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长城始建于1964年。

第一次见到长城的我还在上幼儿园。

因为要坐火车，所以感觉是出远门。

登上城头，举目眺望八达岭长城，让我无比的惊叹：竟和家里平柜上一个玻璃瓶上硬币大小的注册商标图案一模一样。

——它让我相信，长城的真实存在。

回到家中，我在挂于床头的中国地图上测量此番出行的距离，才发现一百公里在百万分之一的地图上只有毫厘之距。

费尽气力登上的那段长城居然在地图上小到无可略记。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有了读地图和与实际比照的习惯。

从八达岭开始，诸如长城有多长？中国有多大？世界有多广？等与地理有关的概念就有了以那次见识为参照的形象比较和量化标准。

还有的就是那次出行的阵仗让一个学龄前儿童开始建立起一种影响今后的感受：

航空材料研究院数千名中青年风华正茂的技术军官，包乘刚在京张线试运行的内燃机车牵引的专列，浩浩荡荡地开上八达岭，把身着黄色军装的爸爸、妈妈、叔叔、阿姨撒在了还显荒寂的关上之上。

被夹裹其中的小男孩儿，在以万里长城为背景前的满山遍野的解放军全景画里获得了一种军旅情缘的启迪与生态选择的暗示。

当我也成为被人称作“钢铁长城”上的一块砖石时，城头排列的雉堞就成为了我梦想成真的身影。

入伍之初，我当的是汽车兵。开着运输车在中原大地东奔西走，就成为我在有意无意间领略长城风采的另种形式。

竟有近一年的时间，我所在的车队驻扎在洛阳龙门山口，出入必须绕过龙门关南口的烽火台。

这条已面目难寻的战国长城曾串联函谷关、铁门关、伊阙（龙门关）、风门口、轩辕关、汜水关······让我每每穿越进出。

为救援河南“75·8”特大洪灾，我们从赵南长城所在的河北太行山、漳河一带，将收集的救灾物资穿过楚方城运往南阳。

我们顶着雷鸣电闪，把陷在函谷关一带深谷泥泞中的车辆一一推上高塬；在楚汉鸿沟故垒的俯瞰下，在一系列熄火、倒溜、侧滑的险情后仅剩的最后一次机会中，硬是把超载的卡车驶离不容再有半点儿失误的绝地。

一个普通士兵把命令看得重于泰山。在荣辱立判，甚至生命攸关的时刻，是千年长垣见证着年轻人把逞强、斗狠的激情推向了高峰。

上大学、提干后，作为创作员、专业美术工作者，我有了更为从容的文化心态和自我支配空间。

在去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途中，我得以反复披阅阴山、贺兰山、河西走廊、阳关古道上的秦关汉月。我们一次次领略战略导弹的腾空而起的雷霆万钧，在千年一叹的铺陈之上又激发起当下的壮志豪情。

在前往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的路上，经过山西阳方口。曾多次往返，已熟悉此地方物的我叫停车队，引领大家登上路边的长城。当有人因激动而引吭高歌时，我掏出了速写本，勾勒起随山起伏的巨龙蜿蜒。

我在部队代职时，曾率领一支铁路行军梯队，千里赴戎机，从中国的东南沿海转进西北高原，执行导弹发射任务。连续七天的跨区铁路机动行军，不断地与古长城交汇、并行——金戈铁马、长河落日、大漠孤烟、关山月照——那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军旅壮游！

当圆满完成数枚导弹发射任务的部队回撤，行至萧关故道时，正值仲秋佳节。在列车仲秋晚会的欢歌声中，我的部队、我的官兵，正在中天明月的相伴下，飞度故道最高处六盘山上的三关口。

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指挥大楼四百平方米的室外北墙上装饰什么？——这个创作任务让我设计了以长城为背景的火箭腾飞。

国家国防教育办公室约我设计国防教育徽标。我又以长城为中心图案进行设计，通过了网上投票、经总政主任审阅、国务院总理批准，正式颁布：在国务院文件、在央视《新闻联播》······

我应邀参加由日本举办的“国际邮票图稿设计大赛”。

我寄去的四份以长城为题材的设计图稿被主办方附上一份英文的退稿函礼貌地寄还。

国家邮票总公司的设计局总师分析说：这个题材很难被他们通过！

我恍然大悟：这个设计题材投错了地方！日本人怎么能喜欢那堵在“支那”土地上叫“great wall”的大墙呢！

缺乏深刻反省的扶桑国人难道会欣赏高唱“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的人，冒着他们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吗？

在如此离开习惯的情感原点作非我族类的换位思考，才愈发意识到长城之于我们、之于我的不一般的意义。

在我的睡梦中，有几种成系统类型的梦。其中一种就是惊喜地发现长城或兴致勃勃地攀登长城。

我的长城之所以能这样属于我，就现实而言，因为长城中有我。用文学的语言说，就是——熔铸！

我的长城之所以能这样属于我，大概是因为第一次见到长城就受到强烈刺激。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震撼！

如此看来，如此说去：

我的长城从始建以来，就如此伴随我的心绪，在崇山峻岭上起伏蜿蜒，奔向大海，奔向山巅。

(作者：第二炮兵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一级美术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