海琴与薇香定下婚约。海琴的父母死后,婶母不同意他们的婚事,想将自己的外甥女凤娴许配给他。在海琴生病的时候,婶母特意让凤娴精心照顾他,海琴误以为是危险每个。婶母又安排下陷阱,让海琴对薇香的清白发生怀疑,接着又诬陷薇香,导致薇香入狱。薇香为了海琴宁愿自己受苦,并且劝海琴与凤娴结合。自己却抑郁而死。海琴一方面迫于家庭的压力,一方面又无法忘怀对薇香的爱,痛苦徘徊之际,漂泊异乡。凤娴也通情达理,她得知海琴与薇香真心相爱,消除了对薇香的误解,决用爱来抚慰海琴受伤的心灵。但是,海琴身感“运与人忤”,人间只不过是异常幻景,从此弃绝情欲,将前尘往事一一忘记,遁入空门。爱情先是沉重的,后来又变得轻飘虚无,成为人间幻景的一部分,被悬置起来。

  以上就是曼殊的小说讲给我们的凄婉的爱情故事,然而我关心的并不是故事本身,而是故事背后的曼殊。将曼殊的生活与创作相结合,或许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曼殊的小说。

  生活中的苏曼殊是极端个性化的,芒鞋破钵,放浪形骸,癫狂无度。他曾指洋油灯大骂,生吃鲍鱼直到腹痛生病,“继则呻吟床第而后已,”没钱买糖,则将自己的金牙敲下易糖而食。他以僧人的身份混迹于世俗社会,并对此津津乐道。种种奇特之处是曼殊悦世的手段,还是他避世、游世的途径?联系曼殊的际遇,可想而知他对变动、混乱的社会有着深刻的体会。他的足迹遍布东南亚及祖国的东南沿海一带,他也曾多次表述过身处乱世的切肤之痛与莫可名状的迷惘:1913年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曾说“有火乃焚”。1907年他给友人的信中写到:“曼殊处境极苦……曼诚不愿栖此五浊恶世也!”(《致刘三》)世乖乱离“浊世昌披”,使他获得了庄子般的体验。他并不是不通人事,只是三缄其口、有所不为罢了。如陈独秀所说:“照这样看来,当曼殊是傻子的人,他们还在上曼殊的大当呢,曼殊的贪吃,人家也都引为笑柄,其实是他的自杀政策。他眼见举世污浊,厌恶的心肠很热烈,但又找不到其他出路,于是便乱吃乱喝起来,以求速死。”熊润桐也说,伤哉曼殊,不作“狂歌走马”的生活,又何以遣“落叶哀蝉”的隐痛呢?被认为是曼殊自塑的主人公之一三郎也说,人谓衲天生情种,实则别有伤心处。他的暴饮暴食终于造成了身体上的病痛,或许他这样做的目的正是为了寻求切实的痛感,才能得知自己的存在。孤独和软弱无力滋生了忧虑感并使生命遭受挫折,而使生命遭受挫折正是产生破坏性冲动的原因。他对国事有冲动、有激情,但是没有什么持续的行动;他对时势有较透彻的体认,但是又始终没有改变不合理现实的深刻的思想;曼殊破坏不了世界,只有来破坏自己了。曼殊虽然出入于歌宴酒肆,但他“独恬事外”,这在他的小说中也可以看出来,小说中的爱情从来不涉及肉欲,说这是出家人的宗教式的爱情观也好,“以情求道”的言说也罢,个中透露的是一个赤子之心的曼殊。

  创作中,曼殊小说的人物都与世界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的爱情理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无法实现,于是他们决定不能在世俗世界中继续安详地存在下去,只有用逃离或死亡来解决,由以上对他的小说的介绍我们看到:《断鸿零雁记》中,男主人公最后出家,两名女主人公一死亡,一下落不名;《碎簪记》中男主人公抑郁而死,两名女主人公双双自杀;《非梦记》中男主人公也是出家,两名女主人公一以身殉情,一不知所终;《绛纱记》中男主人公坐化而成灰,女主人公则遁入空门;《焚剑记》中女主人公死后,男主人公亦仿佛看透人生,飘然而去。主人公们都不肯背叛自己的心灵,来寻求中庸之道的和解。他们要么爱,要么干脆拒绝爱,拒绝存在爱的可能状态--生,和曼殊一样,他们向往着源自内心的纯真爱情,对现实有着叛逆性的反抗精神,生活中不从流俗,爱憎分明。有时,曼殊也偶尔求助于世外桃源-- 一个与现实世界分离的宁静、美好的世界,在幻想中为自己的心灵安家:

  明日,天朗无云,余出庐独行,疏柳微汀,俨然倪迂画本也,茅屋杂处其间。男女自云:不读书,不识字,但知敬老怀幼,孝悌力田而已;贸易则以有易无,并无货币;未尝闻评议是非之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绛纱记》)

  在《焚剑记》中也有类似的描写。这里存在的是人的一种原始生存状态,如诗似画。显然曼殊并未真正到过这样的世外桃源,与这样的理想世界相对的,也就是曼殊身处其间的惟利是图,动荡、纷乱,一番“闹剧”状态的清末民初社会现实。然而,当时的中国社会更需要的是相应的闹剧式的、更直接的呼喊与喧哗,需要的是斗士的革命、改良,所以文人式的曼殊的诗情流露,就显得软弱无力,自然淹没于其中了。

  郁达夫(在他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苏曼殊的情感的影子)曾批评曼殊小说“不太自然,不太写实,太过做作”。 以一个现代小说家的眼光而言,曼殊的小说确实不合格,实际上,曼殊的小说只是他情感的一种流露,正如他的为人一样,若以常人的眼光,便“不太自然,不太写实,太过做作”了。他原想在创作中安身立命,终于有一天,他发现这是不可能的,“此道不足以安身立命!”罗建业说他“洁其志而秽其迹,清其志而秽其文,”可谓理解曼殊之语。

  中国历史上,从庄子、阮籍、到李贽、龚自珍等人,形成了与正统相反的一条线索,他们我行我素,遗世独立,庄子的游世精神,阮籍的佯狂矫世,龚自珍的叛逆觉醒,看似不同,其中贯穿着同一种精神:对个我生命的认真。他们对黑暗世道的激烈的内心对抗使他们不能接受个人与存在的和解,正如庄子所描绘的游世者不能在任何形式的稳定温良状态中定格下来,成为世俗人众可以参考的样板,苏曼殊也拒绝任何形式的在世安定,而宁愿不停的漂泊直到永远的回避。

  在一度是曼殊友人的刘师培叛变民主革命后,曼殊痛心而愤激;传言曼殊师友的章太炎变节,曼殊马上对其进行指责,在给他的信中毫不客气地直呼“太炎”,他还想过刺杀康有为,并写了《讨袁檄文》,谴责袁世凯的复辟。虽然他极力反对清朝的腐朽统治,但是对一直拥护清王朝的辜鸿铭,他又表示出欣赏,关于这一点,友人们认为他思想落后,笔者认为这正是他人格一致性的体现,他崇尚的是对自我的执着,厌恶的是为某种目的驱使的虚伪。他的志向不在于外界的定位,而在于个我心灵自由的寻求。正如他讲述的爱情,在世俗力量的重重压力之下,无法获得现实的合理性、可行性,只是寻求情感的真实性。如果他的小说都以“大团圆”结尾,曼殊就失去了他一直执着守护着的自我:在这样一个纷乱污浊(这是曼殊多次对当时现实的定义)的世界,真正的爱情只能如此以悲剧告终;也只配让人放浪形骸的活着。

  曼殊小说通过讲述悲剧故事,表现了一种主体性的觉醒,在救世与救心之间,选择了后者。他不仅仅是讲故事,更重要的,是表达一种对人生的体验,“莫名之惑”,与改良派以小说作为参与社会政治的工具相比,具有了更多的现代性,在谴责小说甚嚣尘上的时期,对自身进行深入的思考。这里,并不想一味拔高他的小说的地位,曼殊只是开启了一种探索、一种可能--但已经足够了。

  在中国历史转型的大环境下,无论是人格还是小说创作,曼殊都是处于一种转折期。在一个如此混乱、急于寻找出路的时代,一种纯粹的人格模式已经失去生存的土壤,而文学也处于艰难的蜕变时期。曼殊之前是以传统的圣贤人格为目标的文人群体,曼殊之后是以平民化情感为理想的现代作家群体;曼殊之前的小说多是讲故事,曼殊之后的小说更多的开始了抒情,小说渐渐取代了诗的神圣地位,也成为了心灵舞蹈的场所。曼殊的意义在于,他虽然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或文人,但是他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一个小说创作者。

 

注释:

1、傅熊湘《燕子龛诗·序》,《苏曼殊全集》,柳亚子编,中国书店,1973年版
2、叶楚怆《小说评论》,载《民国日报》,1918年11月
3、葛克信《波昙笔记》,《苏曼殊全集》
4、柳亚子《论陈仲甫先生关于苏曼殊的谈话》,同上
5、熊润桐《苏曼殊极其燕子龛诗》,同上
6、苏曼殊《断鸿零雁记》,同上
7、郁达夫《杂评苏曼殊作品》,同上
8、罗建业《苏曼殊研究草稿》,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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