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诞生之后，直到春秋时代（公元前770～前476），一直未有确切的文字记载，这一段时间围棋发展和流行的情况，我们不得而知。值得欣慰的是，从后人的一些记载以及民族学和民俗学的一些资料中，可以大略地勾画出一个轮廓。
围棋在古代除了娱乐竞技之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功用，即“一枰之间，方罫之内，胜负视乎多寡，所以商度而计较者。”（焦循《孟子正义》）也就是说，下围棋可以培养一定的算术知识和计算能力，有发蒙益智的特殊功用。
张华《博物志》“或云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围棋以教之”的说法，以及《孟子·告子》“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的观念，分别从正面和侧面证明古人是很重视围棋的这种功用的。数即算术，在周代是六艺之一。《周礼·地官·大司徒》载：“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是周王室及贵族子弟的必修课程，事关德行教养，意义非同小可。《玄玄棋经》礼卷欧阳玄序说：“古者人生八岁入小学，比及弱冠而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事偏习矣。他日因射之余意为投壶，且寓礼焉，因数之余意为弈，且寓智焉。”晏天章也说：“弈之为数，即六艺之数也。”可见古人在围棋与数和围棋与六艺关系上的看法，是相当一致的。20世纪初，日本学者青木文曾旅居西藏学习喇嘛教义。他在参观为未来的僧官和俗官而建立的贵族子弟学校时发现，那里的学生就是靠藏棋——一种与围棋极其相似的棋艺游戏，用摆放棋子的方法来学习和练习算术的。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文字资料和民族民俗学的资料是在告诉我们，围棋正式诞生后，其娱乐性、趣味性和竞技性还没有被人们很好地认识时，它的流传相当程度上是有赖于它的教化益智的功用，而且流行范围较窄，主要是在王室和贵族子弟中。其流传方式，除自学外，至少在西周时，还有设课教习的可能。平王东迁以后，周王室逐渐衰微，礼崩乐坏。紧接着的春秋、战国（公元前475—前221）时期，诸侯争霸，列国称雄，战争频仍；社会生产工具进一步改进，出现了牛耕和铁器，生产力得到更快的发展，社会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开始了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在这个时期中，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发生着剧烈的变动，渐趋活跃，最后造成了战国时期诸子之学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样的社会环境，促使围棋跳出宫廷娱乐和教化益智的狭小范围，开始流传到民间，并逐渐传布开去。
到春秋时期，围棋在诸侯士大夫中已流行得比较广泛了。《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卫献公自夷仪使与宁喜言，宁喜许之。大叔文子闻之，曰：‘呜呼……今宁子视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举棋不定，不胜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可靠的涉及围棋的记载，时间是公元前548年。人们在谈话中使用比喻，都是选择互相之间比较熟悉的事物作喻材，这样才能使自己要表达的意思更为形象，更为明白，对方也才能准确无误地领会。大叔文子用围棋作比喻绝非偶然，说明在卫国的宫廷和士大夫中，围棋已有相当程度的开展，是人们非常熟悉的事物。卫国只是当时十多个诸侯国之一，地处当今河南濮阳一带。而这十多个诸侯国互相之间的联系，以及与周王室的联系都比较密切。这说明围棋在各国开展流行的程度可能有所不同，但至少是都有所开展了。
“举棋不定，不胜其耦”，实际上是一种早期的朴素的围棋理论，具有基本的指导意义。它总结前人下棋积累的经验，概括了一个制胜之道：下围棋时，每落一子，必须深思熟虑而又要当机立断。若犹豫不决，拿不定主意，就战胜不了对方。尽管在今天看来，这只是一个十分浅显的道理，可它却是当时人们对数百年围棋经验的精辟总结。从此后它成了棋手时刻必须注意的警句格言，也成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广泛应用的一句成语。
随着围棋在社会上特别是社会上层人士中的逐渐流行，它与人们的文化娱乐生活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但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围棋也不例外。一方面它可以开拓人的思维，培养计算能力、判断能力和敏捷的反应，带来无穷的趣味和愉悦；另一方面它又因耗时费日影响人的其他活动，或者使人沉迷其中难以自拔。因此，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了对围棋褒贬不一的议论。《论语·阳货》有这样一段话：
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礼”，是“仁”，而要达到这种境地，必须学“道”。他上面这番话就是基于这种思想向弟子们讲的，意思是如果人饱食终日，于学“道”无所用心，则很难安排自己，必然要生淫欲以打发日子。不是有博和弈一类的游戏吗？如果从事这些游戏，还胜过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而生淫欲。在他看来，博和下围棋当然不能和学“道”相提并论，但也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如果能从事博和围棋，就会得到一定的快乐和满足，阻止淫欲邪念的萌生。他的观点和倾向性很明确，与《左传》中大叔文子的话毫无褒贬之意有所不同。
还有一部叫作《关尹子》的书，传为周人尹喜所作，原书已佚，今本是宋人所辑，书中有不少谈及围棋的地方，如“道虽丝纷，事则棋布”，“两人弈，相遇则胜负见”等。其中还有这样的话：“习射、习御、习琴、习弈，终无一事可以息得者。”他是为了说明什么事都要坚持不懈才能达到目的，举学习射、御、琴、棋为例，指出这些技艺没有哪一样是不经过长期学习就可以学到手的。宋人辑佚此书不知是否有可靠的依据，但从所举的事看，都是周代六艺之一，可能也并非完全杜撰。这段文字本身虽无褒贬之意，但以围棋直接代表“数”艺，而且与其他几艺相提并论，其褒扬的意思就再明显不过了。战国时齐处士尹文撰有《尹文子》一书，原书已佚，今本是东汉人伪托，其中讲道：“以智力求者，譬如弈棋，进退取与，攻劫收放，在我者也。”认为围棋是智者的游戏，褒扬之意更为明确。
战国时期，出现了对围棋贬斥得十分尖锐的言论。《孟子·离娄下》载：“孟子曰：‘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善事父母为孝，古人对孝极为重视，被视为人伦之大节，孔子就有“弟子入则孝，出则悌（敬兄）”（《论语·学而》）的训导。将围棋列为五不孝的行为之一，足见世上一些人对围棋已到了深恶痛绝的地步。孟子是邹（今山东邹县东南）人，曾游历齐、宋、魏等北方诸国。五不孝的说法既然是“世俗所谓”，足见在北方一些国家的社会下层中，围棋已经流行开来了，而且以钱财作注赌棋的风气也开始出现，以至于有的人沉迷围棋而不顾奉养父母。
随着围棋的流行和发展，著名的围棋高手开始出现，第一位见于文字记载的围棋高手，是战国时齐国的弈秋。《孟子·告子上》载：
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诲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一人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为是其智弗若与？非然也。
古代有许多因技艺杰出而传名于世的人，都是以其技艺加称其名。弈秋便是这样。因为他名秋，围棋下得好，在齐国冠绝一时，所以称他“弈秋”。至于他的本姓则无人知晓了。中国古代没有专业围棋和业余围棋的概念，也没有专业棋手和业余棋手的概念。我们今天只有以是否靠以棋为生来予以辨别。从《孟子》的话看，弈秋是在课业授徒，而且声名甚显。这表明战国时期，在社会生活中围棋已出现了专业化的趋势，而弈秋就是第一个留下姓名的专业棋手。这件事的出现，具有深远的意义，它标志着围棋已开始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而棋艺精湛的高手必然会得到人们承认和一定程度的尊重。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齐，统一了中国。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建立起一个疆域空前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大帝国。秦王朝的建立，对社会的统一和社会生产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它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上，却造成了空前的大劫难。秦始皇为保证嬴氏江山得以万代相传，防止诸生以其所学惑乱民众，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实施严刑峻法和文化禁锢政策。规定除秦记和医药、卜筮、种树的书之外，其它如《诗经》、《尚书》等典籍，以及诸子及百家之书统统都得烧掉；世人有相对聚语议论这些书的，处以死刑，而借用这些书以古非今的诛灭九族。围棋这时在大多数人眼中只是一种微艺末技，也没有出现专门的棋艺著作和棋艺理论著作，但因为它同天文、数学、阴阳、军事知识有关，经战国之后又很容易同纵横家学说联系在一起，再加上围棋至少是两人相聚，若是下注赌棋还会招来更多的人，所以虽然没有明令查禁，但人们为免招是非，也不敢下围棋了。另外，秦王朝设博士官职掌官学，严禁私学，因此也不可能有人课业授徒教授围棋。在这样的环境下。民间的文化娱乐根本无法谈起。本来就缺乏理论、还不够发达的围棋好似雪上加霜，完全丧失了活力，除能在极小的范围内，如宫廷内部的一些人中勉强生存外，几乎绝迹了。
秦始皇的万世之梦，不过两世就被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彻底打破了。汉王朝建立后，采取休养生息政策，社会生产力迅速恢复并快速地发展起来。文化上，较灵活、开放，在儒家文化空前发展的同时，道家文化也得到发展，佛教文化、西域文化等外来文化也开始传入和被消化吸收。这样，在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二百年间及东汉（公元25—220）的大部分时间里，文学、史学、音乐、艺术和自然科学等都非常繁荣发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
良好的文化艺术环境，给围棋带来了勃勃生机，围棋出现了复兴局面，并有了新的发展。
两汉时期，宫廷中盛行围棋，许多帝王都爱好围棋。西汉的创立者汉高祖刘邦，就是著名的围棋爱好者。晋代葛洪《西京杂记》卷三：“戚夫人侍高帝。……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户，竹下围棋，胜者终年有福，负者终年疾病。取丝缕就北辰星求长命，乃免。”他们二人围棋行乐竟形成宫中习俗，而且出现什么胜者终年有福，负者终年疾病，要取丝缕拜求北辰星才能免疾的神秘传说，可见围棋影响之大。戚夫人多才多艺，擅长鼓瑟击筑，曾击筑伴和刘邦唱《大风歌》，又会弦管歌舞，还会围棋，自然深得刘邦宠爱。为此，刘邦几次想废太子（吕后所生），立戚夫人之子赵王如意为太子，后因吕后阻挠，张良设计请来四皓辅佐吕后之子而未成。吕后对此深深忌恨，刘邦死后，便将戚夫人和赵王如意害死了。戚夫人死后，她身边的宫女都被逐出宫。这些宫女在宫中或耳濡目染，或身体力行，自然都会下围棋，出宫之后，将棋艺带至民间，对围棋普及倒不无作用。汉宣帝刘询也很喜欢下围棋，而且水平还不低。据《汉书·宣帝纪》所载，他“师受《诗》、《论语》、《孝经》，操行节俭，慈仁爱人”，与刘邦不同，是一个知书识礼的天子。他未作皇帝前，同杜陵人陈遂十分要好，陈遂也是一个围棋爱好者，二人经常在一起下棋。陈遂棋艺略逊一筹，常常输棋，欠刘询不少棋注。刘询当皇帝后，准备擢用陈遂为太原太守，曾赐玺书一封：“制诏太原太守，官尊禄厚，可以偿博进矣。妻君宁时在旁，知状。”意思是太原太守官职不小，奉禄丰厚，这下可以偿还你当年输的棋注了。你妻子当时在旁边，那些事她完全清楚，可以作证人。结果陈遂深知为臣之道、今昔之别，不敢领此厚爱，婉言辞谢了。陈遂虽未受官，但此事亦算是历史上第一个围棋赐官的例子。汉宣帝还常与王褒等放猎，纵情享乐，辞赋为欢，朝中多有非议，他便借孔夫子的话说：“‘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汉书·王褒传》）
除了皇帝外，在刘氏诸王中，爱好围棋的也不少，如广川王刘去、淮南王刘安即是代表。刘去通诸经，史称“好文辞、方技、博弈、倡优。”刘安“为人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喜欢方士，也极好围棋。他那著名的《淮南子》中，就常常提到围棋。如“行一棋不足以见智，弹一弦不足以见悲”、“围棋击剑，亦皆自然”等，说明他是深谙棋理的。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帝王中的围棋之风在文人士大夫中也得到响应。前面提到的陈遂，即是一例。到东汉时期，爱好围棋的文人士大夫就更多了。像桓谭、班固、马融、李尤和黄宪等，都是著名的爱好者。
桓谭（公元前？—公元56），字君山，沛郡（今安徽濉县）人。博学多通，遍习五经，官至议郎给事中，是著名的经学家和哲学家。他著有《新论》，其中涉及到一些围棋的基本理论和实战理论，认为围棋与兵法相类；更视帝不懂兵法犹如不懂棋，结果使别人死棋得生、自己功败垂成。
班固（32—92）。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先任兰台令史，后转迁为郎，典校秘书，是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喜爱围棋，对围棋的深奥道理和丰富的文化内容作了严肃的探讨，曾撰《弈旨》一篇，第一次对围棋作了全面的论述，对围棋的特点多有发掘，是一篇划时代的围棋理论文章。
李尤（约55—135后），字伯仁，广汉雒（今四川广汉）人，累官兰台令史、谏议大夫、乐安相，是当代的辞赋家，被誉为有司马相如、扬雄之风。他有一首《围棋铭》：“诗人幽忆，感物则思。志之空闲，玩弄游意。局为宪矩，棋法阴阳。道为经纬，方错列张。”精炼地概括了围棋的特点和陶冶性情的作用，嗜棋之情溢于言表。
马融（79—166），字季长，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官至南郡太守，著名的经学大家，生徒数以千计。他十分爱好围棋，认为围棋源于兵法，作有《围棋赋》，抒发自己一介书生在三尺之局的战场上，纵横驰骋的愉悦之情。
这时期，民间的围棋也得到恢复和发展。扬雄《方言》对地方语言研究颇深，所谓围棋“自关而东，齐鲁之间，皆谓之弈”，本身就说明了中原地区民间围棋活动流行的程度。另据葛洪《西京杂记》卷二载：“杜陵杜夫子善弈棋，为天下第一。人或讥其费日，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大裨圣教。’”杜陵在今西安南，属京兆尹。杜夫子名不详，既被称为夫子，或因学识过人，或因棋艺超群，没有频繁的交流比赛，他是不可能得到“天下第一”这样的称号的。这至少说明，长安附近及其周围地区的围棋活动是相当盛行的。由于古代棋手的地位很低，围棋总的来说还没有得到朝廷的重视，因而棋手的姓名是很难见诸史乘的。一个“天下第一”的著名棋手的事迹都仅有几十字的记载，其他棋手就可想而知了。那些被湮没了姓名的棋手，虽然不能传名后世，但他们为两汉时期围棋复兴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
两汉围棋的发展推动了围棋的理论研究，也促进了棋谱的收集和整理。棋谱的记录留存起源于何时，尚难以考定，但两汉时期是肯定已经比较流行了。一些优秀的对局谱，经收集整理后成为棋家珍藏之物，对推动围棋水平的提高，起了巨大的作用。至少是从两汉后收集整理棋谱便成了棋艺研究的重要方法，几千年来一直为棋手所沿用。可惜的是，汉代棋谱现已无处可寻，唯从成书于北周的敦煌《棋经》的“汉图一十三势”一句话中，才知道他们在唐以前还广为流传，为棋手们所推崇。
从当时棋手和围棋爱好者的籍贯和游历看，围棋活动在长江南北，即今天的河南、山东、陕西、河北、四川、江苏、湖南等地区都开展起来。而且根据一些资料推断，围棋还可能流传到了发羌、唐旄地区，即今天的西藏地区。西藏有一种藏棋，叫做“密芒”，意思是“多眼”，故又称为“多眼戏”。它的制式和规则除个别地方外，与两汉时期的围棋极为相似。围棋的历史早于藏棋，完全有可能是两汉时期或稍晚时候流传到西藏的。
三国时期（220—265），围棋继两汉时期的复兴和发展之后，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终于迎来了围棋史上第一个蓬勃发展的高潮。随着人们对围棋娱乐性、趣味性和竞技性的认识的提高，围棋开始从各种游戏中脱颖而出，成为人们陶情怡性、丰富生活的最受欢迎的游艺活动。而三国时期天下三分，兵事十分激烈的社会现实，客观上也起到了促进围棋发展的作用。围棋爱好者越来越多，遍及帝王、文人士大夫和各阶层民众。围棋理论和士大夫围棋观念开始出现，一些围棋规则和制度也形成文字并固定下来。从围棋流行的地域看，三国时期的围棋流行范围更为广泛，从中原地区和黄河流域逐渐扩大到了江南地区和整个长江流域。这几个特征对后世围棋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最后一点，使得围棋活动的重心自此南移，在后来的一千多年时间里，南方围棋的水平——无论是普及程度或提高程度——基本上都高于北方。
三国时期的围棋，因政治、军事和人文地理等原因，正好形成魏、蜀、吴三个中心。
魏国围棋活动的发展，与曹操家族对围棋的爱好和提倡是分不开的。据《文物》杂志1978年第8期所载，在对安徽亳县曹氏家族墓地的考古发掘中，曾出土一些松绿石的围棋子，说明围棋在曹氏家族中是十分流行的。就曹操本人来说，他不仅爱好围棋，而且棋艺水平还比较高，显示出一个大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的聪明睿智和艺术造诣。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博物志》称，曹操与当时的围棋高手山子道、王九真、郭凯等都曾对局，而且“皆与埒能”。棋手因惧祸而佯输给帝王不是没有，但曹操“皆与埒能”，无论如何棋艺也不会太低。曹操经常下棋，这就需要对手，骑都尉天水人孔珪擅长围棋，正合曹操口味，于是，“宠爱有加，每在左右，出入随从”。
曹操的两个儿子魏文帝曹丕和任城王曹彰也喜好围棋。曹丕尚文，以著述为务，所作诗文十分典丽，而曹彰却善武，惯战善征。二人时常下棋，一文一武，风格殊异，想必是别有情趣。曹丕曾说：“戏弄之事，少所喜，唯弹棋略尽其妙。”自称最擅长的是弹棋，围棋棋艺并不高。但他利用围棋玩弄的手段之残忍，却没有人能比得上。《三国志·魏书·任城王传》说曹彰是朝京都时“疾薨于邸”的，没有说详细经过。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尤悔》则明确说：“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骁壮，因在卞太后閤共围棋，并噉枣。文帝以毒置诸枣蒂中，自选可食者而进。王弗悟，遂杂进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预敕左右毁瓶罐，太后徒跣趋井，无以汲。须臾，遂卒。”据考证，这个说法是可靠的。借下围棋来杀害同胞兄弟，这实在是围棋史上一件骇人听闻的大阴谋。
魏国围棋的发展，与文人士大夫的爱好也大有关系。著名文学家建安七子中的孔融、王粲和应玚都爱好围棋。王粲和应玚对围棋的发展还起了积极的作用。
孔融（153—208）字文举，鲁国（今山东曲阜）人。曾任北海相，时称孔北海。又任少府、大中大夫等职。恃才负气，善诗文。他爱好围棋，对棋理颇有会解，他的《与邴原书》说：“阻兵之雄，若棋弈争枭。”信手将围棋拈来作譬，自然而又生动。由于他的影响，他的子女也喜爱围棋。《后汉书·孔融传》载，孔融因与孙权使者语，谤讪朝廷，又不遵朝仪，放言跌荡，被军谋祭酒路粹参奏，下狱处死。“初，女年七岁，男年九岁，以其幼弱得全，寄它舍。二子方弈棋，融被收而不动。左右曰：‘父执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巢毁而卵不破乎！’”行刑时，其女“谓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见父母，岂非至願！’乃延颈就刑，颜色不变。”有识如此的一对小棋童，竟夭折于残酷的株连之法，实在令人感慨。
王粲（177—217）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人，以博洽称著，才思敏捷，擅长诗文，又善算强记。他于围棋十分爱好，曾作《围棋赋序》：“清宁体能，稽漠玄神，围棋是也。”对围棋评价很高。《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说王粲“观人围棋，局坏，粲为复之。棋者不信，以帊盖局，使更以他局为之，用相比较，不误一道”，一时传为佳话。他死后，曹植作《王仲宣诔》称：“何道不洽，何艺不闲。綦（棋）局逞巧，博弈惟贤。”盖棺论定，对他多才多艺，精于围棋，给予很高评价。
应玚（？—217）字德琏，汝南（今河南汝南东）人，以文章见称，官至五官中郎将文学。他爱好围棋，精于弈理，曾作《弈势》一篇，是关于围棋的著名论著，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魏国还出了一个棋艺理论家，名叫邯郸淳。据《三国志·魏书·刘桢传》裴松之注引《魏略》，邯郸淳一名竺，字子叔，颖川（今河南禹县）人，博学有才。曹操素闻其名，召与相见，十分尊敬他，后来官至博士，给事中。擅书法，八体悉工，兼通诸艺，曾写有《投壶赋》千余言，又写有《艺经》，内容包括当时的各种艺术活动，围棋是其中一部分。他这部著作保留了许多汉魏时期的围棋资料，价值极高。此书很早便散失了。《隋书·经籍志》也不见著录，其残篇散见于《数术拾遗》注、《文选》李善注、《太平御览》、《说郛》等书中。
蜀地围棋的开展，可能略晚于中原地区。刘备据蜀后，带来大批外籍将领和官员，他们之中不乏围棋爱好者，特别是诸葛亮、费讳等尤为著名，这就有力地推动了蜀中围棋的发展。
诸葛亮（181—234）字孔明，琅邪阳都（今山东济南）人。三国蜀汉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下围棋没有确切的文字记载，只有一些传说。如清《宝庆府志》：“棋盘崖在宝庆府城南五里，相传武侯宴兵着棋于此。有石盘广六尺，棋痕尚存。”宝庆即今湖南邵阳市。又宋王应麟《玉海》：“棋盘市，一曰南市，在虎广盗媷下，武侯陈营处也。”诸葛亮“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又有“卧龙”之称，精通兵法和经国治世之术。当时围棋在军事将领和文人士大夫中已形成风气，而且认为围棋是“兵法之类”。下棋犹如斗兵，纹枰之称不亚于战场，寄情方罫，用兵斗智，同诸葛亮羽扇纶巾，运筹帷幄，决战于千里之外的战略家、军事家气度是完全一致的。
官至大将军、录尚书事，继诸葛亮、蒋琬执政的费祎，也是蜀国酷爱围棋的官员。费祎（？—253）字文伟，江夏<黾阝>（今河南信阳东北）人。他识悟过人，能过目不忘。在当尚书令时，军国多事，公务烦猥，可他照样下棋游乐而又不误公事。延熙七年（244），魏军来犯，费讳率军御敌，“光禄大夫来敏至讳许别，求共围棋。于时羽檄交驰，人马擐甲，严驾已讫。祎与敏留意对戏，色无厌倦。敏曰：‘向聊观试君耳！君信可人，必能办贼者也。’”（《三国志·蜀书·费祎传》）原来来敏有点不放心，在费祎行前来试探一下。看到他镇定自若，专心弈棋，有临阵不乱的大将之风，就放心了。后来，费祎果然击退了魏军。
三国时期，要数吴国的围棋活动最为深入、普及。这一是三国之中吴国最为承平，社会比较安定，各种艺术都有很大发展，给围棋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二是两汉时期吴地围棋就十分盛行。三是士大夫中爱好围棋的人特别多，对世风颇有影响。其代表人物有孙策、吕范、顾雍、陆逊、蔡颖等。
孙策（175—200）字伯符，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是割据江东建立吴国的奠基者。吕范（？—228）字子衡，汝南细阳（今河南汝南）人，避乱寿春，孙策见而异之，厚礼有加，遂归孙策，官至大司马。孙策与吕范交往很深，以“亲戚待之”。同时他们又是棋友，常于纹枰对弈时商讨军国大事。他们的对局谱，在宋人的《忘忧清乐集》中尚可见到，题为“孙策诏吕范弈棋局面”。
顾雍（167—243）字元叹，吴郡吴（令江苏苏州）人，为吴相十九年，常聚幕僚围棋。他的儿子在豫章太守任上去世，他知道后，强抑失子之痛，围棋依旧，只是以爪掐掌，血流沾褥，开围棋豁情散哀、镇物矫情的先河。
陆逊（183—245）字伯言，吴郡吴县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官至大都督，是东吴名将，常在军中与诸将围棋射戏。哪怕敌人来犯、军情紧急时，也围棋射戏如常。
蔡颖，吴人，是太子孙和的侍从。他的棋下得较好，是宫中翘楚，以至“直事在署者颇斅（学）焉”。弄得孙权十分惊恐，担心由此影响宫中的正常活动。
以上这些人，除吕范外，其里籍都在吴地，可见江南一带的围棋渊源有自，至少在东汉时期就有相当基础，而三国时期只是发展得更快、更流行罢了。
吴国围棋的普及，促进了围棋棋艺水平的提高，涌现了一批围棋高手。严子卿、马绥明就是其中的代表者。
严子卿，名武，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卫尉严畯再从子。他的棋艺相当高，以至到了“莫与为辈”的地步，与皇象的书法、宋寿的占梦、曹不兴的画、郑妪的相人，以及吴范、刘惇、赵达三人的数术，世皆称妙。谓之“八绝”。
马绥明，字号里籍不详。有人认为是晋赵王司马伦的舍人，名朗，字绥明（一作思明），曾撰《围棋势》二十九卷。他和严子卿一样，棋艺很高，在棋坛享有盛誉，以至晋人葛洪在《抱朴子》中这样赞道：“围棋莫与敌者，谓之棋圣，故严子卿、马绥明于今有棋圣之名焉。”
吴国的围棋不仅棋艺水平高，棋谱的收集整理工作的水平也很高，当时不少棋手都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这些棋谱沾溉后人，几百年后还被棋家奉为圭臬。著名的敦煌《棋经》就两次提到“吴图二十四槃（盘）”。唐代诗人杜牧，在送著名棋手王逢的《重送绝句》中也说“一灯明暗复吴图”。遗憾的是这些棋谱后来除《忘忧清乐集》保留了一局外，都失传了。
由于吴国的围棋比较普及，下围棋的人很多，出现了一些因下棋而弃业误事的现象。太子孙和认为下棋妨事费日无益于用，劳精损思终无所成，要娱乐有饮宴琴书射御等活动即可，没有必要靠下围棋取乐。于是命寮属八人写文章矫正此风，规劝蔡颖等人。中庶子韦曜便写下了著名的《博弈论》。
韦曜，字弘嗣，本名昭，晋人因避讳改为曜，吴郡云阳（今江苏丹阳）人。他奉孙和之命作的《博弈论》有七百余言，列举棋者的种种极端行为，大加贬斥；将下围棋说得一无是处。他写道：
今世之人，多不务经术。好玩博弈，废事弃业，忘寝与食，穷日尽明，继以脂烛。当其临局交争，雌雄未决，专精锐意，心劳体倦，人事旷而不修，宾旅阙而不接，虽有大牢之馔，韶夏之乐，不暇存也。至或赌及衣物，徙棋易行，廉耻之意驰，而忿戾之色发。
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务不过方罫之间。胜敌无封爵之赏，获地无兼土之实。伎非六艺，用非经国，立身者不阶其术，征选者不由其道。求之于战阵，则非孙吴之伦也；考之于道艺，则非孔氏之门也；以变诈为务，则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杀为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废业，终无补益，是何异设木而击之，置石而投之哉！
最后，力劝弈者移博弈之力于正道，“如此则功名立而鄙贱远矣”。
反对下围棋的人古即有之。例如战国时有人将博弈列为五不孝，西汉时有人讥嘲“天下第一”的杜夫子弈棋费日，说围棋“失礼迷风”，说围棋爱好者是“白黑简心”等等。但韦曜《博弈论》列举极端，不及其余，是对下围棋贬斥攻击得最厉害的一篇文章，在当时及后世都很有影响。
《博弈论》的产生，有其特定的文化背景。首先，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既可以起好的作用，也可起坏的作用，就像水既能载舟也能覆舟一样。这就有一个从什么角度去看待它，以什么态度去对待它的问题。围棋也不例外。一方面，它可以使人益智增识，陶情怡性，修养身心，得到艺术享受的愉悦和争胜竞技的乐趣。另一方面，围棋花时间，耗精力，若沉迷过度而毫无节制，甚至赌博成性，就会给人带来副作用，使一项高尚典雅的游戏成为陋行劣迹。第二，三国以前没有专业棋手和业余棋手的概念，朝廷也没有提倡引导的措施，对业余棋手下棋娱乐和专业棋手精研棋艺不加区别。第三，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正宗，而儒家文化强调和谐，强调纲常礼教的伦理道德。下围棋必然要争胜负，各阶层围棋爱好者必然要交流，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父子对局、君臣对局、贵族与平民对局等违反封建等级观念的情况。第四，在儒家文化的维护者眼中，功名仕途才是正事，潜心围棋当然是鄙贱之事。这就造成了一些腐儒只见其一不见其二，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竭力反对围棋的现象。
由于围棋具有无穷的魅力，以及大多数围棋爱好者的持重、追求和努力，《博弈论》问世后，围棋非但没有衰落或绝迹，反而发展得更快了。这显然是孙和及韦曜等始料未及的。
西晋和东晋时期（265—419）的围棋，是在一个极为特殊的环境下发展的。
两晋政治极其荒淫腐败。司马氏为了笼络士族，取得他们的支持，沿袭并发展了曹魏以来的九品中正制，门阀观念十分严重。封建帝王和士族阶层正是依靠这种制度过着优游闲适、奢侈放荡的生活。他们崇尚虚无和玄言清谈，纵欲享乐，标榜风流。这种消极颓丧的生活态度和生活习尚，不可能造就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可是在一定程度上却为两晋文化艺术普遍的发展提供了土壤。这一时期，文学、史学、经学和释老之学，以及书法、绘画、雕刻都有很大的发展。出现了王羲之、王献之、顾凯之等著名的艺术大师。围棋作为一种忘忧陶情玄妙莫测的娱乐活动和高雅的艺术活动，自然得到帝王、士族和民间人士的重视。一时间，朝野上下风尚围棋，以至于《晋书·葛洪传》说葛洪“不同于时人，性寡欲，无所爱玩”时，竟以“不知棋局几道，樗蒲齿名”为例。两晋棋风之盛，普及程度之高，由此可见。
在两晋的帝王中，以晋武帝司马炎最好围棋。他在宫中，常与中书令张华下棋。《晋书·杜预传》说，公元280年，镇南大将军杜预向晋武帝启请讨伐吴国的日期，晋武帝不允，认为待到明年方可大举进兵。杜预于是呈上伐吴的表章。当杜预将表章送至宫中时，晋武帝正在同张华下围棋。张华支持杜预的建议，把棋盘推到一边，力陈己见，主张立即伐吴，晋武帝这才同意了伐吴的建议。另外，他还常与侍中王济等下棋，李逸民《忘忧清乐集》中就保留了他和王济的一局对局谱。
在士族人士和文人中，围棋更受青睐。蔡洪、曹摅、殷仲堪、羊陶、裴遐、祖纳、王坦之、支遁及“竹林七贤”中的阮籍、王戎可为代表。
蔡洪，字叔开，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初仕吴，后仕晋，晋惠帝元康（291—299）初为松滋令，有才名。他爱好围棋，作有《围棋赋》一篇，抒发自己的棋情。其中“或临局寂然，惟棋是陈，静昧无声，潜来若神……或声手俱发，喧哗操扰，色类不定，次措无已。……尔乃心斗奔竞，势使挥谦，携手低欺，朱颜妒嫌”一段，不仅将弈者的各种神态描绘得淋漓尽致，而且，实际上也是夫子自道，趣在其中。
曹摅（？—308），字颜远，谯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惠帝时官至襄城太守，颇有政绩。他为政之余雅好围棋，作《围棋赋》一篇以见情志，自称是“既好其事，而壮其辞”、“当无为之日，差见玩于君子”。意思是这篇赋是为自己的围棋旨趣张目的，风流儒雅，可见一斑。
殷仲堪，陈郡（今河南淮阳）人，官至荆州刺史。袁羌，字里不详，是一个治《易》的学者。二人皆好围棋。殷仲堪在都时，常出去看人下棋。一次，袁羌与人在窗下下围棋，殷仲堪在屋里问他《易》义，衰羌应答如流，而围棋不辍，一时传为美谈。
羊氏家族是两晋时有名的士族。羊陶，名忱，字长和，泰山南城（今山东费县西）人，官至徐州太守。《世说新语·巧艺》载：“羊长和博学工书，能骑射，善围棋。诸羊后多知书，而射、弈余艺奠逮。”这说明羊氏家族中下围棋的很多，只是技艺不如羊陶罢了。
裴氏是魏晋之际的高级氏族，出了不少达官显贵。裴遐是裴绰的儿子，善言玄理，音辞清畅，与人谈论，一座嗟服。有一次他在平东将军周馥处与人围棋。周馥司马行酒令，裴遐耽思围棋未及时饮下。司马本已酒醉，不由大怒，将裴遐拽堕在地上。裴遐却毫不生气，面不改色地慢慢爬起来走还座位，又照样与人下棋。
祖纳，字士言，范阳（今河北徐水北）人，东晋时官至军咨祭酒，是那个“闻鸡起舞”誓欲收复中原的祖逖的哥哥。祖纳最有操行，又有清言，也酷爱围棋。据《晋书·祖逖传》，王隐曾劝祖纳：“‘禹惜寸阴，不闻数棋。’对曰‘我亦忘忧耳。’隐曰：‘……天下大乱，旧事荡灭，君少长王都，游宦四方，华裔成败，皆当闻见，何不记述而有裁成？……况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俱取散愁，此可兼济，何必围棋然后忘忧也！’纳喟然叹曰；‘非不悦子之道，力不足耳。’”当时，天下大乱，东晋仅据东南一隅，士族人士和文人都充满悲观失望情绪，对前途感到忧虑，因此，祖纳用班固《弈旨》语，说下围棋能忘忧。
王坦之，字文度。太原晋阳（今山西太原南）人，累官中书令，领北中郎将，徐、兖二州刺史。支遁，字道林，河内林虑（今河南林县）人，本姓关，少而任性独往，风期高亮，25岁入道。二人都嗜好围棋，而且对棋情棋趣都别有会心。《世说新语·巧艺》说：“王中郎以围棋是坐隐，支公以围棋为手谈。”刘孝标注引《语林》说：“王以围棋为手谈，故其在哀制中，祥后客来，方幅会戏。”与前说稍异。方幅，指事物之正当者。也可能指用布帛等围成幅障。因围棋是“手谈”不必出声，与一般娱乐不同，所以王坦之哀制中照下不误。
“竹林七贤”是魏晋文人中很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崇尚老庄虚无之学，优游于竹间林下，放旷不羁，大多喜爱围棋，而且有许多惊世骇俗之举。
阮籍（210—263），宇嗣宗，三国魏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曾作魏国的步兵校尉，是著名的文学家。他为逃避司马氏集团的迫害，常醉酒佯狂，不拘礼教，傲然独得，喜怒不形于色。《晋书·阮籍传》说他极孝顺，他母亲死时，他正与人下围棋。消息传来，对局者请求罢棋，而阮籍却还要留对手决赌胜负。及至一局终了，他才“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竟将这种给人乐趣的活动变成了掩饰悲戚之情的凭借！
王戎（243—305），字濬冲，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年轻时常从阮籍游处，结成忘年之交。据《晋书·王戎传》载，他也很孝顺，母亲死后，曾辞却吏部尚书的职务，像阮籍一样不拘礼制，表面上照样饮酒食肉。或者看人围棋，实际上藏悲于中，弄得容颜毁悴，扶着手杖才能起身。
东晋士族以王谢两家最为显赫，这两个家族的人出将入相的极多，实际上是东晋士族政权的支柱。而东晋棋风之盛，也可以从这两个家族中的围棋活动中得到反映。
王导（276—339），字茂弘，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西晋末他献策并拥立琅邪王司马睿在建康（今江苏南京）称帝，被任为丞相。历仕元、明、成三帝。他领导南迁士族，联合江南士族，对建立和稳定东晋的统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王导嗜好围棋，他的从兄王澄、从弟王廙、儿子王悦、王恬等都爱好围棋。王导一家不仅爱好围棋，而且棋艺水平还不低。《晋书·王导传》说他的次子王恬“多技艺。善弈棋，为中兴第一。”当时官至徐兖二州刺史的范汪曾著《棋品》，书中说：“（江）虨与王恬等，棋第一品，导第五品。”
谢安（320—385），字安石，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年40余始出仕，孝武帝时位至宰相。《晋书·谢安传》说他“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纲，威怀外著，人皆比之王导”。其实他不仅在为政上同王导相似，在好棋上也同王导差可比肩。他在“淝水之战”中下围棋的故事，就广为流传。《晋书·谢安传》就记述了他在“淝水之战”中，两次下围棋的故事。一次是大战之前，与紧张失常的谢玄决赌别墅。一次是晋军大胜的捷报传来时，他不露声色地和客人下棋。
两晋时期的围棋不仅开展得普遍深入，而且发掘出了围棋的新的功用，使围棋更富于艺术内涵和文化内涵，在三国和南北朝这两个围棋发展的高潮之间，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围棋肇始，其功用主要在益智教化上，娱乐仅在其次。后来，随着人们的教育方法的多样化和文化水平的提高，教化功能逐渐变为其次，娱乐功能渐渐变成主要功能。至少在春秋以后，围棋又多了射利这一功能。到两汉三国时期，原来的益智逐渐由斗智代替，变成枰上校兵，用智斗法，“弈以机胜”。而娱乐也开始分成“乐以忘忧”、“志之空闲，玩弄游意。”两晋时期，围棋除继承了汉魏斗智娱乐的传统外，陶情怡性和抒情达意的艺术成分明显增强，像蔡洪和曹摅的《围棋赋》文采焕美，感情细腻，表明他们在临局对弈时，更重视感情的流淌和抒发。至于阮籍、王戎遇丧不悲，谢安知捷不喜，又明显地是将围棋作为修身养性之道。
围棋法自阴阳，变化多端，玄妙莫测，与《易》理本来就有相通之处。殷仲堪在袁羌下棋时问《易》，袁羌一边行棋，一边答《易》，给围棋深奥的义理又增添了神秘的色彩和学术化的气氛。两晋文人士族、因其生活态度和生活习尚，在围棋中多追求一种风神高迈、潇洒放纵的有个性特征的情趣。像蔡洪、曹摅的清雅神秀，风骚独领，裴遐、祖纳的忘忧解恚，心无他累，阮籍、王戎的不拘礼教，我行我素，以及阮籍、王戎和谢安的悲喜不露，矫情镇物，都是凌轮前人，率然超脱、卓尔不群的个性化的表现。这种围棋态度和围棋情趣，对后世围棋，特别是文人士大夫围棋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谢安40岁前高卧东山，隐居不仕，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竞，而且兼善诸艺，既工书法，又善琴棋。位极人臣后，则以天下为己任，在淝水之战中，临战对弈，镇静从容，指挥若定，既赢得了纹枰上的胜利，又打败了符坚的百万大兵，保住了东晋的半壁江山。这种气度，很符合人们崇慕儒将之风，因此他围棋赌墅的故事，就成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又一个典故。而他那种行藏由己，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弈可定局制胜，为政可治国安邦的高世之行，在封建专制制度下，无疑具有一种抒发志得意满，告慰怀才不遇、宣泄积郁愤懑的象征意义。因此，他个人和他的围棋故事，便成了后世棋手、特别是文人士大夫棋手风仪神往甚至顶礼膜拜的对象。
隐逸和出仕是一对由来已久的矛盾。到两晋时期，它已成了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社会性无法排遣的情结。玄言清谈、挥麈打坐固然风流潇洒，但言必语、语必声，似乎又有还不怎么艺术化、还不怎么风流到极致的遗憾。于是，“坐隐”、“手谈”的名目则应运而生，它们不仅给围棋增添了富有想象力的雅号，而且迎合了文人士大夫的需要。前者使他们失去平衡的心理恢复平衡，得到慰藉，后者使他们在艺术活动中高雅尚文的讲求遣情见趣的心理得到满足。正因为坐隐、手谈极为形象、极为恰切、极为艺术地概括了围棋的特点和功用，故尔不胫而走，为人津津乐道，很快变成了围棋最典雅的别称。
东晋之后，古代中国进入了南北朝时期（420—589）。南朝先后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这期间，南方社会除东晋末和梁末有一些动乱外，其余时间都比较安宁，社会经济和文化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南朝文化是两汉文化到西晋文化再到东晋文化的延续和发展，是黄河流域中原文化向长江流域移植扩展的结果。它正好居于汉唐这两个古代文化极盛期的中间，有一种不可忽视的承前启后的作用。围棋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继两晋蓬勃发展的势头，地位更加提高，普及程度和棋艺水平也更加提高，出现了极盛一时的局面，形成了围棋史上第二个高潮。
南朝时期，历代帝王大都爱好并提倡围棋，而宋文帝在其中起的作用尤为突出。
宋文帝刘义隆（424—453在位），是宋武帝刘裕的第三个儿子，即位之后，雅重文儒，躬勤政事，使南朝的经济文化在元嘉年间迅速发展，出现了东晋以来未曾有过的繁荣气象。他本人博涉经史，善隶书，爱好围棋，文化修养较高。他非常重视围棋，可以因棋艺授人以官，而且爱屋及乌，十分宠爱棋艺水平高的大臣。羊玄保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羊玄保，太山南城（今属山东）人，官黄门侍郎。《南史·羊玄保传》记载，羊很会下围棋，棋品居第三，宋文帝常常召他下棋。有一次宋文帝与羊玄保下棋，以郡作赌注。结果羊玄保赢了这局棋。宋文帝便真的让他当了宣城太守。这之后，羊玄保为政虽然没有什么显著的成绩，却连转数官，频授名郡，先后到会稽、吴郡当太守。宋文帝对此还直言不讳：“人仕宦非惟须才，亦须运命。每有好官缺，我未尝不先忆羊玄保。”羊玄保当会稽太守时，宋文帝还专门派遣另一个围棋高手褚思庄到会稽，与羊玄保下棋，并将对局谱带回照谱复棋让他看。嗜好围棋而且因棋重人到了这种程度，实在是前所未闻。
自古以来，帝王赏赐臣下多为金银布帛等，而宋文帝则是第一个向臣下赏赐围棋局和围棋子的帝王。《宋书·何承天传》说，何承天是东海郡（今山东郯城）人，博见古今，为一时所重，官至延尉。他素好围棋，颇用废事。宋文帝便赐给他棋局棋子。何承天奉表陈谢，宋文帝回答说：“局、子之赐，何必非张武之金邪。”张武是西汉文帝时的一个大臣，他曾收受赂金，文帝察觉后，便更多地赐赏他金钱，以使自己感到惭愧而改正错误。显然，宋文帝赏赐何承天棋局棋子的目的，并不是要何承天不下棋，而是要他树立起正确的态度，要适可而止，不要因下棋而耽误正事。宋文帝作为一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不仅爱好围棋、重视围棋，而且还告诫属下正确地对待围棋，这是十分难得的。
宋文帝之后，南朝又出了好几个酷好围棋提倡围棋的皇帝。如宋明帝刘彧（465—472在位）、齐高帝萧道成（479—482）、齐武帝萧赜（483—493）、梁武帝萧衍（502—549）和梁简文帝萧纲（549—550）等。
宋明帝棋艺不高，史称“甚拙，去格七八道”，但他却“好之愈笃”。他也像宋文帝一样，宠爱、擢用会下围棋的大臣，甚至为以善棋受宠的大臣杀掉心生妒忌的妻子。他还设置了一种管理围棋活动的专门机构——围棋州邑及其官员，对提倡围棋可以说不遗余力。
齐高帝萧道成是南朝齐的第一个皇帝，博学多才，善属文，工草隶书，围棋至第二品，大概要算南朝诸帝中棋艺最高的一个。他经常和直閤将军周复、给事中褚思庄等下棋，而且累局不倦。萧道成出身“布衣素族”，为了长治久安，他吸取宋明帝因暴政而灭亡的教训，为政比较宽厚。他把这种宽厚的态度带进了围棋活动，对大臣平等下棋，遵守棋规，棋风较好。偶尔落子不当想改悔另行，大臣就是按住他的手不准改悔，他也不生气。萧道成能以较好的棋风宽厚待人，表明围棋有融洽气氛、冲击等级观念的作用。
齐武帝萧赜也雅好围棋，并十分重视围棋的对外交往。曾命著名棋手王抗同北魏孝文帝派出的使者对弈，将围棋当作国与国之间礼仪性的交往内容之一。这对扩大围棋的影响，提高围棋的水平，起了很大的作用。从此，围棋不仅仅是一种娱乐和艺术活动，而且成了一种对外文化的交流项目。
梁武帝萧衍，兼通六艺，围棋登逸品。逸品即超群之品、高品的意思。由于他爱好围棋，他的周围集中了一大批会下围棋和棋艺高的大臣，见诸史乘的就有十来人。他随时召这些人对局，“每从夜至旦不辍”。他曾以围棋和棋谱赐示任孝恭。任孝恭收到后，作了《谢示围棋启》。中有“笑古人之不工，知前事之已拙”等语，反映了梁武帝较高的棋艺。他还曾命人品定棋谱和校定棋品，自己也撰写了《棋品》三卷、《围棋赋》一篇。他的儿子梁简文帝萧纲、孙子后梁宣帝萧詧也工围棋，分别著有《棋品》五卷和《围棋赋》一篇。
帝王对围棋的重视和提倡，以及对棋手的宠爱，使围棋的地位大大提高。围棋已成为朝廷中带有礼仪性的活动项目，甚至成了一些人凭借一技之长，晋升擢用的阶梯。另一方面，围棋的艺术地位也进一步提高并得到承认。三国吴时有“八绝”之称，其中已将围棋与书法、绘画并列。南朝宋时宋文帝亦有“五绝”之称，更将围棋和书法、诗歌并列。沈约《棋品序》还直截了当地说围棋“可与和乐等妙，上艺齐工”。围棋本来就和古代“六艺”有关，可是由于社会上围棋活动中的一些不良现象，以及一些人对它的偏见，使它一度蒙垢被辱，含冤负屈。而到南朝时，围棋的艺术功用和艺术地位已正式被承认，开始成为衡量一个人的艺术才能和艺术修养的标准之一。
围棋地位的提高，使南朝的围棋之风空前地盛行起来，宗室皇亲、文人士大夫，以及民间的妇幼老弱、隐士、方外人士，靡不风从。出现了“晋宋盛世，逸思争流”的繁荣局面。宗室皇亲中，较出名的有宋建安王刘休仁、齐豫章文献王萧嶷、武陵昭王萧晔、始安王萧遥光、竞陵王萧子良、梁昭明太子萧统等。
文人士大夫中的围棋爱好者就更多了。如宋扬州刺史南平郡公徐羡之、中书侍郎沈勃、尚书水部郎庚珪之、少府卿沈宪、尚书右丞荣彦远、中书监太子太傅王彧、光禄大夫颜延之、尚书吏部郎谢弘微、齐吏部尚书谢瀹、国子祭酒江斅、太常给事中萧惠基、梁侍中朱异、尚书令沈约、侍中兼国子祭酒到溉、太府卿韦黯、尚书水部郎刘孝绰、吴兴太守柳恽、中书黄门待郎陆云公、北兖州刺史陈庆之、陈散骑常侍右卫将军司马申等等。
妇女下围棋的记载历来较少，致使许多人湮没无闻。宋明帝时有一个东阳女子娄逞却留下了记载。她善弈又解文义，曾女扮男装，官至扬州议官从事。后被发觉，才驱令东还。南朝时还流行两首《谈曲歌》，有“方局十七道，期会是何处”“闻欢开方局，已复将谁期”等语，以棋局纵横交错喻期会无处，埋怨所欢之郎沉迷围棋，违误良宵，说明民间下围棋的妇女已相当多。
围棋的特点和方外之人、隐士等的生活旨趣是十分相契的，因而它再自然不过地成了僧、道和隐士们喜爱的活动。南朝时期出现了爱好围棋的隐士的明确的记载，如陶弘景、庚诜。陶弘景，字通明，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南）人，永明十年辞官隐居句曲山，是梁时著名的隐士。他很爱好围棋，而且棋艺不低，史有“善琴棋”之称。庚诜，字彦宝，新野（今河南新野）人，也是著名的隐土，数召不起，潜心佛教。史称他幼时即“聪警笃学，经史百家，无不该综。纬候书射，棋算机巧，并一时之绝。”
西晋永嘉大乱后，匈奴、羯、鲜卑、氐和羌五个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在北方建立了许多割据小国，而北方氏族和一般民众则大量南迁到长江流域。三国时期，吴国的围棋迅速发展，使围棋活动的重心已经出现偏南的趋势，而晋末的动乱则使围棋活动的重心彻底地南移，北方围棋一度出现了停滞和衰退的现象。后来，随着各少数民族对汉族先进文化的吸收和各民族文化的融合，北方的围棋又恢复和发展起来。像鲜卑族建立的前燕，氐族建立的后凉等，围棋还比较流行。
前燕最著名的棋手是罗腾。罗腾字寂龙，棋艺相当高，究尽其妙，独步当时。后凉王吕纂本人就好围棋，曾同方外棋手鸠摩罗什下棋。鸠摩罗什是著名高僧，棋艺也很不错，据说他与人下棋，能使对手死于处成龙凤形。
南北朝时期，北方以北魏最为强大，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围棋爱好者很多，而且棋艺水平也很高。北魏太武帝拓跋焘酷爱围棋，他下棋有时竟到了不理政事的地步。《魏书·古弼传》载，古弼有一次入宫陈奏，正碰上魏太武帝与给事中刘树下棋，由于他专心纹枰，根本不听古弼的陈说，性格素直的古弼气得抓住刘树的头，一把把他拉下坐床，又揪他的耳朵，又用拳打他的后背。并说：“朝廷不理，实尔之罪。”魏太武帝这才赶紧放下围棋说：“不听奏事，实在朕躬，树何罪，置之！”叫古弼放了刘树，并听取陈奏。这个给事中刘树，看来也是因棋侍从皇帝的专职棋官。由于他地位很低，只能忍气吞气地代皇帝受过。
文人士大夫中，最著名的围棋爱好者有魏子建、李韶、甄琛、裴询、张僧皓等。
北魏最著名的棋手是范宁儿。范宁儿字号里籍均不见记载，《魏书·蒋少游传》说他“善围棋”。孝文帝在位时（471—499），曾随散骑常侍李彪出使南齐。齐武帝萧赜令名手王抗与之对局，结果范宁儿制胜而还。据《南史·齐武帝纪》载，南齐与北魏常有使臣往来。永明元年（483）到九年（491），北魏六次遣使来南齐。范宁儿随使事，当即在这9年间。按理说，江南围棋水平高于北方，王抗应取胜才对。但王抗是江南著名高手，擅名近20年，此时至少也有50多岁，他背有名手包袱，在御前与外使对弈不免紧张，加上精力不济，结果输了。这里面固然有偶然因素，但范宁儿的水平无疑也在江南高手之列。这说明从北魏孝文帝起，北朝围棋已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了。而派棋手随使南齐，表明北魏对围棋是相当重视的。
北齐、北周的围棋继北魏之后又有发展。爱好者不少，著名的如河南王高孝瑜“复棋不失一道”，李搔“有才艺，音律、博弈之属多所通解”。在对围棋的认识上，也有了新的发展。黄门侍郎颜之推所著《颜氏家训》说：
《家语》曰：“君子不博。”为其兼行恶道故也。《论语》云：“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然则圣人虽不用博弈为教，但以学者不可常精，则倘为之，犹胜饱食昏睡，兀然端坐耳。至如吴太子以为无益，命韦昭论之，王甬、葛洪、陶侃之徒，不许目观手执，此并勤笃之志也。能尔为佳。古为大博则六著，小博则二焭，今无晓者。此世所行，一焭十二棋，数术短浅，不足可玩。围棋有手谈、坐隐之目，颇为雅戏。但令人耽愦，废丧实多，不可常也。
《颜氏家训》是以儒家传统思想教导子弟安身立命的，颇有影响。颜之推不主张玩博，因为数术短浅，而围棋则是雅戏，可以下，但也不能常下。这代表了当时士大夫对围棋比较普遍的看法，也反映出北齐围棋开展的情况。
北齐最著名的棋手是王子冲。王子冲的字号里籍不详。《历代名画记》载：北齐杨子华，天下号画圣，时有王子冲者，善棋通神，号为“二绝”。他的棋势广泛流传，敦煌写本《棋经》中曾提到“子冲征法”，足见其征子之法十分历害。他还撰有《棋势》十卷，但后来失传了。
总的看起来，北朝的围棋没有那种“晋宋盛士，逸思争流”的繁荣气象，爱好者的人数和棋艺水平也不及南朝。不过，百余年间也出过一些著名的高手，对围棋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废掉周静宗建立了隋朝。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连绵三百多年的战争和南北分裂的局面，使国家重新归于统一。这本是一个扩大围棋文化交流促进围棋活动发展，提高棋艺水平的极好机会。可是隋炀帝杨广即位后，穷奢极欲，挥霍无度，残暴荒淫的统治致使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结果，从某种程度上说，围棋活动非但未能得到发展，反而有所倒退。在隋王朝统治的数十年间，棋坛极为沉寂，没出现过一个知名的棋手，也没留下一部棋艺专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