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思想是我国传统的治国思想之一。在我国最早的传世古籍《尚书》里，就已经提出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主张。

　　回顾我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历史时期。本书的编纂，也大致是按照这三个历史时期进行的。

　　第一个时期是先秦时期。西周建立之初，周人汲取殷商覆亡的历史教训，提出“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等一系列敬天保民的思想。到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发表各种重民的主张。诸如孔子“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仁者爱人”，孟子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民心者得天下”，荀子 “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等，代表了对三代民本思想的总结和进一步深化，体现了一种可贵的价值追求。

　　第二个时期从秦汉开始一直到唐五代。随着中央集权的君主制的建立，民本思想作为君主治国之术的组成部分，实际上沦为了封建统治工具。当然，在汉唐两代，鉴于前代秦隋政权的迅速覆亡，统治者不得不重视民心向背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例如，在《贞观政要》中，李世民反复强调：“君，舟也；民，水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第三个时期从宋代到晚清。其间，有一些思想家提出了某些进步的思想，冲破了封建治术的藩篱。例如，北宋张载主张：“民，同胞也；物，吾与也。”其众生平等的理念，显然突破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等级观念。明清之际，黄宗羲发出了“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大胆宣言，更是对封建君权的直接否定。但今人遗憾的是，这些进步思想只是空谷足音，并没有从整体上突破封建治术的框架。

　　中国历代思想家对以民为根、以民为本、关爱苍生的政治理念不断地加以阐发、诠释，从而形成了丰富、深厚的民本思想。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以民为本。“以民为本”在天人关系上体现为贵人轻神。中国古代统治者为维护君主专制统治，总是不断制造“君权神授”的理论，编造受命于天的神话，以天意、天命、天心为君权镀上一层神圣的灵光，并假天威以加强君威。但与此同时，古代哲人从西周开始就特别重视天命与民心的关系，认识到民心即天心，民意即天命，民情即天意。《尚书·皋陶谟》说：“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尚书·泰誓》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就是说，统治者只要对民负责就是对天负责，顺乎民心就是顺从天意。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也把“天”诠释为“人之所同然”或“民心之大同”（《读通鉴论》卷十九）。这就是说，民众即天，民众共同的愿望、要求和利益就是天理。“以民为本”在民众与国家的关系上体现为民为邦本，即民众是国家的根本。《尚书·五子之歌》中说：“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说：土地、人民、政事是国之三宝。东汉王符在《潜夫论·边议》中说：“国以民为基。”清初唐甄在《潜书·明鉴》中说：“封疆，民固之。府库，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职，民养之。”这些论述都旨在说明，人民是国家之根本和基础，只有安众养民，培根固本，才能治国宁邦，长治久安。“以民为本”在民与君的关系上体现为民贵君轻，民本君末。孟子在《孟子·尽心下》中阐述了“民贵君轻”的思想。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则在《荀子·王制》中提出了“民水君舟”之说。他说：“君者，舟也；庶人，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中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观点。

　　二、政得其民。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对残民、害民的独夫民贼可以用革命的手段加以推翻。春秋时代，奴隶暴动、国人起义使一些强大封国毁于一旦的事实让先哲们对失民心者失天下的道理有所认识。《管子·牧民》中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战国时期，孟子在总结夏、商、周三代兴亡的历史时，阐发了“政得其民”的思想。《孟子·离娄上》说：“桀纣之失天下者，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贾谊在总结“席卷天下”、“威震四海”的秦王朝迅速走向灭亡的原因时也强调，无论一个政权如何强大，但只要失去民心，就难逃覆灭的命运。对于残民以逞的独夫民贼，历代贤哲都认为用革命的手段去推翻是天经地义的。孟子认为，国君如果“暴其民”，就必然导致“身弑国亡”的下场，而人臣杀死像夏桀、商纣那样的暴君，也不是“弑君”，而是合理的行为。《孟子·梁惠王下》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三、同民忧乐。治国者要哀民生之疾苦，念稼穑之艰难，与民同忧乐。春秋早期政治家管仲认为，富以养民是治国为政者的首要任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管子·治国》）《周易》主张“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孔子认为应当“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反对横征暴敛。孟子主张“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西汉的贾谊认为，“夫为人臣者，以富乐民为功，以贫苦民为罪。”主张为政者应当从民众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利益上把儒家的民本思想落到实处。对民众中的穷困者，对社会上的弱者，历史上的仁人志士倾注了关注、同情与关爱。屈原在《离骚》中哀叹“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礼记·礼运》篇提出了“矜寡孤独废残者皆有所养”的思想。孟子提出，为政者不可“独乐”，要“与民同乐”。“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北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进一步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今天回顾这一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反思：

　　首先，上古时期，我国并没有像西方许多国家那样，建立起宗教国家，换句话说，我国没有从原始巫术发展出宗教，而是在西周初开创了礼乐文化，由此开启了我国领先世界二千年的历史进程。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民本思想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对现在我国民族复兴大业又有什么启示？

　　其次，欧洲启蒙运动中，我国西传的民本思想成为启蒙思想家反封建的重要思想武器，然而在我国本土，民本思想为什么没有转化为近代意义上的民主思想？

　　再次，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我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有哪些资源可供我们借鉴？又有哪些局限值得我们警惕？

　　这些问题的答案，当然不是这本薄薄的小册子所能提供的。我们编写这本小册子的目的，是为了搜集、整理我国古代的民本思想的史料，以供思考和借鉴。当然，限于学力和资料，我们搜集得还不够完备，缺漏之处，望读者补充指正。

二○○九年九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