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它与《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同为解释《春秋》的书。其实，《公羊传》和《谷梁传》皆纯用义理解释《春秋》，而《左传》实质上是一部独立撰写的史书，只是后人做过相应的处理，将它与《春秋》配合才勉强凑够“春秋三传”。在《左传》，一些专门解释《春秋》“书法”而与史实无关的文字，显然是后人所附加。作者相传是鲁太史左丘明。也有人认为这个左丘明就是《论语》中提到的与孔子同时代的左丘明。但唐代以后很多学者质疑，现在一般认为《左传》是战国初年无名氏的作品。与《春秋》一样，《左传》不只是对历史事件进行客观罗列，而且还表达了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和理解，并且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总结历史教训，对历史事件以及历史人物作出相应的道德评价，试图为人们提供历史借鉴。《左传》较大地发展了所谓的《春秋》笔法，它不再以事件的简略排比或个别字的褒贬来体现作者的思想倾向，而主要是通过对故事情节的生动叙述和人物言行举止的准确描写来展开。可以说，《左传》确实是先秦散文的“叙事之最”，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

　　作为一部历史著作，《左传》具有鲜明的政治与道德倾向。它维护周礼，崇尚德礼，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并以此评判事件和人物。作者以敏锐的眼光记述了周王室的衰落和诸侯王的争霸，表现了新旧政治势力的消长，从而揭示了社会变革的趋势。书中不仅揭露了暴虐昏庸、贪婪荒淫的君王，还肯定了忠良正直的臣子，尤其是重民，以民为本的思想，更反映了《左传》进步的历史观。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民本”思想。不错的，《左传》仍有不少“装神弄鬼”的地方，但其重要性已在“民”之下。如桓公六年文引季梁语：“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又庄公三十二年文引史嚚语：“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诸如此类，都是作者所赞同的。诸子散文（例如《孟子》）也有类似的议论，可以看到，这是春秋战国时代一种重要的思想进步。

　　必须指出的是，这个所谓“民本”思想是有具体的历史背景的。但正如西方“民主”思想有其客观的历史文化背景一样，“民本”思想的出现也不是偶然的。事实证明，在后代君王统治中，凡“重民”则昌兴，“轻民”则衰亡。这几乎成了颠扑不破的历史定律。春秋战国以来，邻国相争，战事不断，土地兼并异常激烈，“民”作为财赋和士兵的来源，人口的众寡就直接决定了国力的强弱。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客观条件是，当时北方诸国之间并不存在像当今各国严密厘定、封锁和监管的疆界，很多地方特别各国混战边境仍处于地广人稀的状态；因此，“民”完全可以自由迁徙。在这种情况之下，争取民心甚至比占领土地更为重要。据《孟子》记载，梁惠王对“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这种状况感到焦急，便是这个意思。又据《国语》记载，句践“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想尽办法鼓励人民生育，甚至不惜拿法律来说事，“令壮者无取老妇，令老者无取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句践灭吴》）连生育年龄也成了法定的问题，无非是想尽快增加人口。当然，说到底，这完全是从统治者的利益来考虑的。不过，正如历史是在矛盾统一中发展一样，“民本”思想乃至“民主”精神也逐渐得到重视和发展。

　　而且，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统治者要想在争霸中独占熬头，在敢于证实现实的情况下，还得有效地调整君神关系和君民关系。其中君民关系更起到决定性作用。

　　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可见孔子已经很重视“事人”了。但这并非说他反对“事鬼”。只是“远之”而已。实际上是“事鬼”之前还有“事人”这个前提。而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可以说，孔子也是相信“天命”的，并且拿来看作是“君子”的天性之一。在古代社会，“天命”说根深蒂固，“君权神授”更是合乎情理的。“天子”这种说法也一直得到民众拥护。随着历史朝代的戏剧性嬗变和皇权的交替性篡位，“君权神授”说虽然面临着极严峻的考验，但在很长时间内仍是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法宝。“神”有着至高无上的尊严。当然，许多统治者本身并不相信这个的，否则无法解释他们怎么敢于大逆不道地谋朝篡位。但他们篡位成功之后，为了维护统治的长久安定，他们也不得不重拾“君权神授”的牙慧。“神”其实早已成为统治者威慑民众从而巩固统治的工具了。据此，《左传》桓公六年文引季梁语：“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直将“民”当作“神之主”，在当时的思想观念里简直是晴天霹雳。这并非否认“神”的地位，而是打破了“神”、“君”、“民”三者传统的的权利关系，直接将“民”提拔到最高地位了。这在传统观念里可以说是具有革命意义的。

　　既然“民”是“神之主”了，比“神”的地位更高，“君”就没有理由不“重民”了。《左传》庄公三十二年文引史嚚语：“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这也许是历史经验总结的客观叙述。但在这里，“民”几乎取代了“神”的位置，成为另一种性质的“神”了。“民”完全决定着国家的兴亡了。而“神”似乎成了“误国”的罪魁祸首。事实上，这种“民本”思想一直到了当代还是那么“颠扑不破”的，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是也。两千年前的《左传》就说得透彻，这不能不说是令人惊叹的。遗憾的是，后代许多统治者就是吃不通这个浅显的道理，不仅误国，而且害民，最后江山不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