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青花故事
杨俊艳
青花里有故事。青花作为中国古代绘画艺术的一种特殊载体，不仅要表现传统工艺程式化的因素，还深深植根于民间文化的土壤，对社会生活有许多真实的表达，尤其是对人物形象个性的塑造，为我们了解当时人们的生活习俗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戏曲大观
十三世纪初，蒙元铁骑的南下使中国经历了一场由北而南的强烈的社会震荡，带有奴隶社会性质的残酷的种族统治打破了原有的温情脉脉的封建社会格局，使得元代一百余年的历史，大部分时间都是处在冲突的状态中。在元代这个悲欢离合的大舞台上，生活的戏剧化和戏剧的生活化，也使得元曲戏剧达到了高度的繁荣，并成为一代文化之大观。它受到当时社会各阶层的喜爱，从蒙古王公到官僚士大夫，从行商坐贾到市井小民，都被这种艺术形式所深深吸引。
当然，元曲戏剧的繁荣还要归功于一批天才的作家们，代表人物如关汉卿、王实甫、白朴、杨显之、马致远、李时中等等，他们都是旷世奇才，怀有满腹锦绣，又带着一腔的郁愤，因而谱写出了一出又一出惊天地、泣鬼神的杰作。据统计，元曲戏剧的作品数量有近八百种，流传至今的也有一百几十种。
正是受到如此昌盛而发达的元曲戏剧的影响，元青花中有种取材于元曲人物故事的罕见珍品，迄今仅见到有“周亚夫细柳营”、“桃园三结义”、“三顾茅庐”、“萧何月下追韩信”、“蒙恬将军”、“尉迟恭单鞭救主”、“西厢记（拷红）”、“昭君出塞”、“百花亭”等十种左右。这些元曲故事图往往绘制在梅瓶、玉壶春瓶与直口盖罐三种大型的器物上，且占据着主题图案的位置，人物形态逼真，彼此呼应，周围还配有山川花木作为环境渲染，极富戏剧效果。元代戏剧在当时生活中占有的重要位置也就由此得到了印证。
在这一折中，红娘口快牙利，反唇相讥，搬出孔夫子的语录来责问崔老夫人：“信义是做人根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老夫人既然许人婚事，怎么可以违背圣人的训示呢？眼下生米已煮成熟饭，夫人若不肯成就好事，结果是你自己辱没了相国家谱，官司一旦问罪下来，也会追究您老夫人自己治家不严、背义忘恩之罪，有什么益处呢？”严不可犯的崔老夫人，在一个使唤丫环的责问下，只好低头认输，使全剧充满了浓厚的喜剧色彩。
民俗与诗意
戏曲故事流行于元青花，因此留下了许多非常精美的人物故事画面。而到了明代洪武时期，青花上虽也偶见人物图案，但均属构图极简单的写意画面。这类费工费时、带有完整故事情节的图案，似乎只装饰在高档瓷器上，而中、低档日常生活用瓷上则一般较少采用。
永宣时期，终于迎来了青花瓷生产的黄金时代，人物故事画面又再现辉煌，不仅官窑青花中有非常优秀的作品，民窑亦有不俗的表现。尤其是民窑青花上常常绘有反映当时民风民俗及唐诗意境的画面，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携琴访友
自从元代兴起“文人画”之后，具有浓郁文人气息的艺术题材遂影响到了青花瓷画艺术。每一时期的文人画家往往领导画坛潮流，其影响亦及于瓷画。一代画笔与一代名手相步趋，因此青花瓷画中留下了古代文人们深深的文化品味印迹。
在明代青花中，常有携琴访友这类人物故事画面，虽然由于瓷胎和钴料表现力的限制较之国画显得较为粗糙，但仍构图精妙，笔法细腻，高雅脱俗，犹如一幅精美的水墨画，它即是借鉴了文人画中的此类题材。
文人画中的携琴访友题材，其中还有一定的历史渊源，比较著名的有春秋时期俞伯牙与钟子期“高山流水，得遇知音”故事。另外，魏晋以后，随着佛教、道教的传播发展，再加上当时社会的动荡，不少文人高士退避现实，隐居山林，时常相聚豪饮，琴棋书画，最为典型的要数以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于是，“携琴访友”的题材便常常出现在后来的文人画中，并深深影响了景德镇的青花瓷绘，一直盛烧不衰。
版画故事
明代晚期以后，我国的版画艺术进入了黄金时代，当时刊印的各类书籍“几乎无书不图，图文并茂”。书商为竞争而聚集一批文人、画家、技工，请他们为之批点、编辑、绘画、镂版、印刷和装订。除了刻有画谱、墨谱外，戏曲小说中亦多附有插图。特别是安徽新安地区的徽州版画尤为发达，那里的文人画家和版刻家经常合作，如徽派汪家画、黄家刻印的有《环翠堂园景图》等。他们还吸收了院体画、文人画的长处，用豆版、拱花等技术刊印了色泽细腻、层次丰富的《十竹斋画谱》。
徽州版画艺术的普及流行无疑对相邻的景德镇青花瓷绘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是因为，景德镇不光与徽州版画的产地——新安地区在地理位置上非常接近外，而且在景德镇的制瓷工匠中，徽州人向来不少，晚明著名的制瓷艺人吴明官就是徽州人。
徽州版画取材于民间生活、历史传说和戏曲小说，绘画形象写实，深受当时人们的喜爱，景德镇陶瓷艺人很快将版画艺术运用到青花瓷画上。
清初的康熙时期，景德镇瓷器画面借鉴版画风格的情形更是普遍，大量模仿了具有浓厚文人意趣的木版插图，不仅题材内容更加广泛，青花画面场景也更加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