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一词，是一个外来词汇，是在19世纪末叶从日本传入中国的，在“民族”一词传入中国后，产生了“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学词汇。

　　1899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一文中，通过对欧洲世界史著作的评介，破天荒地使用了现代意义的“民族”一词。

　　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并将中国民族的演变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

　　“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

　　“第二，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激烈之时代也”；

　　“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

　　梁启超在这里反复用了三个“中国民族”，而且从宏观上勾勒出三个时期的不同特点，显然是经过了较长时间的思考之后得出的结论。

　　1902年梁启超在“中国民族”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先对“中华”一词的内涵做了说明。其云:

　　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

　　随后梁启超在论述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思想地位时，正式使用了“中华民族”，其云:

　　“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

　　由“保种”、“民族”到“中国民族”，再到“中华”和“中华民族”，梁启超基本完成了“中华民族”一词的创造。这是目前所见到的关于“中华民族”的最早词汇，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1905年，梁启超又写了《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从历史演变的角度重点分析了中国民族的多元性和混合性，并断然下结论说：“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

　　1907年，继梁启超之后，晚清著名立宪派代表杨度也成为了"中华民族"一词的早期使用者。是年5月20日，他在其所创办的《中国新报》连载的《金铁主义说》一文中，在与梁启超基本相同的意义上，多次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 “中国向来虽无民族二字之名词，实有何等民族之称号。今人必目中国最旧之民族曰汉民族，其实汉为刘家天子时代之朝号，而非其民族之名也。中国自古有一文化较高、人数较多之民族在其国中，自命其国曰中国，自命其民族曰中华。即此义以求之，则一国家与一国家之别，别于地域，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远近也。一民族与一民族之别，别于文化，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即此以言，则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称中华如故。以此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不以血统言，可决知也。故欲知中华民族为何等民族，则于其民族命名之顷，而已含定义于其中。与西人学说拟之，实采合于文化说，而背于血统说。”

　　显然，在梁启超观点的基础上，杨度对"中华民族"的一体化融合趋势和发展方向，又作了更加透彻的发挥和阐述。其所谓"中华民族"所包涵的"民族"范围，似乎也比梁启超此前更广一些。在他那里，融化五族的"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是与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即立宪后的"新中国"相对应的。但它同时也是中国民族发展史的自然延续。由此也可见,他对西方现代"民族"（nation）观念的了解是相当成熟的(有关西方"nation"的现代基本含义，我们在本文的最后一节，会有集中讨论)。应当说，杨度弃用"汉族"一词而使用"中华民族"一词，比梁启超当时更为自觉。他所谓的"中华民族"，实已基本具有了现代含义的雏形，只不过尚不完全具备中国现存各民族平等融合的理念而已。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也郑重宣告： “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用法律形式将民族平等规定下来："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这就是"五族共和"的思想。

　　1912年3月19日，革命党领袖人物黄兴、刘揆一等领衔发起成立了影响很大的"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后改称"中华民族大同会"。

　　1912年4月10日在北京成立的"五大民族共和联合会"等等。如"五大民族共和联合会"的宗旨，就是"扶助共和政体，化除汉满蒙回藏畛域，谋一致之进行"，主张"融化五族，成一坚固之国家"、"实行移民事业"和"统一文言"等，因而典型地体现了民初要求五族平等融合的社会心理。次年6月29日，他们还在此会的基础上进而发起成立了"平民党"。其党纲的第一条，标明为"促进种族同化"，也就是以五族一体化为发展目标。

　　1917年2月19日和4月18日，李大钊在《甲寅》日刊上分别发表《新中华民族主义》和《大亚细亚主义》两文，针对日本人宣扬的以日本民族为中心的大亚细亚主义，提出了中国人应激发出一种以各民族融合为基础的"新中华民族"主义的自觉，来实现对古老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更生再造"，从而当仁不让地承担起有关"兴亚"责任的思想主张。

　　"盖今日世界之问题，非只国家之问题，乃民族之问题也。而今日民族之问题，尤非苟活残存之问题，乃更生再造之问题也。余于是揭新中华民族之赤帜，大声疾呼以号召于吾新中华民族少年之前"。

　　"以吾中华之大，几于包举亚洲之全陆，而亚洲各国之民族，尤莫不与吾中华为鼻祖。今欲以大亚细亚主义收拾亚洲之民族，舍新中华之觉醒，新中华民族主义之勃兴，吾敢断其绝无成功"。

　　"吾中华民族于亚东之地位既若此重要，则吾民族之所以保障其地位而为亚细亚之主人翁者，宜视为不可让与之权利，亦为不可旁贷之责任，斯则新民族之自觉尚矣"。

　　"吾国历史相沿最久，积亚洲由来之数多民族冶融而成此中华民族，畛域不分、血统全泯也久矣，此实吾民族高远博大之精神有以铸成之也。今犹有所遗憾者，共和建立之初，尚有五族之称耳。以余观之，五族之文化已渐趋一致，而又隶于一自由平等共和国体之下，则前之满云、汉云、蒙云、回云、藏云，乃至苗云、瑶云，举为历史上残留之名辞，今已早无是界，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矣。然则今后民国之政教典刑，当悉本此旨以建立民族之精神，统一民族之思想。此之主义，即新中华民族主义也。必新中华民族主义确能发扬于东亚，而后大亚细亚主义始能发挥光耀于世界。否则，幻想而已矣，梦呓而已矣"。

　　"故言大亚细亚主义者，当以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为绝大关键"。 在上述文字中，李大钊不仅揭示了满、汉、藏等族趋于一体化的重要历史文化因素、血统联系和现实政治条件，说明了"再造"和"复兴"古老中华民族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还呼吁社会认同五族合一的新"中华民族"，提醒民国政府在今后的政治、教育和法律制度的建设中，应该本着这种整体的新"中华民族"观念，来培养民族精神、统一民族思想，并由此强调了中华民族在亚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至此，可以说，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观念已经是基本上形成了。

　　 1921年3月6日 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节选）

　　“一、民族主义

　　何以说民族主义还没有完全达到目的呢？

　　自从满州来到中国，我们汉族被他征服二百几十年之久。今日满虏虽被推翻，光复汉业，是吾民族尚未能自由独立。这个原因，就是本党只做了消极的功夫，没做积极的功夫。自欧战告终，世界局面一变，潮流所趋，都注重到民族自决。我中国尤为世界民族中底最大问题。在东亚底国家严格讲起来，不过一个暹罗，一个日本，可称是完全底独 立国。中国幅员广大，人民众多，比较他们两国何止数十倍。但是幅员很大，人民虽多，只可称个半独立国罢了。这是什么原故呢？就是吾党之错误。自光复之后，就有世袭的官僚，顽固的旧党，复辟的宗社党，凑合一起，叫做“五族共和 ”。

　　岂知跟本错误就在这个地方。讲到五族的人数，藏人不过四五十万，蒙古人不过百万，满人只二百万，回教虽众，大都汉人。讲到他们的形势，满州既处日人势力之下，蒙古向为俄人范围，西藏亦几成英国的囊中物，足见他们皆无自卫的能力，我们汉族应帮助他才是。汉族号称四万万，或尚不止此数，而不能真正独立组一完全汉族的国家，实是我们汉族莫大的羞耻！这就是本党的民族主义没有成功。由此可知，本党尚须在民族主义上做功夫，务使满、蒙、回、藏同化于我汉族，成一大民族主义的国家。试看彼美国，在今是号称世界最强、最富的民族国家。他的民族结合，有黑种，有白种，几不下数十种白种，为世界中民族最多的联合体。自美国国家成立，有英国人、荷兰人、德国人、法国人，参加入他的组织中。美国全部人口一万万，德国人种在美国的约有二千万，实占他的人口总数五分之一；其他英、荷、法各种人在美国的数也不少。何以美国称英、荷、法、德、美，而称美利坚呢？要知美利坚的新民族，乃合英、荷、法、德种人同化于美而成的名词，亦适成其为美利坚民族，为美利坚民族，乃有今日光华灿烂的美国。看看民族的作用伟大不伟大？美国的民族主义，乃积极的民族主义，所以绝不能笼统讲五族，应该讲汉族的民族主义。或有人说五族共和已久，此处单讲汉族，不虑满、蒙、回、藏不愿意吗？此层兄弟以为可以不虑。彼满州之附日，蒙古之附俄，西藏之附英，即无自卫能力的表征。然提撕振拔他们，仍赖我们汉族。兄弟现在想到一处调和的方法，即拿汉族来做个中心，使之同化于我，并且为其他民族加入我们组织建国的机会。仿美利坚民族的规模，将汉族尽管扩为中华民族，组成一个完全的单一民族国家，与美国同为东西半球二大民族主义的国家。

　　民族主义国家，必有种种的关系因果，有历史的关系亦有地球的关系。如瑞士国，他那国家已成了一个完全的民族主义的国家。瑞士位于欧洲中部，他的国界，一面与法接壤，一面与德接壤，又一面与意大利接壤。但国土无论与何国交界，或与法国交界，或与德国交界，或与意国交界，其人民的语文、种族皆与相同，而又能组成一完全的瑞士民族的国家，是真难得。且瑞士为行使直接民权的国家，法国则为间接民权国家。全世界中行使直接的民权，以瑞士为第一，民权发达一臻极则，国内的政治及民族结合，与美国大致相同，真是我们一极好的先例。故将来无论何种民族参加于我中国，务使尽化于我汉族。本党所持的民族主义，乃积极的民族主义。诸君不要忘记。 ”

　　 孙中山"中华民族"理念的形成来说，"美利坚民族"那种混合性质的民族存在及其成功发达的示范效应，是显而易见的。孙中山对之予以取法，就如同采纳其共和制度一样，有着择善而从的确然信念。正是怀着这种信念，此后两年在一些演说和序文中，他继续满怀激情地倡扬"中华民族"理念，主张"我们要扩充起来，融化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成个中华民族"。

　　1924年以后，孙中山的"中华民族"理念，逐渐成为了国民党的行动纲领。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不仅明确认同此一理念，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打出了"复兴中华民族"的旗号。

　　1927年4月18日，《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宣言》就宣称，要秉承孙中山的遗教，"实现三民主义，使中华民国成为独立自由之国家，中华民族成为自由平等之民族"。由国民政府组织编撰的《绥蒙辑要》，在题为《中华民族》的开篇说明中，更是清楚明白地表达了对于这一问题的基本态度和主张：

　　“中华民族，都是黄帝子孙。因为受封的地点不同，分散各地，年代悠久，又为气候悬殊，交通阻隔，而有风俗习惯之不同，语言口音之歧异，虽有汉满蒙回藏等之名称，如同张王李赵之区别，其实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大家好像一家人一样，因为我们中华，原来是一个民族造成的国家。孙总理说，中华民族，就是国族。-----民国成立以来，并将五族平等的原则订在约法，孙总理的民族主义亦完全以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为目的。现在中央政府遵照总理遗教，对于国内各民族，竭全力以扶植之，时时刻刻，为我们边远的同胞，图谋幸福，解除痛苦，又特设蒙藏委员会，专为我们蒙藏同胞筹划一切的改进，中央委员也有蒙古人员。所以说五族，就是中华民族，就是国族。”

　　1935年《风云儿女》的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的那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让“中华民族"观念传遍大江南北。抗战时期，"中华民族"观念认同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在民族危机的强烈刺激下，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为了增强全民族的凝聚力，大力宣传"中华民族"是一个单一性民族的观点。

　　1937年1月2日，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在民族国家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他一腔热血、满怀激情地呼吁中国境内各族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中华民族"的大旗之下。在《申报．星期论坛》上发表《中华民族的团结》一文，公开宣称：种族和民族不同，"血统相同的集团，叫做种族。有共同的历史背景，生活方式，而又有团结一致的民族情绪的集团，叫做民族"。虽然中国境内存在许多种族，"但我们确实认定，在中国的版图里只有一个中华民族"。

　　1939年2月9日，顾颉刚又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对上述观念作了更为明确的集中阐发。在他看来，中华民族并不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大民族"共同体，而是由历史上许多种族不断融化而成的一个民族，其血统宗绪复杂，文化也没有清楚的界限。所谓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之说，实在是"中国人自己作茧自缚"，从而给那些别有用心者和敌对势力造成了可乘之机。现在是必须正视这一历史错误的时候了。文章还分析了"五大民族"一词出现的原因和导致的"恶果"，并以史实来论证中华民族是自战国秦汉以来就逐步形成的伟大民族。

　　1942年8月27日蒋介石发表的题为--《中华民族整个共同的责任》中，从中华民族与中华民国的关系，中华民族成员之间平等的、荣辱与共的"整体"关系（包括政治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宗教信仰上的自由平等关系等），以及这种关系认知的现实必要等各个方面，反复说明了他对"中华民族"整体认同的理解，其核心就在于论证"中华民族是一个"，其各个组成部分都不能单独称为"民族"。他虽然并没有直接阐述自己对民族概念的定义，但其所谓"历史的演进，文化的传统，说明我们五大宗族是生命一体"，已然表明了其对"民族"概念的理解。

　　实际上最终把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牢固地确立在最为广大的中国民众和海外华侨的脑中与心中的，是这场持久而壮烈的抗日战争。

　　50年代，中国仿照苏联的民族政策，斯大林在阐发其民族政策时曾指出，某一群体成为“民族”要具备以下四个标志：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从共同的文化特征中显示出来的共同的心理构成。于是根据这些标志，中国的语言学家和社会学家对400个需要识别的群体进行了调查。他们除去了一些大民族共同体的分支，最终确认了50多个少数民族。

　　然而苏联的这种民族理论和政策，对后来它的解体起了重要的作用。

　　南斯拉夫和前苏联因为转型为民主国家而解体了,但印度搞民主,印度尼转型为民主却没有解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印度和印度尼没有实行列宁主义民族政策,而前苏联和南斯拉夫实行了列宁主义的民族政策。列宁主义民族政策对解体一个多民族国家具有极大的作用:

　　一、民族身份法定化,阻止了各民族自然融合的趋势。

　　二、不同民族在法律和政策上有不同待遇,加剧了民族矛盾和冲突.严重违背现代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三、把国家定义为是民族联合体,而不是公民联合体,公民不是直接参与国家事务,而是通过民族参与国家事务,导致公民效忠对象从国家变成民族.为民族分离奠定心理基础。

　　四、按照每个民族分布区域划分行政区,给民族野心家提供分裂的物质条件。

　　五、形式上的高度自治与实质上的完全剥夺,给民族野心家提供了分裂的口实.前苏联一边在少数民族分布区域,建立共和国,但一边又扣留共和国各种权限,留下欺骗,愚弄,欺压的恶名。

　　因此,列宁主义民族政策的特点就是:给民族分裂分子提供分裂的心理基础和物质条件,并提供分裂的口实。

　　多民族国家凡实行列宁主义民族政策的,无不存在着巨大的分裂隐患。

　　中国也是实行列宁主义民族政策的多民族国家,中国走向民主宪政,分裂主义将对我们造成巨大的挑战。

一、 关键词“中华”，在外文翻译中严重失真！

　　我们中华民族是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现在正在健步和平发展的伟大民族。“中华”二字是中国国号的关键词；是“中华民族”、“中华大地”及“中国”的泛指。“我的名字叫中华”，是每个炎黄子孙都引以为荣的信条。

　　然而，现在大多数外文语种对关键词“中华”的翻译都存在严重的失真：在英、法、德、俄、意、斯拉夫语系、拉丁语系、阿拉伯语系等众多语种中的“中华”译词都既不具备与“中华”相近似的谐音，也不具备贴切“中华”本意的内涵。

　　据笔者肤浅的了解，目前世界上对“中华”的译法大致可分两大派系：“契丹系”和“支那系”。

　　“契丹系”译法的典型语种可以俄语为代表。当今语言学界普遍认同俄语表示“中华”和“中国”的“Китай”（读音“契塔依”，可用拉丁文“Kitay”表示）出源于“契丹”的读音。

　　以“契丹”指称“中华”，显然是误解和误称。造成这种误解，可能起源于中世纪东欧西亚人对东方地域的概念模糊，把大片地处亚洲中东部的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原地域，统统印象为位于蒙古地域的“契丹”了。

　　古代的误解和误称，不足为奇。但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东欧西亚许多国家仍用读音类似俄语“Китай”，含意都出自于“契丹”的“Kaitay”、“Kathay”、“Hatay”、“Katay”或“Khatay”来称呼我“中国”和“中华民族”，是极不相称的，简直是个大笑料！

　　英语的“China”表示“中国”和“中华”就是“支那系”译法的典型代表了。德语写为与英语完全相同的“China”、法语写成“Chine”、意大利语为“Cina”，如此甚多类似译法，都属“支那系”译法之列。

　　“China”读音与“中华”毫无关联。究竟是不是中华民族本意的命名用词，近来语言学术界对“China”的来源兴起了追溯探讨的热潮，意见还是众说纷纭。主要说法大致有：说英语“China”源自古印度梵文的读音“Cina”，其后缀“-a”是梵文词性结尾，而前音节“Cin-”企图拼写“秦”字；也有说试图拼写“晋”字；还有说为了拼写“荆”字的。另外有人提出英语“China”和“china”都是试图拼读地处景德镇境内的“昌南”瓷窑而得……

　　笔者无力考证各种说法的正确性，但认准一个事实：“秦”、“晋”、“荆”和“昌南”都不是“中华”的真谛。亦即，即使哪天确实研究证实了“China”确实就是上述诸字中的某一字，只能说明用“China”翻译“中国”或“中华”，在千余年前的某个特定时代具有相对正确的意义，而到现在，早就过时了。

　　综上所述，占世界语种极大多数的“契丹系”和“支那系”对“中华”的译法都严重不符“中华”名号的真谛。

　　“契丹系”译法，是客方“借用”了一千多年前位于蒙古地域，现在早已不复存在的“契丹”部落名号，来误指本中华民族和国名。是十足的误解。

　　“支那系”译法，可能是客方误用早已过时的历史朝代名或地名的音征来指认当今的本中华。同样是误解。

　　两种译法都是客方误指，译据谬误，又无音征。以这样的译法称呼本国，有损于本国本民族的尊严，亟待纠正。“中华”译名要在世界正名。

二、历史上“中华”名号长期冷落，导致“中华”译名阴差阳错

　　“中华民族”早在大约5000年前就开始形成，其族称为“华”。

　　汉朝以后，开始出现“中华”族称。这是我国早期以地域和民族为标识的称谓和名号。可是“中华”这个名号始终未能得到历代掌权人的重视，声望十分冷落。历史上的中国，对外多以王朝名号作为国号宣称，如“大唐帝国”、“大清帝国”等等。随着历朝的更迭，国名称谓也不断变更。必然增加西方人对我国称谓的困惑。

　　中国的汉字是象形字，古代西方人学习汉字仅靠人与人的口耳相传，因人而异的习惯发音加上时而夹杂地方方言的传授读音几乎没有标准可循，外文音译中国国名更加困难重重。

　　“Cina”、“Kitay”是古代指称中国的音征示范，而且一直未被当事国提出过疑义和拒斥，终于成为西方语言编造中国国名文字的模仿范例，推进各国语种相继造出这块亚洲中原地域国名称呼的正式词汇。尽管谬误多多，却能以讹传讹，俗成约定，形成并沿袭到今天的“支那系”和“契丹系”两大主流译法。遗憾的是，这两种派系译法，都是对我中国的误解，而且都是未经当事国认可的“客命名号”。

　　在古代，“中国”一词也时有出现，但概念含糊的“中华国”混杂着民间流传的“大地中心国”含义，使熟悉汉学的西方语言专家，有所心理抵触，难以认可“中国”的音征，并以此编造为该国语言中对我国国名的正式用词。确切含义的“中华”和“中国”译名因此不能脱颖而出亮相于世界。

　　直到19世纪末，作为近代民族学术语的“民族”概念传入中国后，“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学词汇也应运而生。“中华”族称虽然始于几千年前，但以响亮的“中华民族”称呼，只在近代，随着知识分子的觉醒才出现。中国人早期觉醒所提出的“振兴中华”口号，几乎只作为鼓动本国国民革命的动员令，而并不作为对外宣誓和声张的口号。从那时起，外国人还继续沿袭“契丹”和“支那”这种谬误的译名称呼我国，不知不觉又延续了一百多年，直到今天。

　　如今，除了与我国紧邻的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少数几个语种例外，“契丹”和“支那”两大译系，几乎统占了全世界所有语种的“中华”译名，“中华”译名至今仍阴差阳错处在谬误之中。

三、盛世和平发展的今天，是肃正“中华”译名的恰当时刻

　　“中华”译名至今谬误，是当前和平发展盛世中的中华民族尚且遗留下的历史隐辱，十分有损民族尊严。治理历史遗留隐患，肃正“中华”译名，是“中华民族”在世界范围庄严正名的大事；同时也将对进一步唤起中华民族自爱的热情、凝聚全民族团结发挥积极作用。其意义更比韩国“汉城”纠正为“首尔”深远。而此时着手料理中华译名，十分必要，十分恰当。

　　 肃正“中华”译名，是一件重大而艰巨的工作：影响面巨大，涉及中外各个部门和领域；历史渊源深长，需追溯数千年的文化演变；国内社会根基深厚：“China”、“Китай”两个外文词汇是大多数中国人最熟悉的热门词，无人对此两词的译意有所怀疑。

　　撰写此文的目的，只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发社会各界人士的注意，特别是期望语言学和历史学专家拿出更为深入的专业意见。同时也期望政府有关部门、尤其是身负重托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引起关注，提出专门报告或专项议案，促进“中华”正名工作健康有序开展。

　　“中华”译名究竟以什么标准肃正？是问题的核心。笔者个人认为，应以“中华”的汉语拼音“Zhonghua”作为标准译名最合适。

　　“中国人名地名以汉语拼音代替韦氏拼音”是在1979年联合国通过决议，并于1982年取得了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认同。例如，从那时起，北京译名“Beijing”替代了“Peking”。

　　按理，从那时起我们即可名正言顺地宣称：“中华的标准译名是Zhonghua”，但当时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轻重缓急的事情中尚不宜突出“中华译名”这件事；而且那时的学术界，还很少论及“中华译名”话题。但如今，我国已经处在和平发展的盛世时期；学术研究对“中华译名”专题已经初见端倪。所以，此时乃是肃正中华译名的恰好时机。

　　作为示范，在此试以英语、俄语两语种为例，表述一下“中华”译名肃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Zhonghua Чжунхуа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其他语种翻译“中华”或“中国”可参照汉语拼音“Zhonghua”，应用各自语种相应的字符拼写。

　　“中华”是海峡两岸同胞共同尊爱的名号。为“中华”译名正名，将会激起两岸同胞的一致的自爱热情并踊跃参与。至于台湾同胞可能还习惯采用韦氏拼音“Chunghwa”拼写“中华”，这只是技术上的差异，无须强求一律。不过，因为汉语拼音的“Zhonghua”的读音比韦氏拼音的“Chunghwa”更标准，我们提议台湾同胞采用汉语拼音。

　　如今，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两会”召开在即。呼吁肩负重托的“两会”代表、委员庄严隆重此机会提出议案，认真审视“中华”译名这件历史遗留的大事。

　　本文所言不足以至谬误，欢迎大家批评指正。（南钢老郑）