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编 民族融合
第四编民族融合（选自著名长城专家董耀会著《万里长城纵横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为什么说长城是民族融合的纽带
长城主要是为防御北方的少数民族而建，是战争的产物。历史上各个朝代向长城沿线广大地区移民、屯田，长城区域的争战本身在客观上都起到了促进民族融合的作用，因此，长城不单单是军事防御工程，长城所在区域更是古代各民族交错杂居，既互相对抗，又互相学习，乃至共同生活的地方，由此产生了广泛的民族融合。长城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是民族融合的纽带。汉民族古称华夏，其民族基础由黄帝、炎帝、蚩尤三大部落统一过程而奠定。华夏族大发展是在夏、商、周三个时期。散布于黄河流域和长城流域的各民族，逐渐同化于华夏族中。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相互兼并，华夏族与周围其他各民族交往越来越频繁，到秦汉时期便已形成了以华夏为主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直到汉朝以后，华夏族才渐渐称为汉族。在长城区域两千年的民族融合过程中，除汉族外，与长城关系最密切的有匈奴、鲜卑、氐、羌、突厥、契丹、柔然、女真、蒙古等十几个少数民族，他们分别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长城区域与汉族或其他各民族相互之间相互融合。西汉时期，从匈奴手中夺回的河套等地区，在构筑长城的同时向长城沿线的甘肃、陕西、内蒙古等地大量移民，并将归降的部分匈奴人迁徙于这些地区，形成了匈奴人与汉朝人交错杂处，相邻交往的环境。到东汉时，又将归附的呼韩邪单于所率南匈奴安排在甘肃东北部、陕西、山西的北部和内蒙古南部的以黄河为中心的地带驻守。此后，南匈奴经过较快发展。到汉和帝初年，南匈奴总数达23万余人。在与汉朝人杂处，相互交往的过程中，直至南北朝时期逐渐融合于汉族当中。汉朝不仅有匈奴族，其他如乌桓、羌族也被迁到长城带的甘肃、陕西、河北等地，为这些民族相互间或同汉族之间提供了交流的机会，创造了融合的条件。到魏晋以后，整个长城带的各州郡都有大量的各少数民族或被少数民族政权强迫或为生活所迫迁来居住，造成汉族同各民族杂居的形势。少数民族不仅因各种原因来到长城带同这一地区的汉族和其他民族相融合，有些还直接参与了修筑长城，如鲜卑族所建的北魏政权是第一个少数民族为统治民族控制北方全部领土的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修筑长城的少数民族。北魏孝文帝时期推行的改革影响深远，如“均田制”和“三长制”的推行；以及将都城从大同迁到洛阳，推行使鲜卑语言“一从正音”“衣从汉服”、改姓汉姓，八大姓鲜卑族门阀同汉族门阀通婚的汉化措施，使这一时期各个民族无论是上层贵族或是下层劳动人民之间的自然融合，达到新的层次。在经历了秦汉时期长城带各民族交错杂居，进而到北魏和北周初步完成融合的过程后，民族融合走向深入，到唐朝末年的一段时期，已有许多民族如匈奴、东胡、羌、氐、鲜卑、乌桓相继融合于汉族或其他民族之中。唐末又有其他少数民族进入长城带，如党项人从四川西北，青海东部和甘肃南部一带迁移到陕、甘、宁三省交界处，慢慢发展壮大，逐渐占据了宁夏、内蒙、陕西、山西、甘肃、青海及新疆的大部分或部分地区。到宋初终于建立西夏封建割据政权，西夏民族成份多样，除党项族外，还包括汉、藏、回鹘、塔塔尔等民族，进行着长城带上局部地区的民族融合。而由契丹人建立的辽政权，占据有东起日本海，西至阿尔泰山以西，北至贝加尔湖，南至长城内外的广大地区，其中心势力则在长城带上。辽宁、内蒙及河北、山西的北部契丹人及其他民族也有大量居民被迁居于辽统治下的幽、云等地长城沿线，形成了汉人、契丹人，渤海人等各民族杂居，民族成份更趋复杂的形式，造就了长城带新的民族融合。金灭辽后，金政权在长城带的统治得到巩固的情况下，将女真迁往长城以南和长城沿线，甚至黄河中下游的河南，直至陕西、陇右之地，长城带上女真人散居各处，与那里的汉人和其他民族相处，直至融合。明清两朝，长城带民族融合的力度和广度都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清朝时期又有大批满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进入长城区域，在清朝统治的260余年中他们同各民族人民杂居共处，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经济、生活、语言、衣着和风俗习惯等文化特质，同其他民族融于一体。由以上史实可知，每一次长城争战，随着某一民族政权对长城区域的控制权的取得，为了实现征服民族在被征服、被占有地区的存在，都大量迁徙本民族的人民去居住，经营开发，拓宽本民族的生存和统治范围以及扩大本民族影响，以期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这一事实是长城带民族融合得以实现的基础，也是长城带民族融合得以实现的主要表现形式。长城区域民族融合的结果是，不仅有各少数民族融入了汉族，也包括大批的汉族融入了其他民族。这些民族有的作为民族整体失却了本民族原有的特点，使本民族的特性也发生了变化。总之，长城不但保护了中原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保证了中原地区的强大和统一，而且促进了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的高度融合，起到了民族融合的纽带作用。（选自著名长城专家董耀会著《万里长城纵横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长城内外民族融合的特点是什么
自秦汉起，匈奴、氐、羌、东胡、乌桓、鲜卑等各民族不断来到长城内外，同这里的汉族交错杂居，相互交往。汉末魏晋更形成大规模少数民族内迁，形成“关中之人百余万口……戎狄居半”的形势；南北朝十六国纷争局面的出现和形成与此不无关系。与此同时，大量汉族也被迫或自愿进入大漠南北、河西走廊、西域等地，直接变成那里的匈奴、氐、羌、月氏等民族的成员或与之杂居。长城带各族之间如鲜卑与匈奴、月氏与匈奴、乌孙与匈奴、楼烦与匈奴、乌桓与鲜卑等民族也由杂居到相互吸收，后经隋唐长期交流通婚的积淀，使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姓氏、语言、服饰、生活习俗等都同当地民族融合为一体，匈奴、东胡、羌、羯、氐、乌桓、鲜卑等许多民族不见于史乘，它们的绝大多数融合于汉族或同其他民族一起演化成全新的民族实体。两宋时期长城带又一次民族大迁徙，突厥、铁勒、沙陀、契丹、女真等民族，大规模在长城带各地流动迁徙；同时强迫大批汉族或其他民族迁往他们原居地，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相互杂处的环境中共同劳动、相互学习。元、明及清初，蒙古、回回、色目、满等民族再次大迁徙，造成新的杂居与融合。这样，自唐至明，突厥、铁勒、沙陀、党项、回鹘(纥)、室韦、渤海、奚、契丹、女真等民族实体消失，更大的实体即长城带20余个当代民族全部诞生，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成员。生活在大杂居、小聚居的长城带各民族，在新的形势下进行着新的民族融合的跋涉。中华民族在长城内外数千年民族融合的历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点，即：以农、牧两大经济、文化形态民族之间的民族融合为基础；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之间多元的交流与融合；长城内外民族融合范围极广、规模极大；历代各民族由杂处交流到民族融合数千年经久不衰，最终发展成“你变成了我，我变成了你；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今天中华民族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共同体。（选自著名长城专家董耀会著《万里长城纵横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长城区域匈奴族的第一位单于是谁
单于，匈奴语为“撑犁孤涂”，即“天子”之义。中国文献记载的匈奴第一位单于是头曼，他大约生于战国末年。头曼为匈奴单于时，匈奴已很强盛，东邻东胡，西邻月氏。秦始皇灭六国后，派大将蒙恬率数十万士卒北击匈奴，头曼败，北徙，撤出河南(今黄河河套以南)地。10余年后，秦朝爆发农民大起义，头曼乘机收复河南地。大约在此期间，头曼控制了匈奴各部落，建立起游牧民族的国家。因其最高统治者号称单于，史称匈奴单于国。公元前209年，头曼因欲废太子冒顿而立阏氏(冒顿后母)所生幼子，被冒顿乘狩猎之机发动政变所杀。（选自著名长城专家董耀会著《万里长城纵横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长城区域少数民族政权主要有哪些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长城区域各民族所建立的民族政权形式多样，既有统治地域大小不等的地方政权，又有统治全国的强大封建帝国，也有既与中央王朝保持某种联系而实际半独立政权。与秦汉并存的匈奴奴隶制政权，前期独立存在。公元前33年汉与呼韩邪单于“和亲”后，两大系统民族初步统一，奠定中国统一和疆域的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朝的前赵、夏政权为匈奴人所建；后赵统治者是羯人子孙；前燕、后燕、西秦、南凉、南燕、代、西燕又是鲜卑人建立的政权；前秦、后凉政权为氐人所建；后秦政权属羌控制；北凉政权族属则是卢水胡；翟魏政权又由丁零人控制。这些不同族属的政权走马更迭，后由鲜卑人统一，建立北魏；北周统治者又是鲜卑人。如此看来，北朝政权绝大多数是古代少数民族所建。经隋唐320余年相对统一后，长城区域又出现由沙陀突厥人建立的后唐、后汉和后晋，以及由粟末靺鞨人为主，既是唐朝地方政权，又为藩属的半独立的渤海国；由契丹人、党项人、女真人建立的辽、西夏、金朝与宋朝并立，它们的统治中心或大部地区都处于长城一带；蒙古族在塞北大漠崛起，稳固占据长城区域以后，以此为基础建立统一的元帝国，统治中心设在长城内的大都(今北京)；由满族建立的清王朝，也自长城东北部崛起，乘明末混乱之机占领北京，统一全国，统治长达260余年。（选自著名长城专家董耀会著《万里长城纵横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长城带民族的格局是怎样的
长城坐落在农业和畜牧业两个经济、文化腹心的自然交汇处，经历了中国古代民族发展、形成的全过程。早在西周时期，长城以南的黄河中下游经济文化处于领先地位，并在此基础上于公元前221年建立起以早期汉族为主体的强大秦汉多民族统一的封建大帝国；长城以北畜牧业地区，也于战国末形成以匈奴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的匈奴奴隶制政权。秦汉的长期统一铸就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雏形。自秦汉至明清，匈奴、氏、羌、东胡、乌桓、鲜卑、突厥、回鹘、党项、契丹、女真、蒙古等古代民族反复汇聚长城带，逐鹿中原，形成古代民族发展的一个又一个高峰，进行一次次民族融合，在融合、发展的过程中，一些民族实体消失，又一些新的民族实体出现。到元、明后期，长城带的近代、现代民族实体都先后形成，构成长城带当代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选自著名长城专家董耀会著《万里长城纵横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长城沿线民族杂居区是怎么分布的
长城带沿线民族杂居区大致是这样分布的：北京沿长城地区有汉、满、蒙古等民族杂居区；辽宁长城附近有汉、满、回、蒙古等民族杂居区；河北长城沿线分布着汉、回、满、蒙古等民族杂居区；内蒙古长城沿线除了有蒙古族聚居区外，还有汉、回、满等民族杂居区；宁夏除了有回族聚居区外，还有汉、蒙古、满等民族杂居区；甘肃长城沿线有汉、回、藏、东乡、裕固、哈萨克等民族的杂居区；新疆长城附近除了有维吾尔等民族聚居区外，还分布着汉、哈萨克、回、蒙古、柯尔克孜、东乡、锡伯、塔吉克、乌孜别克、塔塔尔、俄罗斯、达斡尔、满等各民族杂居区。（选自著名长城专家董耀会著《万里长城纵横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长城沿线民族迁徙方式是怎样的
长城沿线民族迁徙活动的主要方式有：一种是集体迁徙，即某一民族由原居住地迁徙到另一已居住着其他民族的地区，新迁到某地的民族只能够与其民族杂居或在很小的范围内聚居；另一种是个体迁徙，即某一民族的少数成员由于谋生、工作、婚姻等方面的原因而举家迁移、背井离乡、云游天下而迁居到另外一些民族聚居或杂居的地区，这是近代和当代民族变动的主要方式。（选自著名长城专家董耀会著《万里长城纵横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什么是“羁縻政策”
羁縻政策指统治者对少数民族实行间接管辖的一种政策，即只要首领称藩，不改变其原有的制度及统治者的权威。这种政策于周代原则上已确定下来，如西周的臣服制，是周朝对国内诸侯及边疆民族方国所规定的朝贡制度，它允许边疆少数民族进行有限度的自治，其首领也拥有对本民族内部事务的处理权。此项政策在以后各朝代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如唐代在周边少数民族内附部落中设置的羁縻州，明代主要设在东北、西北和四川西部、青海、西藏地区的羁縻都司卫所等，都属羁縻政策的范围。（选自著名长城专家董耀会著《万里长城纵横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历史上的“和亲”是怎么回事
在古代，汉族统治者与少数民族首领之间，有时为着一定政治目的需要，通过联姻缔结和好关系，被称为“和亲”。和亲作为统治者的一项政策，则始于西汉初。公元前200年，刘邦率军北击匈奴，冒顿用计诱使汉兵深入，围汉高祖于白登。7日后冒顿疑韩王信部将与汉有谋，开围一角，汉高祖遂突围。此事件后，汉边将经常有降匈奴的人，而冒顿也常借机袭扰汉之雁门、云中等地。汉高祖无力还击匈奴，遂采纳娄敬建议，以宗室女出嫁给冒顿为阏氏(匈奴单于的妻子或妾称阏氏)，并每年给匈奴贡品絮缯、酒米食物，与冒顿结为兄弟。这是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建立和亲关系的开始。后为各王朝所效法，如隋唐时，曾与突厥、回鹘、吐蕃、吐谷浑等和亲；辽朝与西夏、回鹘喀剌汗王朝均采用过和亲政策。该政策终于清代。（选自著名长城专家董耀会著《万里长城纵横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张骞出使西域的目的是什么
张骞是西汉外交家。汉中城固(今陕西城固)人。奉汉武帝之命出使大月氏，目的是相约攻打匈奴。他出陇西，经匈奴，被俘。在匈奴10余年，娶妻生子，但始终秉持汉节，不忘使命。后逃脱，越葱岭，西行至大宛(今吉尔吉斯费尔干纳盆地)，经康居(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抵达大月氏。大月氏先为匈奴所迫，故而西迁，此时已定居妫水(今阿姆河)北岸，又统领了大夏，无意报复匈奴。张骞在大夏停留一年多返国，途中又被匈奴拘留一年多。公元前126年匈奴内乱，张骞乘机逃回汉朝。他向武帝详细汇报了西域情况，被授予太中大夫。张骞在大夏时，得知由蜀(今四川盆地)西南取道身毒(今印度)可逼大夏，建议武帝开西南夷道。后因昆明夷所阻，未能通。公元前123年，张骞以校尉随大将军卫青征匈奴，以功封博望侯。公元前121年以卫尉随李广出右北平(今河北东北部)击匈奴，因误军期，用侯爵赎罪，免为庶人。后张骞劝武帝联合乌孙(今伊犁河流域)，武帝拜其为中郎将。公元前119年，他奉命出使乌孙，率300人组成的使团带牛羊金帛上万。至乌孙后，又分遣副使赴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邻国，与中亚各国正式通好。乌孙遣使送张骞归汉，并献马报谢。从此，汉与西域的交通建立起来。（选自著名长城专家董耀会著《万里长城纵横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什么是丝绸之路
早在两千年以前，我国内地就发展蚕桑业和丝绸生产，而且产品远销中亚、欧州各地。中西陆路贸易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开始，到西汉时，我国内地与西域建立了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与西亚、欧州等地也有往来，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先后在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同西域各国进行外交和贸易活动，从而正式开辟了我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交通。从此，中西之间官吏使者、商贾贩客络绎不绝，这条横贯亚洲的古代中西陆路通道主要以运销我国的丝织品而著称于世，所以历史上称之为“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历代在路线上时有变化，但其基本走向是：东起长安，经渭河流域，穿过河西走廊和塔里木盆地，跨越帕米尔高原行经今天的俄罗斯中亚和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而通向地中海东岸，全长7000公里。西汉之所以多次修缮长城，保护丝绸之路是其目的之一。根据《史记》、《汉书》的有关记载，当时的丝绸之路基本上就是有长城的地方或有关亭障修筑处。例如大旅行家斯坦因在考察酒泉至盐泽一段的西汉亭障后感到，西汉王朝修筑过这些亭障的用途就在于“保护政府使节以及商队的安全和供给他们沿线的给养”。在长城的保护下，通过丝绸之路，西汉王朝与西域的来往不断，西汉前往西域的使者、官吏、屯田士卒，商队及和亲公主等相望于道；而从西域出发前往西汉王朝的各国国王、王子、王室子弟、使者、商队等亦络绎不绝。可见西汉长城的修筑，不仅抵御了匈奴等的掠扰，而且为中西来往的使者、商人提供了粮食供应和人身财产安全，为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起了重要作用。（选自著名长城专家董耀会著《万里长城纵横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汉在河西长城设了哪四郡
汉朝时称今天的甘肃、青海两省黄河以西，也就是河西走廊与湟水流域为河西。西汉武帝与匈奴战争的前期，从公元前127年至公元前119年，为了消灭匈奴的主力，武帝发起了7次较大的进攻作战，都取得重大胜利。公元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出陇西，两次与匈奴进行的河西之战，把匈奴打得大败；当年秋天，匈奴的浑邪王杀死休屠王，率领4万人降了汉朝。这之后武帝在河西设置武威、酒泉两郡，并且迁徙数十万贫民屯居于河西河南边郡。自公元前133年至公元前119年武帝与匈奴之战后，匈奴受到重创，国力、财力、军力、都遭受巨大损失；被逐出漠南、河西，失去阴山、祁连山水草丰盛地区，退居漠北荒原。汉朝也因财力紧张，战马大大减少，不能迅速恢复重建骑兵兵团。双方都力避正面交战。武帝采取以戍防为主，威慑为辅的政策。公元前111年，又在河西增设张掖、敦煌两郡，与先前设置的武威、酒泉合称河西四郡。并在河西、河南用大批士卒戍边垦田。此后10多年里，武帝不仅修缮了秦长城，而且在河西四郡辖境增筑河西长城和外长城及烽燧，亭、障。河西长城东自今永登境与秦长城相接，西经武威、永昌、张掖、酒泉、敦煌以北，到达新疆罗布泊一带。河西四郡的建置，既加强了西北边境的防御，又起着开发西域、保护通往中亚的交通大道“丝绸之路”的作用。（选自著名长城专家董耀会著《万里长城纵横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西汉设西域都护府的目的是什么
在汉代，西域是泛指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地方。西汉时期为了保护西域交通大道的安全和便于对西域的管理，不仅历时30年，将东起兰州黄河北岸的“河西长城”逐渐向西延伸至新疆库尔勒附近，而且还在库尔勒西的乌垒城设立了西域都护府。其目的就是为了维护西域的安定，不受匈奴贵族的武力袭扰，兼调解各国内部以及各国之间的矛盾、纠纷。如乌孙国的贵族内部发生矛盾时，西域都护郑吉和继任者韩宣都先后积极支持解忧公主及其子元贵靡，从而稳定了乌孙国势。又如匈奴郅支单于多次兴兵袭扰乌孙，夺掠乌孙人民，赶走乌孙的牲畜，严重破坏了乌孙人的正常生活。郅支单于还向大宛国勒索岁贡。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假托朝命率军讨伐郅支单于，经过激战，击毙了郅支单于，降虏千余人，从而稳定了西域的局势。西域都护府的设立，标志着西域地区直接由中央政府管辖。（选自著名长城专家董耀会著《万里长城纵横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苏武在什么地方牧羊
苏武，字子卿，是个威武不屈，困苦不移的人。汉武帝时任中郎将。曾数度随大将军卫青越长城出击匈奴，后为代郡太守。公元前100年奉汉武帝之命出使匈奴，被匈奴扣留，并威胁归降，苏武不从，被幽闭于大窖中，不给饮食。苏武以毡毛和雪为食，数日不死。又被放逐到北海(今贝加尔湖)牧羊，犹坚持汉节示志，白天依它为杖，晚上与它同床而卧，经年累月，汉节上的毛全都脱落了。历尽艰难困苦，度过了19个春秋。公元前87年，汉与匈奴和亲，匈奴单于不得已放苏武等人归汉，公元前81年，苏武还抵长安，被拜为典属国。苏武崇高的气节受到了汉族和匈奴广大人民的尊敬，苏武牧羊北海的事迹被后人编成歌、剧、故事，广为流传。（选自著名长城专家董耀会著《万里长城纵横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昭君出塞”是怎么回事
公元前33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在西汉的支持下，控制了匈奴各部，到长安朝见汉朝皇帝，向汉元帝请婚，元帝以宫女王啬(字昭君)出嫁给呼韩邪单于。王昭君容貌丰美，仪态大方，通情识理，深得呼韩邪单于的倾心敬爱，特加称号“宁胡阏氏”，意思是通过这次和亲，将与汉家建立永远和好安宁的关系。公元前31年，呼韩邪卒，昭君与他一起生活了3年，生有一子，名伊屠智牙师。单于位由呼韩邪的长子雕陶莫皋继承，是为复株累若鞮单于。雕陶莫皋为呼韩邪大阏氏所生，按匈奴“父死妻其母(非亲生母)”的风俗，昭君要再嫁雕陶莫皋，依照中原的伦常规范，她不愿意这样做，故上书成帝表示不愿改嫁，要求归汉，汉廷从尊重匈奴的习俗考虑，敕令她：“从胡俗”。这样昭君又顾全大局与呼韩邪父子两代结合，再嫁给复株累若鞮单于，并生了两个女儿。昭君出塞的数十年内，在她的影响下，汉匈关系一直处于和平相处状态，北方边郡出现了空前安定的景象。后世把昭君出塞做为中原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友好关系的象征，并衍生许多动人的佳话。（选自著名长城专家董耀会著《万里长城纵横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长城区域分布的五胡十六国是怎么回事
东汉以来，我国北方和西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陆续迁到长城以内和黄河流域一带居住。至西晋时，由于内迁各族长期与汉族交往，逐渐由游牧走向定居的农业生活，但大多保留着部落组织和各自的民族语言习俗。西晋灭亡后，这些少数民族和汉族贵族在北方和巴蜀先后建立了成汉、前赵、后赵、前秦、后秦、西秦、前燕、后燕、南燕、北燕、前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和夏等16个割据政权，进行了长达一百多年的混战，直至北魏统一北方，这种局面才告结束，历史上把这一时期称五胡十六国时期。这一时期内北方各少数民族越过长城入主中原，加强了和汉族的交往，促进了民族融合。（选自著名长城专家董耀会著《万里长城纵横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石敬瑭为什么要割让“燕云十六州”
石敬瑭是五代时后晋皇帝，西突厥别部沙陀族。早年随后唐明宗李嗣源征战，很得赏识，屡立战功，被李嗣源招为女婿，官封至河东节度使，驻晋阳，防范契丹。934年，潞王李从珂自立为后唐废帝，视石敬瑭为心腹之患，发兵讨伐他。936年唐军抵晋阳城南与晋军对垒，石敬瑭便以割长城沿线燕云十六州，年贡绢30万匹，钱30万并认辽主耶律德光为父皇帝为条件，请求援兵。契丹主早也想染指中原，于是便发兵五万杀奔晋阳，把五万唐军歼灭于晋安寨。936年，契丹立石敬瑭为皇帝，建国号晋，迁都开封，史称后晋。在石敬瑭的怂恿下，辽国出兵灭了后唐。石敬瑭进占洛阳，据有中原，大肆搜刮百姓，将士百姓无不愤慨。941年，河东节度使刘知远的亲将郭威招降游牧于雁门关以北吐谷浑部众。契丹主得知大怒，遣使向石敬瑭问罪，可他既不敢得罪刘知远，更不敢有违于契丹主，走投无路忧郁而死。十六个州范围约相当于以北京和山西大同为中心，东至河北遵化，北迄长城，西界山西神池，南至天津、河北河间、保定及山西繁峙、宁武一线以北地区。燕云十六州形势险要，是中原北边的门户，十六州的丧失，使契丹贵族随时可以南下长城掠夺，给中原地区人民带来很大的灾难。（选自著名长城专家董耀会著《万里长城纵横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成吉思汗是怎么建立蒙古国的
成吉思汗是古代蒙古族首领、军事家和政治家。其父也速该为乞颜部落首领。9岁时，其父被仇人毒死，其部落受人挑拨而四散分离，只得随其母月伦及少数忠实的部众艰难度日。曾先后投靠势力强大的克烈部王罕，又依附扎答阑部首领扎木合，逐渐积蓄实力。1179—1186年，与王罕、扎木合出兵5万，大败蔑儿乞部，随后，建立一支自己的军队。1189年，被乞颜氏贵族联盟会议推为可汗，并初建护卫部队。同年，与扎答阑部扎木合等作战，兵败，史称“十三翼之战”。1196年，在斡里扎河(今蒙古国乌勒吉河)之战中，与王罕及金国军队配合，大败塔塔儿部，被金帝封授“札兀忽里”(官名)称号。1200年，联合王罕击溃泰赤乌部、哈芹斤部等11部族联军。1202年与王罕联兵，大败乃蛮联军，消灭塔塔儿等部。在追击泰赤乌部时，中箭负伤。1203年，王罕与其子受扎木合挑唆，欲谋害铁木真，未果。同年，与王罕大战于合兰真沙陀(今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北境)。兵败后在班朱尼河(今克鲁伦河下游呼伦湖西南)一带收集残部，恢复元气。当年秋，乘王罕不备，突然袭击，王罕兵败，出逃被杀，克烈部亡。1204年，建立怯薜军(护卫军)，整顿军马，与乃蛮部决战，在纳忽昆山(今鄂尔浑河以东土拉河西一带)擒杀部首太阳罕，乃蛮部亡。1206年在斡难河源召开大会，被推举为“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国。从此以后长城带第一次出现强大而统一的蒙古族，结束了自匈奴以来，鲜卑、柔然、突厥、回鹘等部落和民族兴衰频繁、聚散无常的局面。蒙古控制了东起兴安岭，西迄阿尔泰山，南抵阴山，北达贝加尔湖的广大地区，将这些地方统称“蒙古地区”，居民统称“蒙古人”。（选自著名长城专家董耀会著《万里长城纵横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兀良哈三卫与明王朝的关系怎样
兀良哈三卫是明长城东部地区蒙古部落之称，明初朱元璋设立朵颜、福科和泰宁三卫，因三卫地处兀良哈，故明称兀良哈三卫。三卫辖地原在嫩江流域及大兴安岭南卫。靖难之役，明成祖朱棣曾借助它们的骑兵为先锋，立有战功，因此被允许在大宁地区(当今内蒙古赤峰、辽宁朝阳、河北平泉一带)放牧。明中后期，三卫逐渐深入长城以南，成为长城腹地居民。明代把三卫看成为防御蒙古的东部藩篱，实行羁縻政策，授三卫首领以都督、都指挥、指挥、千户、百户等职，颁予敕书以朝贡，且规定每年两贡，每次各500人之优待，还开设开原、广宁等马市。三卫虽有时寇掠明边，但总的来看尚能服从明中央王朝的管辖。明末，后金兴起，三卫陆续归服于清。（选自著名长城专家董耀会著《万里长城纵横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为什么说“隆庆议和”是一次重大决策
“隆庆议和”是明王朝同蒙古俺答部结束军事对立局面的历史事件。由于议和达成于隆庆年间，故史称为“隆庆议和”。1570年俺答之孙把汉那吉自聘了一个姑娘准备结婚，这时，俺答把已许配给蒙古族另一部落首领的外孙女，留下做自己的妻子，而将把汉那吉所聘的姑娘嫁给了那位首领，把汉那吉气愤之下跑到大同镇长城的败胡堡投明。宣大总督王崇古和大同巡抚方逢时，对把汉那吉以礼相待，并将此事速报朝廷，他们还提出应该给把汉那吉封官加爵，如俺答来要孙子则必以缚回投降过去的几名汉人做交换条件，在内阁高拱和张居正的积极努力下，隆庆皇帝批准了这一建议，授把汉那吉指挥使的官位。俺答本来正为把汉那吉生命担心，准备用武力讨还孙子，可又怕明廷先杀了把汉那吉，这时明廷派使者到俺答驻地，告诉他朝廷优待把汉那吉的情况，同时表示愿意送还把汉那吉，但希望俺答把叛人擒献朝廷以表诚意。俺答为朝廷所感动，答应了明廷的要求。次年，隆庆皇帝下诏，封俺答为顺义王，并批准了在长城沿线多处开辟市场同蒙古族进行贸易。隆庆议和之后，结束了在长城沿线燃烧了几十年的战火，直到明末长达70多年的时间里蒙古族和明王朝始终保持着和好的关系，没有发生过重大的军事冲突。（选自著名长城专家董耀会著《万里长城纵横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三娘子对蒙汉团结作出过哪些贡献
三娘子是明代蒙古右翼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晚年所娶的一位年轻、美丽的妻子。她出身在蒙古族的乌审部，自小游牧在长城脚下，深知蒙汉人民对和平的需要和渴望。著名的隆庆议和，就是在她的力促下达成的。1581年俺答汗死后，三娘子深明大义，根据蒙古族风俗和明朝要求续嫁并辅佐至第三代顺义王，极力维护与明朝友好关系，发展长城沿线互市贸易，被明廷封为“忠顺夫人”。她毕生参与掌握兵权，忠诚不渝地长期贯彻执行隆庆议和，对长城内外蒙汉两族人民安定团结、发展经济作出很大的贡献。例如1587年六月，俺答之孙扯力克曾经率军数万，陈兵长城下，声言有马八千匹，要明朝按价购买，否则就要攻进关去。当时正值下了十几天的大雨，边墙多处坍塌形势十分危机，大同巡抚郑洛急与三娘子联系。通过三娘子之力使扯力克撤回军队。三娘子和明朝不少官员都建立了良好的友谊，如宣大总督吴兑和大同巡抚后任宣大总督的郑洛，他们与三娘子常通函柬，友情甚笃。由于这些交往，不少涉及明蒙之间政治和军事上的纠纷，得以及时解决，避免了诉诸武力。这对蒙汉人民都是有利的，受到蒙汉两族人民的尊敬。1606年三娘子去世，被葬在今包头市萨拉齐镇东20公里的美岱召，今召内东北隅的“太后庙”里尚存有三娘子的骨灰塔。（选自著名长城专家董耀会著《万里长城纵横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康熙皇帝为什么不主张修长城
清朝灭明之后，关于修不修长城争议颇多。顺治年间，不少大臣提出要加强北部防御能力。但康熙当政之后，终于下决心停止了长城的修筑。他在兵部等衙门奏议修复古北口一带长城的奏折上道：“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实岂无边患，明大修长城，最终灭于我”，因此，康熙吸取明亡国的教训，决定不再兴筑长城。后来康熙曾在一首诗中讥讽秦始皇修长城，虽然工程浩大，费尽了民力，但是仍然没有保住天下。因此，他便改变了统治的政策，采取了道德教化和拉拢人心的“怀柔”政策，来拉拢蒙、藏各族的上层，又利用宗教信仰，用思想统治的办法代替浩大的长城工程。这项政策包括优给廪禄、减免徭赋，封以爵位官职，保证他们的世袭权利等等。还规定他们轮流到北京或承德见皇帝，观光赐宴，待遇很优厚。康熙还特别重视蒙族上层，他强调“满蒙一体”，让皇室子女和他们通婚联姻。又在蒙族、藏族中扶植黄教，尊崇活佛，优礼喇嘛。各地大兴土木，修建了许多喇嘛庙，也是想利用宗教进行统治。这些措施，当时受到朝野上下的拥护，也取得了积极的效果。（选自著名长城专家董耀会著《万里长城纵横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清朝治理长城区域各民族的主要手段有哪些
清据康熙制定的“不专恃险阻”，长城“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的筹边指导原则，加强对长城带各民族的治理。一是克服分裂，加强统治地位的斗争。1646年，进一步绥服漠北蒙古，康熙初平定察哈尔部反叛，1684年，谕达赖喇嘛来漠北协同清调解土谢图汗、札萨克图汗之争，加强了清对漠北的统属关系。长城西北的漠西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的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合并其他三部，控制了天山南北两路，占有新疆、青海、漠北等广大地区，借助沙俄势力进兵喀尔喀蒙古，其后继续东进乌珠穆泌，威胁北京。康熙帝于1690年亲征，大败噶尔丹，迫使其败逃科布多(今蒙古国西部)。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陆续平定了噶尔丹，击败了噶尔丹策零、阿睦尔撒纳，平定了准噶尔。1759年又平定大、小和卓木，稳定了长城区域各地的统治，结束了长期混乱的局面。二是众建分治，改革民族地区管理制度。清对长城区域少数民族地区行政机构的设置，采取因地制宜，“众建之而分其力”的分治政策。1661年改理藩院为与六部平行的中央机构，专管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少数民族事务；设盛京、吉林、黑龙江、绥远、宁夏、伊犁将军和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下设副都统、城守尉等分驻各地；蒙古则分为内属蒙古、外属蒙古两部分，内属蒙古即“大清国”建立以后归附和被征服的蒙古，对其编设旗、佐，直隶内务府管辖，属于清皇室的内属旗；外藩蒙古包括漠南蒙古、漠北蒙古和漠西蒙古，清汲取历史上中央王朝统治北方少数民族的经验，对外藩蒙古采取“众建分治”政策，实行盟旗制度，作为统治蒙古的基本社会组织形式，盟旗之间无统率之权，军政大事一律由中央政府独揽。三是完善封建国家民族政策。清汲取了强制汉族剃发与易服的教训，对长城区域其他各少数民族采取“从俗从宜”政策，不改变其“衣冠制度”；竭力扩大宗教影响；对少数民族实行“恩威并济”的怀柔政策；对入关前归附于清并在统一全国之战中积极效力的内蒙古王公贵族给予优待，地位几乎与满洲贵族平等，可在中央机构担任要职；承认外藩蒙古王公的原有社会地位，分别封为王，贝勒、贝子、公、台吉；对维吾尔族上层也封以爵号；通过建立朝觐制度，少数民族王公贵族轮班来京朝觐，到木兰围场扈从围猎、接受赏赐，去避暑山庄朝觐、赴承德燕宴，以怀柔政策达到“建威削萌”的目的。继续实行满蒙联姻，加强满蒙联盟。采取一些特殊的经济政策：对蒙古只取“九白之贡”，不收赋税；对新疆则“薄其赋”，粮租只收准噶尔和大小和卓木统治时期的1/10，放宽内地与新疆的贸易限制，大力推广屯田；大力开辟驿路，广设台站，形成以北京为中心、通往长城各地的交通网。四是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社会秩序的安定以及因寺庙建筑用工、蒙古上层招募耕垦、屯田的发展和“闯关东”“走西口”等，大批中原农民来到塞外，促进了大漠南北与东西的农牧业和手工业空前发展，经济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康熙中期，内蒙古南部的一部分牧民从游牧转向半农半牧生产，农业有了相当发展，河套、西剌木伦河流域、东北、新疆以及蒙古一些地区大批农田开垦出来。灾荒之年，内蒙古所产谷物“京师亦常赖之”。长城以北的手工业在清朝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皮革、靴帽、毡制品、柳编织品、首饰、金银制品、马具、酿酒、榨油、粮食加工等手工业也都有一定规模的发展。金、银、铜、盐、碱、煤等采矿业和森林采伐业都有较大发展。木材、口盐、碱大量运销中原各地，活跃的商业贸易往来于万里长城一线。清朝“旅蒙商人”迅速发展，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已达20余万人。中原和江南的绸缎、布匹、茶、烟、粮食、金属器具、陶瓷制品、供佛用器等转运至大漠南北的东自黑龙江中下游，西至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又将各种畜产品、貂皮等野兽裘皮、贵重药材、牲畜等运销长城以南各地。商业的繁荣、商路的开辟与延伸，促进了长城区域城镇的发展。北京是全国的贸易中心，其他除宁夏(
银川)、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张家口之外；漠南的多化诺尔、八沟(平泉)、建昌(塔子沟)、乌兰哈达(赤峰)、集宁、百灵庙；漠东的呼伦布雨尔(海拉尔)、胪滨(满洲里)、卜奎(齐齐哈尔)、墨尔根(嫩江)；漠北的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长城西部地区的秦州(今甘肃天水)、兰州、西宁、哈密、乌鲁木齐等都是重要的商业城镇。长城以北的文化获得了发展，汉文被满、蒙古、达斡尔等族广泛学习和使用，出现了康熙、乾隆等书法家；曹雪芹、尹湛纳希等文学家；明安图等科学家；留下了呼和浩特金刚座舍利宝塔天文图刻石、承德避暑山庄和外八庙建筑艺术群等。（选自著名长城专家董耀会著《万里长城纵横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多伦会盟是怎么回事
1691年五月份，清康熙皇帝为了加强长城以北的边防和对喀尔喀蒙古的管理，在多化诺尔即现在的多伦与内外蒙古各部贵族进行了会盟。当时乌兰布通战役刚结束，康熙皇帝就亲自主持内外蒙古克图王公大会，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等都到会。康熙帝检阅了八旗兵，会上通过几项决定：一是规定喀尔喀蒙古须遵行清朝的法令；二是给喀尔喀蒙古王公以汗、郡王、贝勒、贝子等爵号，取消原有的济农、诺颜等名号；三是在外蒙推广旗盟制度，在喀尔蒙古设立35旗；四是正式承认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格根为外蒙古大喇嘛，确立他的宗教地位。这次会盟改善了喀尔喀蒙古各部与清政府之间的关系，也使清王朝对漠北地区的管辖得到加强。（选自著名长城专家董耀会著《万里长城纵横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为什么说外八庙是民族大团结的象征
在承德避暑山庄的北面和东面，依次排列着11座庙宇，呈众星拱月之势，环列在山庄外围。其中第一座溥仁寺建于1713年，至1780年建成须弥福寿之庙共历时66年，由于这11座寺庙中有8座朝廷派驻喇嘛，由理藩院发放银饷，因此，习惯上人们称之为外八庙。这些庙宇吸收了汉、藏、蒙古、维吾尔等族艺术文化特点，造形奇特，富丽堂皇。实际上，外八庙的修建，是当时清朝帝王政治活动的产物，是联系边疆各少数民族，团结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的政策体现。清初，正是清王朝上升时期，到了康乾时代，虽然在政治上稳定了中原，巩固了清王朝的政权，但与边远少数民族间的隔阂还没有完全解决，于是清王朝对蒙古、西藏、新疆各民族采取了团结与怀柔的政策。如达什瓦尔内迁按达庙，土尔扈特部万里东归与普陀宗乘之庙，到班禅六世朝见乾隆等，都是这一政策的生动体现，从而增强了各民族对清王朝的向心力，消除了历史上长城内外民族间的对峙状态，维护了民族间的团结，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外八庙是康乾时期民族大团结的象征。（选自著名长城专家董耀会著《万里长城纵横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土尔扈特万里回归是怎么回事
土尔扈特是厄鲁特(卫拉特)蒙古四部之一，明末从今新疆塔尔巴哈台地区徙居额济勒河(今俄罗斯境伏尔加河)下游。遭沙皇俄国欺凌达一个半世纪，沙俄一直以武力进攻、威胁利诱等手段，妄图吞并、制服土尔扈特人。土尔扈特人始终顽强抵抗并保持同祖国的密切联系。1771年1月5日，不堪沙俄凌辱的土尔扈特人为了维护民族生存，在渥巴锡率领下，毅然踏上重返祖国的征程，他们沿途冲破俄军围追堵截，渡过乌拉尔河，冲破哈萨克和巴什基尔人的拦阻，历尽千辛万苦，历时近8个月，行程万余里，于当年7月17日抵伊犁河畔，悲壮征程胜利完成。乾隆于长城脚下的木兰围场召见渥巴锡等四位首领，又在避暑山庄万树园赐宴，亲写“土尔扈特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碑永志。土尔扈特万里回归，谱写了各民族心向祖国和民族团结的光辉篇章。（选自著名长城专家董耀会著《万里长城纵横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走西口”的说法是怎么形成的
“走西口”是指清代山西、陕西等地的破产农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冒禁翻越长城，到内蒙古西部地区去谋生的一种活动。清朝初期，长期镇压农民起义和抗清的斗争，客观上造成了北方长城以内生产的极大破坏，各地田地荒芜，屋房残破，人丁流亡。所以大批的山西、陕西、甘肃和部分河北的破产的农民、战败的农民起义军，或“携男挈女”，或孤身一人，千百成群，背井离乡，由杀虎口等处冒险越长城，“走西口”，去归化“觅食求生”。流民从土默特向西，或向蒙民租地垦种，或入大漠私垦，形成了“走西口”的迁徙群体。（选自著名长城专家董耀会著《万里长城纵横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闯关东”的说法是怎么回事
“闯关东”是指清中叶关内破产流亡农民，冒禁越长城到我国东北地区谋生的一种活动。嘉庆、道光年间山东、河北、山西和河南等省的逃亡饥民、破产农民、手工业者背井离乡，成群结伙，扶老携幼，从山海关等关隘，私越长城，“走东口”“闯关东”，大批涌到内蒙古东部、辽宁、吉林、黑龙江、乌苏里江以东等地“觅食求生”，他们有的开荒种地，从事农牧业生产；有的进山采金开矿沦为“沟民”；还有的从事商业、手工业、餐饮业。清咸丰以后，随着东北清军大半奉调入关，“封禁”失败，“闯关东”者规模更甚。如今山海关东1公里处民间口传的“欢喜岭”和“流泪沟”等地名，道出了当年闯关东者“入时欢喜出时愁”的辛酸历程。（选自著名长城专家董耀会著《万里长城纵横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抗战时期伊盟事件是怎么发生的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将领陈长捷在长城一带制造对内蒙古伊克昭盟蒙古族人民的屠杀事件，叫伊盟事件，又称“三·二六”事件。驻东胜的国民党伊克昭盟守备军总司令陈长捷、第26师师长何文鼎等，顽固奉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政策，无休止地敲诈勒索，掠夺牲畜、财物，排挤抗日的蒙古族武装，扣发蒙古保安队官兵粮饷，对蒙汉人民实行血腥统治。又以解决伊盟驻军粮食为名，强垦蒙古族牧地，终于酿成“三·二六”事件。1943年3月26日，首先由伊克昭盟札萨克旗(今伊金霍洛旗)保安队下级军官劳赖(老瑞排长)带领官兵发动武装起义，起义队伍包围札旗国民党“伊盟保安队长官公署”、“绥远省境内蒙古各盟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即“绥境蒙政会”)等机构，捣毁“绥远蒙旗党务特派员办事处”，扣杀一些国民党反动官员、蒙奸。接着，4月中旬乌审旗保安队官兵也举行起义。两旗和伊盟蒙古人民积极支持起义队伍，许多投入游击战。事件发生后，陈、何军队对起义军民进行血腥镇压，烧杀抢掠甚于土匪，暴行震动全国。中共坚决反对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从政治和物质上支援蒙古族军民。迫于压力，国民党当局于10月接受起义军的要求，停止开垦，将陈长捷撤职，事件得以平息。（选自著名长城专家董耀会著《万里长城纵横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抗战时期伊盟事件是怎么发生的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将领陈长捷在长城一带制造对内蒙古伊克昭盟蒙古族人民的屠杀事件，叫伊盟事件，又称“三·二六”事件。驻东胜的国民党伊克昭盟守备军总司令陈长捷、第26师师长何文鼎等，顽固奉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政策，无休止地敲诈勒索，掠夺牲畜、财物，排挤抗日的蒙古族武装，扣发蒙古保安队官兵粮饷，对蒙汉人民实行血腥统治。又以解决伊盟驻军粮食为名，强垦蒙古族牧地，终于酿成“三·二六”事件。1943年3月26日，首先由伊克昭盟札萨克旗(今伊金霍洛旗)保安队下级军官劳赖(老瑞排长)带领官兵发动武装起义，起义队伍包围札旗国民党“伊盟保安队长官公署”、“绥远省境内蒙古各盟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即“绥境蒙政会”)等机构，捣毁“绥远蒙旗党务特派员办事处”，扣杀一些国民党反动官员、蒙奸。接着，4月中旬乌审旗保安队官兵也举行起义。两旗和伊盟蒙古人民积极支持起义队伍，许多投入游击战。事件发生后，陈、何军队对起义军民进行血腥镇压，烧杀抢掠甚于土匪，暴行震动全国。中共坚决反对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从政治和物质上支援蒙古族军民。迫于压力，国民党当局于10月接受起义军的要求，停止开垦，将陈长捷撤职，事件得以平息。（选自著名长城专家董耀会著《万里长城纵横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历史上长城沿线商贸城镇是如何分布的
在长城线上历史上形成了许多商业贸易城镇，大多数位于万里长城一线南侧的农业区，比如明代著名的互市重镇抚顺、开原、张家口、大同、榆林、银川、兰州、武威、张掖、哈密、吐鲁番和天水等地，都是当时历史上各民族商业贸易、物资集散的中心，也是农、牧业经济区的重要联结点，这些都在长城带历史的商业贸易中起着重要作用。（选自著名长城专家董耀会著《万里长城纵横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汉代长城沿线的主要贸易对象是谁
汉代长城沿线的主要贸易对象是匈奴族。匈奴族是一个以游牧经济为主的民族，畜牧业比较发达，农业相对落后，手工业则更加原始，内地的一切手工业制品，如丝绸、漆品等都是他们极为喜爱的物品，完全仰赖与汉族互市获得。汉中央朝廷则利用匈奴统治阶级“嗜汉财物”的心理，以互市、和亲作为羁縻之策，与匈奴族互市往来于长城之下，但匈奴族统治者贪图财利对汉廷沿边的骚扰活动不断。武帝时对匈奴的几次用兵，此后匈奴族势力日渐削弱，大部分西去。到东汉年间鲜卑、乌桓游牧族代之而起，成为那时的主要经贸对象。（选自著名长城专家董耀会著《万里长城纵横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长城沿线的“关市”是怎么回事
关市是在长城区域内历代政权于边境关口开设的内地与边外诸民族或外国的贸易市场。西汉与匈奴“和亲”后，即通关市，以缯絮、金、钱、粮食、酒、茶等换取匈奴的马、牛、名贵毛皮及畜产品等。其后，历代延续不断。历代关市受政府的严格控制，定期定时开放。历代王朝或政权，在边境和平或安定时期，都在边关设关市，以利贸易、互通有无。在不同时期又称“绢马互市”“榷场”“马市”等。绢马互市是唐朝与回鹘(回纥)以绢易马的贸易活动。亦称绢马贸易。绢马互市的主要方式为进贡和回赐。而且回鹘使节大都兼做买卖，队伍庞大，少者数十人，多则数百或千余人，所带马匹从数千匹至数万匹。绢马互市影响深远，密切了唐与回鹘的关系。榷场是宋金元时期边境的贸易市场，属互市市场。榷场内的贸易由官吏主持，除官营贸易外，商人进行交易须纳税，交牙钱，并须领得证明文件方可进行贸易。到了明代马市空前繁荣，明朝依照前代遗制，逐步加强“马政”和“茶法”，制定严密的茶马互市制度。政府经常派“茶马御史”到各地巡视，以实现国家对茶马贸易的垄断。随着长城内外物资交换的发展，各民族之间的贸易范围更广，规模更大，次数更多。关市是汉族和少数民族互通有无、友好往来的产物。它在历史上对长城内外、内地与边疆、汉族与蒙族、农业区与牧业区的经济交流与发展，一直起着积极的重要作用。（选自著名长城专家董耀会著《万里长城纵横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长城区域的节日风俗主要有哪些
长城区域节日丰富多彩。春节是我国北方最盛大的节日，长城带地区的汉、蒙古、锡伯、裕固、赫哲、鄂伦春、鄂温克等民族居民当农历新年到来时，有祭祀祖先、守岁、向长辈拜年、亲友互相祝贺新年等习俗。其他一些民族也有特定的日子作为新年节日，藏族的新年节日是藏历正月初一；哈萨克、柯尔克孜族的新年——那吾鲁孜节和塔吉克族的新年——切脱恰特尔节是每年的春分日。在长城区域，春节前后是农闲之时，为了表达对于未来一年收获的美好愿望，各族群众对于这个节日的重视程度超过其他节日。长城区域通行的其他节日还有正月十五灯节、四月初五清明节、五月初五端午节、七月初七乞巧节、八月十五中秋节、九月九日重阳节、腊月二十三灶王节等。这些节日都以农历为标准计算的。另外，穆斯林民族都要过伊斯兰教的三大节日——开斋节、古尔邦节和圣祭节；蒙古民族牧民每年夏秋季要举行那达慕节日的庆祝大会。（选自著名长城专家董耀会著《万里长城纵横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长城区域少数民族在狩猎方面都有哪些习俗
长城区域的各民族在传统上以不同的经济活动为主。鄂温克族经济中狩猎业占有重要地位，由于他们崇拜熊神，猎熊仪式非常繁琐，既有不能说“打熊”“熊死了”等这类话语的禁忌，又制定有狩猎、熊肉分配规矩。满族有捕捉和训练狩猎用的猎鹰“海东青”的习俗，对于捕捉训练猎鹰的时间都有约定俗成的规定。蒙古、满、锡伯等民族过去均有围猎习俗，讲究代工合作，怎样分配任务，如何射杀兽类动物等，均有传统办法。鄂伦春、鄂温克等民族在得到猎获品后，保存着原始共产主义平均分配食物的习俗。（选自著名长城专家董耀会著《万里长城纵横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雁门关外的民俗有哪些特点
晋北雁门关外，俗称塞外，历史上一直是中原地区同北方边塞地区的接壤地带。这里以汉族文化为主体，大量吸收和融合了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成分，形成了多民族文化现象。房屋坐向，旧民房多为坐西向东。这是契丹人的习俗。契丹人崇拜太阳，建房坐西向东，为的是每天一早就能迎接太阳的升起，沐浴阳光。大同市保存完好的辽代建筑上下华严寺即为坐西向东。着装喜穿皮衣。解放初期，农村人，包括妇女在内，普遍穿“羊皮袄”“毛毡鞋”，戴“毛毡帽”。这固然与当地养羊、产皮、产毛和气候寒冷有关，但也明显是受了北方游牧民族穿着习惯的濡染，也可能是当时条件下的一种引进。雁门关外人大量杀牲吃肉和喝酒，过年过节，亲朋上门，红白喜事，隆冬天寒，都要喝酒吃肉。长期以来，雁门关外一带既保留了汉民族沿河水稳定居住的传统种植的产业习惯，也沿袭了游牧民族养骡马牛羊的家庭养殖方式，形成了典型的地域性农牧混合经济形态。正月十五闹元宵，农村和小城镇盛行土摊子秧歌，踢鼓子拉花。过去传统庙会，多配合以牲畜交易为主要内容的骡马大会，同时组织文艺活动。文艺活动多以爱情戏耍为基调，形式多为“二人台”和“耍孩儿”带有浓厚的草原边塞风情。宗教信仰也较普遍。北魏和辽代雁门关外佛教盛行，云冈、上下华严寺、应州塔寺、灵丘觉山寺的建筑可以证明。道教以北岳恒山为代表。解放前，各县城和较大的农庄，都有三清观、真武庙、老爷庙、财神庙、奶奶庙等。文庙各地都有。龙文化也非常突出，有九龙壁、五龙壁、三龙壁、一龙壁等。雁门关外曾经是各部民族战争的交战区，燃点烽火是古代军事防务上传递信息的重要手段和自我保护的神圣符标，因而，垒旺火成了当地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至今不衰。过大年、闹元宵娶媳妇、重大喜庆活动，都要垒旺火，大型旺火可达几层楼高度，寓有迎喜接福，庆贺升平，祛邪除恶，旺气通达之意。（选自著名长城专家董耀会著《万里长城纵横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