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以物质财富为本，以GDP为本”的发展观，2003年10月，中共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新发展观一提出，就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震动。一些人认为“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题中应有之义，并从马克思主义出发进行了解释和高度评价。另一些人激烈反对，认为“以人为本”不讲“人”的阶级性，陷入抽象的资产阶级人本主义，是个“错误的提法和指导方针”。他们主张用“以民为本”代替“以人为本”，少数人甚至主张把“以人为本”换成“以无产阶级为本”[1]。

　　在这场争论中，“人”与“民”呈现为明显不同的两个概念。

　　在中国古代，“人”与“民”确实是两个不同概念，“人”有地位，而“民”没有地位，“人”与“民”简单地堆砌在一起，构成除了最高统治阶层之外的集合体。那时，君王是最高统治者，官吏属于“人”[2]，而平民百姓属于“民”。民是被管理者，而君和官是管理者。

　　在西方国家，“人”是与“神”、与“物”相对应的概念，指的是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进行劳动，并能用语言进行思维的高等动物。后来，随着“西学东渐”，对“人”的这种解释普及于世界，成了全人类的共识。而“人”在中国原有的作为与“民”相区别的有地位的社会成员的涵义，即使在中国也被绝大多数人所遗忘[3]。

　　在现代社会，“民”有“住民（居民）[4]”、“公民”、“选民”三个层次。其中，“住民（居民）”指人类所有成员，不以被国家承认和被政府编入户籍为条件，与“人”的外延基本上相同。“公民”需要具有某国国籍，在宪法和法律上享有利权[5]并承担义务，其外延小于“住民（居民）”[6]。有的国家称公民为“国民”。因为不是所有的公民都有选举权，所以“选民”的外延又小于“公民”。

　　如果把“人”作为与“神”、与“物（含动物，以及GDP等）”相对应的概念而把“人”与“民”连缀到一起，“人民”就成为与“神民”、“物（例如狗）民”相对应的概念，“人”就成为“民”的修饰词。由于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神民”、“狗（物）民”，所以在这个话语系统中，把“人”与“民”连缀到一起并不必要。现在的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把“人”与“民”连缀到一起使用，是在“西学东渐”时为了找一个与英文中“people”相应的概念而制造出来的。这里的“人民”已经不是有地位的“人”与没有地位的“民”的简单迭加了，其涵义类似于“民众”或者“国人”。

　　“民”除了上述涵义外，还有大陆中国人熟知的另一种涵义，即毛泽东给“人民”规定的涵义，这就是：站在我这一边的人属于人民，站在我的对立面的人属于人民的敌人。在这种场合，“人民”实际上成了一个政治统一战线的概念，成了在敌我斗争中“我方”的代名词。毛泽东话语系统中的这个“人民”同中国古代与“君”相对应、与“官”相对应的“民”的概念虽有部分重合或者相近之处，但是并不一样。“人民”并不是指被管理者，“人民的敌人”也不是指管理者。此外，人们在使用毛泽东的“人民”概念时，还同时使用“党和人民”、“政府和人民”、“军队和人民”等等的提法。因此，在毛泽东的话语系统中，与“人民”相对应的概念除了“敌人”以外，还有“党”、“政府”、“军队”等等。

　　“以人为本”是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思想，它对应的是“以神为本”。

　　“以民为本”是在中国古代很早就有的主张，它对应的是“以君为本”、“以官为本”。“以民为本”同君主制并不抵触，同“为民做主”并不抵触。当然，“以民为本”也可以“由民做主”。

　　因为当代的“民”有层次的区别，所以，在当代，以不同层次的“民”为本，会呈现不同的政治意义。“以住民（居民）为本”，除了表述角度不同以外，在实际效果上等同于“以人为本”。“以选民为本”，在与国家机关相比较的场合，等于“以国家机关为末”，可以理解为由全体选民掌握主权，而国家机关掌握治权，即管理权[7]。我们可以把“以选民为本”看成民主制的另一种表达方式。“以公民为本”介于“以住民（居民）为本”和“以选民为本”之间。虽然在许多国家，它实际上是“以社会全体成员为本”，但是在学理上它不是“以社会全体成员为本”，而是“以社会部分成员为本”。

　　“人”作为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进行劳动，并能用语言进行思维的高等动物，既包括“民”，也包括“君”和“官”。“人”是属概念，“君”、“官”和“民”是种概念。因此，“以人为本”同“以君为本”、“以官为本”、“以民为本”相比，属于不同层次或者不同范畴，“以人为本”同“以君为本”、“以官为本”、“以民为本”之间并不存在干扰关系，或者说并不相悖[8]，可以同时并存。当人们主张“以人为本”时，并不涉及在“人”的内部是“以君为本”、“以官为本”还是“以民为本”，因而既不排斥“以君为本”、“以官为本”，也不排斥“以民为本”。

　　同样，如果把“民”理解为毛泽东所说的“人民”，那么它和“人民的敌人”都属于“人”。“人”是属概念，“人民”和“人民的敌人”是呈现为矛盾关系的种概念，他们的和构成“人”的全部。“以人为本”同“以人民为本”、“以人民的敌人为本”之间也不存在干扰关系，可以同时并存。当人们主张“以人为本”时，并不涉及是“以人民为本”还是“以人民的敌人为本”，或者“以党为本”、“以政府为本”、“以军队为本”。因而既没有否定“以人民为本”，也没有否定“以人民的敌人为本”，或者否定“以党为本”、“以政府为本”、“以军队为本”。“以人为本”是针对人与神、人与物的关系说的，并不妨碍在另一个层次即“人”的内部划分阶级和民族，并不涉及“人”内部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

　　有些人说：“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民为本”。我认为，既然“人”是属概念，“人民”是种概念，那么，说“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民为本”，就像说“中国就是（等于）甘肃”，或者说“人就是（等于）印第安人”一样，在逻辑上是不恰当的。

　　在毛泽东的话语系统里，“人民”即使占人口即“人”的大多数，占社会全体成员即“人”的95％，也仍然仅仅是“人”的一部分，而不是“人”的全部。所以，用毛泽东的“人民”概念来理解“以民为本”，就是主张“以一部分人为本”。只不过不是“以敌人为本”，不是“以党为本”，不是“以政府为本”，不是“以军队为本”，而是“以人民为本”而已。

　　因为毛泽东宣布：“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9]所以，“人民”的具体组成就有可能随着评价主体的认识和需要而不断变化。一个中国人，即便拥有中国国籍，具有公民身份，也可能由于政治的原因而被排除在“中国人民”之外。此外，如果一位曾经有资格代表“人民”的官员，因为某种原因成了评价主体在政治上的对立面，就会被排除在“中国人民”之外。在“人民”范畴之外的公民，虽然生活在自己的国家里，却如同寄居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国家中一样。一个人完全可能因为某种说得清或说不清的原因，在某些情况下属于“人民”，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又被置于“人民”之外，一旦事过境迁，时移势易，又可能重新成为“人民”的一员。“人民”虽然在名义上有着明确的内涵，但是落实到具体的个人，谁是“人民”？由谁来代表“人民”？却并没有明确的法律界定。在发生派系斗争，争执不下的情况下，就像判定谁“代表无产阶级”，谁“代表资产阶级”[10]一样，实际上只有掌权者甚至是最高掌权者才能够最终决定谁属于“人民”。

　　既然“以人为本”针对的是“以神为本”、“以物为本”，而不是针对“以君为本”、“以官为本”、“以人民的敌人为本”、“以党为本”、“以政府为本”、“以军队为本”；既然“以人为本”同“以民为本”不属于同一个层次，因而并不妨碍对“人”进行阶级划分，并不妨碍对“人”的不同部分区别对待，那么，主张对“人”进行阶级划分并区别对待的人就理应接纳“以人为本”，允许其同自己在另一层次上“以民为本”的主张同时存在。

　　然而，有些人却把“以人为本”与“以民为本”之间看成全异关系，把“以人为本”说成同“以民为本”水火不相容的、你死我活的、根本对立的主张，要求中央用“以民为本”代替“以人为本”，废弃“以人为本”。在“以神为本”已经退出社会生活主导地位[11]的情况下，在“以人为本”作为“以物为本”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当前背景下，这样做，不论其主观动机如何，客观效果只能是为“以物（GDP）为本”的发展观助阵，不利于“以人为本”的发展观。

　　在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这个哲学命题蕴含着发展的主体是人、发展的动力是人、发展的尺度是人、发展的目的是人。推进发展的终极目的就是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以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为前提的，没有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就没有人的全面发展。

　　只要我们全面深刻地理解和把握科学发展观，切实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它就会引导我们使发展中国的事业走上科学发展的轨道，引导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变为中国的现实，建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